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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

出生 1936年02月12日(1936-02-12)
中華民國北平市
逝世 2012年4月06日
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

國籍 美國

職業 天體物理學家
知名於 六四事件
政黨 中國共產黨 (1955-1987)
方勵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於北京,籍貫浙江杭州,美籍華人,天體物理學家,離開中國前,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副校長,參與創建了國內高校首個天體物理實驗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體物理中心原主任。在1980-90年代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異見人士,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並在次年離開中國。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任職天體物理學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寓所逝世。[1][2]

目錄 [隱藏]
1 生平
1.1 從青年共產主義者到物理學家
1.2 從合肥到北京
1.3 流亡美國
1.4 逝世
2 家庭
3 參考文獻
4 外部鏈接
5 參見

[編輯] 生平[編輯] 從青年共產主義者到物理學家方12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後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6年大學畢業後,於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調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前後擔任助教、講師和天體物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84年9月17日到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長。當時的校長是管惟炎。

方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相對論是唯心主義”[3]的大環境下,率先開展相對論天體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學研究,著有《宇宙的創生》、《相對論天體物理的基本概念》、《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科學出版社出版)[4] 等著作,譯作則有《引力論》(正中書局1998年版),他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1980年初版)天體物理學分支的主編;在校內他擔任多個職務,如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主任、天體物理中心主任、該校學報主編等;曾任中國天文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宇宙學分組組委等職。[5]。

[編輯] 從合肥到北京1986年12月初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因對人大代表的“橡皮圖章”性質不滿而抗議,進而引發的全國性的八六學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學生集會上他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翌日,他阻止學生上街游行沒有成功。方勵之在整個學潮過程中,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沒有打壓。1987年春,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1987年1月17日)[6] 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一職(安徽省紀委文件公布日期為1987年1月12日),並被調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員。

1987年,總部設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頒發“第二屆傑出民主人士獎”給方勵之、費希平、王若望與李柱銘。

1988年秋起,方勵之開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采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7],建議該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40周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由於在六四事件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事件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華大使館,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

[編輯] 流亡美國方勵之赴美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教授,方向為天體物理學與宇宙學,至逝世前仍處於學術活躍狀態,每年皆有若幹學術論文發表;2010年因宇宙學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學方面的重要工作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在美期間曾任中國人權理事會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議中國人權理事會內部財務管理混亂而與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國人權理事會。2010年當選美國物理學會會士(APS Fellow)。

[編輯] 逝世方勵之曾於2011年11月因心臓病住院,後恢復出院[8],2012年4月6日早上准備出門到學校前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圖桑市寓所書房突然去世[9],終年76歲。其喪禮於4月14日下午4時(當地時間)在圖桑市的東一墓園舉行,學術界同事、學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與北大校友,還有民運人士300[來源請求]多人參與。

[編輯] 家庭方勵之於1961年與同在北大物理系任教的妻子李淑嫻結婚,有兩兒子,長子方克1963年生,現一同居於美國;次子方哲1968年6月21日出生,2007年10月25日下午4時左右在其任職之亞利桑那大學駕車時被卡車撞倒不治。

[編輯] 參考文獻^ 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去世. BBC中文網 [2012-04-07].
^ 王丹. 方勵之逝世消息. 王丹臉書頁. 2012-04-07 [2012-04-07].
^ 愛因斯坦很反動,文革批相對論的鬧劇,中國青年報
^ 方勵之、禇耀泉合著;科學出版社1981年4月初版
^ www.aps.org/units/fip/...ellows.cfm For his important work in cosmology and early-universe physics; his inspiring leadership, teaching and mentoring of student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his tireless, selfless, courageous and continuing advocacy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 《鄧小平文選》: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6年12月30日)“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
^ 致鄧小平的公開信,1989年1月6日
^ 離夫一刻鍾 回頭陰陽隔,明報2012年4月9日
^ 杜欣欣:方勵之先生印象,CND讀者之家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台史(1958-2001)》306-307頁,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7月初版,ISBN 978-7-5046-5540-0
[編輯] 外部鏈接 維基共享資源中相關的多媒體資源:方勵之
方勵之的個人主頁
方勵之李淑嫻訪談錄,1991年6月4日
[編輯] 參見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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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懷念嚴濟慈先生(遺作)
發表於 2012 年 09 月 13 日 由 唐泓
[編者按:嚴濟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東陽人。法國國家科學博士,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嚴先生去世的時候,我沒有(也不能)去追悼行禮,沒有(也不能)獻上一支告別的白花。但是,我相信,嚴先生還是記得我的,也不會太怪罪我。我一生中的幾件事證明了這一點。這正是我應當寫下的幾件事的動機,無論它是否有公開發表的機會。


(從左至右:錢臨照,嚴濟慈,方勵之)

我認識嚴先生一生的後三十六年,從1958到1996。但我不能妄稱是嚴先生的多年之交。嚴先生長我三十六歲,是師輩。我拜訪嚴先生的頻度,平均不多於每年兩次,總數不超過七十二次。我也不能妄稱是嚴先生的弟子,因我沒有隨嚴先生作過他的光學和光譜學研究。最多,我只能算是嚴先生的助教。我給嚴先生當過兩小時的助教。那是在1958年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剛剛開辦。從教授到助教都來自中國科學院,大都沒有教學經驗。只有嚴先生二十年代在(南)京滬的幾所大學裡教過幾年書。他決定作一次教學示范,以饗同仁。內容是電磁感應。除了學生,物理教師也都參加了,聽眾有五百人以上。我當時是科大的物理助教,但並不是嚴先生的助教。嚴先生要我為他的示范教學課服一次務。他交待給我的助教任務好像是二十年代法國式的。教授只講而不動手,也不寫黑板。助教要隨著教授的講授不斷地跑上跑下講台,去寫公式,擦黑板,擺弄演示法拉第效應的儀器。兩小時的助教,體力與腦力並用,很累。

其後,我再沒有為嚴先生助過教.那樣的助教方式也沒有在科大流行開。嚴先生後來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科大副校長。我則一直是個助教。不應當期望嚴先生會記得我。不過,每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就有了嚴先生的幫助。嚴先生似乎一直在關注著我。

第一次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雖然風暴尚未正式到來,但預演已經開始了。當時的北京市長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計劃把北京變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沒有任何階級敵人,全由具有良好階級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構成。各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一一被勒令遷出北京。科大共有一百多人因此要遷出。我是一個內控的專政對象,對水晶城來說,當然也是一個“雜質”,故也需遷出北京。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調我去遼寧省營口市的一個電子工廠。此一去,不一定永遠離開北京,但永遠離開物理學是一定的。同我類似的人,接到命令後,一個一個地離京它去。我也准備走了。在那個年代,違抗調令是絕不可能的,特別是“雜質”們。

　 後來,我終於沒有走。

　 奇跡源於嚴先生。他得知我的調動的消息後,要去了我當時發表過的十三篇論文的抽印本,並迅速找到科大黨委書記劉達,表示不解,為什麼要把這樣水平的年輕人調走?雖然嚴先生當時是科大副校長,但對科大的人事事務是不過問的,因該事務全由黨委負責。一位非黨副校長為一名“雜質”物理助教的調動向黨委進“逆”言,在水晶城時代中,是極其罕見的。嚴先生據理力陳之後,劉達命人事部門暫時收回成命。我,以及同我有類似情況的人的調令,沒有執行。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減少。對我一生的事業來說,那絕對是一個關鍵點。否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了。

事過之後,嚴先生把抽印本又都還給我,說:“放在我這裡浪費, 以後也許還會有用。”事實上,水晶是嚴先生最有研究的光學材料之一。後來,在一次論及激光用的紅寶石時,嚴先生似乎漫不經心地說:“有了雜質,水晶才會變成寶石”。這就是1960年代的科大。

時間又過了十三年,1978年。暴風雨過了,但天並未放晴。我當時已轉向天體物理。雖然論文抽印本更多了一些,在科大的位置也已穩定,但不能奢求更大的發展,“內控”的影子還在。比如,我和我的同事的文章雖已被國外同行(包括Nature上)引用和評論過,但一條不成文的誡律是“不與外國聯系”,以防惹上“裡通外國”的麻煩。那就不再是一般的雜質問題了。科大的不少同事中,一句流行的讖言是:“別想著不倒霉”。然而,那年暑假過後,突然來了一件確實是不倒霉的事。我收到德國同事的邀請參加在慕尼黑召開的相對論天體物理會議。同時,科學院也來通知要我及北京天文台的兩個同事(鄒振隆,沈良照)去參加這個會議,由我負責帶隊。那是中國天文界自1949年來的第一次非官式出國訪問,參加國際會議。

很快知道,這件事的“幕後”是嚴先生。那年夏天,嚴先生參加科學院的代表團訪問西德(這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個訪西德的科學院代表團,由方毅院長帶隊)。在慕尼黑時,嚴先生得知相對論天體物理會議將在1978年底召開後,當即設法與德方及方毅院長安排了我去參加會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今天是極普通的事。但在1978年,即使是非官式的會議參加者,也必須得到國家主席華國鋒的圈定才行。

其實,令我驚疑倒不是華國鋒那個圈,而是嚴先生何以清楚地知道我的研究細節。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少找嚴先生。更未向嚴先生說起過“相對論天體物理”。因為,在七十年代中國,相對論的名聲很壞,我和科大的天體物理同事的宇宙學研究遇到過很多政治麻煩。我們不願意再把這些麻煩去麻煩嚴老。原來,嚴先生一直是我們的研究的一個暗暗的守護者。凡我發表在《中國科學》《科學通報》上的文章,他都看過。一遇機會,就想到了我們。後來,凡在中國從事(或從事過)相對論天體物理研究的人,包括我們的學生,大都訪問過慕尼黑的馬普天體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開始,中(科院)-德(馬普)天體物理討論會每隔兩年一次,輪流在中國和德國舉行,直到今年(2000)。這不能不說得益於嚴先生當年的守護和初始的推動。

我再一次得到嚴先生守護是在1985年,那是一次更大的麻煩。

事情始於1985年11月初。我去北京參加物理學會主辦的尼-玻爾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會議在北京大學召開。隨後,北大學生要求我講一講“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演講中,我提到一樁已在物理學會上公開的故事: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要去美國參加同步加速輻射學術會議,盡管他不是物理學家。這引起學生的哄笑。卻惹惱了當時中央No.4領導人胡喬木,因為他的夫人(谷雨)與此事有關。回到科大,管惟炎告我,他已頂回了谷雨的指責,但仍難免一遭懲戒了。12月6到13日,安徽省委一連三次找我訓話。

12月19日,嚴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訓話。這有一點奇怪,嚴先生在北京東單後椅子胡同的家,我去過多次。似乎不是個正式訓話的地方。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嚴先生,還有科學院的一個秘書在場作記錄。嚴先生一臉怒氣。連續訓話47分鍾,因為非同尋常,所有的話我是極仔細地聽了。其要點是:
1. 你為什麼要對學生講那些話? 不合時宜,誰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為就你聰明,能看到趙紫陽和《人民日報》分不清地動說和地圓說的錯誤,誰不知道那是錯的,還要等你去說那是笑話。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強,廢話。

這是我自1958年以來第一次看到和聽到嚴先生如此的厲色正言。

訓話停止之後,秘書走了。

對嚴先生的批評,當然不覺舒服,不過,我也不想解釋和分辨。我也准備告辭回家吃午飯。然而,不等我告辭,嚴先生卻向我說:
“陪我去喝酒!”
這才是那天真正讓我感到的突然襲擊。第一,我從來不在嚴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會喝酒。但來不及分說,我就被嚴先生拉到飯廳。原來,酒菜已經擺下了。只有兩個座位,嚴先生和我。席間的氣氛和話題,似乎一個小時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頓午餐之一,盡管我仍然是沒有喝酒。這我才明白,為什麼嚴老不在科學院的辦公室訓話。

兩天以後,12月21日,中央No.5領導人胡啟立在中南海召見我。大意是說,對我的警報解除了。還提到嚴老和我的談話(當然是根據那秘書的記錄,不包括秘書走了以後)。

這種警報當然也不是嚴先生解除的了的。嚴先生當了人大副委員長後,有一次在他家裡半認真地問我:“你看這副委員長怎麼當 ?”我沒有答,也不會答。嚴先生多半並不真正要我答,而是自問。也許他又想起了那次警報和訓話。然而,有一點我清楚,警報從來不是嚴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只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嚴先生,絕不會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鮮花,而是會厲色問我:“這幾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來看看!”我會告訴嚴先生,現在物理界已經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貼在Web page 上。我想,當他看了我的Web page後,也許會再說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句:“陪我去喝酒!”

2000年11月5日 Tucson, Arizona

□ 讀者投稿

華夏文摘 第一一二○期(cm12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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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躲進美國駐華使館後



　


1989年6月5日，被中國政府通緝的方勵之李淑嫻夫婦畏罪潛入美國使館文化處尋求“庇護”。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聞訊後，考慮再三，不敢接受這一請求，生怕此事對使館不利，便派使館政治處的官員博格哈特和盧賽爾與方夫婦交談。二人向他們說明：給予“庇護”會引起很多麻煩。如方一家住下，其他被通緝的人也跑來，使館將無法應付。他們建議方勵之另找地方躲藏，或實在無處去，美方可給辦出國簽證，方夫婦可設法逃往國外。經過3小時的勸說，方夫婦同意留下護照。請美方辦簽證次日自行去取。李潔明如此處理，是根據美國國務院過去曾對駐外使館做過的規定，即不要輕易接受庇護申請，否則將給使館帶來麻煩。
美國駐華使館當即將上述過程申報國務院。國務院中國處代處長貝德爾接到申報後，立即表示不同意見，認為過去的規定只適用於一般情況，是針對不明身份的人闖入使館而制定的。他認為現在是美國支持的“知名不同政見者”在危機情況下求救於美國使館，若拒之門外，一旦遭受不測，讓美國公眾得和後，必然興師問罪。貝德爾於是緊急請示副國務卿金米特、還打電話給白宮主管官員，提出自己的意見，得到上級批准後，他立即向使館下達指示：馬上接受方勵之入館。
李潔明得到指示後，即派博格哈特和盧賽爾二人前往尋找方夫婦。此時方勵之夫婦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國人佩裡•林克護送下到了建國飯店，住進《華盛頓郵報》駐華記者馬修斯的房間（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這次對方夫婦優禮有加，不但同意他們進使館，還說“你們將是布什總統的客人”。
他們四人像間諜一樣行事，從建國飯店後門溜出，進入事先等候在那裡的小面包車，直奔李潔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婦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內。那時李潔明的大批家具行裝尚在運輸途中，室內空空如也。李潔明自己還在三裡屯公寓內住著，因此方勵之夫婦成了官邸的惟一住戶。美方規定，夜晚方夫婦不能開燈，白天不能出門，絕對不能讓中國警衛人員發現行蹤。
中國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勵之夫婦的下落，不但馬上增派警衛把官邸團團圍住，嚴查出入人員，而且兩天後，即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長朱啟禎就召見李潔明，嚴正警告美方，方勵之犯有策動動亂的罪行，美方庇護這種罪犯是幹涉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對此表示極大的遺憾，並提出嚴重抗議。
從此，美國非法庇護方勵之便成為中美政府間的一場嚴重外交交涉，長達一年之久。
李潔明正式遷入官邸後，便叫方夫婦遷出客房，重新把他們安置在官邸大院後面的醫務室內。原來的門診室成了臥室，化驗室成了廚房，牙醫室成了電腦房和工作室。室內窗簾都拉上，大門加固，全室安裝報警系統，任何人不准入內，還安排了專人為方夫婦采購食品、選送書報。
李潔明不輕易與方夫婦會面，有事要見時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國工人、傭人皆已離去，才偷偷與方見面。
有一次，美國的泰德•肯尼迪參議員委派一個叫希爾的人來見方勵之，要發給他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章。李潔明不但同意讓二人暗中會面，還讓方有充足的時間寫出發言稿，讓希爾帶走。後來證明，那篇發言充滿反華言論，連美國國務院也對此事不滿意。
李潔明曾制定一項計劃，想用外交信使郵箱或男扮女裝偷運方勵之出境，被美國國務院制止。中方聽到風聲後也向李清明提出交涉，不得偷運方離開北京。李潔明只好作罷。
方勵之夫婦待在美國大使官邸內，對中美兩國都成了提心吊膽的事。對中國來說，總怕他通過化裝隱蔽在汽車內逃出。因此加強了對美國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檢查，不勝其煩，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國反華勢力常以此制造反華輿論。對美國來說，也如魚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來，造成了極大不便。
第一個提出解決此難題的是鄧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華時，鄧小平提出了恢復中美關系的“一攬子解決建議”，包括雙方談判解決方勵之間題和美方解除對中方的制裁等。當時鄧小平指出，在方勵之承認違法的基礎上了中方可讓他離境，但美方要保證他不得從事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基辛格認為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什總統轉達。美國政府幾經考慮後、由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向中方作出正式答復；（一）由李潔明大使就近與中方討論解決方勵之問題的辦法：（二）中美關系的其他方面由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與美方代表在華盛頓會談；（三）歡迎雙方就經濟合作上的大項目進行研究；（四）原則同意邀請江澤民總書記在明年合適的時間訪美，以完成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從美方的答復來看，似乎頗有誠意。但由於隨後東歐政局發生劇變，美方錯誤地對國際形勢進行重估，放棄了與中國改善關系的努力，使上述答復中的大部分內容落空或未談出結果，只剩下關於方勵之問題的談判還在持續進行中。
關於方勵之問題的談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與李潔明大使進行的。這一談判延續的時間很長。直到 1990年6月 25日雙方才達成諒解，主要內容是：在方勵之承認錯誤的基礎上（方書面承認他的言行違背了中國憲法的有關規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勵之夫婦出國就醫。方夫婦出境後，先在英國住了半年，後又移至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普林斯頓大學待了一段時間。最後落腳在美國南方的亞利桑那大學。方夫婦出境後過了一段時間，中方也批准他們的兒子去美國。
這一案件的解決，雖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對中國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松，如當月美國宣布不再阻撓中國取得世界銀行貸款。更重要的是，它對緩解中美緊張關系起了一定作用，對布什總統當月宣布無條件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創造了較為有利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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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 寫道:

現在移民天國,加入了天國國籍!

無極是這個版的稀客啊!聽說你是科大畢業的!

[無極]

單位線 寫道:

無極 寫道: 現在移民天國,加入了天國國籍! 無極是這個版的稀客啊!聽說你是科大畢業的!

你那來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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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 寫道:

單位線 寫道: 無極 寫道: 現在移民天國,加入了天國國籍! 無極是這個版的稀客啊!聽說你是科大畢業的! 你那來的消息?!

咳!我研究加八卦出來的。

[無極]

單位線 寫道:

無極 寫道: 單位線 寫道: 無極是這個版的稀客啊!聽說你是科大畢業的! 你那來的消息?! 咳!我研究加八卦出來的。

還好!沒有把我八成博士教授甚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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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致信李淑嫻 悼念方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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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道: 紀念方勵之 字體大小 - + 最後更新 08.04.2012 20:00

達賴喇嘛

2012年4月9日

紐約西藏辦事處轉交李淑嫻夫人



尊敬的李夫人,

驚悉您的丈夫方勵之先生去世,倍感哀傷。方勵之先生不但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學家,也是現代中國的指路明燈之一。他的去世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損失,我為他而祈禱,並向您和您的家人表示深切的慰問。

方先生堅信追求真理必須有民主和言論自由才行。他以巨大的勇氣不遺余力地把這個簡單的道理傳授給他的同胞,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

我和方先生頭一次見面是在1991年出席一個人權會議的時候,我們就共同感興趣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我深深贊賞他對一個開放和更加寬容的中國所懷有的希望和願景。

獻上我的禱告,

順問苫次,
達賴喇嘛(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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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事件始末
劉檸 @ 2010-6-18 13:09 閱讀(17145) 評論(10) 推薦值(99) 引用通告 分類: 未歸類
博主按:《獨立閱讀》6月號發表了友人賈葭兄評台版《李潔明回憶錄》的書評,將21年前的“方勵之事件”舊事重提,也勾起了筆者的回憶。剛好,大約4年前,筆者也寫過一篇評介日本人權外交的長文《“普通國家”化,從人權外交開始——兼論西方國家人權外交的歷史與現狀》(閹版發表於《鳳凰周刊》)。其中,對方勵之事件也有所涉及。特將此部分拎出,立此存照,以饗博友。



方勵之事件始末



日本真正能動、靈活地展開人權外交並取得了良好實效的,是18年前圍繞方勵之夫婦的出境問題,以北京為對象的一場攻防戰。今年6月,日《產經新聞》首次披露了這方面的密檔,使這一歷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進入北京的美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兩天後,中國當局召見美駐華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婦。同時,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通緝全國,並在美大使館周邊地區重兵把守,嚴密監視。美國方面於1989年7月派遣前總統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謀求問題的解決,但中國以所謂“國內法”和“國際法”為後盾,寸步不讓。


對美國而言,引渡是無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話說:“一方面,方與美學術界和人權團體關系深厚,作為民主活動家有很高的聲望。另一方面,中國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擁有將其處死的‘合法’權利。”繼而,中方展開了揭批方勵之等學運“黑手”的政治攻勢,將矛頭對准了美國。雙方劍拔弩張,氛圍高度緊張。


但與此同時,旨在和平解決“方勵之事件”的政府間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開,不僅當事的中美兩國,日本也被卷了進來。事件發生於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個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國都沒閒著,中美、中日、日美,雙邊談判、多邊協調,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復權衡、掂量。終於,一個將問題的解決與解除經濟制裁掛鉤的預案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其契機是中國總理李鵬與日本駐華大使橋本恕的秘密會談。後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代日外務省中國課課長,曾主導了日方談判的方向和進程,深受中方的信賴。


橋本回憶說,1989年12月,斯考克羅夫特第二次訪華無果而終。不久,李鵬對日本發出信號,重彈日對華援助貸款(ODA)的歷史和意義,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間承諾,務必實施第三次日元貸款”。第三次貸款本來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訪華時承諾的經援,計劃從1990年起的5年內,總計貸與中國8100億日元(約56億美元,相當於1989年末中國的國家外匯儲備),但在1989年7月於巴黎召開的第15屆西方七國首腦峰會(G7)上,作為西方民主國家協調一致的對華制裁措施而被凍結。


對於經濟陷入空前絕境中的中國來說,第三次日元貸款與同時被凍結的世行貸款(約23億美元)一樣,不啻為強心劑,其意義完全可以用生死攸關來形容。乃至橋本恕覺得,“李總理拼命游說,令人感到凍結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樹)政權面對國內財界的強大壓力,曾試水解除對華制裁,外務省也制定了於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會上,修正前一年通過的制裁決議案的戰略目標,但此舉必須首先與美國取得協調。為此,90年春,現駐華大使、時任外務省中國課課長的宮本雄二奉命訪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宮本發回的報告,結論卻是否定的:“美國會和輿論非常強硬,即使在政府內,解除制裁也沒有討論的余地。對方勵之事件的反彈之強烈,其一日不解決,下一步便無從談起。”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進。橋本大使秘密拜訪了老相識、中共中聯部長朱良。照橋本的經驗和想法,對華交涉“要考慮對方的面子”。於是,會談既未涉及日元貸款問題,也未觸碰方勵之事件,只是就事論事地說,“我們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會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國也能加以切實的應對。”


這一次,中方顯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圖:在橋本大使與中方接觸的一周後,6月中旬,中共當局做出了允許方勵之一家出境的決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軍飛機出境的當天,中方低調發表了關於“方夫婦出國治病”的消息。在兩周後召開的休斯敦峰會上,日美協調一致,解除了凍結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貸款和世行融資。但對在方勵之事件的解決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國均未公開。


方夫婦半年後順利移居美國,現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執教。不明就裡的方勵之,定居美國後,還屢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對華制裁的“機會主義”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