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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此十一、十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这段话出自现代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史学名作《中国大历史》，高度概括了宋代的历史面貌。

　　

　　宋代无疑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经历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历时共320年，无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在唐朝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就总体而言高于唐代。

　　

　　说到宋代商业的繁荣景象，人们通常会想到以一幅伟大的绘画作品——北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来说明。这幅绘在绢上的长卷描画了当时国都汴梁的极盛景象，全卷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是表现由乡村到城市闹市区的全景图，各节的时间不同。右端开卷处有乡下人赶着载有菜蔬的驴子上市，树顶透着朝雾，光景是早上；左端则像是一场戏的谢幕，黄昏来临，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准备收摊回家。在画卷上有各色人物五百余，衣着不同，神色各异。画中有城门、十字街头、大街小巷，街边有人以摊担叫卖，也有高至三层的商铺、旅舍，各式酒肆、茶坊、食店散布于大街小巷。市中心还有一座拱桥连接汴河两岸，河道中有游船、货船二十余。从物质生活上讲，12世纪的中国无疑已领先于世界各国。

　　

　　有文献记载，在北宋末年的开封城，“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去闹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即便是在小市镇，酒肆茶坊也不可或缺，另外，村市邸店往往兼营饮食。宋人较普遍的是一日三餐，古时席地饮食的习俗，到宋时已完全改变；在烹饪技术上，宋人使用水、油以及各种作料的烹饪，如煮、蒸、炒、煎、炸、脍、炙等，大体已与今人相似。达官显贵们的豪华宴席相当讲究排场，奢靡之风盛行，在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最高级的厨娘，连官至知府也无力雇佣，足见高级宴飨的昂贵。茶和酒是宋时最重要的饮料，即使在社会底层，饮茶也成为重要的交际手段；而社会各阶层饮酒之风都很盛，许多达官贵人家中都有自酿的好酒。饮食业的发展，带动了对日用器皿的大量需求，比如，宋酒相当普遍地使用瓶装，而煎茶、饮茶讲究用不同的陶具瓷器，宴会酒席更有专人负责杯盏碗碟的传送——这些无疑都促进了宋代陶瓷业的迅速发展。

　　

　　

　　在审美层面对宋代陶瓷艺术产生深刻影响的，则不能不谈宋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有着独特贡献的“儒学的复兴”——宋朝皇帝有养士之风，以至在“士大夫”阶层逐渐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他们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置于佛家、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认为宇宙之运行包含着无数的因果关系，人类的行为当与自然法则（他们称为“天理”）相符。一种自觉精神也在士大夫社会渐渐萌生——“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进而为以后中国儒生正直守节操的集体人格树立了精神原则。在宋代文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影响下产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就是“主静”和“主敬”；在审美层面，则专注于无形的生命体验，展开了一种纯精神性的探索。宋代的艺术重新回到表现自然的世界，在静穆、枯寂中体验自然内在的韵律，超越了以满足感官愉悦而经营声色的华丽漂亮，反对人为的雕琢藻绘之工，追求自然天成，以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为最高境界。这种审美追求在宋代的瓷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火药、指南针、活版印刷术等伟大发明标志着宋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制瓷业进入了一个“瓷的时代”——新兴窑场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无论青瓷、白瓷、黑瓷以及釉上、釉下加彩瓷器，工艺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在造型、纹饰及胎釉等各方面都有许多创新。宋代瓷器以其简洁秀美的造型、引人遐思的釉色、变化万千的结晶和片纹见称于世，可以说在形态、色彩、纹理乃至光亮的表现上都达到了科学技术与工艺美术的高峰。而所谓的“五大名窑”——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