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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日本现代精神之形成


作者简介

吕理州:一九五六年生于台北县,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曾任职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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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黑船惊醒太平梦

　　经过1853年佩里舰队来航的冲击之后,幕府才发觉原来日本的国防是那么脆弱,眼睁睁看着外国舰队耀武扬威,最后只得忍气吞声地签下开国条约。

　　黑船来航

　　对清朝第9任皇帝咸丰来说,1853年可真是个胆战心惊的一年。这年2月,太平天国的军队攻陷南京,杀了城内2万多名满族旗兵后,又挥兵北上,逼临天津,大有直捣北京城,将咸丰拉下皇帝宝座之势。

　　巧的是,对彼岸日本的统治者来说,1853年也是个胆战心惊的一年。与清朝不同的是,清朝的威胁来自内忧,日本的威胁则是来自外患——美国。

　　这年的7月8日下午5点,江户湾(东京湾)湾口突然出现了4艘来自美国的巨大军舰——2450吨的“萨斯奎那”号、1692吨的“密西西比”号、989吨的“普利茅斯”号以及882吨的“萨拉托加”号。

　　这4艘巨舰全身涂得漆黑(日本人因而称其为“黑船”),有说不出的诡异。舰上总共备有63门威力十足的大炮,炮口一律朝向陆地,也就是日本。显然,来者不善。

　　在江户湾捕鱼的日本渔船看见这4艘庞然大物,吓得纷纷走避。当时日本哪有这么大的船只?顶多是100多吨的运输船罢了。换言之,是“萨斯奎那”号的1/20。而且,日本的船都是木造的帆船,必须靠风力或人力行驶,而眼前的4艘“黑船”不但船身包着铁皮,其中的“萨斯奎那”号与“密西西比”号根本不必靠风力就可航行,它们是蒸汽船。

　　无论就船只的大小、航速的快慢或火力的有无,日本的船只都不是“黑船”的对手——就算把全日本的船只都唤来。

　　船只既然远远比不上人家,万一冲突起来,就只有靠设在岸边的海防炮。然而,当时日本在江户湾沿岸所架设的海防炮之中,射程、火力勉强能与“黑船”相提并论的只有20门左右。对方有63门,这边却只有20门,3∶1,双方优劣一清二楚,不需开战就能预料结果如何了。

　　无论如何,先把对方的来意弄清楚再说。当时,日本负责查检江户湾出入船只的衙门是浦贺奉行所。浦贺奉行所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两名“奉行”(其中一名住江户城),其次是两名“组头”,再下来是20名“与力”,然后是100名“同心”。

　　浦贺奉行所接到4艘黑船航抵江户湾口的急报后,赶紧由“与力”中岛三郎带着通晓荷兰语的翻译官堀达之助乘船前往了解状况。一行人来到“萨斯奎那”号船边,堀达之助仰头大喊:“I can speak Dutch.(我会说荷兰语!)”

　　“萨斯奎那”号上的一名荷兰语翻译员波特曼靠在甲板栏杆,以荷兰语喊道:“本舰队司令官佩里有令,除了贵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之外,不见任何人。”

　　“贵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应该是指浦贺奉行所的奉行。中岛三郎情急之下,撒了一个谎,说(当然是透过翻译):

　　“我是这里(浦贺)的副长官(组头)。”

　　“为什么正长官(奉行)不来呢?”

　　“根据敝国的法令,正长官不得登上外国船舰。请让我上船弄清楚贵舰队的来意,好回报敝国政府。”

　　一会儿,舰上的人对中岛三郎与堀达之助招招手,答应让他们上舰。

　　两人上舰后立刻发觉舰上的森严气氛非比寻常,有的官兵持剑荷枪,有的官兵伫立在大炮旁,一个个表情肃穆,俨然一副随时准备开战的架势。

　　这都是美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佩里(1794~1858年)处心积虑设计好的。他要给日方代表一个下马威,让他们丧失抵抗的意志,以达成此行的目的。此刻,他正躲在指挥官室,注意事态的进展。他不愿意露面,因为对方既派出下驷(副长官),这边岂能以上驷应对?姿态必须尽量摆高,这样才能得到日方的敬畏。他起航前在美国搜罗了数十种介绍日本的书籍,下了一番工夫研究日本,不知是否因此而掌握了日本人敬畏强者的民族心理?

　　日方接受国书

　　美方出面与中岛三郎交涉的是肯迪上校。

　　中岛三郎:“请问贵舰队前来敝国有何目的?”

　　肯迪:“本舰队总司令佩里受美国总统之令,为访日亲善使节,携带美国总统亲笔国书一封,要呈递给贵国皇帝(将军),请将此事转述贵长官。”

　　中岛三郎:“按照敝国法令,长崎为唯一对外交涉场所,请贵舰队转航长崎交涉。”

　　肯迪摇摇头道:“不,佩里总司令已决定在此地交涉,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岛三郎:“如果我的长官(浦贺奉行)不愿意接受贵国总统的国书呢?”

　　肯迪突然板起脸孔,严肃地说:“那么佩里总司令必然继续率舰直抵江户门口,要求贵国政府接受国书,届时若再不答应,便只好动武以雪此耻辱!”

　　中岛三郎眼见对方杀气腾腾,知道已没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便很识趣地告退,返回陆地,向浦贺奉行户田氏荣报告交涉的经过。

　　户田氏荣是负责江户湾口安危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早在接获黑船兵临江户湾口的消息后,便立即派人传讯到江户城,现在听完中岛三郎的报告后,知道事态严重,又赶紧拟写一份报告书,派人火速送往江户城。这份报告书的内容大致如下:

　　“美国的4艘军舰中有2艘是包着铁皮的蒸汽船,1艘备有大炮三四十门,一艘备有12门,另外2艘备有20多门,军舰进退自如,不用橹也不用桨,出没迅速……简直就像一座在水上自由移动的城堡……船上的警备极为森严。对方说,若此地(浦贺)不接受国书,将立即率舰直抵江户。届时,若江户也不接受,则不惜动武以雪此耻辱……舰上官兵一个个杀气腾腾。”

　　日本的中央政府——江户幕府接到来自浦贺的这份报告后,慌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

　　锁国是日本200多年来的国策,在此国策下,外国人(而且只限于荷兰人与中国人)只能通过长崎与日本接触(通商)。如今,若答应对方的要求,在长崎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在首都江户附近)与对方做官式的接触(接受国书),岂不违反锁国政策?而且此例一破,难保对方将来不会得寸进尺,要求更多的接触,如此岂不后患无穷?

　　可是:

　　1.对方已放出狠话,不接受国书就开火。

　　2.双方武力相差悬殊,根本没把握打赢此仗。

　　3.更重要的是,幕府早就得知亚洲最大的帝国——中国于13年前,即1840年,与英国发生鸦片战争,结果中国竟然惨败,且不得不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有这个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幕府怎敢轻启战端?

　　经过几次内部商议,幕府最后还是决定先收下对方的国书再说。

　　美国的企图

　　7月14日,也就是黑船抵达江户湾口后的第7天,佩里率领300名官兵,踏上日本领土,在浦贺邻旁的九里滨(幕府在这里临时搭建了一座接待所),将美国总统菲尔莫尔(Fillmore)写给幕府将军的亲笔国书交给浦贺奉行户田氏荣。

　　这封国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

　　本人派遣佩里总司令率领强大的舰队拜访陛下有名的江户市,唯一的目的如下,即友好、通商、供给煤炭和粮食,以及保护我国因船只遇难而漂流至贵国的人民。

　　美国为什么会对日本提出这些要求,并不惜以武力恫吓呢?

　　一个理由是在于美国捕鲸业的发展。美国的捕鲸业历史很早,独立战争之前就已存在。当时的捕鲸海域为大西洋,可是到了18世纪末期,大西洋的鲸鱼愈捕愈少,美国的捕鲸船便转赴太平洋捕猎。到了19世纪,捕鲸船北上,在鄂霍次克海与堪察加半岛附近的海域发现丰富的渔场,这片渔场自然吸引了愈来愈多的捕鲸船。在外海长久捕鱼,难免会碰到需要补充淡水与粮食的时候,而日本离此不远,是个理想的补给站。此外,有时船只遇难漂流到日本时,也需要日本给予人道上的协助。可是日本坚持锁国政策,对外国采取排斥态度,因此美国若想满足上述两项需求,便非得与日本的锁国政策发生正面冲突不可。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理由,但只是次要理由,毕竟捕鲸业在美国不是非常重要的产业。真正主要的理由是这样:

　　美国和西方各国一样,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为国内欣欣向荣的产业寻找更多、更大的海外市场。当时,尚待开拓而且也是西方各国最注目的市场便是亚洲,尤其以地大物博的中国最为列强所垂涎。事实上,早在14世纪,马可波罗便把中国的富丽繁华景象深深地植入西方人的脑海里。这份憧憬无疑是往后西方冒险家(包括哥伦布)甘冒生命危险也要探寻通往亚洲之路的最大诱因。

　　美国当然很想与欧洲各国(尤其是势力最大的英国)竞逐在中国的市场利益。可是,在1848年之前,美国却身怀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地理上的弱点。

　　当时,从西欧到中国的途径,最标准的走法是沿着非洲西岸南下,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经印度洋、东南亚,再北上到中国。与英国相比,美国走同样这条航路吃亏很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必须先横渡大西洋才能进入这条航路,英国(或其他西欧国家)却不必。这个地理上的弱点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与成本。

　　可是1848年后,情况改观了。1848年,美国因打赢美墨战争,从墨西哥手中获得了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而且就在当年,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美国西部开拓史上最脍炙人口的淘金热潮于是展开。淘金热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加利福尼亚也一天比一天繁荣。这么一来,商船若从加州的旧金山港出发,横渡太平洋,直赴中国,这条航路就绝对比西欧各国的“标准航路”短得多。

　　对美国的亚洲进出战略而言,除了加利福尼亚的取得外,还有一个大好条件,那就是巴拿马地峡的开通计划。

　　我们知道整个美洲,从北美、中美到南美,是连在一块儿的,?太平洋与大西洋分隔在左右两边。西方各国若?经大西洋到太平洋,便得绕过南美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麦哲伦环绕世界一周时,就是发现这条海峡,而得以完成壮举)。不过,在中美洲的巴拿马,从大西洋岸的科隆到太平洋岸的巴拿马城,距离只有60公里,称为巴拿马地峡。如果能将这条地峡以运河或铁路打通,那么就不需要千里迢迢地绕到麦哲伦海峡了。事实上,在佩里赴日之前,这项以铁路与运河打通巴拿马地峡的计划已经在积极进行中。巴拿马地峡开通之后,从纽约港出发前往中国的商船就可走这条捷径。

　　换言之,美国的商船在前往中国时,无论是从西岸的旧金山港出发,横渡太平洋,或是从东岸的纽约港出发,经过巴拿马地峡,再横渡太平洋,都要比走大西洋绕好望角短多了。

　　由于加利福尼亚的取得,以及巴拿马地峡的开通计划,美国以往在地理上的劣势(必须比西欧国家多走一趟大西洋),现在突然反败为胜,由劣势转为优势。美国突然发现,原来中国是一个只隔着太平洋的邻居。这个“发现”更加刺激了美国想到中国竞逐市场利益的欲望。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以蒸汽船横渡太平洋的话,中途得找几个补给站补充煤炭才行。美国已于1810年代在夏威夷获得这样的据点,如果也能在日本获得补给据点,这条横渡太平洋以达中国的航路才算正式成立。当然,若能进一步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那自然是最理想不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急于想逼迫日本“开国”的最主要理由。(这里所说的“开国”是指“开放国门”的意思,与“锁国”是反义词。以下本书所提到的“开国”都是这个意思。)

　　佩里把美国总统的国书交给日方代表户田氏荣后,又写了一封备忘录交给日方,内容是:……由于国书里所提的建议包含着很多问题,贵国政府想必得花一些时间来审议、决定,因此,我现在先离开日本,等明年春天再回来此地听取贵国政府的回答。届时,相信此事必能在两国友好且都满意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换言之,美国总统对日本所提出的开国“建议”,佩里并不要求日本政府立即答复,而是将答复的时间定在明年春天。因为他料定如果现在就要求日本政府立即答复,对方一定会以“兹事体大,必须详加商议”为由拖延个没完没了。与其如此,倒不如一开始就摆出通情达理的姿态,给对方思考商议的时间,等明年春天来时,对方就没有拖延的借口了。而且4艘军舰所装载的煤炭、粮食也快用罄,无法在此耗延太多时日。

　　7月17日,佩里率舰离开江户湾,留下惊魂未定的日本政府与人民。离开时,他还不忘在江户湾打几发响彻云霄的空炮,给日本作一个离别前的最后示威。

　　幕府、天皇与诸侯

　　佩里丢了一道习题(开国与否)给日本政府,并限令对方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提出解答。在叙述日本政府如何解这道习题,以及解完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后遗症之前,我们必须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这样才比较容易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读者诸君听过“万世一系”这句话吧?所谓“万世一系”,就是指日本的天皇从第1任的神武天皇起,都是以血缘世袭,代代相传,从未中断。照这样的说法,现在的平成天皇自然也是神武天皇的子孙。而日本的建国纪念日便是根据传说中,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1月1日(阳历2月11日)即位之日订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大多数日本人(以及战后的少数右翼日本人)一直以“万世一系”为荣。因为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拥有这样完美、这样绵延不断的“传统”。不止如此,他们还有一件更骄傲的事,那就是“神武天皇是神的子孙”。换言之,每一代的天皇,以及现在、未来的天皇,都是“神的子孙”。这就是何以日本是“神国”的理由。

　　“天皇是神的子孙”这种观念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古事记》(完成于公元712年)与《日本书纪》(完成于公元720年)这两本日本最古老的勅撰历史书来的。

　　根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记载,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天照大神派遣他的孙子琼琼杵命下凡,到日本九州去治理丰苇原瑞穗国。天照大神并且答应让琼琼杵命的子子孙孙代代为王,直到天荒地老。琼琼杵命来到人间后,不知传了几代,传到神武天皇。神武天皇极为神勇,东征大和,并于公元前660年即位,成为日本的第1任天皇。此后,其子子孙孙便一直担任日本的天皇。

　　于是,根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记载,日本人得到了两个结论:

　　1.天皇的祖先是天照大神。

　　2.天照大神答应让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真印证了这点。

　　然而,《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这两本天皇朝廷自己编纂的“国史”可信吗?大多数的日本历史学者都认为这两本书的内容只有少部分吻合史实,其他大部分则是来自神话与传说,不值一信。不但天照大神命孙下凡的事荒诞无稽,就连第1任神武天皇起,到第14任仲哀天皇为止的14位天皇,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也大有疑问。换言之,第1至第14任天皇是虚构的,只有从第15任应神天皇起才有证据显示真有其人,应神天皇才是信史中的第1任天皇。

　　谈完了天皇的虚构与实存问题后,我们再来看看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政治权力问题。

　　应神天皇大约是4世纪末期的人物。一般而言,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9世纪中期为止,天皇掌握着实际的政治权力。可是9世纪中期以后,政权却落入外戚藤原氏手里。藤原氏在天皇年幼时,担任“�菊�”,辅佐天皇,在天皇成年后,担任“关白”,继续辅佐天皇。因此不管天皇年幼或年长,总是被外戚“辅佐”。这是天皇政权旁落的开始,史称“摄关政治”。

　　到了11世纪末期,外戚不再专权,可是却又跑出“上皇”与“法皇”。天皇让位后称“上皇”,若让位后又出家便称“法皇”。这些“上皇”与“法皇”让位后依旧掌握政权,因此天皇还是没有实权。

　　表一 日本历代天皇表

　　注:从第1代神武天皇到第29代钦明天皇的即位年是根据“日本书纪”,不一定真确。

　　代数天皇名即位年代数天皇名即位年1神武公元前66028宣化5352绥靖公元前58129钦明5393安宁公元前54930敏达5724懿德公元前51031用明5855孝昭公元前47532崇峻5876孝安公元前39233推古(女)5927孝灵公元前29034舒明6298孝元公元前21435皇极(女)6429开化公元前15836孝德64510崇神公元前9737齐明(女)65511垂仁公元前2938天智66812景行7139弘文67113成务13140天武67314仲哀19241持统(女)69015应神27042文武69716仁德31343元明(女)70717履中40044元正(女)71518反正40645圣武72419允恭41246孝谦(女)74920安康45347淳仁75821雄略45648称德(女)76422清宁48049光仁77023显宗48550桓武78124仁贤48851平城80625武烈49852嵯峨80926继体50753淳和82327安闲53154仁明833(续表)

　　代数天皇名即位年代数天皇名即位年55文德85085仲恭122156清和85886后堀河122157阳成87787四条123258光孝88488后嵯峨124259宇多88789后深草124660醍醐89790龟山125961朱雀93091后宇多127462村上94692伏见128863冷泉96793后伏见129864圆融9694后二条130165花山98495花园130866一条98696后醍醐131867三条101197后村上133968后一条101698长庆136869后朱雀103699后龟山138370后冷泉1045100后小松139271后三条1068101称光141472白河1072102后花园142973堀河1086103后土御门146574鸟羽1107104后柏原152175崇德1123105御奈良153676近卫1141106正亲町156077后白河1155107后阳成158678二条1158108后水尾161179六条1165109明正(女)163080高仓1168110后光明164381安德1180111后西165682后鸟羽1184112灵元166383土御门1198113东山168784顺德1210114中御门1710(续表)

　　代数天皇名即位年代数天皇名即位年115樱町1735121孝明1847116桃园1747122明治1868117后樱町(女)1763123大正1915118后桃园1771124昭和1928119光格1780125平成1989120仁孝1817到了12世纪后期,武士集团兴起,他们实际统治日本,称为“武家政治”,天皇权力被架空。“武家政治”从118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67年才结束,在这长达将近7个世纪的武家政权期间,如果舍弃比较短的战乱期不谈的话,大致可分成镰仓幕府(源氏)、室町幕府(足利氏)、织丰政权(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江户幕府(德川氏)4个时期。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天皇在日本历史上实际掌握政权的期间只有500年(4世纪后期至9世纪中期),政权旁落的期间却长达1000年(9世纪后半至19世纪后半)。在政权旁落的期间,首先是外戚专权(约200年),接着是上皇、法皇当家(约100年),最后是由武士(军人)的首领独揽日本的统治权(约700年)。

　　在700年武家政权的期间,除了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与丰臣秀吉(1536~1598年)之外,武士阶级的首领都由天皇授予“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的官衔。表面上,将军一职既是由天皇授予,将军自然是天皇的臣下,可是在实际上,天皇没有丝毫的实权,将军才是日本的统治者。以将军为首的武家政府称为幕府,天皇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赋予将军统治日本的合法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只有一个——将军握有军权。

　　表二 中日纪年对照表

　　深谋远虑的德川家康

　　现在,我们把焦点移到德川氏的江户幕府时代(1603~1867年)。

　　江户幕府的创立者德川家康(1542~1616年)是个深谋远虑的君主。他在平定天下后,为了让自己的子子孙孙能够永远地坐稳将军的权力宝座,作了如下的安排。

　　首先,他把全日本各地的大名(诸侯),按照与德川宗家的亲疏关系,分成三级。最亲密的大名是与德川宗家有血缘关系的,也就是德川大家族中的成员,称为“亲藩大名”。其中,尤其以德川家康的七男德川义直(尾张藩)、八男德川赖宣(纪伊藩)和九男德川赖房(水户藩)最亲,称为“御三家”。将军家若无子嗣时,便由“御三家”中挑选一个合适对象,过继给将军作养子,以便将来继承将军职位。

　　与德川宗家第二亲密的叫做“谱代大名”,他们是德川家康在打下天下之前的家臣,由于跟着家康东征西讨战功彪炳,天下平定后论功行赏,便被封授大大小小的领地。

　　与德川宗家关系最疏远的是“外样大名”。他们是德川家康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一一投降称臣的各地诸侯。由于关系最疏远,对幕府造反的可能性也最大,因此这些“外样大名”的领地大都?配置在偏远地区。相反的,“亲藩大名”(德?家族)与“谱代大名”(忠实家臣)的领地则被配置在江户、京都、大阪等重要都市的四周或全国的交通要道。如此一来,即使某个“外样大名”举反旗,企图率兵攻打江户(幕府所在地)或京都(天皇所在地)的话,都将在沿途遭遇亲藩与谱代的迎头痛击。

　　“谱代大名”虽然是第二亲密,但也难保他们不生异心。对于这一点,德川家康采取了笼络政策。他让这些“谱代大名”参与幕府政治,让他们也能分享到权力的滋味。

　　例如,除了将军之外,幕府组织中的最高行政首长便是“老中”(有特殊情况时,在“老中”之上增设“大老”)。这个相当于宰相的职位便是由领地在25000石以上的“谱代大名”之中挑选担任。不过,为了防止“老中”专权,通常同时有四五名“老中”,他们以月为单位,轮流掌职。

　　(在此必须稍微说明的是,为什么要以“石”来作为土地的计算单位呢?石是容量单位,1石约等于180公升,25000石的领地就是每年能够生产25000石稻米的领地。由于当时的日本是个农业国,土地利用以稻作为主,税收、俸禄都以稻米计算,因此领地的大小也以稻米的生产量来计算。)

　　德川家康除了安排“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作为幕府的屏障,以隔离“外样大名”之外,又想了一个让每位大名疲于奔命,以致没有精力搞叛变的妙策。那就是“参觐交代”(“交代”翻成中文是“交替”或“轮流”)。

　　所谓“参觐交代”,就是规定一般大名必须一年住在自己的领地(藩),一年住在江户,关东地区的大名则是半年住在领地,半年住在江户。如此一来,由于大名往返于江户与领地时,为了摆出威武堂堂的场面,往往有上千人的卫士跟随护驾,这上千人的旅费可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而且由于“参觐交代”的关系,各藩在江户都得设有一座像样的藩邸,以供藩主(大名)、藩士居住。住在江户的话,又难免与达官显要交际应酬甚至送礼贿赂,这都是庞大的开支。总之,对各藩而言,“参觐交代”是个挺累人的制度,不仅消磨精力,也消磨财力。

　　(有趣的是,“参觐交代”这个制度表面上看起来除了累人之外,似乎一无是处,可是长久实行下来,却产生了两个意外的效果,一个是促进日本国内交通的发达,一个是促进了江户的繁荣。)

　　有了“参觐交代”这个法宝后,德川家康还是不放心,又想出了各式各样的点子来牵制各藩。例如,他规定每位大名的正妻与长子(大名的继承人)必须常住江户,作为幕府的人质,以防止大名反叛。又如,幕府有什么工程要建设时,各藩必须出钱出力。还有大名结婚时,必须先获得幕府的许可等等。

　　德川家康如此处心积虑地为子孙着想、设计,难怪江户幕府能够相安无事地持续了264年。因为在层层的牵制下,日本国内没有第二股势力敢与幕府为敌。

　　谈完了幕府与各藩的关系之后,我们得再花一点儿篇幅来谈谈幕府与天皇(朝廷)的关系。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天皇在日本历史上曾经掌握过政权(天皇亲政),可是好景不长,政权先是落入外戚(摄政、关白)手里,接着落入上皇、法皇手里,最后落入武士首领手里。

　　拥有神秘力量的天皇

　　然而,德川家康深知这个早就被打入政治舞台冷宫的天皇,却拥有一种不可等闲视之的潜在力量。由于有不少日本人相信“天皇是神的后裔”以及“万世一系”,并以此为荣,因此天皇隐隐约约地成为日本人精神上的大家长,尤其若是碰到国内发生大动乱时,或外敌入侵时,平常被人遗忘的天皇就会咸鱼翻身,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对德川政权而言,天皇拥有的这种神秘力量简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爆炸。

　　读者或许会问:天皇既然如此“危险”,德川家康或历代将军为什么不干脆废掉天皇取而代之,以一劳永逸呢?中国的英雄豪杰不都是把皇帝干掉,自己当皇帝吗?这个问题可说是日本史上的一个谜,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标准答案。比较合理的解释或许是这样:

　　1.“天皇是神的后裔”与“万世一系”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历代将军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废除天皇。这么做的政治风险太大了。

　　2. 将军拥有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实力,这固然是其维系政权的最大本钱,可是手上握着天皇这张牌更增添其统治的合法性。表面上,将军是天皇的臣下,实际上将军才是日本的主宰。把“名”让给天皇,自己取“实”,当个实际的统治者,这有何不好?换言之,天皇有利用的价值,没有必要废除。

　　就这样,天皇得以幸存。

　　不过,天皇既是个不知何时会爆炸的炸弹,德川家康便想了一些防止他爆炸的点子。

　　首先,他把天皇、皇族以及朝臣(朝廷的臣)们“关”在京都的皇宫里,不让他们随便外出。如此一来,这些人无法与外界的势力(例如大名)接触,只能在皇宫内玩“宫廷过家家”的游戏。

　　其次,他又牢牢控制朝廷的经济,让这批人没什么闲钱(活得下去就好)。这么一来,天皇既无军队,又无钱财,又无法与外界势力联系,如何造得了反?

　　更妙的是,德川家康还于1614年对朝廷提出“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翻成现代中文就是“天皇与朝臣所必须遵守的法律”。将军居?可拟订法律限制天皇的行为,由此可见天皇地位的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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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天皇难堪的是，“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第一条内容竟然是“天皇应该把读书列为第一要务”。换言之，天皇应该少管闲事（尤其是政治），应该把心思摆在读书上。这是什么样的口气！身为天皇臣下（即使是表面上）的将军，竟然可以教训天皇，“劝”天皇多读书。由此可知天皇的地位实在低到令人同情的地步。

　　不过，求生存毕竟是人类的本能，无论遭受多大的侮辱，天皇与他的朝臣们仍旧勇敢地活下去。当然，他们的心中是不平的，尤其当他们闲来无事（这是常有的），谈起天皇的祖先是如何光荣地统治日本时，不平的情绪更加强烈。他们只有等待，日日月月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东山再起、重拾朝廷尊严的契机。

　　以上，我们谈完了幕府与各藩的关系，以及幕府与天皇的关系。接下来，得谈谈“锁国”。

　　西方人“进出”亚洲蔚为潮流

　　我们知道欧洲是畜牧文明，以肉食为主。可是在没有冰箱的时代，肉类很难保持新鲜，必须以盐腌渍，才不致腐坏。即使如此，食用的时候，仍有一股腥味。为了去腥，最好的方法便是在烹调时或食用前撒上一些香料、胡椒。然而，香料与胡椒是热带地区产物，欧洲国家多位于温带，哪来的香料、胡椒呢？另一方面，东南亚和印度一带却是全世界最大的香料、胡椒产地（至今，东南亚各国的辛辣料理与印度的咖喱饭仍旧举世闻名），因此自罗马时代起，西方人便不断地从这个地区进口香料、胡椒。当时，由于异常珍贵之故，香料与胡椒不但可以当现金使用，“胡椒袋”还成为“商人”的别称。

　　中世纪时，香料、胡椒的贸易操在阿拉伯商人与意大利商人手中，意大利商人从阿拉伯商人手中买进香料、胡椒后，再转手卖给其他欧洲商人。由于香料、胡椒的贸易利润极高，因此位于地中海西端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便想找出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航路，以直接采购香料、胡椒。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兴起，于1456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消灭东罗马帝国，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使得亚洲与欧洲之间的香料、胡椒贸易大受影响，葡、西两国寻找新航路以达亚洲的欲望因而更加强烈。

　　这个经济动机，再加上马可波罗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憧憬，便造成了自15世纪末期起，葡、西两国的海外大探险行动。目标当然是亚洲。

　　葡萄牙人于1486年沿非洲西岸南下，发现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并于1498年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西班牙则于1492年支援哥伦布西行，期望能抵达亚洲，不料却歪打误撞“发现”美洲。1519年，西班牙又支援麦哲伦西行，绕过南美南端的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经亚洲，回欧洲，完成环绕世界一周的壮举。

　　此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便在亚洲，从西而东，由南而北，一步步扩张他们的势力。另外，荷兰与英国也跟在“开拓者”葡、西后面，到亚洲来寻找经济利益。

　　西方人向亚洲“进出”已经成为一股无可抗拒的潮流。这股潮流一波接着一波不断地从南亚往北亚推进，终于，潮流冲抵了位于东北亚的日本。时间是1543年。

　　1543年，一艘从暹罗（现在的泰国）出发预定前往中国（明朝）宁波的商船，因途中遇到暴风雨，而漂流到日本九州南方的种子岛。船上有3名葡萄牙人。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踏上日本的领土，也是欧洲人首次“发现”日本。此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与英国的商船就相继前来日本贸易。

　　日本的统治者（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起初很欢迎这些带来贸易利润的异国船只，可是慢慢地，却觉得有点儿不太对劲。因为这些异国船不仅带来商人与商品，还带来传教士与《圣经》。

　　基督教是个排他性极为强烈的宗教。西方的基督徒深信只有他们的神（上帝）才是真神，其他的神都是偶像，其他的宗教都是邪教。为了让所有的人类都能解脱罪恶，得到上帝的恩宠，基督教自成立之时，便展开了狂热的传教运动。为了传播他们的真理，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15、16世纪的种种地理大发现之后，基督教的传教士就跟在商人与军队的后面，到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教。

　　二十六圣人殉教

　　1549年，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抵达日本传教。此后，传教士愈来愈多，而他们所获得的日本信徒也快速增加。1551年时，只有1000至1500人；1570年时，增加到3万人；1579年，增加到10万人；1587年，增加到20万人；1598年，增加到30万人；到了1605年，全日本已经有75万名基督教信徒了，其中甚至包括几位大名（诸侯）在内。

　　随着信徒的急剧增加，日本的统治者开始坐立不安了。如果任凭信徒增加下去的话，将来大多数的日本人岂不都变成基督徒？届时，会不会危及统治者的权力与权威呢？何况日本的佛教徒、神道教徒已经在提出抗议了。

　　终于，丰臣秀吉于1587年下令驱逐传教士，实行禁教。可是这项禁教令执行得并不彻底。因为丰臣秀吉采取“贸易归?易，禁教归禁教”的政策，而西方人（尤其是最热心传教的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贸易却经常与传教势力纠结不清。传教士仍旧或暗或明地继续传教。不料，1596年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1596年，一艘从马尼拉出发前往墨西哥的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浦”号，中途遇到暴风雨，漂流到日本的浦户港。该船派遣代表上岸求见丰臣秀吉，希望丰臣秀吉能够允许该船暂时停泊浦户港直到破损的船只修复完毕。秀吉立刻派手下大臣增田长盛前往浦户港调查此事。

　　增田长盛到了浦户港后，召来“圣菲利浦”号船长询问一番，在询问的过程中，提到“西班牙在哪里”、“领土有多大”时，该船长摊开世界地图，指着西班牙、中南美洲以及东南亚几个地方，得意地说：“这些都是西班牙的领土。”

　　增田长盛惊讶地问道：“怎么那么多呢？西班牙是如何获得那么多的土地？”

　　船长回答道：“西班牙先派遣传教士到这些国家传教，等信徒渐多之后，再派遣军队里应外合地征服他们。”

　　船长的惊人证言传到丰臣秀吉耳中后，自然令这位日本的统治者怒发冲冠。他立即下令逮捕了6名外国传教士、3名日本传教士以及17名日本信徒，将他们游街示众后于1597年在长崎处以死刑。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六圣人殉教”。

　　“圣菲利浦”号船长的证言证实了日本统治者多年来的隐忧——西方人的传教是侵略的手段。从此，日本的统治者对西人来日便更加猜忌，而施以种种的限制。自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以下，历经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限制愈来愈多，到了1639年，终于完成锁国体制。在锁国体制之下：

　　1.严禁基督教。

　　2.严禁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返国。

　　3.除了发誓不在日本传教的荷兰人以及本来就不是基督教的中国外，其他外国人不准到日本来。

　　4.荷兰人与中国人来日贸易时，也只限于长崎一港。

　　5.荷兰人来日时，限制住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造小岛上（这个小岛名叫出岛，面积3969坪），不准与日本百姓接触。

　　6.任何与基督教有关的书籍，无论汉籍或洋书，一律不准进口。

　　这就是锁国政策。从1639年起，一直到1853年佩里敲开日本的国门为止，总共持续了215年。

　　不过，日本在这215年之间，并未因锁国政策而完全杜绝来自异国的干扰。因为西方文明自从15世纪末期起就已经踏上了不断向外扩张的不归路（直到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世纪60年代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以及随后蔓延到法、荷、美等国，更加剧了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速度与强度。

　　因此，从18世纪末期起，日本的锁国政策就开始面临挑战。日本列岛四周的近海、沿岸不断地有异国（英、法、俄、美）船只出没，有的因遭遇暴风雨而漂流到岸边；有的前来要求添加薪、水；有的好心将海上遇难的日本渔民送还；有的则提出通商的要求。江户幕府自然为这些不速客们伤透脑筋。1825年，幕府对各藩下达“无二念打拂令”，翻成中文就是“只要看到异国船只接近日本，二话不说，立即驱逐！”可是到了1842年，当幕府从中国人与荷兰人口中得知中国于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后，为了怕与外国发生冲突，又赶紧取消“无二念打拂令”，改行“薪、水给予令”。

　　这些18世纪末期以来像苍蝇一样嗡嗡嗡地不断前来干扰的异国船只，结果都被日本一一打发掉。原因是在于英、法、美、俄等国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迫切需要逼迫日本开国。而且，这些船只大部分是没有大炮武装的民间船只，很好打发。

　　然而，1853年的佩里舰队却不是苍蝇，不只是来日本嗡嗡几声而已。如前所述，逼迫日本开国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美国经营亚洲不可或缺的一着棋。佩里的高姿态已经充分表露出佩里背后的美国政府的坚定意志。

　　以上，我们把佩里来日之前的日本历史与权力构造作了一个概括的整理，接下来得回到故事的主题。

　　开国

　　佩里舰队的来航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震撼。这个惊人的消息由浦户传到江户，再由江户传到日本各地。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消息的内容不断地被渲染夸大。本来只来了4艘军舰与1000名美国人，传到江户市街时，变成10艘军舰与5000名士兵，消息抵达京都时，又增加成100艘军舰与10万名士兵。

　　市井谣言满天飞，幕府内部也是人心惶惶。当时幕府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正卧病在床，也不知是否受到佩里来航的惊吓，病情突然加重起来，7月27日，也就是佩里离开日本后的第10天，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将军在这节骨眼上的突然病亡，更加增添幕府惶惶不安的气氛。34岁的幕府首席老中（宰相）阿部正弘此时心中充满了悔意，因为对于佩里此次来航，幕府早就获得警告，却没有做妥善的准备。

　　1844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两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给日本皇帝（将军），劝他开国。信中首先叙述自古以来的大国——大清帝国如何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经过。然后说：贵国至今虽还没有遭逢过这样的灾难，可是灾难都是在仓促间发生的。近年来，在日本近海出没的异国船只比往昔增加很多，难保哪一天不会与贵国民众发生争执而启战端。

　　又说：

　　盱衡古今时势，天下万民愈来愈亲近，这股潮流绝非人力所可阻止。尤其在蒸汽船发明之后，更拉近了各国之间的距离。

　　最后的结论是劝告将军放弃锁国政策。

　　接到这封合情合理充满善意的信函之后，幕府却毫无所动，以“锁国为日本的祖法”为由，拒绝了荷兰国王的劝告。

　　这是第一个警告。当时，阿部正弘已身列3名老中之一。

　　1852年夏，阿部正弘收到了第二个警告。原来，美国在派遣佩里前来日本之前，已经把这项计划告知西方各国，并通知荷兰，要求荷兰驻长崎出岛的商馆长届时能予以适当协助。荷兰商馆长得到这项消息后，立刻写一份报告交给长崎奉行（幕府派驻在长崎的最高行政长官），再由长崎奉行转呈给阿部正弘。

　　可是阿部正弘却对这份报告半信半疑，不但没有采取积极对策，而且秘而不宣，只让一二人知道此事。

　　有了1844年与1852年两次的警告，幕府宰相阿部正弘却未采取积极的因应措施，由此可见其因循保守的个性。

　　佩里来航时，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正卧病在床，佩里离日不久后，又病亡，因此这段期间的政治责任与决策的选择全都落在首席老中阿部正弘身上。这岂是因循保守的阿部正弘所能承受的？因此，他采取了分散责任的方式来面对这个江户幕府200多年来最大的危机。

　　首先，他于7月20日派使节上奏京都朝廷，告知佩里舰队来航的消息。8月16日，又将美国总统国书的日语译文上呈给朝廷。昔日被德川家康“下令”必须专心于学问不可插手政治的天皇，现在由于国难当头，幕府无法单独应付，而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其次，阿部正弘又于8月5日，把美国总统国书的译文分发给各大名（诸侯），要他们不必有任何顾忌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数天后，又把咨询的对象从大名扩张到幕府官僚、各藩藩士甚至一般民众。换言之，任何人只要有什么妙计都可提出。

　　广征众议

　　面对外交难题时，统治者不敢擅自做主，而向社会各界征询良策，这在江户幕府创立以来不仅是头一遭，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前所未闻。阿部正弘万万也想不到这项破天荒的“民主”创举竟然会埋下了幕府灭亡的导火线。因为在此之前，幕府掌控国家大政，根本不容旁人（天皇、大名）有插嘴的余地；可是在佩里来航以及阿部正弘采取“广征众议”的创举后，日本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天皇以及其朝臣，大名以及其家臣（藩士）纷纷跃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彼此串联纵横，有的是为了救国，有的是想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还有的是早就对幕府怀恨在心，想让幕府的处境更糟。动机各式各样，手段也五花八门。

　　无论如何，对幕府而言，1853年之后的国内政局是一天比一天复杂，一天比一天失控。这一点，读者将可在往后的叙述中得到印证。

　　阿部正弘采取“广征众议”措施后，大名之中，有250人提出意见，幕臣（幕府的官僚）之中，也有423人提出意见，此外，藩士15人，学者22人，平民9人也提出意见。

　　这些意见当中，有些是“没有意见”。其他“有意见”的意见当中，有一小部分主张应断然拒绝美国的要求——开国。例如长州藩主毛利庆亲、越前藩主松平庆永等人就是如此主张。不过多数意见则是认为，以日本现在的军备而言，实在无法与美国对抗，因此不妨与对方打太极拳，尽量拖延时间，或者暂时“有条件地”答应美方的要求，等军备充实之后再驱逐敌人。由此可见，大多数人基本上还是不愿开国。

　　不过，也有少数人能够洞彻世界潮流而提出积极开国的意见，例如幕臣胜海舟。他主张日本应该与外国贸易，贸易所得的利润则用来充实军备，以及用来制造大船，以前往海外贸易。换言之，胜海舟不但主张应该让外国前来日本贸易，更主张日本也应该前往外国贸易。这是何等积极、开明的主张啊！可是，因循保守的幕府哪里有采用这种意见的魄力呢？

　　这些意见中，最具“创意”的是一名江户妓院老板所提出来的。“我们可佯装捕鱼靠近异国船，然后送给他们薪木、水以及外国人最喜欢的漆器、绘画，与他们建立友善关系。然后登上外国船，和他们喝酒，等酒过三巡，便假装酒疯开始打架，趁混乱的时候，放火点燃军舰的火药库，并且拿出预藏的鱼刀，杀光外国人。此计必然成功无疑。”

　　幕府当然没有采用这种近乎儿戏的意见。

　　就在幕府手忙脚乱拿不定主意的当头，长崎又传来急报说俄舰4艘于8月21日强行驶入长崎港，要求与日本通?并划定日俄国界。前门的虎刚走，后门又来了一匹狼。

　　原来俄皇尼古拉一世采取南下扩张政策后，眼看着英国在中国大有斩获，现在又得知美国派舰胁迫日本开国的消息，生怕东亚的利益全给英、美捞尽，便赶紧派普提雅廷海军中将率舰前来日本分一杯羹。

　　幕府赶紧派代表赴长崎，极力与俄敷衍。幸好此时俄国与土耳其发生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由于土耳其背后有英、法两国撑腰，因此英、法随时有可能对俄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普提雅廷也不敢在长崎逗留太久，或与日本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结果，在获得“等三四年后再说”的承诺后，普提雅廷离开了长崎。

　　强敌一一出现，幕府除了开国之外，显然别无选择。

　　时间过得很快，翌年（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度来到日本江户湾。这回他率领了7艘军舰，比去年夏天多了3艘。

　　毫无疑问地，这7艘黑色军舰所散发出来的坚定意志立即震撼了整个幕府。佩里不说一句话，就已经把他的决心很清楚地传达给对方。

　　而且，佩里这次的举动比去年更显霸气。去年他把船停泊在江户湾口，这次他航抵江户湾口后又继续前进，深入江户湾内，直到横滨附近才停船。此时，江户城已遥遥在望了。

　　这个举动自然强化了对幕府的震撼效果。

　　幕府赶紧派代表与佩里交涉。如佩里所预料，幕府代表一开始就拼命打太极拳，找各种理由敷衍，例如幕府刚换了新将军没多久，对此事还不甚了解，必须从长计议等等。可是，佩里怎会吃这一套？他只有一句话：“不开国，就开火！”

　　结果不问可知，幕府最后还是点了头。

　　1854年3月31日，双方在横滨签下了“日美亲善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1.日本开箱馆（即函馆，位于北海道南端）与下田（位于静冈县伊豆半岛南端）两港，并提供粮食、水、煤炭给前往这两港的美国船只。

　　2.美国可派领事驻下田。

　　3.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约并没有提到“通商”。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日方的坚持，另一方面，对佩里来说，他已经获得绝大部分他想要的，与日本通商并非是美国所迫切需要，因而也乐于妥协。何况将来美国若感觉有必要与日本通商，可以透过驻日领事与日本政府交涉。

　　无论如何，佩里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江户湾，幕府则像送走瘟神般松了一口气。至于日本，这个被德川统治者封闭了215年的民族，当他们走近被佩里撞开的国门时，发现门外的阳光是那么强烈，强烈地让他们的眼睛几乎睁不开来。他们必须花一点时间来适应阳光，这样才能看清楚门外的景象。

　　两名偷偷上船的日本人

　　佩里离开江户湾后，先到下田视察，再到箱馆视察，然后又回到下田。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插曲。

　　4月25日半夜2点左右，“密西西比”号甲板上的守夜卫兵突然听到舷侧下面传来响声，探头一看，吓了一跳，一艘小木船紧靠着舷侧，两个日本人正沿着舷侧的梯子爬了上来。卫兵喝道：

　　“你们是谁！？上来做什么！？”

　　这两位日本人显然不懂英文，他们先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开始比手画脚。从对方的手势，卫兵猜知这两个日本人希望能留在船上。

　　卫兵赶紧去通报他的长官。不久，来了几位长官级的人物以及一名懂汉文的翻译员。翻译员透过笔谈得知这两位日本人是长州藩藩士，一个叫吉田松阴，一个叫金子重辅。两人都是文质彬彬、态度优雅的书生，尤其是那位叫吉田松阴的日本人，更是一手流畅典雅的汉文，显然是一位深具教养的知识分子。

　　吉田松阴告诉翻译员，他们想留在船上，跟着军舰去美国，以亲眼看看美国的情形。并且说，幕府禁止日本人民出国，任何人若犯了这个禁令被抓到的话，一定会被判处死刑，希望佩里总司令能够答应他们的请求，别赶他们下船。

　　两人的态度是那么诚恳而殷切，佩里实在有点儿心软。可是他想到万一幕府知道他把两名日本人“偷运”到美国，一定会很愤怒，以至于影响到美日两国今后的关系。他可不愿为了两名陌生日本人付出这样的代价。因此佩里最后还是下令将两人赶回陆地。

　　这两人之中，吉田松阴是幕末赫赫有名的人物，往后我们还有机会提到他。

　　被佩里撞开的日本国门，不但再也关不起来，而且还愈开愈大。因为紧跟着美国，其他西方列强也纷纷前来提出同样的要求。

　　1854年10月14日，英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史蒂林率军舰4艘赴长崎，要求比照美国缔约。11月，双方签订“日英亲善条约”。

　　1854年11月，俄国海军中将普提雅廷再度率舰来日。翌年2月，双方签订“日俄亲善条约”。

　　此外，荷兰也于1854年10月提出缔约要求。幕府一开头仅以口头答应，后来拗不过荷兰的再三催促，双方才于1856年1月30日签订“日荷亲善条约”。

　充实海防

　　经过1853年佩里舰队来航的冲击之后，幕府才发觉原来日本的国防是那么脆弱，以至于眼睁睁地看着外国舰队在江户湾耀武扬威、百般挑衅，却一点儿也奈何不了对方，最后只得忍气吞声地签下开国条约。

　　因此，如何充实军备、加强海防便成为当务之急。

　　日本是个岛国，四周都是海，海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谈海防，就必须有军舰，有了军舰才能驱敌。可是当时全日本连一艘军舰也没有。不但没有蒸汽军舰，连帆船军舰也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原来，德川幕府于17世纪实行锁国政策时，下令全国各藩不准制造500石以上的大船——因为既然任何人都被禁止出国，也就没有必要拥有能够远渡重洋的大船。从那时以后，大型船只在日本渐渐消失，经过200多年的太平生活，日本已看不到任何大型船只或军舰，只剩下中小型的运输船与渔船。这些中小型船只当然上不了战场。

　　因此，幕府便赶紧于1853年10月下令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另外又于同月，要求长崎的荷兰商馆长从荷兰紧急进口有关军舰、枪炮、军事的书籍。

　　当时，幕府的政治圈中，最热心于海防，也最厌恶“夷狄”的，首推水户藩前藩主德川齐昭。老中阿部正弘便与德川齐昭商量，请水户藩为幕府造一二艘西式大船，费用由幕府负担。德川齐昭一口答应下来。

　　水户藩有一名藩士叫鲈半兵卫，是个兰学者。什么是“兰学”呢？“兰学”就是透过荷兰文书籍所学到的西方知识。自从德川幕府于1639年实施锁国之后，荷兰成为唯一与日本接触的西方国家。为了与荷兰人沟通，幕府在长崎培养了一群通晓荷兰文的翻译官。这些翻译官除了担任日荷双方的翻译之外，在与荷兰人交往的过程中，也学得一些西方的学术知识。后来，有些翻译官开班授徒，把他们的荷兰文以及透过荷兰文学到的西方知识，传授给其他有心学习的日本人。久而久之，日本的知识界便形成了一群研究“兰学”的学者，他们不但自己埋头研究“兰学”，还开设“兰学”私塾，广收门生。

　　德川齐昭答应阿部正弘的请求后，于1854年1月命令鲈半兵卫造西式大船。鲈半兵卫接到这个命令后，吓了一跳，说：“臣虽然曾经翻译过有关造船术的兰书，从书本上大略得知一些造船的知识，可是臣不但没实际造过大船，连船都没乘过，因此，究竟能否造出像样的大船，臣毫无自信。而且，听说即使西洋人造大船也得花一年左右的岁月与庞大的金额。现在若由我们日本人自己造大船的话，由于技术生疏之故，恐怕得花更多的时间与费用。”

　　可是事关国家海防，毫无造船经验的鲈半兵卫终究得硬起头皮，按照兰书上的记载，指挥工匠造船。或许是鲈半兵卫所持有的兰书太旧，他仿造的是17世纪初期（亦即25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型。即使如此，这种船型仍旧是当时日本最先进的。

　　然而，就如鲈半兵卫所担心的，这艘600~700吨左右的西式大船花了2年才完成，而且造船费用一再地追加，甚至一度让幕府的会计部门受不了，而提议终止这项花费不赀的造船计划。

　　在德川齐昭与阿部正弘的坚持下，大船终告完成。幕府将它取了一个很雄伟的名字“旭日”号。可是当“旭日”号下水时，众人吓了一跳——怎么浮在水面上的船身是倾斜的呢？如果连静止时都无法保持正常姿态，那么航行时会如何呢？显然，这艘首度由日本人建造的西式大帆船是一件失败的作品。

　　“旭日”号的失败说明了两件事。一，西方的造船技术领先日本太多了。如果日本人连250年前的西方帆船都无法仿造得好，更不用谈仿造西方最先进的蒸汽船；二，光靠西方的书籍（兰书），很难获得真正的西方造船技术。

　　当然，如果光靠西方书籍，经过数次的错误尝试后，或许可以逐渐修正错误，而造出比较像样的西式大船。可是，那得投入多少的时间与金钱啊！？

　　就在幕府为此事大伤脑筋的时候，幸运之神降临了。

　　前面曾提及俄国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于1854年11月再度来日，要求比照“日美亲善条约”与日本签约。没想到这个时候日本突然发生大地震，停泊在下田的俄舰被海啸所袭，严重破损。普提雅廷决定将这艘军舰驶到伊豆半岛西岸的户田村修理，不料该舰却在半途沉没。普提雅廷因而向幕府请求提供材料与工匠，由俄人就地指挥另造一艘舰。幕府答应了普提雅廷的请求，由幕府的技术官僚江川英龙等人率领数十名日本工匠前往户田村协助造船。100天之后，新船完成。

　　就这样，在俄国人的指导下，日本人终于学会了西式帆船的建造技术。之后，幕府就利用这个得之不易的技术，展开了西式帆船的建造计划，在户田造4艘，在石川岛造6艘。

　　可是，日本虽然拥有西式帆船，却仍然不是蒸汽船的对手。蒸汽船不但速度较快，动作也较灵活。因此，能否拥有蒸汽船便成为日本海防政策?最大的关键。

　　第一个企图建造蒸汽船?是萨摩藩的藩主岛津齐彬。在幕末各藩主之中，最开明也最有远见的就是岛津齐彬。当幕府于1853年10月宣布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不过各藩必须先向幕府报备，得到允许后才可建造）后，岛津齐彬就立即向幕府申请建造一支由15艘军舰所组成的舰队。其中有12艘是帆船，3艘是蒸汽船。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计划，如果成功的话，毫无疑问地，必然能与佩里的舰队相抗衡。

　　1854年8月，萨摩藩同时进行4艘帆船的建造工程。翌年春季，4艘帆船完成，取名“大元”号、“凤瑞”号、“承久”号与“万年”号。其中，前2艘被幕府以6万两买走。

　　由此可见，萨摩藩制造帆船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可是，蒸汽船呢？

　　1854年春季，萨摩藩开始建造蒸汽船。蒸汽船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蒸汽机。萨摩藩如何制造这个当时日本还不存在的东西呢？他们和水户藩的鲈半兵卫一样，凭着兰书上有关蒸汽机的解说，边看边做。然而，如果兰学者鲈半兵卫无法凭着兰书制造出像样的西式帆船，萨摩藩的兰学者又有什么本事凭着兰书制造出蒸汽机呢？后者比前者要难多了。

　　何况日本当时没什么工作机械。别说蒸汽机了，连蒸汽机中最普通的一个小零件，如螺栓，都得靠人工，以锉刀一来一往地锉成。这种制造方式与其说是在造蒸汽机，倒不如说是在造艺术品。

　　订购蒸汽船

　　1854年8月，一艘荷兰蒸汽军舰“森宾”号驶入长崎港。萨摩藩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派几名技匠前往长崎参观。这几名技匠登上“森宾”号，仔细研究船舰的各部构造后，终于觉悟以日本人现在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和工具的水准，根本不可能造出这样的蒸汽舰。

　　从此，岛津齐彬对造蒸汽舰一事转趋消极，而幕府也得到了一个结论——现阶段的日本若想拥有蒸汽舰，只有向西方购买一途。

　　佩里舰队来日后，幕府曾经与荷兰商馆长克鲁提斯接触，询问他对日本海防的意见。1854年，“森宾”号抵日后，克鲁提斯就请“森宾”号舰长费比斯拟写了一份对日建议书，交给长崎奉行水野忠德。费比斯的建议大致如下：

　　1.以日本的地理条件而言，有必要创设西式海军。

　　2.帆船军舰已经落伍了，现在是蒸汽军舰的时代。而且西欧的新型军舰已不采用装在船舷两侧的外轮叶推进器，而是采用装在船尾的螺旋桨推进器。

　　3.为了培养海军军官与士兵，日本有必要设立海军学校，或者派人赴先进国家留学。无论日本采取哪一种方法，荷兰都愿助一臂之力。

　　4.海军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以及测量术、机关术、运用术、造船术、炮术等军事学科。

　　幕府收到费比斯的建议书后，经过内部几度商议，决定了3件事：

　　1.向荷兰订购3艘蒸汽军舰。

　　2.创立洋式海军。

　　3.请荷兰提供师资，协助日本设立海军学校（当时的名称是“海军传习所”）。

　　荷兰为什么会这么热心帮助日本呢？说穿了也是为了一个“利”字。原来在日本200多年的锁国时期，荷兰一直独占（除了中国之外）对日贸易。不料佩里来航之后，美、英、俄反而后来居上，纷纷与日本签订“亲善条约”。眼看着贸易大饼即将被其他西方列强瓜分，为了让“损失”减到最低，荷兰当然愿意讨好日本，与日本建立更友善的关系。

　　因此，当幕府表明购舰要求后，荷兰立即答应，并且非常大方地把中古蒸汽军舰“森宾”号（后改名“观光”号）赠送给幕府。“观光”号成了日本第一艘蒸汽军舰。至于幕府订购的两艘蒸汽舰，一艘于1857年9月交货，取名“咸临”号，另一艘于1858年10月交货，取名“朝阳”号。

　　1855年12月1日，海军传习所在长崎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传习所的教师当然都是荷兰人，第一期的学生则是包括胜海舟在内的40多名幕臣。

　　长崎海军传习所前后总共召开3期。第一期自1855年12月起，至1857年3月止，约16个月。第二期自1857年2月起，至翌年7月止，约16个月。第三期自1857年11月起，至1859年5月底止，约18个月。

　　从此，无论在硬件或软件，日本总算拥有了一支海军。这支海军的规模当然还远远比不上西方各国，可是在当时的非西方国家中，却是数一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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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争与整肃

　　“安政大狱”总共处分了100多人,可说是江户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整肃,在井伊直弼的指示下,判刑之重,超乎时人的预料。

　　通商条约问题

　　1856年8月,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1804~1878年)乘舰抵达下田。幕府接到这个消息后,吓了一跳。为什么吓了一跳呢?

　　原来1854年签订的“日美亲善条约”中,关于美国派遣驻日总领事一项,日文版与英文版的意思有点儿出入。日文版为“两国政府认为此事(美总领事驻下田)有必要的时候”,英文版却是“两国政府中的一方认为此事有必要的时候”。如果按照前者解释,美国派遣驻日总领事,事前必须得到日本的同意。可是若按照后者的解释,美国根本不需经过日本的同意。

　　无论如何,客人已经千里迢迢地上门来了,何况又是理直气壮地上门,幕府也不好下逐客令。一个月后,幕府同意让哈里斯驻居下田郊外的玉泉寺。事实上,在幕府还没正式同意前,哈里斯便已搬进玉泉寺,并于9月4日升起领事馆旗(美国国旗)。哈里斯当时在日记上如此写道:

　　1856年9月4日星期四,昨夜由于太过兴奋以及受蚊子干扰之故,只睡了很短的时间……今天下午两点半,我升起了这个帝国(日本)有史以来第一面的领事旗。毫无疑问地,新的时代已经在日本展开了。我在心中自问——日本会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幸福吗?

　　哈里斯这一趟赴日身负着一件重要的使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如前所述,1854年的“日美亲善条约”并没有提到“通商”。因为幕府一直很不愿意与外国通商。为什么呢?

　　对幕府而言,“亲善条约”所规定的事项并不至于给日本带来太大的影响。以“开箱馆、下田二港,并提供粮食、水与煤炭”来说,外国船只即使来到这两个港口,只是与日本官方接触(由官方提供所需补给物),不至于给日本民众带来“坏的影响”(如基督教),而且仅作短暂停留。这样的条约内容也比较容易让天皇勉强接受。

　　然而通商就不一样了。一旦与外国通商,外国商人势必在日本长期滞留,而且会与日本民众作广泛的接触。当年,德川家康等人就是因为害怕外国人会“带坏”日本民众,才断然下令锁国,想不到两个世纪之后,德川家康的子孙还是得面临同样的问题。

　　1856年10月25日,哈里斯在其抵日两个月后,向幕府提出要求——希望前往江户晋见将军,并交涉通商条约问题。幕府对哈里斯驻下田一事本来就很勉强才同意,现在听到哈里斯又得寸进尺要求赴江户交涉通商问题,当然更露难色。

　　恰巧此时中国发生“亚罗”号事件,引来英法联军。1857年2月24日,荷兰商馆长向长崎奉行告知这个消息,并且提出忠告——幕府如果一味死守“祖法”,不让外国前来日本贸易,将来很可能会步上中国的后尘。

　　在这种情况下,幕府的姿态不得不逐渐软化,而于1857年10月1日允许哈里斯前来江户。11月30日,哈里斯抵达江户,12月7日,晋见幕府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作礼貌性的拜会。数天后,哈里斯与当时的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会面(阿部正弘病逝于这年8月),长谈了两个小时。

　　哈里斯首先向堀田正睦分析世界情势,指出锁国政策已经落伍了,唯有通商才是富国强兵之道。接着又说,英、法、俄等国迟早会以武力胁迫日本开放通商,而美国则采取和平主义。趁着英法现在正忙着与中国打仗,没空来日本之前,日本应赶紧和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如此,西方各国就会比照这个条约,与日本签约,而免去一场战祸。最后,哈里斯提出通商条约的3项基本内容:①美国派大使驻江户,②双方人民自由贸易,政府官员不得居间媒介,③增开港口。

　　对于哈里斯的订约要求,堀田正睦并没有当场答复,只说这件事太重大了,必须与其他重臣仔细商讨,再作决定。

　　征求天皇同意

　　12月16日,堀田正睦将哈里斯的要求内容转告给各大名,并要他们提出意见。这些大名大多认为与外国通商是无可避免的事。不过,其中有很多人主张应有条件地答应。有人主张应限定时间试办几年,看看开放通商会不会给日本带来不利的影响。有人则认为通商无妨,但大使驻江户一事却万万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大名原则上同意,可是却有一个共同的附带条件,那就是必须先获得天皇的许可。由此可见,日本在面临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剧变关头,天皇,这个号称具有“神性”与“万世一系”的精神上的大家长,其在凝聚人心上的重要性已逐渐浮现——只要天皇同意,本来想唱反调的人会因此保持沉默,原本就同意的人也会如虎添翼般更具信心。

　　就在幕府犹豫不决的时候,苦等了一个月的哈里斯已经按捺不住。他向堀田正睦抗议道:

　　“我之所以不辞辛劳地来到江户想与贵政府签订通商条约,完全是为了日本的未来。可是,你们却把我当作囚犯似的丢在一旁,不闻不问,简直像对待敌人一六。日本如果无论如何也要坚持锁国,我只有断然回国一途。届时,美国必然不会再派和平使者,而是派大炮与军舰前来日本。只有炮烟弹雨才能唤醒日本的迷梦!”

　　堀田正睦看到哈里斯如此大发雷霆,心里甚是紧张,而且大多数的大名都已表明原则上同意,因此便派幕臣岩濑忠震与井上清直为日方全权代表,与哈里斯进行交涉。

　　双方自1858年1月25日起,开始交涉,历经13次的谈判,于2月25日达成条约的最终内容,只剩下签约仪式。此时,日方代表岩濑忠震告诉哈里斯:

　　“我们必须先获得京都天皇的允许,才能签字。”

　　哈里斯惊讶地说:“京都的天皇?将军不是日本的皇帝吗?为什么还要天皇的允许?难道天皇比将军还大?”

　　岩濑忠震说:“这是日本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很难解释清楚。我只能说,将军是实质上的皇帝,天皇是精神上的皇帝,很难说谁大谁小。”

　　哈里斯:“将军无法做主签约吗?”

　　岩濑忠震:“平常的政务当然可以做主,可是这事比较重大,如果不先获得天皇的许可,将来恐怕会生麻烦。”

　　哈里斯:“如果天皇不允许呢?”

　　岩濑忠震:“江户幕府200多年来,天皇对将军一向言听计从,我们不会让他拒绝的。”

　　哈里斯:“照你这么说,天皇既然不可能拒绝,那请求天皇答应就只是一个仪式而已。”

　　岩濑忠震:“对,这只是一个仪式。不过,却是个重要的仪式,不能马虎。”

　　哈里斯:“我大致了解了。那么,你们要花多久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仪式’呢?”

　　岩濑忠震:“首席老中堀田正睦已经决定亲自到京都获取天皇的许可。把往返所需的时间计算进去的话,大约得花一个多月。”

　　哈里斯:“4月中旬可回到江户吗?”

　　岩濑忠震:“应该可以。”

　　哈里斯:“那么,我们就定4月8日为签约日吧!”

　　贫穷的天皇

　　1858年3月,首席老中堀田正睦率领幕臣川路圣谟、岩濑忠震等人抵达京都。堀田和岩濑一样,认为要取得天皇的许可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毕竟200多年来,天皇一直是幕府的掌中物,德川家康还“教训”过天皇得专心于学问。不过,为了慎重起见,堀田此行特地准备了数额庞大的“运动资金”,打算用来贿赂朝廷的公卿(朝臣)以及天皇,让他们见钱眼开后没有任何异议。

　　当时,朝廷的经济来源完全被幕府所控制。幕府为了不让朝廷有多余的资金(有多余的资金便表示有能力招兵买马),把朝廷的预算压得很紧,每年只有1万两。因此,当时的朝廷实在穷得令人鼻酸。

　　当时的天皇是孝明天皇(1831~1866年,在位1847~1866年)。孝明天皇喜欢喝点儿酒,可是由于太穷,他只能偶尔喝,而且喝的时候是3成的酒加上7成的水,混合着喝。其酒味之淡,不难想象。

　　朝廷有个传统习惯,每年的正月初一,天皇便召集各公卿一块儿用餐,而且料理中一定有一道主菜——雉鸡肉。可是有一年实在穷得拨不出钱买雉鸡,只好将豆腐烤过之后,抹上一些味噌,“打扮”成雉鸡肉的模样,草草过关。

　　有一位大名听到这事后,觉得天皇太可怜了,便送给天皇一些盐腌的鲑鱼。天皇吃了一口鲑鱼后,惊叹道:“天下怎么有这么美味的食物?”吃完后,还指着吃剩的鱼骨头,交代臣下说:“这鱼骨头不要丢,我明天要拿这个跟开水泡饭吃。”

　　天皇既然穷到这个地步,公卿们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公卿都得找点儿副业来做,以弥补家计。有人教和歌、书道,也有人在空白的扇子上画画,然后拿去卖。连内大臣三条实万都在家里的庭院种梨树,每年将梨子卖给果菜商。最可笑的是明治维新大功臣之一的岩仓具视,他居然把家里的一部分房间租给外人开赌场。

　　由于上自天皇,下至公卿,朝廷里的每一个人都这么穷,因此堀田正睦对他的贿赂计划当然信心十足。他透过武家传奏(武家传奏的主要工作是替朝廷与幕府传递信息),献给孝明天皇1万两(等于朝廷一年的总预算),以及献给关白九条尚忠和前任关白鹰司政通各1万两。不料,却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诱人的巨款。

　　原来,孝明天皇自小生长于深宫,对外国情事完全不知,可是他却满脑子排外思想,认为西方人都是夷狄,与猫狗禽兽没什么大的差异。日本是神国,怎能让这些夷狄上岸居住、贸易呢?这样岂不把圣洁无瑕的神国给弄脏了?

　　当他听到堀田正睦带着巨款,启程前来京都要说服朝廷允许通商条约的消息时,写了一封信给九条尚忠:

　　假使如夷人所愿(通商)的话,这可是天下一大严重事情。我若答应了,岂不成为千秋万世的罪人?如何对得起伊势神宫(指天皇的老祖宗天照大神,伊势神宫祭拜的就是天照大神)?如何对得起历代祖先?……听说堀田正睦此回上京准备献上巨款,那笔巨款无论如何庞大,我们若因而利令智昏,必然会给天下带来灾难。人的欲望之中,以金钱欲最容易迷惑人心。因为被金钱所迷惑而产生的弊害,有时候还不至于太大,可是这回若被迷惑的话,可就后患无穷了。我?决不可接受这笔钱,叫堀田正睦拿回江户。

　　朝廷弥漫排外气氛

　　除了孝明天皇之外,大多数的公卿也都是排外主义者。天皇曾就是否答应美国的要求一事征询上级公卿的意见,结果提出的意见当中,多半是“顺从美夷的要求为神国之耻”;“严拒对方的要求,不惜一战”;“与各大名会商,严禁外人来日”之类的拒绝反应。

　　为什么朝廷上下这么厌恶洋人呢?原因有下列三点:

　　一,不只是朝廷,几乎所有受过汉籍教育的日本人,或多或少都有轻蔑洋人的心理。他们心仪孔孟圣贤之道,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中国儒者夜郎自大的世界观,亦即“唯有受圣贤之道熏陶的中国才是礼仪之邦,才是文明国家,没有受过圣贤之道熏陶的外国都是夷狄,与禽兽差不多”。日本自古吸收中华文化,也是受了圣贤之道的熏陶,当然可以“比照”中国,是礼仪之邦,当然也可以蔑视“夷狄”。

　　此外,为了消除因为面对强势的中华文化而产生的自卑感,日本人还不时地强调自己独有的优越性,亦即日本拥有“万世一系”以及“是神的子孙”的天皇,因而是神国,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连中国也没有。

　　无论是向中国儒家“借用”的世界观也好,日本自己“发明”的神国思想也好,这两样意识形态都是在强调自己最优越,旁人差劲到极点。因此,在这两样意识形态的重复激荡下,包括朝廷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排外,便不难理解了。

　　二,神国思想是以天皇信仰为中心的思想,因此,朝廷自然成为神国思想的大本营。而如前所述,“神国思想”几乎可与“排外思想”画上等号。而且,朝廷上下久居京都皇宫,很难收到外界的正确信息(收到的信息大多是三手、四手的传闻)。封闭的环境久而久之便让朝廷成为全日本最封建守旧的集团。

　　三,强烈主张攘夷的水户藩前藩主德川齐昭,通过与皇族的裙带关系(德川齐昭的正室登美宫吉子是皇族有栖川宫家之女),不断地向天皇灌输攘夷思想。而京都的著名儒者梅田云滨、梁川星岩等人也积极地向公卿鼓吹攘夷思想。

　　就这样,堀田正睦抵达京都时,朝廷已经弥漫着排外、攘夷的气氛,贿赂攻势因而挫败。1858年5月3日,堀田正睦进宫参见天皇,请求勅许通商条约,得到的答复却是“回去与各大名仔细商议后,再来上奏”。天皇虽然没有明白表示拒绝,可是已经暗示了拒绝的意思。这是日本人的美学。当某人想拒绝他人的要求时,通常不会明明白白地拒绝,而是拐弯抹角地拒绝。何况250多年来,天皇一直在幕府的武力下苟延残喘,怎敢拒绝得斩钉截铁呢?

　　然而,无论是斩钉截铁地拒绝,或拐弯抹角地拒绝,对堀田正睦而言,都是一样的冲击。他现在可真是进退维谷了。他答应哈里斯于4月18日签约,没想到在京都“运动”了那么久,与哈里斯约定的期限早都过了,却仍旧得不到天皇的首肯。他可以想象哈里斯在江户暴跳如雷的景象。一想到哈里斯动不动就搬出大炮军舰来恫吓的态度,堀田就开始头痛。

　　幕府面临危机

　　照道理讲,幕府本来不需得到勅许(天皇的许可),便可径行和美国签订通商条约。理由是江户幕府自从德川家康以来,一直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幕府所作的任何决策,无论是内政或外交,从来不需得到勅许。讲得难听一点,在幕府的武力下,天皇算哪根葱?200多年前幕府采取锁国政策时,根本不需得到天皇同意,为什么200多年后,幕府决定解除锁国政策时,却必须得到天皇同意?

　　显然,就法理而言,堀田正睦上京求取勅许的举动是错误的,而天皇拒绝幕府的外交决策一事更是越权。然而,幕末的非常情势却使得堀田的“错误”与天皇的“越权”看起来很自然,好像事情本该如此。所谓非常情势,是指:

　　1.与十七世纪初期德川家康时代的“夷狄”比较起来,19世纪中期的“夷狄”强太多了。另一方面,经过200多年锁国之后,19世纪中期日本的军备反而不如17世纪初期时的日本。德川家康可以轻易地驱逐“夷狄”,幕末的日本却完全没有这个实力。由于敌我力量差距悬殊,幕府无法单独应付这个危机,只好将天皇与大名拉上政治舞台,共赴国难。尤其是天皇,地位本来就很特殊(日本人精神上的大家长),这下子更成为举国团结的关键人物。堀田正睦之所以上京奏请勅许,实在是时代的气氛所造成。

　　2.如果佩里舰队来航时,幕府的将军是一个像德川家康那样的英雄豪杰,那纵然对外无法驱逐外敌,起码对内可维持幕府的权威,让天皇与大名没有插手政治的余地。不幸的是,佩里舰队来航时,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正卧病在床,连讲话都讲得含含糊糊,别提下什么决断了。德川家庆死后,由其子德川家定继任第13代将军。这位德川家定不但不是英雄豪杰,而且还体弱多病,经常无缘无故地发抖。

　　也就是说,当幕府碰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时,最高领导者——将军,无论德川家庆或德川家定,竟然都无法承担下重任,作出合适的决断,而不得不将这么大的责任交给老中。而保守有余,开创不足的前后任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与堀田正睦,也对重大政策不敢擅下决断,而采取集思广益的方式,让天皇与各大名获得了政治发言权。

　　太过强大的外敌,以及太过无能的将军,加上太过心虚的老中,终于导致幕府权威一天天地下降,以及天皇权威一天天地上升。德川家康若地下有知,必然扼腕长叹无疑。

　　将军继嗣问题

　　就在堀田正睦为了得不到勅许而伤脑筋的时候,一场以将军继嗣问题为中心的权力斗争已经浮上台面。

　　如前所述,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1824~1858年)天生体弱多病,看起来不像能活得很久的样子(果然后来只活到34岁)。更糟的是,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而影响了生育能力,德川家定虽然先后娶了3名妻子,却一直没有子嗣。因此,趁着德川家定还活着的时候,赶紧找一位继任后补便成为当时日本政坛的一件大事。

　　按照幕府的规矩,将军没有亲生儿子的话,必须从“御三家”与“御三卿”中,挑选一位适当的男子,过继给将军当养子,以便未来继承将军职位。

　　德川家康当年把将军职位让给三男德川秀忠时,也把尾张藩封给九男德川义直,把纪伊藩封给十男德川赖宣,把水户藩封给十一男德川赖房。尾张、纪伊、水户这3家由于与宗家的血缘最近,被称为“御三家”。一旦德川秀忠以下的直系血脉发生中断,也就是将军没有亲生子嗣时,便由血缘最近的“御三家”中挑选将军后补。

　　可是到了江户时代中期,“御三家”与将军家的血缘关系愈来愈疏远,因此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时,便以吉宗的二男德川宗武创设“田安家”,以四男德川宗尹创设“一桥家”,作为将军后补人选的另外两个“仓库”。第9代将军德川家重又以二男德川重好创设“清水家”。田安、一桥、清水这3家便被称为“御三卿”,与“御三家”同样是将军后补的供给站。

　　在这“御三家”与“御三卿”当中,适合继任第14代将军的后补人选有两个,一个是纪伊家的德川家茂(原名庆福),一个是一桥家的德川庆喜。

　　德川家茂(1846~1866年)的父亲是德川齐顺。德川齐顺为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的六男,由于纪伊家没有子嗣,便过继到纪伊家延续香火。而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是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的孙子,因此,德川家茂便是德川家定的堂弟,他们拥有同一个祖父德川家齐。

　　第二位候补德川庆喜(1837~1913年)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七男,1847年时,过继到一桥家,成为一桥家的第九代主人。

　　如果以血缘的远近关系来作标准的话,毫无疑问,纪伊家的德川家茂应该是继承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的不二人选。因为家茂与家定是堂兄弟关系,而另一位人选德川庆喜与家定之间却只是远房亲戚的关系。

　　可是,德川家茂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年纪太轻。1853年(这一年,佩里舰队首度来航,第12代将军家庆死,第13代将军家定即位)时,家茂只有7岁。另一方面,家茂的竞争对手德川庆喜却已经16岁。而且,德川庆喜被各方公认为是个才智兼备的优秀青年。

　　“一桥派”与“南纪派”

　　当时,有两帮人马加入了这场将军继嗣争夺战。拥护德川庆喜的有老中阿部正弘、水户藩前藩主德川齐昭(庆喜的父亲)、越前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德岛藩主蜂须贺齐裕等人,以及幕府官僚中比较开明的川路圣谟、岩濑忠震、永井尚志等人。这些人被称为“一桥派”。

　　“一桥派”认为,现在强敌接踵而至,日本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一定要有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将军,大刀阔斧地铲除积弊恶习,实施政治改革,带领全国渡过难关。第12代将军家庆与第13代将军家定都无法负起这个责任,以致局势日益恶化,下一任将军怎能再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幼儿——家茂担任呢?这样岂不更延误改革的时机、更使得局势恶化吗?现在是非常时期,将军继嗣问题绝不能再拘泥于血缘的远近关系,因此,应该推举英明有为,年龄又很适当的德川庆喜为下任将军的后补。

　　值得注意的是,“一桥派”的成员当中,岛津齐彬、伊达宗城、山内丰信与蜂须贺齐裕这4人是外样大名德川齐昭与松平庆永是亲藩大名,阿部正弘则是谱代大名出身。换言之,“一桥派”的重量级成员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外样大名。

　　我们曾经谈过,外样大名是德川家康在平定天下时或平定天下之后,才陆续投降称臣的诸侯。和亲藩、谱代比较起来,外样大名与德川家的关系最为疏远,对德川家的忠诚度也最低。因此,德川家康对这些外样大名极为警戒,在分封时,故意把他们封到偏远地区,以防止他们造反。当然,中央的政务也绝不让他们插手。

　　没想到,250年之后,这些原本一直被幕府压制的外样大名,却由于佩里舰队的来航,而取得了政治发言权。现在,他们甚至企图“干涉”德川家的继嗣问题。这样的发展岂是德川家康当年所能想象?

　　与“一桥派”相对抗的是拥护纪伊家德川家茂的“南纪派”(纪伊又称南纪)。“南纪派”的主要成员是以彦根藩主井伊直弼(1815~1860年)为首的几位谱代大名。

　　彦根藩藩祖井伊直政是德川家康的手下爱将,为“德川四大天王”之一。因此,井伊家在所有的谱代大名?中,地位最高,领地也最多,有25万石。

　　1850年,井伊直弼35岁时,继承长兄直亮成为彦根藩第13代藩主。井伊直弼的个性相当刚强,他对阿部正弘的“软弱”作风(自己不敢擅下外交决断,而向各大名与幕臣征询意见)很不以为然,认为中央的政务怎可让各大名,尤其是外样大名,插手呢?这样岂不损害了幕府的权威?

　　井伊直弼拥立德川家茂的理由是,德川家茂是将军德川家定的堂弟,血缘最近,按照德川家的传统规矩,家茂当然是下任将军的不二人选。家茂虽然年幼,无法立即亲政,但是老中可在旁辅佐,必要时还可设大老,掌控全盘政务。

　　此外,井伊直弼也很怀疑“一桥派”外样大名如此积极介入将军继嗣问题的动机。井伊怀疑他们想借这个机会在中央政坛获取一席之地,甚至重划日本的政治势力地图。事实上,井伊的观察并没有错。

　　活跃的雄藩

　　从1853年佩里舰队来航起,到1867年幕府灭亡为止,在这动乱的14年间,出现了几个活跃于政治舞台的藩,这些藩被称为“雄藩”。“一桥派”的成员当中,越前藩、萨摩藩、宇和岛藩和土佐藩都可算是“雄藩”(水户藩后来因为内讧激烈,当不成雄藩,德岛藩也没什么表现,算不上雄藩)。此外,长州藩、尾张藩、备前藩、安艺藩、肥前藩也算是“雄藩”。

　　当时,全日本大约有260个藩。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藩之中,只有少数几个藩成为“雄藩”呢?换言之,成为“雄藩”的条件是什么?

　　一、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可用领地的大小来衡量,领地大的藩(大藩)才有办法拿出充裕的资金从事政治活动,反之,领地小的藩(小藩)只能站在台下看戏。前面所提的9个“雄藩”,领地都在10万石以上,毫无疑问都是大藩,尤其萨摩藩,领地73万石,是全日本第二大藩。

　　二、必须是外样藩或亲藩。因为谱代藩本来就有参与幕府政治的机会,没有必要出来四处活动,争取权力。反之,外样藩250年来一直被排斥在权力圈外,因此当机会来临时,他们争取权力地盘的欲望也特别强烈。至于亲藩,除了“御三家”可提供将军后补之外,其他亲藩一直无法染指中央权力。“御三家”虽然有机会提供将军后补,但是那必须在将军家没有子嗣的时候。事实上,250年来,“御三家”之中的尾张家与水户家就从来没有出过一位将军。

　　三、对于外国船舰的频频来犯必须有强烈的危机意识。18世纪末期以来,外国船只频频出现于日本四周,甚至登上日本陆地。对这个现象最感到忧心忡忡的自然是拥有很长的海岸线的藩,因为他们首当其冲。以萨摩藩为例,萨摩藩位于九州南端,不但拥有很长的海岸线,而且其势力范围还远达南方的琉球(冲绳)。1853年佩里舰队前往江户湾之前,便先到琉球探勘,离开江户湾后,又到琉球要求琉球政府让其在当地兴建仓库,以贮藏煤炭。因此,在各藩当中,萨摩藩的危机意识特别强烈——洋人既然可以到琉球要求东、要求西,当然也有可能到离琉球不远的萨摩藩要求东、要求西。

　　有了危机意识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如何加强海防。可是自己的海防再怎么充实,其他藩如果不采取同样的措施,藩的安全仍然有问题。换言之,自藩的安危已经与整个日本的安危息息相关,很难独善其身。

　　因此,拥有强烈危机意识的藩,很自然地便会“关心”起幕府的政治,甚至四处活动,联合与自己的理念相近的其他藩,以影响幕府的人事与决策。

　　1857年,越前藩主松平庆永的手下第一智囊桥本左内(1834~1859年)在其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出了改革幕政的构想,以挽救日本。这个构想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拥立德川庆喜为将军;第二,力行政治改革;第三,移植西方科技,以富国强兵。

　　在第二项“力行政治改革”方面,桥本左内主张在此非常时期,德川幕府应该抛弃垄断政权的私心,让有能力的亲藩大名与外样大名也能入阁,参与政治决策。他提出了一份具体的人事名单:让越前藩主松平庆永、水户前藩主德川齐昭与萨摩藩主岛津齐彬这3人担任“国内事务宰相”,让肥前藩主锅岛齐正担任“外国事务宰相”,让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与鸟取藩主池田庆德(德川齐昭的儿子,德川庆喜的哥哥)守护京都,以及让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与土佐藩主山内丰信防卫虾夷(北海道)。

　　这是桥本左内的政治构想,也是“一桥派”的政治改革构想。他们想要打破幕府250年来只让谱代大名担任幕阁的传统,而让有能力的亲藩大名与外样大名(更具体地说,是“一桥派”大名)掌握政权。

　　这样的政治改革构想怎会不引起由谱代大名所组成的集团“南纪派”的反击呢?在“南纪派”领导者井伊直弼的眼中,“一桥派”这帮人之所以想拥立德川庆喜,其主要目的根本就是想重新划分日本的政治势力地图,讲得露骨一点,就是想夺权(从谱代大名手中)。

　　于是,在“南纪派”与“一桥派”之间,一场表面上以将军继嗣问题为争执点,台面下却是以权力的重新划分与否为主轴的斗争,就这样展开了。

　　“一桥派”的美人计

　　客观地说,“一桥派”的主张比较接近真理。所谓“比较接近真理”,意思是如果“一桥派”的政治构想得以实现——让比较有能力的人当将军,让比较有能力的人进幕阁,会对日本较为有利。然而,对既得利益者“南纪派”而言,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例如,挽救日本),都不愿意释出手中的权力。任何人提出这样的要求,都是阴谋篡权。

　　“南纪派”与“一桥派”两边的实力可说旗鼓相当。“南纪派”以谱代大名为主,本来就厕身于幕府权力圈中,势力庞大。“一桥派”的成员虽然大多位居幕府权力圈外,较为吃亏,可是人才济济,尤其先后获得了阿部正弘与堀田正睦的支援,更添实力足以和“南纪派”分庭抗礼。

　　双方既然旗鼓相当,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的意向就成为胜负的关键。也就是说,德川家定究竟属意于德川家茂,还是属意于德川庆喜,作为他的后继者?

　　“一桥派”的中心人物之一岛津齐彬为了影响将军德川家定的意向,想出了一个美人计——把自己的养女敬子嫁给德川家定,希望透过敬子的媚功来左右大局。不过,岛津齐彬是外样大名,按照幕府的规矩,外样大名的女儿若嫁给将军是门不当户不对,很难被接受。因此,岛津齐彬先安排敬子给朝廷右大臣近卫忠熙当养女,再以右大臣女儿的身份,嫁给将军。在名分上,右大臣与将军都是天皇的重臣,双方通婚算是门当户对。

　　敬子很顺利地成为将军的第三任夫人,可是她的“间谍”任务却没有顺利达成。为什么呢?因为将军德川家定打从心眼里就讨厌德川庆喜。

　　德川庆喜不仅被各方公认为是个英明人物,而且长得英俊潇洒,一表人才。幕府后宫的宫女们每次见到这位英俊的青年时,总是露出仰慕的神色,私下谈论起她们的共同偶像时,也难掩欣喜之情。相反的,德川家定不仅体弱多病,而且由于小时候生过痘疹的缘故,脸上坑坑洼洼。无论就外貌、才干或健康,德川庆喜都远远胜过德川家定。因此,德川家定极为嫉妒德川庆喜,连见都不愿意见到他,更别提收他为养子,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而且,德川家定只比德川庆喜大13岁,对家定而言,要收一个只比自己小13岁的青年当养子,的确有点儿尴尬。

　　另一方面,纪伊家的德川家茂比德川家定小22岁,对家定而言,这样的岁数差距感觉起来才像“父子”。而且,德川家茂还只是个平平凡凡的幼儿,不像德川庆喜那么“抢眼”,会刺痛家定的自卑感。

　　对“一桥派”来说,如果连最具关键性的将军都已倒向“南纪派”,属意德川家茂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那还有什么戏可唱?他们为此而陷入焦躁、不安——难道第14代将军候补真的得由一个幼儿担任吗?难道幕府政权仍旧得被谱代大名把持吗?难道日本面临了这么大的危机,却仍旧无法摆脱传统的窠臼,无法大刀阔斧地实施政治改革以因应变局吗?

　　祭出天皇牌

　　“一桥派”不愿就此认输,他们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以此力挽狂澜。这张王牌就是天皇——策动天皇,请天皇下圣旨指定德川庆喜为将军德川家定的接班人。

　　这是“一桥派”的最后一张王牌,然而却是一张很没把握的牌。为什么呢?首先,天皇不见得会答应“一桥派”的要求,介入将军继嗣问题。其次,即使天皇答应,并下圣旨,这个圣旨究竟有多大的效用还是个很大的疑问。换言之,幕府会准许天皇干涉幕府的“家务事”吗?250年来,只有幕府干涉过天皇的继嗣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位天皇“敢”干涉将军的继嗣问题。

　　不过,至少就“一桥派”会想到抬出天皇来扭转劣势这一点来说,便可知道当时孝明天皇的权威,与250年来历代天皇的权威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1858年3月,老中堀田正睦带着3万两贿赂金前往京都,求天皇勅许通商条约时,越前藩主松平庆永便派遣他的第一智囊桥本左内,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也派遣得力助手西乡隆盛(1827~1877年),两人携手跟在堀田正睦后面,也前往京都。不用说也知道,桥本与西乡的任务是要设法让天皇下旨指定德川庆喜为将军后继人选。

　　“南纪派”的首领井伊直弼获得这项情报后,也赶紧派出他的心腹长野主膳前往京都“活动”。对井伊直弼而言,万一天皇真的被“一桥派”蛊惑成功,出面干预将军继嗣问题,那事情可就棘手了。因为天皇的权威日渐上升是个不争的事实,以“一桥派”为首的各大名又愈来愈不“听话”,如果这两股势力结合在一起,共同对抗幕府,好不容易居于优势的“南纪派”很可能会因而转趋劣势。

　　当时的朝廷有300百多位公卿。这些公卿大致可区分为上级公卿、中级公卿与下级公卿三类。在上级公卿之中,尤其以“五摄家”(近卫、九条、二条、一条、鹰司)的地位最高。只有“五摄家”才有资格担任“摄政”或“关白”这两个朝廷内最高的官职。孝明天皇在位的期间(1847~1866年),关白一职便是先后由鹰司政通、九条尚忠、近卫忠熙、鹰司辅熙与二条齐敬5人担任。

　　“南纪派”的长野主膳以及“一桥派”的桥本左内、西乡隆盛等人当然都不可能直接见到天皇。因此,双方人马便以“五摄家”为主要目标,进行说服工作,希望透过“五摄家”或其他有力公卿来影响天皇的意向。长野主膳的“工作”对象是当时的关白九条尚忠。西乡隆盛的对象是与萨摩藩岛津家有姻戚关系的近卫忠熙。桥本左内则与朝彦亲王和三条实万(三条家属于“清华家”,“清华家”在朝廷的地位仅次于“五摄家”)接触。此外,桥本又跑去见堀田正睦,与堀田达成协议,即:堀田帮助“一桥派”,设法说服天皇下旨指定德川庆喜为将军后继者;桥本左内也帮助堀田,透过他的人脉关系说服天皇允准通商条约。

　　就这样,一场以天皇为中心点的拔河比赛在京都展开了。

　　对孝明天皇而言,如前所述,他极端厌恶洋人,因此也绝不愿允准通商条约,另一方面,在将军继嗣这个问题上,他却漠不关心,认为那是幕府的家务事,何必要他这个“局外人”出面表达意见?然而,“一桥派”与“南纪派”正透过他周遭的公卿来争取他的“意见”,这样的形势已无法让他置身事外。换言之,从这时候起,不管天皇本身愿不愿意,他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必须对某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表示意见——即使他根本不了解这些政治问题的本质与背景,即使他根本无法判断表示某项意见之后的可能结果。

　　京都的拔河比赛起初是“一桥派”获得优势——天皇总算答应下圣旨表达对将军继嗣问题的意见。“一桥派”希望天皇最好能够在圣旨中具体指名德川庆喜为将军后继人选,如果天皇认为具体指名不太妥当,那么起码得列出“英明、人望、年长”3个将军后补的条件。不用说,“英明、人望、年长”当然是指德川庆喜。天皇果然采用了这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

　　可是,在最后关头,孝明天皇却经不起关白九条尚忠的苦苦相劝,而将“英明、人望、年长”等字眼完全剔除,改成“国家当前正处多事之秋,只要能早一点确立将军养子就行了。”

　　这一改,使得“一桥派”在京都的“工作”前功尽弃。

　　1858年6月1日,堀田正睦回到了江户。他这一趟的京都之行,既没达成让天皇允准通商条约,又没达成让天皇指定德川庆喜为将军后继,内心之懊恼可想而知。不过,此时他已决定加入“一桥派”的阵营,因此一抵达江户城,便立刻晋见将军德川家定,向将军大力推荐松平庆永担任“大老”一职。

　　这当然是“一桥派”在京都挫败之后,处心积虑想出的一着妙棋——即使将军后继落在“南纪派”德川家茂身上,只要“一桥派”能够获得“大老”(地位在老中之上,情况特殊时才设立)职位,由于德川家茂还只是个小孩,“一桥派”仍旧可掌握幕府政权。

　　可是,“一桥派”哪里晓得,在堀田正睦前往京都的这一段期间,“南纪派”便趁机在将军身上下工夫,让将军完全倒向“南纪派”。因此,任凭堀田正睦怎么卖力说服,德川家定就是不点头。而且,3天之后(6月4日),德川家定宣布指派井伊直弼为“大老”。

　　这个消息对“一桥派”而言可真是晴天霹雳。如今,不但是将军后继,连“大老”这个具有无比权力的职位都落到“南纪派”手里。他们争了半天,什么也没争到。

　　举兵计划夭折

　　此时,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再也按捺不住,他决定采取一项惊人的举动——以“护卫天皇”为理由,率大军前往京都,把京都朝廷置于掌中,然后再以天皇的名义命令幕府实行“政治改革”。如果幕府不从,便以武力讨伐。届时,萨摩藩不但拥有“一桥派”各藩的支援,而且手上握有“天皇”这张王牌,应该有几分胜算。

　　这当然是一着险棋。但是,对岛津齐彬而言,这样总比眼睁睁地看着“将军后继”和“大老”落在“南纪派”手里,自己却一筹莫展好多了。

　　7月28日,岛津齐彬命令西乡隆盛前往关西为举兵一事布局。8月15日,西乡隆盛抵达大阪,可是却发现幕府的密探盯得很紧,让他无法放手“工作”。8月22日,西乡隆盛潜入京都,与梁川星岩商讨情势,两人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局势急速恶化,萨摩藩应该立即举兵。哪里晓得,岛津齐彬竟然于8月24日病亡,享年49岁。举兵计划因而夭折。

　　岛津齐彬是幕末各藩中,最开明,也最有远见的藩主。佩里舰队来航后,日本弥漫着一股排外攘夷的气氛,岛津齐彬却力排众议,主张开国。而且他的开国主张与幕府的不一样,幕府是受佩里舰队的胁迫,不得已才开国,岛津主张的却是积极的开国。

　　岛津齐彬对西方事物极感兴趣。他曾经告诉左右:“物理与化学是经济的根本,今后的经济应该以这两样学问为基础。”由此可见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绝不止于皮毛。

　　岛津齐彬于1851年42岁时,继承父亲岛津齐兴的位置,成为萨摩藩主。他一上台,就延聘高野长英、川本幸民等著名的兰学者到萨摩藩来,从事物理与化学的研究工作。这些兰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当辉煌,他们不但翻译了很多兰书,而且还根据这些兰书成功地制造出硫酸、盐酸、硝酸、火药、玻璃、陶瓷器等,并且也从事电信的实验与照相术的研究。1852年,岛津齐彬下令建造反射炉与西式熔矿炉,以炼制钢铁。炼制成的钢铁便用来制造西式大炮。

　　1857年,岛津齐彬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设立一个包括研究、实验与制造三项目的科技园区,取名为“集成馆”。当时,在“集成馆”工作的员工总共多达1200人。

　　此外,岛津齐彬深感海防的重要性,因此也花了不少心血来从事西式军舰的研究与建造。在他的努力下,萨摩藩成立了一支雄冠各藩仅次于幕府的海军舰队。

　　岛津齐彬从1851年即位起,到1858年去世止,总共在位7年。在这7年的期间,他让萨摩藩拥有了当时全日本最精良的枪、炮与军舰。除了幕府之外,萨摩藩的军备已经是全日本最雄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敢下出“举兵”这着险棋的最大原因。

　　这样英明而有远见的人物,竟然在他把举兵计划付诸实行的前夕病故,这不仅是萨摩藩或“一桥派”的一大损失,也可说是日本的一大损失。如果岛津齐彬能够多活几年,如果他能举兵成功并掌握幕府政权,日本迈向现代化的途径或许会更为平坦顺利些。

　　违勅签约

　　井伊直弼就任大老后,他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与美国之间的通商条约问题。堀田正睦原先答应哈里斯于4月18日签约,可是这个日期早就过了,堀田正睦却从京都空手而回。堀田回到江户后,赶紧低声下气地跟哈里斯赔不是,并且告诉哈里斯天皇那边有点儿顽固,不太容易点头,不过幕府绝对有信心说服天皇,请哈里斯再忍耐几个月。哈里斯此时也比较清楚日本政情的复杂,便同意把签约期限延后到9月5日。

　　井伊直弼听完堀田正睦的报告后,赶紧派心腹长野主膳再度前往京都,与关白九条尚忠联手进行说服天皇的工作。

[tang3]

　　可是堀田正睦与哈里斯约定之后还不到两个月,7月28日,哈里斯突然向幕府要求立刻签约。

　　原来,哈里斯从江户回到下田后,得知了一件重大的消息——中国自去年起与英法联军之间的战争,到了这年5月,由于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直逼天津,中国不得不竖起白旗,并于6月与英、法、美、俄签订四国《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公使入驻北京;②外人得入内地游历传教;③加开营口、烟台、淡水、汕头、琼州为口岸,长江开放通商;④确定领事裁判权;⑤修改税则;⑥对英赔款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

　　而且,消息来源指出,英法两国很可能会挟着胜利的余威,派遣舰队到日本来要求签订通商条约。

　　哈里斯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甚是焦急。他从1856年8月抵日赴任以来,为了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不断地与幕府官员折冲周旋,软的、硬的什么手段都用了,两年下来,却还没达成任务。如果英、法派舰队来日,很轻易地获得通商条约,那他这两年的心血岂不白费?

　　因此,哈里斯赶紧与岩濑忠震、井上清直见面,把上述消息加油添醋地告诉这两人,并且说,英法舰队来日后,一定会提出比美国更为苛刻的条约,而且这两国动辄以武力相向,日本势必得照单全收。因此,日本最好尽快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等英法舰队来日之后,美国愿意居间调停,让英法也比照“日美通商条约”签订条约。

　　于是,在哈里斯的恫吓下,1858年7月29日,日美双方在美舰“波瓦坦”号上,签订了“日美亲善通商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公使入驻江户;②横滨、长崎、新澙、兵库(神户)开港,江户、大阪开市,自由贸易;③美国拥有领事裁判权;④划定外国人居留地;⑤关税采取协定制,税率原则上定为20%。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很明显的,这是个不平等条约。日本不但丧失关税自主的权利,而且美国人在日本触犯法律时,日本政府也无权审判。这样不平等的条约,日本必须花半个世纪以上的努力,才达成改订。

　　第二,由于哈里斯再三地催促、恫吓,幕府不得不在尚未获得天皇许可的情况下,径行与哈里斯签约。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后遗症,使日本国内的局势更加失控。

　　条约签订之后,幕府草拟了一份关于此次与美签约的报告书,由5名老中具名,派飞脚(邮差)送往京都朝廷。

　　孝明天皇接到这份报告书后,大为震怒。他固然为幕府没得到他的许可就与洋人签约而生气,更令他愤怒的是,这么重大的事情,幕府竟然没有派特使前来向他报告,而只是派飞脚送来,幕府的眼中还有他这个天皇吗?(他忘记了250年来,幕府的眼中便一直没有天皇。当然,这是时代的气氛使他忘记了这点,让他认为幕府“本来”就该尊重他。)

　　朝廷内的大多数公卿也极为愤慨,认为幕府以如此草率的方式传达如此重要的报告,实在太目无天皇了。朝廷上下充满了一片反幕的情绪。

　　8月1日,也就是签约3日后,井伊直弼召集了各诸侯,宣布签约之事。翌日,宣布罢免老中堀田正睦,遗缺由鲭江藩主间部诠胜就任。井伊直弼罢免堀田正睦的理由,表面上是因为堀田没有从天皇那儿取得条约勅许,必须负起失败的责任,真正的理由则是因为堀田的态度已经很明显地与“一桥派”同一鼻孔出气,对井伊直弼的独裁体制而言,非除掉不可。

　　井伊直弼没有得到天皇的勅许就下令签订通商条约,而天皇很明显的是反对签约,因此井伊直弼的这项行动便被称为“违勅签约”。“一桥派”在获知这个消息后,一方面固然觉得很愤慨,另一方面却也暗自窃喜,认为是逮到了一个攻击井伊政权的大好机会。

　　此时,幕府已决定于8月4日宣布立德川家茂为将军继嗣。

　　继嗣前夕的谈判

　　8月3日清晨,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前往井伊直弼的宅邸谈判。松平庆永打算借“违勅签约”为攻击题材,逼迫井伊在将军继嗣上做出让步。

　　松平庆永见到井伊直弼后,板起面孔说:“幕府已经和美国签订条约,可是听说这事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准许。”

　　井伊直弼回答道:“这件事的确没得到朝廷的准许。不过,我前天已经派人赴京都奏请天皇许可了。”

　　松平庆永:“这样岂不是顺序颠倒?先签订条约,再奏请天皇许可,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井伊直弼:“的确是顺序颠倒,可是事情实在太急迫,我只好当机立断。如果拒绝签约的话,便会引发战争,一旦引发战争,我国便很可能会步上清国的后尘。为了避免战争,我不得不签约。”

　　松平庆永:“不管怎样,你没经过天皇的允许就与洋人签约,就有独断专行之嫌。就算洋人再怎么催促,你受了他们的恫吓,便怕得乖乖点头,违反了家康公以来的规矩,糟蹋了将军家的威信,这样子的做法能够原谅吗?”

　　此时,江户城传来了鼓声(提醒百官进城上班的讯号)。

　　井伊直弼:“鼓声响了,我得进城办公。这事改天再谈吧!”

　　松平庆永:“那我也跟你一块儿进城。”

　　井伊直弼:“可是你也知道,今天不是大名的进城日。”(大名有一定的进城日)

　　松平庆永:“是不是进城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大事。我还得跟你谈谈将军继嗣的问题。”(这才是松平庆永真正想谈的)

　　井伊直弼:“这件事将军早已决定了,还有什么好谈?”

　　松平庆永:“无论如何我必须再跟你谈谈此事,一起进城吧!”

　　井伊直弼:“我今天很忙,何况照规定,你今天不能进城,改天吧!”说完,便转身往外走。

　　松平庆永:“等等!条约的事,还有将军继嗣的事,这两件事都是国家大事,怎能够改天再谈?你迟点儿进城,等谈完再走。”

　　井伊直弼:“照规定,进城必须准时,我可不愿迟到。”说完,继续往外走。

　　松平庆永赶紧抓住井伊直弼的衣袖,说:“只有小官才在意是否准时进城。你身为大老,而且又是在谈这么重要的事,稍微晚一点儿进城,也没人会说你怠惰。”

　　井伊直弼:“就是身为大老,才更应该准时进城。我晚一分钟进城的话,国家政务就延误一分钟。请放手,得罪了!”说完,便用力甩开松平庆永的手,直奔停在门口的轿子。

　　松平庆永眼看留不住对方,便也赶紧坐进自己的轿子,跟在井伊直弼后面进城。

　　这天,除了松平庆永外,德川齐昭(水户藩前藩主)、德川庆笃(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之子)与德川庆胜(尾张藩主)也纷纷进城。他们采取的战术和松平庆永一样,首先以“违勅签约”为攻击的理由,将井伊直弼痛骂一顿,然后要求:①重用松平庆永;②暂缓宣布将军继嗣;③改立德川庆喜为将军继嗣。可是,老谋深算的井伊直弼怎会答应呢?在口沫横飞的指责声中,他很机巧地一一予以回绝。

　　按照幕府的规定,这天是三卿(田安、清水、一桥)的进城日。身为三卿之一的德川庆喜自然也进城了。他也和父亲德川齐昭等人一样,当面指责井伊直弼为何“违勅签约”。不过由于涉及自身的利益,他倒没有提到将军继嗣的问题。

　　翌日(8月4日),幕府命令各大名进城,正式宣布立德川家茂为将军继嗣。

　　至此,“一桥派”的努力终告全盘败北。“一桥派”的成员死的死(阿部正弘、岛津齐彬),下台的下台(堀田正睦),大老与将军继嗣又全给“南纪派”拿走,现在已毫无抵抗的能力了。

　　然而,井伊直弼却不因而满足,他正在拟定一个彻底摧毁“一桥派”以及其他任何反对势力的计划。他相信唯有这样才能稳固幕府的统治基础,让幕府的权威恢复到佩里舰队来航前的状况。

　　此时,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将军德川家定患了脚气病,而且病情日渐恶化,随时有断气的可能。井伊直弼因而决定在将军去世之前,发动他的整肃计划,以免夜长梦多。

　　铲除异己

　　8月13日,井伊直弼以已经奄奄一息的将军(第二天去世)的名义,宣布对以下各人的处罚:

　　德川庆胜 隐居(让出藩主位)、反省(在家反省,不得随意外出)

　　德川齐昭 反省

　　德川庆笃 禁止进城

　　德川庆喜 禁止进城

　　松平庆永 隐居、反省

　　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整肃行动。“御三家”之中的尾张家(德川庆胜)与水户家(德川齐昭、德川庆笃),“御三卿”之中的一桥家(德川庆喜),外加一个亲藩(松平庆永),竟然同时被处罚。这在江户幕府250年来是前所未有的事。由此可见井伊直弼铲除异己的魄力。

　　井伊直弼原以为这下子一定可收到震慑人心的效果,让失控的局面恢复正轨。没想到不久之后就从京都传来朝廷强烈反弹的消息。

　　自从佩里舰队来航,以及阿部正弘、堀田正睦前后两任首席老中采取“广征众议”的政策后,有强烈企图心的大名(如“一桥派”)纷纷跃上政治舞台。在他们的“示范”下,很多热血沸腾、忧国忧民的各藩藩士也开始采取积极的“救国”行动。这些藩士被称为“志士”。和朝廷一样,他们也深受“神国思想”与“儒家世界观”(洋人都是夷狄)的影响,加上佩里来航时的态度的确蛮横无理,因此这些志士(除了像桥本左内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几乎都是强烈主张攘夷。

　　除了“攘夷”之外,他们还主张“尊王”(尊敬天皇)。尊王思想来自于儒家思想。日本自古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了江户时代,儒家思想可说已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可是若以儒家思想为尺度来衡量江户时代的政治形态,则任何脑筋清醒的人都可发现其中大有问题。怎么说呢?

　　儒家思想最讲究“秩序”,君、臣、父、子的“秩序”绝对乱不得。臣必须忠于君,不忠于君的臣就是逆臣,逆臣人人得而诛之。以这种儒家思想为标准的话,天皇应该在日本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将军只是天皇的臣下之一,必须唯天皇之命是从,否则便是逆臣。然而江户时代刚好相反,将军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皇则唯唯诺诺像个小媳妇。

　　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矛盾。包括统治者(幕府)自己在内,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很尊奉儒家思想,可是实际上的政治形态却与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秩序”理念背道而驰。

　　以钻研儒书为职志的日本儒者不可能没有发觉到这个矛盾现象。可是武人掌政、天皇退居幕后又是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远自12世纪末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传统”。天皇亲政固然是更古老的“传统”,可是这个古老的传统由于年代太过久远,早已被“新传统”所掩盖,因而只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极为模糊的记忆。

　　如果12世纪末期以来的武人统治者能够效法中国的英雄豪杰,把皇帝(天皇)干掉,自己取而代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那事情便简单多了。偏偏这些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武人统治者下不了这个决心,而满足于实际的政治权力。结果,从12世纪末期以后,日本出现了一个令外国人很难理解的政治现象——日本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实际上的皇帝(将军),一个是精神上的皇帝(天皇),前者在名义上虽然是后者的臣子,可是后者却完全受制于前者,简直就像前者的臣子。

　　由于政治理想(儒家思想)与政治现实(将军与天皇间的倒错关系)存在着如此大的矛盾,因此,虽然早在江户时代初期,水户藩便已提出“尊王”的主张,当时的尊王论却甚为抽象空洞(讲得太具体会危及幕府的统治基础),徒具形式而已。

　　可是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尤其是佩里舰队来航后,日本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加上幕府又无法有效地应付这场危机,让洋人予取予求,天皇的重要性因而开始显现。本来源自于儒家思想,内容暧昧不明的尊王论,这时突然脱胎换骨,变成一项具有强烈号召力的政治主张,亦即,以日本人精神上的大家长——天皇为中心,团结全国的力量(包括幕府与260个藩),共同抵御外侮(攘夷)。

　　“尊王攘夷”因而成为各藩志士的共同口号。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志士虽然主张尊王,可是在初期却还没有推翻幕府的想法(这种想法要晚一点才逐渐显现)。他们虽然对幕府的种种措施极为不满(例如让洋人予取予求,违勅签约以及将军继嗣问题),可却还没有不满到非推翻幕府不可的程度。为了纠正幕府的“失政”,他们所想到的唯一手段,就是说服朝廷出面,以天皇的权威左右幕政。

　　因此,佩里舰队来航之后,京都就逐渐汇集了来自各藩的志士。他们有的是奉主人(大名)之命,来这儿从事政治工作(如桥本左内、西乡隆盛),有的则是凭着满腔的救国使命感,来这儿结交同志、交换情报。就这样,京都成了各路英雄好汉大串联的场所。

　　如前所述,由于井伊政权违勅签约,而且又以很马虎的方式(飞脚)通知天皇这件事,因而让天皇极为震怒。井伊直弼整肃德川齐昭等人的消息传到京都后,朝廷上下以及京都的志士们更加愤慨,认为井伊直弼实在太过专权霸道了。

　　下诏书事件

　　于是,在志士以及攘夷派公卿的策动下,天皇下诏书给幕府和水户藩。诏书的大致内容是:

　　1.责备幕府不该与美国签约,以及不该处罚德川齐昭等人。

　　2.幕府今后应该多与各大名商议国策,以团结力量,抵御外侮。

　　3.以上内容,请水户藩代为转达给三家、三卿、亲藩以及被幕府处罚的人士。

　　这份诏书的内容当然很令井伊直弼不满,更令他不满的是,同样的诏书,水户藩于9月14日便已收到,幕府却于9月16日才收到,晚了两天。本来天皇直接下诏书给藩就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250年来从未发生过),同样的诏书,水户藩竟然比幕府早两天收到,这令井伊直弼有“天皇重水户、轻幕府”的感觉。

　　无论如何,下诏书一事已经充分表明了天皇对井伊政权的不友善态度。对井伊直弼而言,这是一大冲击。然而,还有一件事更令他震惊,那就是关白九条尚忠的辞职事件。

　　在朝廷的公卿之中,关白九条尚忠的亲幕色彩相当浓厚。当“一桥派”与亲“一桥派”的各公卿策动天皇下圣旨,要幕府选择具有“人望、英明、年长”三条件的人(德川庆喜)为将军后继的时候,若不是九条尚忠百般阻挠,这件事早已成功。因此,亲“一桥派”的公卿对九条尚忠极为不满。“违勅签约”事件发生之后,这些公卿就把一肚子气发泄在九条尚忠身上,联手逼迫九条尚忠辞去关白职位。

　　九条尚忠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不得不答应辞职。可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关白的更替必须先得到幕府的批准。井伊直弼当然不会准许亲幕派的九条尚忠辞去关白,九条尚忠因而得以继续留任。然而,这件辞职风波已经足以让井伊直弼胆战心惊。

　　下诏书事件与关白辞职事件,这两个事件让井伊直弼深深地认识到即使在肃清“一桥派”各大名之后,他的统治权威仍旧被另一股势力——朝廷所挑战、威胁。而根据他的心腹长野主膳从京都传回来的情报,朝廷之所以会对井伊政权采取不友善的态度,主要的祸因是在于京都的志士与朝廷的部分公卿沆瀣一气,千方百计地煽动天皇与幕府对立之故。

　　安政大狱

　　因此,井伊直弼便决定在京都发动另一波的整肃行动,把所有的阴谋分子——反幕的志士与公卿扫除一空,以恢复幕府的威望。

　　肃清“阴谋分子”的工作由老中间部诠胜、京都守护职(幕府派驻京都,负责京都治安的最高指挥官)酒井忠义以及长野主膳三人主持。

　　10月13日,肃清运动展开。第一个逮捕的是对公卿有极大影响力的攘夷志士梅田云滨。第二个逮捕的对象是儒者梁川星岩,可是梁川星岩却很“幸运”地于数天前死于霍乱。京都的志士们听到幕府已经采取逮捕行动的消息后,纷纷作鸟兽散,逃离京都。可是幕府怎肯就此罢休?除了继续在京都、江户大肆逮捕外,并且下令各藩交出逃回去的“阴谋分子”。

　　除了志士之外,井伊直弼也下令逮捕公卿。左大臣近卫忠熙、右大臣鹰司辅熙、前关白鹰司政通以及前内大臣三条实万得知这个消息后,觉得被人逮捕太失尊严,便向天皇奏请自愿出家当和尚。孝明天皇不忍让这些大臣出家,因而迟迟不肯答应。1859年3月,酒井忠义交给关白九条尚忠一份名单,要天皇照这名单处罚,名单上写着:

　　朝彦亲王 反省

　　鹰司政通(前关白)隐居、出家、反省

　　三条实万(前内大臣)隐居、出家、反省

　　近卫忠熙(左大臣)辞官、出家

　　鹰司辅熙(右大臣)辞官、出家、反省

　　孝明天皇虽然极力与幕府讨价还价,可是在幕府的坚持下,最后还是几乎完全遵照幕府的原案,以天皇之名下令处罚。孝明天皇心中的委屈与无奈可想而知。

　　此外,一条忠香、二条齐敬、近卫忠房、久我建通、中山忠能、三条实爱等公卿也被下令“反省”。

　　逮捕行动结束后,井伊直弼指派了5位高级幕臣,组成审判团,对那些被冠以“阴谋叛乱”罪名的志士,进行审问、断罪的工作。5位审判官中,有人主张严罚,有人主张轻罚,意见不一。井伊直弼便把主张轻罚的审判官统统撤职,代之以主张重罚的幕臣。

　　审判团的判决分3次宣布,即1859年9月23日,11月1日,11月21日。被处罚的主要人物如下:

　　〔大名部分〕

　　德川齐昭(前水户藩主) 永远隐居

　　德川庆喜(一桥家主)隐居、反省

　　德川庆胜(尾张藩主)隐居、反省

　　松平庆永(越前藩主)隐居、反省

　　山内丰信(土佐藩主)反省

　　〔志士部分〕

　　安岛带刀(水户藩家老)切腹

　　茅根伊予之介(水户藩士)死刑

　　鹈饲吉左卫门(水户藩士)死刑

　　鹈饲幸吉(水户藩士)狱门(处死后,把首级挂在木架上示众)

　　鲇泽伊太夫(水户藩士)流放远岛

　　桥本左内(越前藩士)死刑

　　赖三树三郎(著名儒者赖三阳之子)死刑

　　吉田松阴(长州藩士)死刑

　　当时的年号为“安政”,所以后人就把这场大整肃称为“安政大狱”。“安政大狱”总共处分了100多人,包括大名、公卿、各家家臣、幕臣、藩士、儒者、和尚、商人等,可说是江户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整肃,而且在井伊直弼的指示下,判刑之重,超乎时人的预料。

　　井伊直弼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整肃,而且又坚持处以重刑呢?理由只有一个——他要恢复幕府的权威。他无法忍受“不在其位”的人“干涉”幕政。大名与公卿的干涉幕政已经让他难以忍受了,何况连藩士、浪人、和尚都跑来起哄、鼓噪。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而让这种干涉幕政的风气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幕府的权威必然愈来愈低落,直到完全丧失统治能力为止。因此,站在幕阁阁揆的立场,加上井伊直弼个人的刚直性格,“安政大狱”可说是必然的结果,其间的是非曲直很难一口断定。

　　然而,井伊直弼还是错了。他错估了形势。日本当时的形势已经注定幕府的权威非低落不可,而且是愈来愈低落,即使德川家康在世也无法挽回。

　　如果井伊直弼是在佩里舰队来航时担任大老,或许还有可为(指维持幕府权威),可是在历经阿部正弘、堀田正睦两位首席老中的“广征众议”政策之后,朝廷、雄藩大名以及满腔热血的攘夷志士纷纷跃上了政治舞台。在“救国”这个至高无上的使命感的驱使之下,这些人一旦上了舞台就再也赶不下去了——无论如何打压、整肃。而且愈是打压、整肃,愈是激起他们对幕府的敌意。“安政大狱”之后,攘夷志士不但没有因而畏惧退缩,反而采取了更激烈的抗争手段——暴力、暗杀。而井伊直弼就是死于攘夷志士的暗杀,这哪里是他当初发动大肃清时所能预料?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安政大狱”之后,攘夷志士虽然走向激烈的抗争方式,可是他们的主人(大名)却不一定同意这种方式。对大名而言,他们虽然不满幕政(尤其不满井伊直弼主导下的幕政),可是毕竟也是现存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而不愿见到这个体制有太过剧烈的转变,以致危害到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主张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例如,让亲藩与外样大名也能参与幕政),以强化体制,抵御外侮。然而,攘夷志士的暴力化却已经超出大名的“期望”,而且可能破坏整个封建体制,这是大名们所不愿见到的。

　　此外,志士之间,在很多观点上也不一定能取得共识。

　　以“攘夷”来说,有人主张不管三七二十一必须立即攘夷(这一派人数最多),也有人主张等日本蓄积一定程度的实力之后再攘夷,甚至还有极少数像桥本左内的开明志士,主张日本不但不应攘夷,而且必须积极开国。在行动方面,大部分的志士只着眼于结交同志,作横的联系,以共同对抗幕府;但是也有政治嗅觉比较敏锐的志士,如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认为光凭志士零散的力量不足以成大事,必须依附在大名(诸侯)的权力底下,利用整个藩的力量与幕府对抗,才有成功的希望。

　　桥本左内

　　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的志士里面,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桥本左内,一个是吉田松阴。

　　桥本左内(1834~1859年)是越前藩医桥本长纲之子。15岁时,前往大阪,进入兰学者绪方洪庵所开设的适塾学习兰学。1854年,20岁时,前往江户游学,一方面目睹了幕府穷于应付佩里的窘境,一方面也结交了西乡隆盛等志士。回到越前藩后,桥本左内受到了藩主松平庆永的赏识,从此便以松平庆永的心腹身份,四处奔波活动。

　　1858年,堀田正睦带着3万两“贿赂金”上京都时,桥本左内也奉松平庆永之命,带着500两公款前往京都。后来他发觉500两根本不够用,便赶紧写信回越前藩,要求补给更多的“银弹”。由此可见,当时各方势力对朝廷所发动的金钱攻势是何等“惨烈”。

　　桥本左内在京都会见了很多公卿,他拼命地想说服他们两件事,一件是抛弃攘夷思想,另一件是拥立德川庆喜为将军后继。可是他发觉后者还容易些,前者可就难如登天了。那些公卿的脑筋陈腐到极点,一点儿外国知识都没有,却对洋人怀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厌恶感。最后他只好放弃说服前者,专心于后者。反正只要德川庆喜能当上将军,其他事可慢慢解决。

　　桥本左内与其他成天把“尊王攘夷”口号挂在嘴上的志士不一样,他是个冷静而又极有远见的理论家。他于1857年构思的幕政改革计划(前文曾介绍过)中,主张日本应该向美国与俄国聘请50名各种学术领域的教师,到各藩教学,移植西方学术。这样的构想岂是血气方刚、徒具爱国情操的攘夷志士所能比拟?

　　可是,这么优秀的人才却于1859年11月1日,被幕吏押到刑场斩首。时年25岁。

　　桥本左内原先以为自己根本没有谋反之心,不至于被判什么重罪。因此他在牢里还勤读《资治通鉴》。

　　行刑那天,牢头(典狱长)红着眼睛对他说:

　　“你那么年轻,又满肚子学问,实在太可惜了。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愿意拿我这条命换你那条命……”

　　吉田松阴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1830~1859年)是长州藩下级藩士杉百合之助的次男,6岁时过继给吉田家当养子。吉田家代代在长州藩教授山鹿流兵法。吉田松阴过继到吉田家后,便注定将来长大后要继承这个职务,因此他从小就得学习山鹿流兵法。

　　日本的兵法原本学自于中国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三略》、《六韬》等。到了战国时代(1467~1568年)以后,有些人将这些兵法融会贯通并加入新观点,而自成一家,先后形成甲州流、北条流、山鹿流等。吉田家便是尊奉山鹿流兵法。

　　1850年,20岁时,吉田松阴前往九州平户游学。他在平户碰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人——叶山佐内。叶山佐内是个很关心海外时势的儒者,家里有不少关于鸦片战争的资料(如魏源的《圣武记》、盐谷宕阴的《阿芙蓉汇闻》)以及西方炮术书。吉田松阴便向他借了这些书,连夜精读,并抄录重要的部分。

　　吉田松阴一边读这些书,一边冒冷汗——很明显地,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是因为“英夷”拥有坚船利炮。换言之,坚船利炮已经成为现代战争中制胜的关键。而无论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也好,日本的甲州流、山鹿流也好,根本没有提到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在坚船利炮之前,这些自古传下来的兵法能发挥什么作用?

　　吉田松阴愈想愈沮丧,愈想愈对山鹿流兵法没信心。于是,在平户待了50天之后,他跑去长崎,想看看西方(荷兰)的船舰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看到荷兰的船舰之后,他终于对山鹿流兵法死了心。

　　如果山鹿流兵法不行,那么什么才行呢?经过一段苦闷期之后,1853年,吉田松阴前往江户,拜在兰学者佐久间象山的门下。佐久间象山聪明绝顶,是当代一流的思想家。他原本是个儒者,后来奉藩主之命研究外国情事才发觉兰学的重要性,因而一头钻进兰学的世界。后来,他提出了一句极有名的口号“东洋道德西洋艺”。

　　1853年7月,佩里舰队再度来日。在佐久间象山的鼓励下,吉田松阴决定搭美国军舰,偷渡到国外,亲眼看看西方到底是怎么个富强法?这是个极为大胆而又危险性十足的计划,甚至可说是异想天开。第一,200多年来,幕府一直严禁人民到海外,任何人若触犯这条戒律被抓到的话,一定会被处以重刑。第二,即使吉田松阴偷渡成功,他如何在异国谋生?又如何返国?这些都是未知数。然而,吉田松阴不管那么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亲自到外国看看,怎么知道外国的真面目?不知道外国的真面目,又如何抵御外侮?兵法上最强调的不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

　　为了“知彼”,吉田松阴决定以生命作赌注。

　　可是天不从人愿,如前所述,这个偷渡计划失败了。吉田松阴被佩里赶上岸后,失望之余,竟然跑去衙门自首。结果,经过一番审讯,由于吉田松阴偷渡的动机还算情有可原,而且又是主动前来自首,因此只在长州藩的牢狱里关了两年。

　　出狱后,吉田松阴回故乡开设私塾,培育天下英才。他的学生当中,有很多是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人物,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前原一诚、井上馨、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品川弥二郎等。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虽然不是吉田松阴的学生,可是也受了他极大的影响。

　　1858年10月,井伊政权命老中间部诠胜在京都展开逮捕志士的行动。吉田松阴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立即与学生策划暗杀间部诠胜。然而,暗杀计划还没实行,就被幕府逮捕了。审判团原先判处吉田松阴“流放”,可是判决书交给井伊直弼批示时,井伊朱笔一挥,把“流放”改成“死刑”。

　　1859年11月21日,吉田松阴服刑。时年29岁。行刑前,他在牢里作了一首诗:

　　即使身朽武藏野

　　长留天地大和魂

　　(注:“武藏”指江户一带,“野”为荒郊野外之意)

　　西乡隆盛

　　说完了桥本左内、吉田松阴这两位“安政大狱”的牺牲者之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位幸免于难的志士——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1827~1877年)是萨摩藩士西乡吉兵卫的长男。萨摩藩的武士大致可分成3个阶级,地位最高的是城下士,其次是城外士,地位最低的是在村乡士。城下士之中又分成10等级,西乡吉兵卫便是属于城下士中的第9级“御小姓与”。

　　城下士的子弟自6岁起,便被编列到一个叫做“乡中”的团体,接受文武合一的教育。为了培养身为武士所需具备的胆量,“乡中”有两门别出心裁的必修课程。一个是在深更半夜前往刑场挖取死刑犯的肝脏。一个是大伙儿围着圆圈盘坐,圆圈上方则挂着一串鞭炮,鞭炮点燃后在大伙儿头上乱舞乱炸,此时,每个人都得维持原来的姿势,不得露出恐惧的神色或闪避鞭炮。西乡隆盛便是接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

　　1844年,17岁的西乡隆盛开始担任“郡方书役助”。“郡方”是藩政府的一个部门,主要任务为巡回各农村,监督村吏,促进生产,收取年贡。“郡方”的最高长官为奉行,其下为书役,书役助便是书役的助手。

　　西乡隆盛在“郡方”做了10年,由书役助升到书役。在这10年当中,西乡隆盛亲眼看到周遭同事腐败的情形而深觉愤慨。例如,负责收取年贡的藩吏总是向农民收取额外的年贡,据为私有。而且这事是在半公开的情况下进行,因为大家都公认收取额外的年贡是担任这项肥职所应得的报酬。

　　29岁那年,西乡隆盛写了一份农政意见书呈给藩主岛津齐彬。在这份意见书中,西乡隆盛痛陈萨摩藩农政的种种弊端与藩吏剥削农民的情事。或许是这个缘故,岛津齐彬开始注意这位怀有强烈正义感的青年藩士。后来,当岛津齐彬与其他“一桥派”大名携手活跃于政治舞台时,西乡隆盛便被岛津齐彬提拔为身边亲信,四处联络奔走。

　　西乡隆盛在京都从事运动时,认识了一名法号月照的和尚。月照是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由于与朝廷公卿颇有来往,因此西乡隆盛便透过月照的关系与公卿接触。

　　间部诠胜在京都展开肃清行动时,月照也被列入逮捕名单。西乡隆盛获知这个消息后,赶紧委托好友平野国臣将月照与月照的仆人重助护送到萨摩藩,自己则先行一步到萨摩藩安排月照的藏匿处。

　　然而,此时的萨摩藩已经与岛津齐彬在世时不一样了。岛津齐彬去世后,藩主之位由齐彬的弟弟岛津久光的儿子岛津忠义继承。不过,实际的政权则是握在岛津久光的手里。西乡隆盛虽然深受岛津齐彬赏识,可是却与岛津久光合不来。因此,当西乡隆盛安排月照前来萨摩藩避难时,岛津久光把月照视为烫手山芋(幕府已经将月照的人头画像分送各藩,下令通缉),不但拒绝予以庇护,而且还命令西乡隆盛立即将月照送往日向的法华岳寺。按照萨摩藩的规矩,把他藩人士“送往日向”便是暗指送往日向后就地杀害。

　　西乡隆盛接到这个命令后,万念俱灰。原以为自己有能力保护月照,而安排月照潜逃到萨摩藩,哪里想得到新的权力者岛津久光却一点儿也不买自己的账,落得月照现在只有死路一条。西乡愈想愈难过,愈想愈觉得对不起月照,便下定决心与月照同赴黄泉。

　　1858年12月20日,西乡隆盛、月照、平野国臣以及重助四人乘着船前往日向。船行锦江湾,月光盈满水面,西乡隆盛指着岸边的一间寺庙,对月照说:

　　“那间寺庙叫做心岳寺,与岛津家有很深的渊源。”

　　月照:

　　“愿闻其详。”

　　西乡:

　　“当年丰臣秀吉派兵攻打岛津家时,岛津岁久公就是据守在心岳寺,后来因抵挡不住,便在寺内切腹自杀。萨摩藩士因感于岁久公的义烈,经常前往该寺参拜。师父虽然不是萨摩藩人,今日因缘际会经过此地,何妨一拜?”

　　月照:

　　“说得也是。岁久公既然在此寺壮烈成仁,贫僧自当一拜。”说完,便闭起眼帘,朝着心岳寺合掌膜拜。

　　西乡隆盛见状,一言不发地张开双手抱紧了月照,跳入海中。

　　平野国臣听见物体落水的声音,又不见月照与西乡隆盛的踪影,心知不妙,赶紧喝令船夫停船。众人一阵子打捞之后,总算救起二人。然而,月照已经回天乏术,西乡隆盛虽一息犹存,也已不省人事。

　　经过三天两夜的昏睡之后,西乡隆盛终于苏醒过来。当他知道月照已经不在人世,而自己却仍活着时,内心悲痛不已。平野国臣等人怕他又寻短见,拼命地晓以大义。或许是朋友们的苦劝奏了效,西乡隆盛最后决定忍辱偷生。

　　9年后,西乡隆盛率领讨幕联军击败幕府军队,推翻江户幕府,也算是为月照报了仇。

　　月照死后40年,也就是1898年,在中国,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派主导的百日维新因清廷保守派的反扑而告挫败,改革派纷纷作鸟兽散。当时,梁启超极力劝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跟他一块儿到日本大使馆避难。谭嗣同却说: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又说: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对明治维新的过程可真下了一番工夫研究。

[tang3]

第三章 尊攘志士的暴力化

　尊攘志士借暗杀手段掌控朝廷的意向,他们把暗杀称之为“天诛”(替天行道)。

　　樱田门外之变

　　1860年3月24日。已经是初春的季节了,这天江户却很不寻常地下起大雪。

　　早上9点,大老井伊直弼和往常一样坐上轿子,由60名武士护卫,从彦根藩邸出发,前往江户城上班。由于下大雪的关系,武士们都戴着雨笠,穿着雨蓑,连武士刀也用柄袋包紧,以防止雪水沾湿。

　　一行人来到樱田门(江户城内郭门之一)外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从左右两方冲来十数名怒目横眉、杀气腾腾的浪士,手持银光闪闪的武士刀,见人就砍。

　　护卫的武士虽然人数较多,可是每个人都穿戴着雨笠、雨蓑,行动极为不便,加上武士刀又包在柄袋里,慌慌张张中,还来不及取出,大多数人已被突袭者砍倒。没被砍倒的武士眼见不敌,也纷纷抱头鼠窜。

　　数名突袭者来到轿旁,以武士刀猛刺轿内。接着,一名浪士掀开轿帘,把已经身负重伤的井伊直弼一把拖出轿外,然后挥刀而下,井伊直弼的首级顿时滚落雪地。

　　井伊直弼,这位拼命想挽回幕府权威,并不惜发动江户时代250年来最惊心动魄的大整肃的强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横死在幕府的权力中枢——江户的街道上。而且是死在他深恶痛绝的攘夷志士手里。

　　参与这项暗杀行动的浪士总共有18名。其中,17名是水户藩浪士,一名是萨摩藩浪士。他们不满井伊直弼违勅签约,更痛恨井伊发动“安政大狱”,而把井伊视为大奸巨贼,非除去而后快。

　　这个事件由于是发生在樱田门外,因此便被称为“樱田门外之变”。“樱田门外之变”震惊了整个日本,同时也对幕府的权威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堂堂幕府的宰相,而且一上任没多久就采取断然措施,发动“安政大狱”,威风八面的井伊直弼,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首善地区的江户,被人乱刀砍死。这在江户时代250年来是前所未闻的事。

　　井伊直弼发动“安政大狱”的目的是要借这种恐怖手段来镇压反抗势力,以重振幕府权威。可是,“樱田门外之变”却证明了他的策略是错误的——镇压的力量愈大,被镇压者便愈反抗,反抗的方式也愈暴力化,结果,幕府的权威便愈受到挑战而愈趋低落。

　　井伊直弼被暗杀之后,幕政由久世广周与安藤信睦两位老中主导。这两位老中明白如果继续沿袭井伊直弼那套高压统治的作风,只会激起更多的反弹,让局势更加无法收拾,因此他们决定采取妥协性的策略——公武合体,以维系日渐低落的幕权。

　　公武合体

　　“公武合体”是什么意思呢?“公”是指公家,也就是朝廷;“武”是指武家,也就是幕府。“公武合体”的意思就是说朝廷与幕府应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凝聚力量,共赴国难。

　　井伊直弼死后,久世广周与安藤信睦两位老中受逼于形势,不得不采取公武合体策略,以缓和反对势力。他们打出的第一张公武合体牌,就是让将军与天皇结成亲家。

　　当时(1860年)的将军德川家茂年仅14岁,未婚。而当时的孝明天皇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宫,也是14岁,也未婚。对幕府而言,如果能促成德川家茂与和宫结婚,会有下列的好处:

　　一、今后天皇即使对幕政有什么不满,看在妹妹和宫与妹夫德川家茂的分上,也不好意思太过责难。

　　二、天皇既然与将军结成亲家,那些口口声声“尊王”的攘夷志士也不得不收敛对幕府的抗争行动。因为攻击幕府就等于攻击天皇的亲家。

　　换言之,幕府想借着这项政治婚姻来拉近与天皇的关系,并借此化减反幕势力。

　　不过,这个公武联姻的构想存在着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和宫虽然尚未正式结婚,却已经与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订有婚约。而且,和宫本人极不愿与炽仁亲王解除婚约,嫁到将军家。因此,幕府虽然一再派人提亲,孝明天皇却狠不下心逼迫和宫答应。

　　后来,公卿之中最长于谋略的岩仓具视(那位把家里房间租给别人开赌场的公卿)为幕府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写了一封意见书给孝明天皇,劝天皇答应这门亲事。这封意见书的内容是这样:幕府的权威现在已急速坠落,不复昔日威风。这由大老井伊直弼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暗杀一事便可看得出来。因此,幕府已经没有掌政的能力了……不过,朝廷若太过急于想恢复权力,而与幕府兵戎相见,则恐怕会引起内乱并招致外国的侵略。因此,现阶段重要的是舍名取实。现在,幕府既然那么热切地请求和宫下嫁将军,皇上不妨以公武合体为由,允许这桩亲事,并且附带命令幕府,今后无论是外交问题或内政问题,只要事情重大,都必须先向朝廷上奏后,才可实施。如此一来,表面上虽然仍由幕府执政,实际的政权却操在朝廷手里。

　　从这封意见书可看出岩仓具视已洞彻出时代的变化并且为朝廷规划出东山再起的蓝图。

　　日本自从12世纪末期以来,政权便由朝?转移到武士首领手中。从12世纪末期起,一直到1853年佩里来航为止,在这长达将近7个世纪的期间,上起天皇,下至下级公卿,整个朝廷像个小媳妇般,仰武人的鼻息过活。他们在唉声叹气之余,有时也难免会怀念起12世纪末期以前那段光荣辉煌的岁月。何时朝廷才能东山再起,重掌政权呢?这样的美梦在7个世纪之间,必定有几个天皇、几十个公卿偷偷幻想过。

　　没想到佩里来航之后,日本的政局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幕府权威日渐低落、天皇地位日渐上升、“尊王”口号响彻云霄。这些变化显示出“朝廷东山再起,重掌政权”的美梦似乎不再是个“梦”,而是个颇具可能性的归趋。

　　岩仓具视是朝廷之中对这个变化最为敏感的公卿,他知道朝廷在忍辱偷生了7个世纪之后,现在总算等到了从武士首领(将军)手里夺回政权的时机。不过他也明白现在还不是与幕府“兵戎相见”的时候,现阶段的战略应该是一步步削弱幕府的权力,以及一步步增添天皇的权力,只要这个战略能够顺利地推展下去,时间久了,自然瓜熟蒂落。届时,或许不必与幕府“兵戎相见”,就可接收政权。

　　现在幕府前来提亲,请求和宫下嫁将军。对方此举固然有其意图(化减反幕势力以巩固幕权),可是何妨将计就计,以“幕府今后的重大决策都必须先向朝廷上奏,才可实施”为交换条件,答应幕府这门亲事。如此一来,朝廷便可左右幕府的决策,而向“重掌政权”之路迈进一大步。

　　这是岩仓具视的如意算盘。这个如意算盘果然打动了孝明天皇的心。

　　其实,孝明天皇不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并没有想到要夺回丧失了7个世纪的江山,他之所以被岩仓具视的意见所打动,并非像岩仓具视有那么大的“抱负”,他只想借此逼迫幕府攘夷罢了。

　　如前所述,孝明天皇是个极为厌恶“夷狄”的人,他不愿让“夷狄”与神国日本发生任何接触,更别谈让“夷狄”踏上日本的领土与日本人来往贸易了。因此,他非常反对幕府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可是在井伊直弼发动大整肃之后,整个京都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孝明天皇也只好三缄其口,不再干预幕政。

　　如今,强人井伊直弼死了,新的幕阁又采取公武合体的妥协性策略,若能如岩仓具视所说的,以答应和宫下嫁来交换左右幕府决策的权力,那么天皇便可逼迫幕府实行攘夷。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是孝明天皇的如意算盘。当然,孝明天皇的算盘与岩仓具视的算盘比较起来,格局显然小多了。

　　至于和宫本人不愿下嫁将军一事。若是和宫的“牺牲”能够换得幕府力行攘夷,而让神国日本得以保持安宁,那也只好委屈和宫了。

　　于是,孝明天皇答应了幕府的提亲,条件是,幕府必须毁弃通商条约并且实行攘夷。

　　幕府为了实现和宫下嫁将军以化减反幕气焰的目的,竟然也答应孝明天皇的条件,信誓旦旦地说:

　　“现在日本还没有能力与外国打仗,不过幕府会尽全力制造军舰、弹炮,在七八年或十年之间,一定会与外国交涉,废弃通商条约,如果交涉不成,便发动战争,将洋人赶出日本。”

　　1860年10月,孝明天皇正式勅许这门亲事。1862年3月11日,将军德川家茂与皇妹和宫在江户城举行结婚典礼。

　　这桩政治婚姻满足了幕府、孝明天皇与岩仓具视(虽然这三者各有各的意图),可是却激怒了攘夷志士。攘夷志士认为幕府之所以要求皇妹和宫下嫁将军,根本就是想把和宫当作“人质”,让朝廷以及其他反幕势力投鼠忌器,不敢对幕府作太过强烈的攻击。此外,攘夷志士也认为天皇之所以答应这门亲事,一定是被周遭的不肖公卿所蛊惑,而这些不肖公卿必定是收了幕府的巨额贿赂。

　　和宫一行人是于1861年11月从京都出发,前往江户。在此之前,坊间就流传攘夷志士计划在途中截击下嫁行列,把和宫送返京都。因此,幕府紧张兮兮,下令12个藩派兵护卫和宫东下,以及下令29个藩做好沿途的警备工作。结果,下嫁行列浩浩荡荡,总人数多达7856人。以这样盛大的阵容相伴,以及滴水不漏的警戒,和宫当然是无事抵达江户。

　　坂下门外之变

　　除了和宫下嫁将军一事之外,还有一件事更加激怒攘夷志士。攘夷志士不知从哪儿听到一件消息,说:幕府觉得孝明天皇意见太多,是个麻烦人物,因而决定废掉孝明天皇,另立一位比较听话的天皇。为此,幕府已经命令国学者塙次郎研究历史上是否有废掉天皇的前例。消息来源并且指出主持这项“废帝”计划的是老中安藤信睦。

　　和宫被迫下嫁将军,加上“幕府阴谋废掉孝明天皇”这则听起来很像真有其事的传言,这两件事让一部分攘夷志士忍无可忍,决定刺杀安藤信睦。

　　1862年2月13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各大名按例都得进城谒见将军。早上8点,江户城响起了鼓声。老中安藤信睦坐上轿子,在50名武士的护卫下,从藩邸出发,前往江户城。

　　一行人抵达江户城坂下门外时,一名男子拿着一份诉状走向安藤信睦的轿子。轿旁的卫士正想上前阻拦,那名男子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朝着轿子射击。随着枪响,道路左右两旁冲出了5名持刀武士逢人便砍。

　　这幅景象简直就是两年前“樱田门外之变”的翻版。可是“樱田门外之变”之后,幕府已提高了警觉,因此50名护卫的武士并没有太过慌乱,迅速拔刀反击。而且刺客这回只有6名。结果,安藤信睦只挨了一刀,并未中及要害,6名刺客在数分钟后一一倒地就毙。

　　由于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江户城坂下门外,后人便称此为“坂下门外之变”。

　　“坂下门外之变”之后,安藤信睦虽然幸免于难,可是却被迫辞去老中职位。或许幕府觉得让安藤信睦下台才能够缓和攘夷志士的怒火吧。

　　和“樱田门外之变”一样,“坂下门外之变”也对幕府的权威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如果任何藩的任何武士都可因为不满政府的施政,而对主政者动刀动枪,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幕府的处境现在可说是每况愈下。而“公武合体”这条新路线也证明不见得好走多少。

　　谈到“公武合体”,接下来我们得介绍长井雅乐与岛津久光,因为这两人也是“公武合体”的倡导者。

　　长井雅乐(1819~1863年)出身长州藩的名族,在长州藩的藩士之中,他被视为“智辩第一”。1861年(井伊直弼死后翌年)4月,长井雅乐向长州藩主毛利庆亲提出一份建议书,主张“航海远略策”。

　　攘夷派与开国派

　　佩里舰队来航以来,日本的政局之所以纷乱不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各方势力对如何因应“夷狄”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大致可分成“攘夷派”与“开国派”两种。当然,如果细分的话,“攘夷派”又可分成“立即攘夷”与“先把军备充实好之后再攘夷”;“开国派”也可分成“消极的开国”(既然打不过对方,只好应对方要求开国)与“积极的开国”(与世界各国来往贸易为时代潮流,日本若不想被潮流淘汰,只有开国一途)。

　　幕府由于身处最前线与外国折冲,所获得的情报最多,知道攘夷行不通,可是又不敢断然扬弃传统包袱,因此只好采取“消极性开国”的方针。

　　至于孝明天皇与其下的多数公卿,由于久居深宫,又没有与外国交涉的经验,因此完全不了解世界情势,只会情绪性地主张攘夷。

　　一边采取“开国”方针,另一边强烈主张“攘夷”,这就是公(朝廷)武(幕府)双方总是处于紧张对立状况的主要原因。

　　长井雅乐果然不愧为长州藩“智辩第一”,他的“航海远略策”把“开国”与“攘夷”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主张巧妙地结合起来。

　　“航海远略策”的内容是这样:日本必须攘夷,可是绝非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见洋人就砍的情绪性攘夷,而是采取积极性开国的方针,努力富国强兵,称霸于全球,将洋人压制于脚下。这样才是真正的攘夷。

　　这个既开国又攘夷的巧妙理论,可想而知,必定较容易被公、武双方所接受,而达到公武合体的目的。

　　长州藩主毛利庆亲立刻采纳了长井雅乐的建议书,将“航海远略策”定为长州藩的方针,并且派遣长井雅乐前往京都与江户,向朝廷与幕府游说。

　　如果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能够获得各方的共识,那么日本的现代化脚步或许还会再快几年。可是长州藩的攘夷派势力实在太过顽强了,他们认为长井雅乐是个奸人,他的“真攘夷论”根本是站在幕府的立场,为幕府的“失政”辩护、粉饰,以欺瞒天皇,让天皇也同意开国。结果,在藩内攘夷派的猛烈攻击下,长井雅乐不仅丢官失职,还被迫自杀。

　　此后,攘夷派控制了长州藩藩政,长州藩成为全日本各藩之中最强烈主张攘夷的雄藩,也成为幕府的死对头。

　　接下来,再来谈谈岛津久光。

　　岛津久光的活跃

　　岛津久光(1817~1887年)是萨摩藩前藩主岛津齐彬的同父异母弟弟。岛津齐彬于1858年病逝之后,藩主之位由岛津久光的儿子岛津忠义继承,不过藩政的实权则操在岛津久光手里。

　　岛津久光虽然不像哥哥岛津齐彬那么英明,却颇认同齐彬的路线而决定沿袭,亦即,以萨摩藩的武力为后盾,介入中央政治,一方面逼迫幕府实行政治改革,一方面借机扩张萨摩藩的势力。

　　这里所说的“逼迫幕府实行政治改革”,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只不过是仿照昔日“一桥派”的构想,将几位“一桥派”大名送进幕阁,以掌握幕政。

　　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岛津久光也很讨厌“夷狄”,可是他却反对尊攘(尊王攘夷)激进派志士的作风。从1860年大老井伊直弼被刺,以及1862年老中安藤信睦被刺,两个事件就可看出,这些志士已经走上了暴力路线。而且,他们的政治理念也逐渐由“反幕”转变成“倒幕”(推翻幕府)。

　　岛津久光主张改革,但那只是体制内的改革,绝不是推翻旧体制,另创新体制。对他而言,以及对绝大多数的大名而言,尊攘激进派志士的暴力手段与倒幕主张是极端危险的。因为那很可能会危及他们在现存体制中的既得利益。

　　安藤信睦遇刺之后,本来就呈衰颓走势的幕府权威更加下落,岛津久光看到这个情形,知道自己登场的时机成熟了。1862年4月,他率领1000多名藩兵从萨摩藩出发,前往朝廷的所在地——京都。

　　这在江户时代250年来可真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按照幕府的规矩,没有幕府的允许,任何大名都不可进入京都与朝廷接触,当然更不准率兵入京都。岛津久光不是大名(他只是大名的父亲),却擅自率兵入京都,如果是在幕府强盛的时代,肯定会被冠以“阴谋造反”的罪名而遭处死。此时幕府权威的低落由此可见。

　　岛津久光率兵赴京的目的并不是想打击幕府的权威,他只是想从孝明天皇那儿获得逼迫幕府实行政治改革的“圣旨”罢了。

　　然而,岛津久光此举却让各地的尊攘志士雀跃三丈。他们认为岛津久光胆敢突破幕府的禁忌,率兵入京,一定是想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所谓“大事”,自然是“勤王倒幕”。于是,各地志士纷纷前往京都,准备“共襄盛举”。

　　岛津久光于5月14日抵达京都后,发现他率兵入京的意图竟然被众人误解,不但各地志士汇集京都,摩拳擦掌,连京都守护职(幕府在京都的最高行政长官)酒井忠义都因为听说岛津久光要把他干掉,而在家里足足躲了5天,不敢与岛津久光见面。

　　岛津久光可不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为“倒幕”的先锋。他决定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只是想促成公武合体以及改革幕政,绝没有推翻幕府的企图。

　　寺田屋之变

　　当时,萨摩藩激进派首领有马新七等人住宿在京都近郊的旅馆寺田屋。他们由于等不到岛津久光的倒幕举动,心急之下,便决定先把亲幕府的关白九条尚忠以及所司代酒井忠义干掉再说。岛津久光获得这个情报后,于5月21日派九名剑客到寺田屋镇压。双方经过一场大厮杀后,激进派之中,有马新七等6名阵亡,另有2名受重伤。这便是所谓的“寺田屋之变”。

　　“寺田屋之变”立即产生了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是,汇集在京都的尊攘志士原来对岛津久光抱有很高的“期望”,如今,期望破灭,一时之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尤其是萨摩藩的激进派,受到藩公岛津久光的无情镇压后,元气大伤。

　　第二个影响是,岛津久光因此而获得了孝明天皇的信赖。我们谈过,孝明天皇虽然因为厌恶“夷狄”,而不满幕府的“开国”政策,可是他却丝毫没有夺回政权的野心,他只是想恢复佩里舰队来航之前那种“平静”的日子。尊攘志士虽然打着“尊王”的旗帜,他们的暴力手段与倒幕主张却令孝明天皇极感不安。因此,岛津久光镇压自藩尊攘志士而维持了京都治安一事,让孝明天皇深为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岛津久光很顺利地从孝明天皇那儿获得了他所要的“圣旨”。“圣旨”的内容是要求幕府做下列3件事:

　　一、将军立即率领各大名赴京都,与朝廷共商攘夷策略。

　　二、任命沿海五大藩的藩主为五大老。

　　三、任命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职”,以及任命松平庆永为“大老”。

　　这3项要求之中,岛津久光真正想要的只有第3项。

　　当年,“一桥派”与“南纪派”在角逐政权时,双方首先争夺“将军继嗣”,结果“一桥派”所推举的德川庆喜败给了“南纪派”所推举的德川家茂。接着,双方又把争夺的目标移到“大老”一职,结果,“一桥派”的松平庆永又输给了“南纪派”的井伊直弼。

　　如今,物换星移,幕府的权威大不如昔,岛津久光如果能趁这个机会,把德川庆喜与松平庆永分别送上“将军后见职”与“大老”的坐椅,“一桥派”昔日功败垂成的美梦不就在他手里完成了吗?这是岛津久光的功名心。

　　“将军后见职”当然比不上“将军”。所谓“后见”,就是“未成年者的监护人”,因此,“将军后见职”是指将军在未成年时,辅佐将军的官职。这个职位在江户时代250年来一直没存在过,直到1858年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去世,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以12岁的幼龄继位,加上政局纷扰不定,才“创造”出这么一个职位,由田安家的田安庆赖担任。可是由于是新创的职位,其权责的范围没有前例可循,因此田安庆赖虽然担任这个看起来地位蛮崇高的“将军后见职”,可是却没什么明显的影响力。

　　问题是事在人为。如果德川庆喜能够担任“将军后见职”,而且如果德川庆喜的“野心”比田安庆赖大得多,那么,德川庆喜或许能把“将军后见职”这个“看起来”地位蛮崇高的职位变成“实际上”地位很崇高、很有影响力的职位。如此一来,“一桥派”虽然无法获得“将军”,却也相去不远了。

　　1862年6月,朝廷接受了岛津久光的建议,派遣勅使大原重德(公卿)前往江户幕府传达圣旨。护卫大原重德东去的当然是岛津久光以及久光所率领的藩兵。

　　7月初,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入江户。

　　幕府接获圣旨后,自然是面露难色。结果,经过几番折冲,幕府答应让德川庆喜担任“将军后见职”,至于松平庆永的“大老”部分,幕府拒绝了,不过却答应另外设立一个新职位“政事总裁职”,让松平庆永担任。

　　这是幕府的计谋。“大老”的权力之大,从井伊直弼担任“大老”后所施展的独裁作风就可见一斑。如此权高位大的职位怎可让“一桥派”的松平庆永担任?相反的,“政事总裁职”和“将军后见职”一样,都是看似权高位大,其实却是权责不明的虚位。这样的虚位让给德川庆喜与松平庆永过过干瘾又有何妨?

　　然而,即使是如此,?位来自偏远地区的外样大名(严格地说,岛津久光还不算是大名)居然敢挟着天皇的权威,率兵入江户,胁迫幕府答应这个答应那个,而且还获得幕府某种程度的妥协,这可真是前所未闻。

　　生麦事件

　　岛津久光眼看他的要求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实现后,志得意满地于9月离开江户,前往京都。不过,在前往京都的途中,却碰到了一个意外事件。

　　9月14日下午两点,岛津久光率领着400名藩兵来到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现在的横滨市鹤见区)时,遇见4名乘马的英国人迎面而来。

　　这4名英国人分别是:从上海来日本度假的商人理查德森,从香港来的菠萝迪儿夫人,以及住在横滨的马歇尔与克拉克。

　　他们显然不太清楚日本的国情。一般的日本人如果在路上看到迎面走来数百名佩剑荷枪的武士,不是立即回避,就是赶紧跪在路旁,动也不敢动。因为幕府的法律规定,任何民众若对武士有什么不礼貌的行为,武士可当场杀死对方而不需负刑责。

　　走在萨摩藩一行最前头的武士,望见4人骑马迎面而来,赶紧打手势要他们回头。可是这4名英国人也不知是没看到手势,还是看不懂手势,仍旧继续往前。

　　就在双方人马交错的刹那,萨摩藩一行人中,突然冲出一名武士,边怒喝:“无礼的东西!”边挥刀砍向理查德森。理查德森挨了一刀后,忍痛骑着马往后逃,逃了100米,还是撑不住,从马上摔了下来。另一名武士见状,便跑上前去,又砍了几刀,把理查德森当场砍死。

　　剩下的3名英国人中,马歇尔与克拉克也身受重伤,不过却得以突破重围,逃到神奈川的美国领事馆。菠萝迪儿夫人或许因为是女性之故,没有受到伤害,只被削去一束头发后,逃回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

　　这就是“生麦事件”。

　　天诛

　　岛津久光回到京都后,发现京都的局势竟然完全逆转。3个月前,他派人镇压自藩的尊攘志士(寺田屋之变),使得京都的尊攘志士销声匿迹,不敢再有什么举动,并使得公武合体派的公卿掌握了朝廷的方针。不料,3个月后,整个京都可说已“沦陷”在尊攘派志士与公卿的手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尊攘志士发觉岛津久光根本没有“倒幕”的意思之后,便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勤王倒幕的使命。可是他们没有军队,仅有零星的武力,所能想到的方法只有一个——暗杀。

　　1860年,井伊直弼被暗杀。1862年,安藤信睦被暗杀(未遂)。这两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使得幕府的权威直坠谷底,证明了暗杀手段的有效性。

　　如果暗杀手段用在幕府的阁揆,可以让幕府不得不改变政策(由高压独裁变成公武合体),那么,同样的手段用在亲幕派公卿身上的话,是否也会产生令尊攘派志士满意的结果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朝廷的公卿比幕府的高官要胆小得多。

　　那么,如果亲幕派公卿因为恐惧志士的暗杀,而不得不改变亲幕主张,甚至辞职隐居,使得朝廷变成只有“反幕”或“倒幕”的主张,而听不到“亲幕”的声音,那不就等于尊攘志士完全掌控了朝廷的意向?届时,尊攘志士要进一步达成勤王倒幕的使命便容易得多。

　　这是尊攘志士的如意算盘。

　　他们把暗杀称之为“天诛”(替天行道)。第一位死于“天诛”的是岛田左近。

　　岛田左近是前关白九条尚忠的家臣。九条尚忠原本是持反幕(反对条约勅许)的态度,可是岛田左近却被井伊直弼的谋臣长野主膳买通,在岛田左近的说服下,九条尚忠转而采取亲幕的立场。

　　此后,岛田左近成了幕府在京都最有力的爪牙,从将军继嗣争夺战、安政大狱,到皇妹和宫下嫁将军,岛田左近无处不在,为幕府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当然,他也从幕府得到很多好处。

　　尊攘志士对岛田左近可说恨之入骨。别的不说,光是因为岛田左近的通风报信而遭幕府逮捕的志士就不计其数了。因此,尊攘志士会第一个找岛田左近开刀,一点儿也不意外。

　　岛田左近有6个妾,事件发生当天(1862年8月15日),他正窝在其中一个妾的住处。突然,有3名杀气腾腾的萨摩藩武士闯进来。岛田左近心知不妙,拔腿就跑。可是3名武士动作比他更快,一刀砍中岛田左近的背部。岛田左近发出杀猪般的哀号声,仆倒在地,抬起头来,忍着痛说:

　　“你……你们弄错人了,我不是岛田左近。”

　　“岛田左近?岛田左近是九条家的家臣,我们哪敢杀他?我们要杀的是他的手下,就是你!”

　　岛田左近一听,赶紧说:

　　“我就是岛田左近,刚才是骗你们的。”

　　3名武士互相看了一眼,差点忍不住要笑出来。

　　“我们要杀的正是岛田左近,刚才也是骗你的。”

　　说话者是这3名刺客中为首的田中新兵卫。话毕,田中新兵卫就武士刀一挥,把岛田左近的头砍下来。

　　3天之后,岛田左近的头出现在离京都繁华区不远的一条河的河岸。这颗头被行凶者插在竹竿上,并悬挂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写着:

　　此人岛田左近与大逆贼长野主膳沆瀣一气,恶事做绝,为天地难容之大奸贼,因而诛戮之,并枭首示众也。

　　岛田左近在京都的名声一向很坏,他除了蓄养6个小老婆外,还放高利贷,有时也搞搞恐吓诈财。因此,当岛田左近被杀的消息传出后,不只尊攘志士欢欣鼓舞,连一般市井小民也觉得大快人心。

　　在这种情况下,为首行凶的田中新兵卫一跃而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不仅到处有人请他吃饭喝酒,连零用花费也都有人提供。

　　田中新兵卫的“成功”,激励了尊攘志士,使得他们对“天诛”跃跃欲试。而田中新兵卫本人在尝到了甜头后,更是欲罢不能。就这样,京都开始流行起“天诛”。

　　第二号“天诛”的牺牲者是一位名叫文吉的捕快。

　　文吉在京都恶名昭彰的程度,与岛田左近比较起来,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本来是个市井的小混混,由于颇有点儿小聪明,受人提拔成为捕快。为了攀结权贵,他把自己的养女送给岛田左近当妾。安政大狱时,他与岛田左近联手,逮捕了很多尊攘志士,而获得幕府颁授巨额奖金。他除了与岛田左近一样,也放高利贷外,还经营妓院。

　　9月23日,文吉被3名土佐藩志士杀死。刺杀的方式相当残忍——行凶者先把他的衣裤剥光,再以削尖的竹子刺穿其阴茎,最后再用绳索将其勒死。

　　这样的刺杀方式所造成的恐怖效果可想而知。京都每一位具有亲幕色彩的人,上起公卿,下至捕快,无不寝食难安。

　　10月16日,九条家另一名家臣宇乡重国被杀。

　　幕府接获京都接二连三发生暗杀的消息后,极为震惊,赶紧命令京都奉行所的4名幕吏回江户。因为这4名幕吏在安政大狱时也逮捕了不少志士,如果继续留在京都,迟早会遭毒手。不料4名幕吏在前往江户的途中,还是被尾随而至的志士“天诛”掉。参与刺杀的志士达20多人,其中包括土佐藩12人,长州藩10人,萨摩藩2人。

　　京都奉行所一名也有镇压志士“前科”的幕吏,听见他的4名同事中途遇难的消息后,知道自己也难逃一劫,便干脆引刀自杀。另一名幕吏则是把头发剃光,打扮成和尚的模样后,逃到隐秘的地方躲起来。

　　以上所叙述的,只是1862年下半年将近20件“天诛”事件的其中几件。到了1863年,“天诛”更是层出不穷。

　　血腥的行动

　　在“天诛”的恐怖压力下,朝廷中的亲幕派与公武合体派公卿人人自危,促成和宫下嫁将军一事的岩仓具视也被迫辞职隐居。如尊攘志士所期盼,朝廷现在只听得到反幕攘夷的声音了。

　　岛津久光从江户回到京都时,发现京都已成为攘夷论者的天下,失望之余,他只好先回萨摩藩静观其变。

　　岛津久光离开京都后的翌月(1862年11月),尊攘派策动朝廷,任命公卿三条实美为勅使,由土佐藩主山内丰范(山内丰信之子)率兵护卫,赴江户逼迫幕府攘夷。一行人于12月抵达江户。

　　两个月前,幕府好不容易才把勅使大原重德送走,想不到气还没喘定,现在又来一位勅使三条实美要求幕府尽速采取攘夷行动。由于“攘夷”是和宫下嫁将军时,孝明天皇开出来的条件,当时幕府一口答应了,现在当然无法拒绝。

　　结果,幕府答应实行攘夷。至于如何攘夷,何时攘夷等细节部分则等幕阁商议妥当后,再由将军率员亲赴京都向天皇报告。三条实美得到这样的答复后,满意地离开江户。

　　1863年2月3日,“将军后见职”德川庆喜从江户出发,前往京都。他的任务是先到京都布置好有利于幕府的环境,再让将军上京。可是此时的京都正延续着1862年下半年以来的“天诛”野火,而且愈烧愈旺。

　　1863年1月,长野主膳(井伊直弼的谋臣,安政大狱的主要执行者)的妾,村山可寿惠被尊攘志士脱光衣服,绑在京都三条大桥的桥柱。村山可寿惠的儿子多田带刀则被杀害。

　　3月11日,儒学者池内大学被杀。行凶者割下他的两只耳朵后,附上恐吓信,一只丢到公卿中山忠能家里,一只丢到公卿三条实美家里。两人看到血淋淋的耳朵,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辞去公卿职位。

　　3月17日,公卿千种有文的家臣贺川肇被杀。千种有文和岩仓具视一样,是促成和宫下嫁将军的主要角色,贺川肇则是其得力助手。

　　贺川肇的尸体被充分利用。凶手把他的头与一封恐吓信放置在德川庆喜(此时他已来到京都)住宿的东本愿寺门口。两只手则分别送到千种家与岩仓家,当然也都附了恐吓信。

　　“天诛”足利三代的木像

　　4月9日,尊攘志士三轮田纲一郎等人闯入京都等寺院,把供奉在院里的3尊木像——足利尊氏、足利义诠与足利义满的头砍下,拿到贺茂川岸曝示,并在3颗木像头的上方钉一块木牌,牌上写着:现为正名之时,吾等考量?仓时代以来之逆臣,先将此三巨魁之丑像予以天诛。

　　此外,这批人又在三条大桥张贴较详细的控诉文,文中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当今之世,有些人的罪恶比这三位奸贼还大得多。如果这些人不立即悔改,一扫镰仓时代以来的恶弊,辅助朝廷,回复古昔,以赎偿过去所犯的罪过的话,全天下的有志之士必将锲而不舍地追讨其罪。

　　这里必须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曾经提过,日本的天皇在古代曾经掌握过政治实权(天皇亲政),到了9世纪中期,政权落入外戚手中(摄关政治),11世纪末期,政权又落入上皇或法皇手中(院政)。不过在摄关政治和院政的时代,天皇还算受到相当的尊重。可是到了12世纪末期,武士首领掌握政权后,天皇的地位便开始明显下降。

　　第一个武士政权始于1192年,终于1333年,称之为镰仓时代。第二个武士政权始于1338年,称之为室町时代。足利尊氏便是室町时代的第一任将军(武士首领),他的儿子足利义诠为第二任将军,义诠的儿子足利义满为第三任将军。这三任将军在位的期间,天皇的地位每况愈下,足利义满甚至还曾经想篡夺皇位。这就是为什么尊攘志士对这三位足利将军恨之入骨,即使已经死了五个多世纪,仍旧要拿木像来“天诛”的原因。

　　当然,除了出气之外,尊攘志士“天诛”足利氏祖孙三代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那就是对现在的将军德川家茂以及其下重臣提出警告。警告他们必须“立即悔改”,“一扫镰仓时代以来的恶弊”(所谓恶弊,是指夺占天皇的权力),并“辅助朝廷”,“回复古昔”(回复到古代天皇掌握实权的政治状态),否则就会像三代足利将军一样,被“天诛”掉。

　　由此可知,尊攘志士借着这个事件至少向幕府传递了两个信息。

　　一、将军必须把政权交还给天皇(王政复古)。

　　二、如果不从,将军以及其下的重臣会被列入暗杀的对象。

　　这么一来,幕府当然无法再坐视,立即下令逮捕“行凶者”,结果抓到了三轮田纲一郎等9名尊攘志士。可是,尊攘派通过种种关系向幕府施压,要求放人。最后,本来应该处死刑的这9名犯人,幕府却不得不交给原属各藩,由各藩自行处罚。由此可见尊攘派此时在京都的势力之大。

　　在这种情况下,将军德川家茂于3月31日,率领两位老中水野忠精、板仓胜静,以及各有关随员、卫士,总共3000名,从江户出发,4月21日抵达这个对幕府怀有敌意的古都——京都。幕府将军若没什么特殊情形是不会上京都的,上一回幕府将军上京都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年)的时候,距离这次德川家茂上京都有二百数十年。

　　京都的尊攘派各势力早已摩拳擦掌,等候德川家茂的大驾光临。

　　埋下王政复古的伏笔

　　4月22日,德川庆喜以“将军后见职”的身份,代表将军入宫觐见孝明天皇,获得“国家大政仍旧照往常一样委任将军负责,攘夷之事亦请将军尽力”的勅命。

　　严格地说,孝明天皇的这个勅命显然扭曲了历史事实。当年德川家康之所以能创立江户幕府,掌控统治日本的权力,并非是因为天皇的“委任”,而是因为“武力”。换言之,德川家的权力并不是天皇授予的,而是靠自己的武力夺来的。既然如此,孝明天皇有什么资格说“国家大政仍旧照往常一样委任将军负责”这句话?没错,在名义上,将军是天皇的臣子,可是名义究竟只是名义,改变不了历史事实。

　　然而,此时的幕府却很需要“国家大政仍旧照往常一样委任将军负责”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幕府太弱了,弱到必须得到天皇这句话,才能够昭示天下——你们看,天皇已亲口答应把政权委托给将军,因此将军依旧是全日本合法的统治者。违逆将军的人,就等于违逆天皇!

　　这是将军此回上京都的最大目的,至于攘夷这种根本行不通的事,能够敷衍就尽量敷衍。

　　就天皇这边来说,天皇的历代祖先虽然从未将政权“委任”给德川将军,政权是被对方抢去的,这是历史事实,可是现在双方已经同意推翻这个事实,而制造出新的事实——德川家的政权是来自于天皇的“委任”。这么一来,不但更加确立将军是天皇的臣子这层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天天皇不想再“委任”将军掌管政权,而命令将军缴出政权的话,就于法有据了。

　　因此,这个“勅命”对朝廷与幕府双方而言,可说皆大欢喜。幕府因此而增添了统治的合法性,朝廷因此而为将来可能出现的“王政复古”埋下了伏笔。可是尊攘派却不满足,他们赶紧策动天皇修改勅命内容。

　　果然,过了两天,也就是4月24日,将军德川家茂进宫觐见天皇时,天皇告诉他:“国家大政照往常一样委任阁下,可是有些政治问题,依情况需要,朕亦可能直接对各藩下指令。”换言之,天皇虽然把政权委任给将军,可是却非无条件的委任,当情况需要时,仍可发动一国之君的指挥权。这显然与两天前天皇对德川庆喜说的话有相当大的出入。

　　幕府吃了这个暗亏,却无计可施。更糟的是,在朝廷的压力下,德川家茂不得不答应于6月25日开始发动攘夷。

　　幕府当然知道以日本现在的国力贸然发动攘夷的话,结果必然是步上中国的后尘。因此,幕府在通知各藩这件事时,便改口说“如果对方(外国)来袭,便予以反击”,亦即,幕府并不鼓励各藩于6月25日主动攻击外国。但是却有一个藩于6月25日当天,真的主动攻击外国,实行攘夷。那就是攘夷的急先锋——长州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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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攘夷路线的挫败

　　尊攘派的举动在出发点上是违反历史潮流(攘夷),结果却是推动了历史潮流(倒幕)。

　　长州藩实行攘夷

　　长州藩位处本州的西南隅,和九州只隔着下关海峡。下关海峡由于连接濑户内海与日本海之故,自古以来便是极重要的海上通道。

　　1863年6月25日傍晚,一艘从横滨出发,预订前往上海的美国商船,来到下关海峡。长州藩的两艘军舰“庚申号”与“癸亥号”发现这艘美国商船后,采取了攻击行动。不过由于美国商船的航速较快,因而得以逃脱。

　　13天后(7月8日),一艘法国军舰在下关海峡遭到岸上长州藩炮台以及“庚申号”、“癸亥号”的联手炮击。那艘法国军舰被打得莫名其妙,便放下一只小木船想前往问明开火炮击的缘由,不料小木船才刚放下,就被长州藩的炮火击碎。法国军舰只好且战且走,在炮火中逃离下关海峡。

　　3天后(7月11日),一艘荷兰军舰同样在下关海峡遭到长州藩炮台与“庚申号”、“癸亥号”的炮击。该舰舰长本已获知法国军舰遇袭的消息,可是他认为荷兰与日本自古以来便一直维持着很好的关系,长州藩应该会手下留情才对。没想到长州藩还是照打不误。结果,这艘荷兰军舰被击中30多发,除了船只严重受损外,还死了4人,重伤5人。最后勉强逃脱。

　　长州藩尊攘派此时可真得意到极点,仿佛佩里舰队来航以来日本所受的委屈,在这3场炮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泄。可是他们的得意并无法持续太久。

　　5天后(7月16日),美国军舰“怀俄明号”从横滨来到下关海峡,对长州藩采取报复行动。结果,长州藩军舰“庚申号”与“壬戌”号被击沉,“癸亥”号受重伤,龟山炮台几近全毁。

　　4天后(7月20日),法国军舰“塞米拉米斯”号与“汤克雷德”号也前来报复。这两艘法舰首先以猛烈的炮火重创长州藩各炮台,然后再由250名陆战队队员登陆摧毁各炮台,并把炮台的弹药全部丢入海中。

　　“夷狄”只来了3艘军舰,就让长州藩受到这么重大的损害,这是长州藩尊攘派做梦也想不到的。

　　有趣的是,长州藩于6月25日实行攘夷(史称下关事件)后,立即向朝廷与幕府报告。朝廷对长州藩的英勇行动赞誉有加,幕府却极为恼怒,下令长州藩:“今后对外国船只不可再胡乱炮击!”同样的举动却引来朝廷与幕府正反两极的反应,站在尊王攘夷立场的长州藩自然对幕府的命令视若无睹,而继续“胡乱炮击”外国船只。

　　萨英战争

　　长州藩与法国舰队交战后约一个月,这回换萨摩藩与英国舰队交战。

　　如前所述,1862年9月14日,岛津久光从江户前往京都的途中,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发生了“生麦事件”。一名英国人被砍死,两名英国人被砍伤。事件发生后,英方极为震怒,向幕府要求交出行凶者以及赔偿10万英镑。幕府最后虽然赔偿了10万英镑,可是却交不出行凶者。因为萨摩藩告诉幕府:“行凶者是一位名叫冈野新助的下级武士,这个人已不知去向。”显然,萨摩藩不肯交出犯人,而且“冈野新助”根本是个凭空杜撰的假名。

　　英国眼见幕府命令不动萨摩藩,便决定派舰前往萨摩藩讨回公道。1863年8月6日,7艘英国军舰从横滨出发,8月11日,抵达鹿儿岛湾。

　　翌日,双方开始以书面往返的方式进行谈判。英方要求萨摩藩:①把“生麦事件”的犯人处以死刑,②赔款25000英镑。

　　萨摩藩告诉英方:以书面往返的方式谈判太不方便了,不如请英方的谈判代表驻日代理公使尼鲁与舰队总司令古柏等人上岸详谈。

　　这是萨摩藩的计谋——万一双方谈不拢,便可立即捕获英方的首脑,而居于有利地位。然而英国人岂会那么轻易上当,自然一口回绝。

　　在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的情况下,英方再也按捺不住,于8月15日动手捕获了停泊在鹿儿岛湾内的3艘萨摩藩蒸汽船。这3艘蒸汽船是萨摩藩以高价向欧洲购买的,分别为746吨的“天祐号”(购价13.8万美元)、532吨的“白凤号”(购价9.5万美元)以及492吨的“青鹰号”(购价8.5万美元)。

　　于是双方展开了炮战。萨摩藩参与战斗的炮台有十多处,总共有83门炮,使用旧型的球状炮弹,射程1公里。英方的7艘军舰总共拥有100多门炮,使用最新型的圆锥状炮弹,射程4公里。两边的火力颇为悬殊。可是萨摩藩却占了一点便宜,那就是英舰所停泊的位置正好是萨摩藩炮台平常演习时炮击的假想目标。因此,萨摩藩的炮虽然数目较少,火力也较弱,命中率却较高。

　　结果,英军战死13名,负伤50名;萨军战死5名,负伤十多名。英国的7艘军舰几乎艘艘中弹,分别受到轻重程度不等的损害;萨摩藩则除了炮台遭受严重破坏,以及损失了数艘船只外,鹿儿岛市由于受到英舰的炮击,市内有500户民家被炮火烧毁,连岛津齐彬建造的“集成馆”也难逃一劫。

　　就人员的伤亡来说,英方的损失较大,可是就硬件被破坏?程度而言,则是萨摩藩较为惨重。双方可说是两败俱伤。

　　英国军舰眼看占不了什么大便宜,便于翌日离开鹿儿岛湾。

　　这场“萨英战争”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萨摩藩与英国不打不相识,双方的关系在战后愈来愈亲密。

　　就萨摩藩这边来说,前文曾经提过,萨摩藩前藩主岛津齐彬是位英明而极有远见的人,他在位的期间,延聘各方著名的兰学者,全力引进西方科技,使得萨摩藩的军备武力雄冠各藩。后来岛津齐彬去世后,萨摩藩的军事力量虽然多少有点衰退,可是却依旧是全日本各藩中(幕府除外)最强大的。萨摩藩以此自负,岛津久光也是因为有这股军事力量作后盾,才敢纵横于京都与江户。

　　然而,与英国一仗打下来,萨摩藩才知道西方武器之精良,远远超过了这边。对方的大炮射程为4公里,这边的大炮射程却只有1公里。下回对方的军舰若停在较远的地方炮击,那萨摩藩岂不只有挨打的分?

　　萨摩藩的决策层本来就不热衷攘夷,前藩主岛津齐彬还是个开国论者,主张攘夷的只是底下的一些武士,而这些武士在经历过“萨英战争”后,大多已觉悟攘夷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因此,“萨英战争”之后,“开国”成了萨摩藩的共识。既然如此,今后与英国的关系就应该是“和”,而不是“战”。

　　就英国这边来说,英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耀武扬威、无往不利,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来到日本后,也是怀着类似的心态。没想到与萨摩藩一仗打下来,竟然落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并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从此,英国对萨摩藩刮目相看,觉得与萨摩藩硬碰硬不是好办法,能和就和。

　　就在这种双方都有和解意愿的情况下,英萨于横滨展开了谈判。萨摩藩答应赔偿英方25000英镑(相当日币7万两),并答应处罚生麦事件的犯人。

　　7万两虽然是一笔庞大的金额,可是萨摩藩却一点儿也不吃亏,因为这笔巨款是向幕府借来的。幕府起初以“财政拮据”为理由,不肯借,岛津久光的谋臣大久保利通便放话恐吓:“如果幕府不肯借7万两,我就先杀死英国公使,再切腹自杀。”幕府担心事态恶化,只好借钱。而这笔7万两的借款,萨摩藩始终没有还。

　　经过“萨英战争”与横滨谈判之后,英国人发现了3件事:

　　一、萨摩藩的武力不容小觑。

　　二、萨摩藩并不主张攘夷,是个可以沟通的对象。

　　三、幕府命令不动萨摩藩,已丧失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

　　和美、法等国一样,英国一直认为幕府是日本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将军是最高统治者,可是“萨英战争”之后,英国修正了这种看法,认为日本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以萨摩藩为中心的雄藩联合政府。

　　“八•一八政变”

　　现在我们再把焦点移到京都。

　　前面曾经提过,在“天诛”的横行下,从1862年夏到1863年夏,京都成了尊攘派的天下。将军德川家茂上京后,尊攘派策动朝廷,逼迫将军答应于1863年6月25日实行攘夷。可是将军虽然口头上答应,却阳奉阴违,过了6月25日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攘夷行动。长州藩认真攘夷,还挨了幕府一顿骂。尊攘派对此极为不满,便计划策动天皇实行倒幕(推翻幕府)。

　　然而,孝明天皇虽然也是个攘夷论者,却没有想要倒幕。对他而言,尊攘派的倒幕计划实在太过激进,也太过危险了。

　　于是,在孝明天皇的授意下,中川宫朝彦亲王、前关白近卫忠熙父子、右大臣二条齐敬等公武合体派公卿密谋发动政变,把尊攘派赶出京都。政变的执行工作则交由会津藩与萨摩藩负责。

　　幕府派驻京都的最高指挥官原本是“京都守护职”,后来由于京都的情势愈来愈混乱,幕府便于1862年增设一个权责在“京都守护职”之上的职位,叫“京都守护职”,并由亲幕府的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担任。公武合体派公卿请松平容保出兵赶走尊攘派,松平容保自然一口答应。

　　至于萨摩藩为什么也答应参与政变,理由很简单,因为岛津久光也是主张公武合体,也是反对尊攘激进派。岛津久光于1862年6月说服朝廷派遣勅使大原重德和他一块儿赴江户时,是何等意气风发,可是当年9月他回到京都时,发现京都已成为尊攘派的天下,而不得不黯然离开时,又是何等懊恼。如今,公武合体派公卿要他出兵赶走尊攘派,他岂有拒绝之理?而且“萨英战争”之后,更加让他确定激进攘夷是条错误的路线。

　　1863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八),政变发动。当天凌晨一点左右,中川宫朝彦亲王、近卫忠熙父子、二条齐敬等公武合体派公卿,以及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京都守护职稻叶正邦(淀藩藩主)相继入宫。会津藩、萨摩藩与淀藩的藩兵则进入皇宫,将皇宫周遭的9个门紧紧锁上,不准任何人进入。

　　接着,孝明天皇与公武合体派公卿举行紧急朝廷会议。会议中决定:①禁止尊攘派公卿进宫,并且予以软禁;②撄町门(9个宫门之一)的警卫工作原先由长州藩负责,今后予以免除,改由萨摩藩接替。

　　此时,被摒除在皇宫外面,不得其门而入的尊攘派公卿,只好与长州藩士(京都尊攘派的主力)以及各藩的尊攘派一块儿退到大佛妙法院。这群总共2600人的京都尊攘派就在这儿共商对策。

　　朝廷现在已完全落入公武合体派手中。这场政变究竟是不是天皇的真意,尊攘派无从得知。然而,即使不是天皇的真意,又能如何?难道尊攘派敢攻入皇宫,“夺回”天皇?他们当然不敢。莫说武力不及对方,“攻击皇宫”可是一个天大的罪名,谁敢承担?

　　结果,尊攘派决定先撤离京都再说。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泽宣嘉、东久世通禧、四条隆歌、锦小路赖德与壬生基修7名公卿,跟着长州藩兵离开京都,前往攘夷急先锋的长州藩避难。

　　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的尊攘派留在京都,可是他们只能做地下工作,不敢像以前一样公然活动。因此,对尊攘派来说,京都已经“沦陷”了。

　　这场政变因为是发生在阴历8月18日,故称之为“八•一八政变”。

　　尊攘派对这场迅雷不及掩耳,以致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政变很难释怀。他们毫无与天皇见面的机会,就被赶出了京都。究竟天皇的真意如何?这场政变是出自于天皇的意思呢?还是“佞臣”(公武合体派公卿)假借天皇的名义发动的?尊攘派无从得知。当然,尊攘派倾向于相信后者,因此他们不肯就此罢休,他们矢志要卷土重来,夺回京都以及天皇。天皇成了政治斗争的最大关键,谁“掌握”了天皇,谁就占尽优势。“八•一八政变”证实了这一点。

　　尊攘派虽然怀疑天皇的意志遭到扭曲,可是从下列这封天皇写给中川宫朝彦亲王等人的信,就可明白看出天皇是站在支持政变的立场。

　　“攘夷原本是皇国的一件大事,朕也为此而积心苦虑。可是三条实美等人的粗暴做法,实在令朕痛心。他们一点儿也不照朕的想法去做,而且与浪士之辈谋议,自作主张,任性妄为。他们表面上说是为了重振朝威,可是实际上却违反了朕的真意。……如今,无耻的国贼三条实美等人被逐出京都,这真是国家的大幸,令朕深为喜悦。”

　　“八•一八政变”之后,京都的尊攘派势力被扫除尽净,由公武合体派公卿取而代之。朝廷立即命公武合体派中最具实力的岛津久光上京。岛津久光兴高采烈地率领15000名藩兵(包括步枪队12队与大炮队2队)于11月13日抵达京都。

　　岛津久光及其下属智囊此时怀着一个重组日本政治结构的蓝图。这个蓝图大致是这样:

　　一、幕府权威日益衰颓,已丧失单独统治日本的能力。

　　二、朝廷无钱、无兵、更无野心,当然也没有能力统治日本。

　　三、因此,新的政治结构应以天皇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际的政权则操在由各雄藩与幕府联合组成的政府手里。

　　四、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现阶段先设立一个由各雄藩大名与幕府代表组成的“参预会议”。“参预会议”的工作是拟定各项政策,并上奏给天皇,天皇若同意,便交由幕府实施。

　　于是,在岛津久光的策动下,与岛津久光理念相近的旧“一桥派”大名——松平庆永、山内丰信、伊达宗城,以及昔日“一桥派”极欲拥立为将军继嗣的德川庆喜(现在是将军后见职),加上将军德川家茂,全都被朝廷叫来京都。

　　成立“参预会议”

　　翌年(1864年)2月7日,天皇任命德川庆喜(将军后见职,代表幕府)、松平容保(负责京都治安的最高指挥官)、松平庆永、山内丰信与伊达宗城5人为“参预”。岛津久光因为无位无官,便赶紧由天皇授予“从四位下左近卫权少将”,于2月21日就任“参预”。

　　如岛津久光所愿,“参预会议”成立了。对幕府而言,现在面临两个抉择,一个是乖乖地接受岛津久光的安排——让“参预会议”骑在幕府的头上,成为幕府的上级机关。如果幕府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那么另一个抉择就是设法解散“参预会议”。幕府当然选择了后者。

　　“参预会议”所商讨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关闭横滨港。根据1858年日美双方签订的通商条约,横滨已于1859年7月4日开港,现在怎么会有关闭横滨港的问题呢?原来,“八•一八政变”之后,孝明天皇仍旧念念不忘“攘夷”,因而不断向幕府施压。幕府几经考虑,决定以关闭横滨港来讨好天皇,并于1864年2月6日派使节赴法国,打算先求得法国的同意后,再要求其他欧美国家同意。

　　“关闭横滨港”原本是幕府讨好天皇的手段,可是“参预会议”成立后,这个问题就成了幕府摧毁“参预会议”的引爆剂。因为幕府知道以岛津久光为首的旧“一桥派”成员一定会站在“开国”的立场,反对关闭横滨港。如果幕府命令德川庆喜在“参预会议”中坚决主张关闭横滨港,而岛津久光等人又不肯让步的话,“参预会议”不就瓦解了吗?而且孝明天皇是站在“关闭横滨港”这边,等于幕府与天皇成了战友,共同对抗雄藩,如此一来,岛津久光等人的野心(重组政治结构)就很难达成了。

　　果然,如幕府所预料,在“参预会议”中,代表幕府的德川庆喜坚决主张关闭横滨港,岛津久光、伊达宗城、松平庆永等人则持反对意见,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不欢而散。

　　3月27日,山内丰信辞掉“参预”一职,返回土佐藩。4月,德川庆喜、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岛津久光、松平容保也相继辞去“参预”。“参预会议”就此瓦解。

　　禁门之变

　　“八•一八政变”之后,以长州藩为首的尊攘派被赶出了京都,可是他们很不甘心,认为这场政变应该不是出自于天皇的意思,即使是出自于天皇的意思,天皇也必定是被佞臣所蒙骗,才会对尊攘派产生“误解”。因此,“八•一八政变”之后,尊攘志士仍旧不断地潜入京都,准备伺机夺回天皇与京都。

　　可是这回他们却碰上了很厉害的对手——新撰组。

　　新撰组是幕府于1863年组成的杀手集团,专门用来对付尊攘志士。他们的剑术相当了得,纪律也很严厉,任何成员若做了什么让组织蒙羞的事,只有死路一条。“八•一八政变”之后,新撰组便整天在京都的大街小巷寻觅尊攘志士的踪影。

　　1864年7月初,一名叫做古高俊太郎的尊攘志士被新撰组捕获。新撰组在古高的家中搜出了一些秘密文件,得知尊攘志士正在筹备的两个计划。一个是放火烧皇宫,并趁着混乱之际,把天皇“送”到长州藩。另一个是暗杀中川宫朝彦亲王与松平容保。

　　尊攘志士听到古高被抓的消息后,赶紧于京都的一家旅馆“池田屋”聚会,商量对策。这群尊攘志士总共有20多名,包括长州藩的木户孝允(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吉田稔鯯、杉山松助,土佐藩的北添佶摩,以及肥后藩的宫部鼎藏等人。

　　不料,尊攘志士于“池田屋”聚会的事又被新撰组探知。7月8日晚上10点,新撰组闯入“池田屋”,与尊攘志士展开激斗,没多久,京都守护职的属下3000兵卒也赶来支援。结果,尊攘志士死的死,被捕的被捕,只有木户孝允等两三名志士得以逃脱。这就是“池田屋事件”。

　　尊攘派的龙头长州藩接获“池田屋事件”的消息后,整个藩弥漫着激昂愤慨的情绪。“八•一八政变”之后,长州藩本来就心理很不平衡,现在听到志士在京都被残杀、逮捕的消息,哪里按捺得住。于是便由长州藩的三名家长老率领藩兵前往京都。尊攘派的理论大师真木和泉,以及长州藩的尊攘派大将久坂玄端等人也随军同行。

　　长州藩出兵的名义表面是要向朝廷要求解除藩主毛利敬亲所受的冤罪(因为“八•一八政变”之后,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被朝廷冠上“不忠不义”的罪名),可是实际上仍旧是打算伺机夺回天皇与京都。

　　8月19日,长州军与幕府联军(包括幕府军、萨摩藩军、会津藩军等)在京都市内展开激战。战况相当惨烈,长州藩的大炮还对着皇宫猛轰,其中一枚炮弹落在皇太子祐宫(后来的明治天皇,当时12岁)的房间前面,把祐宫震得当场昏倒。

　　结果,长州藩由于寡不敌众而遭到惨败,多数尊攘志士也在这场战役中战死或自杀,包括久坂玄瑞与真木和泉在内。京都则受战火波及,大火连烧3天3夜,总共烧毁了28000户民宅。

　　这场战争,由于双方在蛤御门(皇宫9个禁门之一)附近的战斗最为激烈,因而被称之为“蛤御门之变”或“禁门之变”。

　　“禁门之变”是以长州藩为首的尊攘派所做的最大胆、最强烈的反扑。而他们的惨败也意味着尊攘派的历史使命至此可说已画上了句点。

　　尊攘派的意识形态其实和中国的义和团很类似。他们认为日本是神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了不起的国家,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神国,却于1853年佩里舰队来航之后,饱受“夷狄”的欺凌侮辱,这口气叫他们怎么咽得下?因此他们要攘夷(赶走夷狄)。另一方面,幕府不但不攘夷,不但接二连三地向“夷狄”低头妥协,而且还大力镇压尊攘派,因此他们(尊攘派)愤而将攻击的矛头也朝向了幕府。

　　就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攘夷是一件违反世界潮流的举动。因为唯有敞开国门,全力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文明,让日本早日脱胎换骨成为现代国家,才是顺从世界潮流的明智之举。因此,就这个角度来看,尊攘派显然是反动派。

　　可是尊攘派攻击幕府,让幕府的权威每况愈下,这却是一桩推动历史的举动。怎么说呢?因为幕府是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幕府的决策层在下种种决策时,脑中所考虑的总是把如何维持或强化德川家的政权列为最优先,当日本的利益与德川家的利益相冲突时,幕府一定是牺牲前者。而且幕府想要攘夷的心思不见得不如尊攘派,只是一旦发动攘夷,第一个被“夷狄”攻击的一定是代表日本的幕府,幕府怎肯吃这个亏?因此,在幕府这个旧时代统治者的统治下,日本很难去旧换新,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唯有推翻幕府,另外树立一个较具改革企图心的新政府,日本才有可能摆脱旧时代、旧文明的束缚。

　　因此,很奇妙的,尊攘派的举动在出发点上是违反历史潮流(攘夷),结果却是推动了历史潮流(倒幕)。

　　纵然如此,这也绝非尊攘派的本意。他们的本意是攘夷,谁反对攘夷,他们就攻击谁。他们为了“尊皇攘夷”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的确令人感动,而且在历史的发展上也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知识与眼光。他们想要打倒幕府,却完全没有建设新日本的蓝图。他们的视野只看得到打倒幕府,幕府倒了之后呢?那是一片空白。

　　他们只具匹夫之勇,只是感情用事,缺乏冷静的计算与对大局的观察。这是他们在“禁门之变”惨败的主因。他们完成了历史使命,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接下来推动历史往前进的主角必须由智勇双全的人担任。他们不仅要拥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而且必须对如何推翻幕府,以及推翻幕府之后如何重组新政权等,有冷静的计算与策划的能力。

　　四国联合舰队与长州藩

　　长州藩是攘夷的急先锋,也是反幕府反得最凶的藩,因此一直是幕府的眼中钉。“禁门之变”(1864年8月19日)之际,长州藩竟然炮打皇宫,这个举动无论是故意或无心,无论是出自于什么样的动机,都已经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名。换言之,长州藩炮打皇宫的举动,不仅砸毁了自己的“勤王”招牌,而且还背上“朝敌”的罪名。

　　幕府抓到了长州藩的这个大辫子,怎会轻易放过?当然要大大地鸣鼓而攻之,重重地修理长州藩不可。于是,幕府便策动朝廷,让朝廷于8月24日下令征伐长州藩,幕府则于翌日(25日)下令与长州藩邻近的21个藩准备出兵。9月,幕府任命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为征长总督,越前藩主松平茂昭为副总督。

　　长州藩可真是流年不利,噩运当头。1863年的“八•一八政变”,长州藩被公武合体派赶出了京都,藩主毛利敬亲还被朝廷冠上“不忠不义”的罪名。为了洗刷这个冤屈,3名家老挥军北上,爆发了“禁门之变”,结果损兵折将不要紧,又被冠上更严重的“朝敌”罪名。现在,幕府逮到机会,准备大举出兵征讨长州藩。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征长军还没来犯,长州藩便已遭到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的猛烈攻击。

　　前面曾经提到长州藩于1863年6月25日发动攘夷,炮打经过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法国军舰与荷兰军舰,结果遭来美舰与法舰于翌月的报复攻击。之后,长州藩并没有因为美、法的报复而放弃敌视外国的姿态,因此外国船只依旧无法航行下关海峡。这令外国人极为不满。

　　当时,西方各国的对日外交以英国为马首。英国驻日公使欧尔柯克眼看日本国内的攘夷声浪日渐高涨,便打算趁这个机会,联合西方各国共同以武力制裁长州藩,让长州藩以及其他攘夷派见识西方武力的强大,并因而放弃攘夷的主张。

　　1864年5月30日,英、美、法、荷结成军事同盟。7月,幕府接获四国的通知,内容是:20天以内,长州藩若不改变对外国船只的敌视态度,并保证将来外国船只经由下关海峡时的航行安全,四国将采取军事行动。

　　幕府对四国的通知当然做不出什么有效的回应。因为幕府根本命令不动长州藩,况且,幕府还真希望四国能够重重地“教训”长州藩一顿呢。

　　当时,长州藩士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正在英国留学。他们于1863年抵达英国以来,见识到西方文明的强盛,也了解攘夷根本是一件愚蠢的事,现在突然接获英、美、法、荷四国正准备联合攻打长州藩的消息,知道长州藩一定不是四国的对手。伊藤博文与井上馨便顾不得继续求学,赶紧束装返国,打算说服长州藩决策层,要他们放弃攘夷,以避开这场必败无疑的战争。

　　两人抵达横滨港后,先与英国驻日公使欧尔柯克会面,要求四国联合舰队暂缓出发。欧尔柯克答应了。两人又赶紧回到长州藩展开说服工作。可是面对毫无西方经验的长州藩尊攘派,两人的说服终告徒劳。

　　1864年8月28日,四国联合舰队从横滨港出发,前往长州藩。联合舰队由17艘军舰组成,其中,英国军舰9艘,炮164门,士兵2850人;法国军舰3艘,炮64门,士兵1155人;荷兰军舰4艘,炮56门,士兵951人;美国军舰1艘,炮4门,士兵58人。合计军舰17艘,炮288门,士兵5014人。由英国海军中将任联合舰队总司令,法国海军少将任副总司令。

　　讲和条约

　　9月5日,联合舰队开始攻击。战斗延续了4天,结果不问可知,长州藩惨败,沿岸的炮台几乎全毁。长州藩不得已,只好于9月14日与四国讲和,并签下讲和条约如下:

　　1.今后外国船只经过下关海峡时,长州藩必须和气对待。

　　2.长州藩必须将煤炭、水、食物以及其他的船上耗用品卖给经过的外国船。

　　3.外国船在邻近海上遇难时,可以登陆长州藩。

　　4.长州藩不得建筑新炮台,被四国联合舰队摧毁的炮台也不得修复。

　　5.长州藩应对四国赔偿,赔偿的金额等四国公使议定后再通知。

　　讲和条约的第5项赔偿问题,本来规定由长州藩支付,可是后来四国公使商量过后,却认为长州藩之所以会在1863年6月25日实行攘夷,炮打外国船只,都是因为朝廷与幕府下的命令,因此这个责任必须由日本的中央政府——幕府来负,幕府必须赔偿四国300万美元(分6次缴纳,每次缴纳50万美元,1年缴纳4次)。四国代表并告诉幕府,如果幕府觉得这笔赔偿金额太过庞大,而不愿缴纳,那也无妨,只要幕府答应将下关或濑户内海沿岸一处适当的港口开放给外国船只,那就可以免付这笔赔款。结果,幕府因为害怕开港又会引来朝廷的指责,因而宁愿选择赔款。

　　前面曾经提过“萨英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向萨摩藩要求25000英镑的赔偿,结果这笔钱是由幕府代垫。现在长州藩与四国之间的战后赔偿,仍旧是由幕府掏腰包。幕府由于身背着“中央政府”(虽然一点儿也没有中央政府的权威)的名义,因而不得不替萨摩藩与长州藩惹出来的麻烦负赔偿责任,幕府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四国联合舰队挫败长州藩之后,长州藩内部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原先强烈主张攘夷的志士当中,很多头脑转得比较快的人察觉到攘夷的不切实际。他们坐下来一面聆听伊藤博文与井上馨的西方经验,一面冷静地思考日本的未来。

　　如同“萨英战争”让萨摩藩的尊攘派得到了反省的契机一样,四国联合舰队也让长州藩放弃了幼稚的攘夷主张。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萨摩藩与长州藩不可能在日后的明治维新担起最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日本的尊攘派或许会以爱国为名,替自己的国家惹来天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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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幕府与长州藩的战争

　　幕府要求各藩出兵共同讨伐“朝敌”长州藩,可是大多数的藩却不愿意参与这场战争,征长军开始发动攻击后,长州藩几乎无役不胜。

　　第一次征长战争

　　现在我们再把焦点转到幕府讨伐长州藩一事。在幕末史上,幕府前后讨伐了长州藩两次,一次是在1864年“禁门之变”之后,另一次是在1866年。因此,1864年的讨伐就称为“第一次征长战争”,1866年的讨伐就称为“第二次征长战争”。

　　在“第一次征长战争”之中,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我们曾经提过,西乡隆盛于1858年抱着月照和尚跃入锦江湾自杀,结果月照死了,西乡隆盛却于3天后苏醒过来。后来,由于幕府仍旧想缉捕西乡隆盛,萨摩藩便干脆把西乡流放到九州南方的奄美大岛,以免麻烦。1862年,岛津久光允许西乡回萨摩藩,可是西乡与岛津久光合不来,惹火了岛津久光,因而又被流放到外岛。

　　然而,西乡隆盛在萨摩藩士之中颇受爱戴,大久保利通等人也极力劝岛津久光重用西乡,因此岛津久光便又于1864年将西乡召回萨摩藩,并派遣西乡前往京都负责统帅京都的萨摩藩兵。

　　“禁门之变”一役,京都的萨摩藩兵在西乡的指挥下,骁勇善战,痛击长州藩兵。因此,幕府决定出兵讨伐长州藩时,西乡隆盛便被任命为征长军的总督参谋。而且由于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非常信任西乡隆盛,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由西乡负责处理,因此征长军的实际大权可说操在西乡手里。

　　西乡隆盛任掌总督参谋之后,立刻派遣密探潜入长州藩收集情报,因而得知长州藩对如何应对幕府讨伐一事内部分成两派,即武备恭顺派与单纯恭顺派。武备恭顺派认为表面上可先派人与征长军作政治谈判,暗中却加紧充实军备,一旦谈判破裂,便不惜一战;单纯恭顺派则认为长州藩经过“禁门之变”与四国联合舰队炮轰下关炮台两役之后,元气大伤,很难打赢这场仗,因此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得与征长军达成和解。

　　其实,征长军这边也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幕府虽然下令各藩出兵讨伐长州藩,可是大多数藩却觉得这场战争“事不关己”,而且一旦出兵,就得担付庞大的军事费用,因此大都表现得意兴阑珊,能够敷衍就尽量敷衍。

　　“不战而胜”的战略

　　因此,西乡隆盛在权衡这两种情况(长州藩内部意见分歧与各藩缺乏战意)之后,觉得与其和长州藩硬碰硬,掀起一场大战,而落得国困民穷的结局,倒不如采取“不战而胜”的战略。

　　征长军15万人已经对长州藩布好包围阵势,并定12月16日为总攻击日。西乡隆盛赶紧在总攻击发动之前,通过种种关系向长州藩的决策层告知征长军的意向,亦即,只要长州藩能以具体行动表示出低头认罪的诚意,征长军便马上停止攻击计划。

　　西乡隆盛的战略果然奏效。12月9日,长州藩向幕府表达恭顺之意,命令“禁门之变”时率兵北上的3名家老切腹自杀,以及处死了4名参谋。之后,还派人把3名家老的首级送到广岛的征长总督大本营。征长总督大本营收到首级后,便下令各藩暂缓攻击。

　　征长军虽然暂时停止攻击计划,可是还没有撤军。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与西乡隆盛商议后,对长州藩提出了3项撤军条件,即:

　　一、长州藩主毛利敬亲父子必须亲笔写一封谢罪书。

　　二、长州藩必须拆毁其最重要的城堡山口城。

　　三、“八•一八政变”后逃到长州藩的五位尊攘派公卿(本来有七位,其中一位已离开长州藩,另一位病死)必须移送到其他藩。

　　长州藩接获了这三项的撤军条件后,立即实施了前两项,第3项则由于5位公卿与长州藩诸队的反对,而无法实行。

　　诸队又称为有志队。前面曾提过,1863年7月,长州藩因实行攘夷,而遭受美舰与法舰的报复攻击。事后,藩政府觉得必须创设一支强力的军队,因而命令高杉晋作(吉田松阴的门生,尊攘派志士的首领之一)组织。这支军队叫做奇兵队。为什么叫奇兵队呢?因为在江户时代,打仗是武士的义务,也是权利,一般民众根本与枪剑无缘,可是奇兵队的成员却不限于武士身份,士农工商任何人都可加入,因而叫做奇兵队。

　　之后,类似的军事组织陆续诞生,有膺惩队、游击队、集义队、义勇队、八幡队、南园队、御楯队、鸿城队、第二奇兵队、力士队等等。这些队总称为诸队,是长州藩的军事主力。

　　西乡隆盛得知长州藩之所以无法答应将五卿移往他藩,最大的阻力是在于诸队的反对,因此便决定亲自前往长州藩说服诸队。西乡隆盛的这个举动风险极大。为什么呢?因为长州藩对萨摩藩怀有极深的敌意。1863年的“八•一八政变”是萨摩藩与会津藩联手将长州藩赶出京都,1864年的“禁门之变”又是萨摩藩与会津藩、桑名藩等合力击垮长州藩。长州藩的尊攘派志士对萨摩藩与会津藩可说恨之入骨,有些志士还在木屐的底面写上“萨贼会奸”四字,天天践踏?以泄心头之恨。

　　西乡隆盛不仅是萨摩藩士,而且还是这回征长军的总督参谋,以这样的身份竟然敢深入虎穴,要求对方让步,西乡隆盛的胆子的确大得惊人。西乡周遭的人自然一再地劝他不要冒生命危险前往长州藩。可是西乡却说:

　　“他们不敢杀我,杀了我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

　　西乡隆盛真的有把握长州藩那群血气方刚的志士不敢杀他吗?或者是当年他打算与月照一同殉死,却一人独活之后,便将死生置之于度外?甚至在潜意识里,一直在寻找死亡的机会,以解脱对月照的愧疚?

　　1865年1月8日,西乡隆盛带着两名手下,前往长州藩诸队的大本营——下关,与诸队的首领高杉晋作、山县有朋等人会面,展开说服工作。

　　西乡隆盛的勇气与诚意感动了对方。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亦即,征长军先撤兵解散,长州藩再将五卿移送到筑前藩。

　　1月14日,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下令撤兵。就这样,“第一次征长战争”根本没有开打,便已落幕。

　　这样的结局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个是原本想重重教训长州藩的幕府,觉得这样的结局太过便宜了长州藩,因而仍旧想找个机会再度讨伐长州藩。另一个影响是,长州藩原本对萨摩藩怀有极深的敌意,可是这回在西乡隆盛的纵横折冲下,长州藩只付出了少许的牺牲,便得以免去一场浩劫,因而不但对西乡隆盛个人产生了好感,也大幅降低了对萨摩藩的敌意。长州藩对萨摩藩的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可说是给未来两藩联手倒幕的历史性壮举埋下了种子。当然,这颗种子是西乡隆盛埋下的——即使他当时并不一定有这样的企图。

　　关系的改善

　　现在我们再把焦点移到长州藩。前面曾经提到,征长军包围长州藩时,长州藩内部分裂成“武备恭顺派”(原来的尊攘激进派)与“单纯恭顺派”(保守派)。结果,“单纯恭顺派”取得优势,掌握政权,并对“武备恭顺派”进行镇压。可是没有多久,以高杉晋作为首的“武备恭顺派”便展开反击,打败“单纯恭顺派”,重掌政权。

　　长州藩由“武备恭顺派”掌握政权后,与幕府的关系更加对立。“武备恭顺派”也知道幕府对“第一次征长战争”的结局极为不满,绝不会就此罢休,因此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次战争,长州藩必须赶紧进口大量的西方枪炮才行。

　　可是“禁门之变”之后,长州藩成了“朝敌”,幕府便以此为理由,要求各国不得卖武器给长州藩,长州藩只好靠走私进口武器。然而走私毕竟是偷偷摸摸,数量上无法满足长州藩的需求。

　　就在长州藩陷入这个困境时,萨摩藩伸出了援手。

　　萨摩藩与长州藩原本是敌对关系,可是后来由于下列几个原因,而使得双方的关系由敌对而转趋友好,并且由友好而升级成结盟。

　　第一,长州藩原本强烈主张攘夷倒幕,可是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前往英国留学之后,发现攘夷根本不可行,加上四国联合舰队以“实力”让长州藩的尊攘派志士觉悟攘夷的不切实际。之后,攘夷的声浪在长州藩便愈来愈小,取而代之的是开国倒幕的主张。

　　另一方面,萨摩藩原本主张公武合体,并无意推翻幕府,可是“参预会议”的瓦解证明公武合体路线行不通,萨摩藩因而逐渐趋向倒幕。此外,“萨英战争”的结果也让萨摩藩内的尊攘派明白攘夷的不切实际。结果,萨摩藩也和长州藩一样,趋向于主张开国倒幕。

　　双方的意识形态由歧异而转为相近,这是关系改善的一大原因。

　　第二,如前所述,西乡隆盛为长州藩化解一场浩劫,同时也化解了彼此的敌意。

　　第三,土佐藩士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从居中调和。

　　幕末的志士大致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附于藩体制,借用藩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理想的志士;另一种是离开藩,单枪匹马(当然,他们也会结交志同道合的志士)地投入政治活动的志士。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属于前者,坂本龙马则是后者的代表。

　　体制型的志士由于参与现实政治的运作之故,格局往往较大,思考也较具弹性;相反的,非体制型的志士由于远离现实政治之故,格局通常较狭隘,思考也较一厢情愿,他们所能干的“大事业”很难超越“天诛”的层次。

　　有洞见的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1835~1867年)却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他虽然属于非体制型志士,格局之大与思考之全面并不亚于任何一位体制型志士。他的思想总是能随着他的人生历练而不断成长。有这么一则有趣的传说。

　　有一回,坂本龙马看见一位志士腰间佩挂着一柄很长的武士刀,便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说:

　　“真正在紧急的时候,长刀反而碍事,倒不如匕首来得轻便灵活。”

　　过了一段期间后,坂本龙马再度碰见那位志士,发现对方果然接受了自己的建议,舍弃长刀,改带匕首。不料,坂本龙马又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说:

　　“刀子已经落伍了,这个才是最好的防身武器。”

　　又过了一段期间,坂本龙马又碰见那位已经改佩手枪的志士,这回坂本从怀里掏出一本《万国公法》,说:

　　“时代不同了,你们这些动不动就想用武器解决问题的人,迟早会被淘汰掉,今后?时代必须靠这个。”

　　这则传说由于情节太过巧妙,是否真有其事很令人怀疑,不过却也颇能描绘出坂本龙马洞彻时代变迁并立即抛弃旧想法的卓越能力。

　　坂本龙马是土佐藩一位乡士的次男。1853年,18岁时,他前往江户,拜在北辰一刀流千叶定吉的门下,修习剑术。这年刚好是佩里舰队来航的那一年。坂本龙马在当时写给父亲的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异国船只接踵而来,近期内或许会爆发战争。届时,我希望能砍下异国人的头颅,以荣归故里。

　　由此可见,坂本龙马当时的思想层次与一般尊攘志士并没什么两样。可是翌年(1854年),他回到土佐藩并认识了儒学者兼画家的河田小龙后,视野便宽广起来。

　　土佐藩有一名叫中滨万次郎的渔夫,于1841年出海捕鱼时遇难,经过半年的海上漂流,被一艘美国的捕鲸船救起,并送到美国。中滨万次郎在美国接受了英语、数学、航海术、测量术等的教育后,于1850年回到日本。

　　河田小龙得知这件事后,便去拜访中滨万次郎,详细询问中滨万次郎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并以此写成一本书《漂巽纪略》。

　　此外,河田小龙还于1854年奉土佐藩之命,前往最热心于研究西方科技的萨摩藩,参观那里的反射炉、熔矿炉等设施。

　　因此,坂本龙马认识了河田小龙之后,便从河田那获得很多海外知识以及萨摩藩发展西方科技的状况。这些知识开拓了坂本龙马的视野,让他的心不再只专注于修习剑道以及“砍下异国人的头颅”。

　　第二个影响坂本龙马的人是胜海舟(1823~1899年)。

　　胜海舟于22岁时拜在兰学者永井青崖的门下,学习兰学。佩里舰队来航时,胜海舟上书老中阿部正弘,主张开国贸易,因而受到阿部正弘的赏识,任用为幕府的翻译官。接着,又被幕府派遣到长崎的海军传习所,接受荷兰人的训练,而学得西方船舰的航海技术。1860年,幕府为了与美国交换通商条约的批准书,派遣使节赴美,并由胜海舟率领“咸临号”护航。胜海舟返国后,官愈做愈大,而于1862年升任军舰奉行(相当于海军总司令)。

　　由上述经历也可得知,胜海舟是幕府官僚中极少数具有西方经验的开明人物,因此他对幕府的封闭守旧习气也深为不满。当他从美国返日后,幕府的几位老中把他叫去,问道:

　　“美国与日本,什么地方最不一样?”

　　胜海舟想了一想,回答道:

　　“最不一样的是,在美国,担任政府要职的人都是有能力的人。”

　　言下之意,幕府中担任要职的高官都是靠家门世袭,以至于没有能力的人也能掌握大权。

　　由于胜海舟的西方色彩浓厚,又主张开国贸易,因此被部分尊攘志士戴上了“奸贼”的帽子。1862年,坂本龙马与另一名志士千叶重太郎一起去拜访胜海舟。名为拜访,其实是想探知胜海舟是否如传言所说的出卖日本的奸贼。如果真如传言所说,就打算当场把对方刺死。

　　主客坐定后,胜海舟开门见山,说:

　　“两位大概是来杀我的吧!”

　　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吓了一跳。胜海舟不等对方答话,继续说:

　　“不过,在杀我之前,请先听听我对时局的一些看法。”

　　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此时杀气尽失,只是点点头。胜海舟继续说:

　　“你们主张攘夷,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如何杀洋人,如何把他们统统赶出日本。这样的想法太肤浅了。想想看,你们的剑术再高超,能够抵挡人家的坚船利炮吗?光凭血气之勇成不了什么大事。真正要攘夷的话,首先必须充实国力,添购军舰,培养能够操纵军舰的人才。这样才是救国之道。你们反幕府,老实说,我也觉得幕府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将来日本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振兴。所以,别再浪费精力做无益的事了。”

　　坂本龙马曾经从河田小龙那儿获得一些海外知识,因此马上就能了解了胜海舟一番话的意义。他感动地低下头,双掌平贴榻榻米,说:

　　“先生的一席话真如暮鼓晨钟,令人茅塞顿开,请收我为弟子,以便时时聆听先生卓见。”

　　于是,从这天开始,坂本龙马成为胜海舟的入门弟子,跟着胜海舟学航海技术。当时,他在寄给家中姐姐的一封信里,提到这件事时,这么写道:

　　“今天,我成为全日本最了不起的人物胜海舟的弟子。”

　　由此可见坂本龙马对胜海舟是如何地折服。

　　萨长同盟

　　1863年,幕府在神户设立海军操练所(海军学校),由胜海舟担任校长,坂本龙马担任学生长。可是胜海舟的办校理念与幕府的不合,胜海舟打算替“日本”培养出一群海军人才,幕府却意在培养“幕府”自己的海军人才。更令幕府不满的是,胜海舟所招收的学生当中,有很多是持反幕立场的尊攘志士。因此,幕府便于1864年解除胜海舟的职位,并关闭海军操练所。

　　当时,海军操练所中有不少学生是坂本龙马介绍进去的,操练所关闭之后,这些学生一时不知何去何从。坂本龙马觉得大伙的航海技术才学得一点皮毛就要解散,未免可惜,便透过胜海舟的安排,与萨摩藩达成协定,亦即,萨摩藩答应借一艘船给坂本龙马,由坂本龙马以及旧海军操练所的一部分学生在长崎设立一家海上运输公司。这样,坂本龙马等人便可以一边做生意,一边学习航海技术。条件是,这家运输公司的盈利必须分一部分给萨摩藩。

　　1865年7月,运输公司“社中”成立后,坂本龙马开始进行他的另一个大计划,那就是促成萨摩藩与长州藩这一对冤家握手言欢。

　　如前所述,“第一次征长战争”之后,长州藩急于购买西方枪弹,可是又受限于幕府的严密监视,而找不到门路。于是,坂本龙马便取得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同意,以萨摩藩的名义向外国军火商购买武器,再由“社中”的商船运到长州藩。另外,长州藩也答应通过“社中”把米粮卖给萨摩藩。

　　坂本龙马促成萨摩藩与长州藩的经济合作关系后,接着又着手促进双方达成政治合作。与坂本龙马联手进行这项计划的是中冈慎太郎。

　　中冈慎太郎与坂本龙马一样,也是土佐藩出身的志士。1863年“八•一八政变”发生之时,他正在京都从事尊攘运动,政变之后,他便跟着七卿逃到长州藩。

　　坂本龙马与萨摩藩很熟,中冈慎太郎则在长州藩的尊攘志士间拥有广泛的人脉,而且相对于萨摩藩与长州藩而言,坂本与中冈都是第三者,因此这两人可说是居间促成萨摩藩与长州藩达成政治合作的最佳和事佬。

　　于是,在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的奔走折冲下,1866年3月7日,萨摩藩的代表与长州藩的代表在京都的萨摩藩藩邸举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密会。萨摩藩的代表是西乡隆盛与小松带刀(萨摩藩家老),长州藩的代表是木户孝允,居间作见证人的是坂本龙马。结果,双方达成了6项协定。

　　1.长州藩若与幕府发生战争,萨摩藩便立刻派2000兵士前往京都,派1000兵士前往大阪,控制这两地的情势。

　　2.长州藩若在战争中居于优势,萨摩藩应尽量向朝廷说长州藩的好话。

　　3.万一长州藩居于劣势,萨摩藩应尽力予以援救。

　　4.幕府若还未开战便撤兵(和“第一次征长战争”一样),萨摩藩应上奏朝廷,解除长州藩的冤罪(长州藩此时还是“朝敌”)。

　　5.如果德川庆喜、京都守护职、京都守护职等幕府势力挟持朝廷,百般阻挠萨摩藩对朝廷的说项工作(为长州藩洗刷冤罪),萨摩藩便与幕府翻脸,向其宣战。

　　6.长州藩的冤罪若得以解除,今后萨长两藩应真心诚意地为振兴皇国、恢复皇威而携手努力。

　　1866年3月7日的这场密会,以及密会中所达成的六项协定,史称“萨长同盟”。“萨长同盟”充分显示了幕末志士的成长。过去他们只具血气之勇,脑中想的只是要攘夷,谁反对攘夷,就干掉谁,经过几番挫折后,他们懂得坐下来冷静地规划未来——战争发生时怎么办?不发生时怎么办?打赢时怎么办?打输时怎么办?所有可能的结局都列入他们的考虑。这种缜密的态度哪里是过去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硬干到底的尊攘志士所可比拟?

　　萨摩藩与长州藩这两大雄藩的结盟,固然是由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从中协调凑成,可是如前所述,如果没有西乡隆盛在“第一次征长战争”时对长州藩的宽大处置,以及这两藩在政治主张上的趋于一致,很难产生这样的结果。

　　第二次征长战争

　　萨长两大雄藩的结盟对幕府是一项非常大的威胁,可是幕府却毫不知道这件事,而且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

　　1865年6月,幕府宣布由将军德川家茂亲自率兵征讨长州藩。为什么要由将军亲自出马呢?因为幕府认为上次征讨长州藩时,将军没有亲征,长州藩便乖乖臣服,这次由将军亲征,声势更为浩大,必定更容易让长州藩低头认罪。至于征讨长州藩的理由,幕府只是很暧昧地宣称“因为长州藩图谋不轨”。显然是个相当牵强的借口。

　　6月9日,由将军率领的征讨军浩浩荡荡地从江户出发,7月,抵达京都。将军进宫向天皇报告此次出兵征讨长州藩的理由后,前往大阪,并以大阪为大本营。

　　幕府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要求各藩出兵共同讨伐“朝敌”长州藩。可是大多数的藩却不愿意参与这场战争,因为他们认为:

　　一、幕府征讨长州藩的理由太过牵强。

　　二、出兵的话,需要花费庞大的军事费用,严重影响藩的财政。

　　三、幕府若赢得这场战争,便会造成幕权的高涨,而强化对各藩的控制。

　　此时,萨摩藩的意向广为各方注目。为什么呢?因为萨摩藩是武力最强大的雄藩,只要萨摩藩愿意与幕府并肩作战,即使其他藩采取中立,幕府依旧有十足的胜算。然而,萨摩藩已经和长州藩密结同盟,怎会答应幕府的要求呢?

　　幕府老?板仓胜静为了说服萨摩藩参战,命令萨摩藩邸派一位重臣到大阪城会谈。大久保利通知道后,便自愿赴会。两人见了面,板仓胜静自然是开口要求萨摩藩出兵,大久保利通却假装患了耳疾而误听对方的话,说:

　　“什么!幕府要讨伐萨摩藩?萨摩藩到底犯了什么罪?”

　　板仓胜静被大久保利通的这个突来的奇招弄得手足失措、思绪大乱,赶紧解释道:

　　“不,不是要讨伐贵藩,是要讨伐长州藩。”

　　大久保利通依旧板着脸孔,说:

　　“那也不成,幕府攻打长州藩是一种私斗的行为,名不正,言不顺。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敝藩一名兵士也不出!”

　　两人自然不欢而散。

　　5月28日,大久保利通向幕府提出正式的出兵拒绝书。板仓胜静以没有萨摩藩主的具名为由,退回出兵拒绝书。于是大久保利通又以萨摩藩主的名义,提出拒绝书。板仓胜静收到后,暴跳如雷,怒责大久保利通说:

　　“萨摩藩离这儿那么远,书信往返起码也得花一个月,怎么可能两三天内就接到萨摩藩主具名的拒绝书?”

　　大久保利通神色不改,说:

　　“敝藩主已经全权委任我处理此事。”

　　板仓胜静辩不过大久保利通,却仍旧退回拒绝书。大久保利通也不示弱,再度提出拒绝书,如此一来一往好几回,板仓终究奈何不了大久保,而不得不放弃说服工作。

　　萨摩藩的拒绝出兵严重打击了征长军的士气。新撰组的队长近藤勇前往广岛与长州藩的使节会谈后,向会津藩作了如下的报告:

　　“长州藩的使节表面上装作很恭顺的姿态,骨子里却怀着决一死战的打算。他们不会同意任何的让步。至于幕府军方面,虽然大军接踵而至,可是毫无士气可言,每个兵士都在采购礼品,期盼早日撤军返乡。在这种情况下开战的话,我方一点儿胜算也没有。因此,如果长州藩愿意在形式上低头认罪,幕府最好不要再追究。”

　　连以豪勇见称的近藤勇都如此不看好幕府的征长军,这场仗的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果然,征长军于1866年7月18日开始发动攻击后,长州藩几乎无役不胜。长州藩的胜因主要有下列三点:

　　1.长州藩军的武器配备大多是这几年从西方进口的新式枪炮,幕府军的武器配备则极为老旧。

　　2.长州藩军拥有多次的对外作战与内战的经验,幕府军则多半无作战经验。

　　3.长州藩军拥有明确的作战目的,士气旺盛,幕府军则不知为何而战,士气低落。

　　就在幕府军节节败退的时候,1866年8月29日,坐镇在大阪的将军德川家茂因脚气病发作而去世,时年20岁,将军在任期间为8年多(1858~1866年)。

　　征夷大将军

　　第14任将军德川家茂去世后,德川庆喜成为幕府内部一致认同的最佳继任人选。当年为了将军继嗣问题,支持德川家茂的“南纪派”与支持德川庆喜的“一桥派”演出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结果,“一桥派”惨败,德川庆喜不但当不成将军候补,而且还被井伊直弼列入整肃的对象。如今,物换星移,周遭的每个人都要他继承德川宗家与将军职位,此时,他反而有点儿犹豫。

　　如果8年前由德川庆喜担任第14任将军,或许还有一番作为,可是8年后,局势已经变得非常险恶,谁出来担任将军,谁就得收拾这个烂摊子。聪明的德川庆喜不会看不出这个情况。可是,他不出来收拾,谁出来收拾呢?

　　在周遭的苦劝下,德川庆喜终于答应了继承德川宗家,可是对将军一职却一直不肯答应接受。

　　这是德川庆喜以退为进的战略。首先他得摆出坚决拒绝将军一职的姿态,如此一来,幕府内部甚至朝廷必然会以大局为重为由苦苦相求,届时,他便可以开出接受将军一职的条件,亦即,他一旦上任,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任何人包括老中都不得反对。

　　果然,一切如德川庆喜所预料,老中们不得不答应他开出的条件。1867年1月10日,天皇任命德川庆喜为征夷大将军。

　　德川庆喜担任第15任将军后,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很多政治与军事上的改革,让人耳目一新。萨摩藩与长州藩等倒幕派看到这个情形,无不忧心忡忡。长州藩的志士领袖木户孝允还禁不住赞叹道:

　　“德川庆喜的胆略实在不容小看,简直是德川家康再世。”

　　然而,德川庆喜再怎么英明,时机毕竟已经太晚。他的种种改革只是德川政权200多年来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历史当然不会有“如果”,可是,如果当年“一桥派”能赢得政争,让德川庆喜担任第14任将军,他必然会重用岛津齐彬、桥本左内之类的智慧人物,协助他进行种种改革,那日本的近代史又会是何种面貌呢?

　　德川庆喜继承德川宗家后,本来打算亲自前往前线征讨长州藩,后来获知战况极为不利的消息后,便打消此意,并以将军德川家茂去世为理由,请朝廷下旨宣布停战。就这样,德川家茂的去世给了幕府一个很好的下台阶。本来这场仗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幕府军最后必然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对幕府的权威自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堂堂幕府居然打不过一个小小的外样藩。因此,德川家茂恰好在这个节骨眼去世,可说是替幕府维持了一点颜面。这或许是德川家?对幕府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吧。

　　1867年1月30日,也就是德川庆喜担任将军后的第20天,这回换孝明天皇去世,时年35岁。后继者是年仅十五岁的明治天皇(1852~1912年)。

　　根据御医的诊断,孝明天皇是死于疱疮,然而,当时的朝廷内外却流传着天皇是死于毒杀的谣言,而且还有人指名道姓,认为是岩仓具视下的手。

　　究竟孝明天皇的真正死因是什么?若是他杀,凶手又是谁?直到现在这依旧是个谜。不过,按照常理推断,倒幕派或倒幕派的岩仓具视的确有毒杀孝明天皇的动机。动机有两个:

　　一、倒幕派主张推翻幕府,可是孝明天皇完全没有此意,他宁愿维持现状,也就是由幕府负责实际政务。因此对倒幕派而言,孝明天皇的存在是一大障碍。若能除掉孝明天皇,继任者是年仅15岁的明治天皇,对倒幕不倒幕根本没有任何成见,而且明治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主张倒幕,将来不难透过中山忠能策动明治天皇偏向倒幕。

　　二、倒幕派此时已倾向开国主张,而孝明天皇却是个顽固的锁国攘夷论者。开国或攘夷,这个决定日本未来命运的重大选择,双方的想法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若能除掉孝明天皇,问题便迎刃而解。

　　因此,不论孝明天皇的死因是什么,他的死有利于倒幕派,而不利于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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