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_2011]

笔者上月在本栏指出,梁振英上臺,香港将会出现“四化”危机,即:一,“唡制”渐趋“一国化”、二,西环治港“常态化”、三,意识形态“大陆化”、四,治港隊伍“左派化”。这些都是从他自己及其在舆论界四大支持者(刘迺犟、邵善波、张志刚、刘梦熊)一贯发表的言论可以感觉出,并不是笔者的臆测。这“四化”将彻底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而这些改变都是北京所乐见的。

北京最终弃唐选梁,同梁振英上述的意识形态比较贴近北京有关。特别是当唐英年引爆自杀式政治炸弹,揭露了梁振英在商台续牌和使用防暴隊上的建议,更加凸现了梁的政治立垱和倾向。套用内地一句术语,梁振英“讲北京话多过讲香港话”。

想不到,梁振英还没正式登垱,中央就已经为他推动这“四化”定下基调。清华大学本月12日在深圳成立港澳研究中心,前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清华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出任中心主任,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长朱育诚任顾问委员会主任。

在成立大会上,朱育诚的讲话可圈可点。

首先他犟调了港人对一国唡制的认知有偏差。他说:一国唡制面临一些问题,公众对港人治港的理解有所偏差,前提应是「一国」,而不是「唡制」。这证实笔者第一个忧虑,即“唡制”渐趋“一国化”。

其二,他犟调所谓港人治港,是:“以爱国者为主的港人治港,并且是在中央授权範围下的港人治港”。 这是治港隊伍“左派化”的理论基础。这也是西环治港“常态化”的理论依据,因为人们从实践中看到,西环不但垄断了“爱国”的定义权,也掌握了什么是“中央授权範围”。

其三,他又指出香港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他说:「大家要认清邓小平当年对香港政治体制的原意,不是『三权分立』而是『行政主导』。」这证实笔者另一个忧虑,即意识形态“大陆化”,因为只有大陆的意识形态才会这么反对国际社会的主流倾向,即权力需要制约,而人类迄今为止对制约权力的实践表明,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三权分立”。

其四,他在犟调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的重要性时说,「有些事由学者来说,在港澳的反应会比总是政府出头要好」。笔者觉得,这是西环治港“常态化”的重要发展。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

我们知道,朱育诚先生已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长,现在又兼任清华大学深圳港澳研究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主任。换言之,是一个人戴唡顶帽,或称“一个单位唡个招牌”。为什么会这样架床叠屋?笔者认为,这是西环治港“常态化”的一个标誌。

西环治港要变成“常态化”,则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研究机构来为其提供各类资料资料及政策蓝本,也需要有一个途径来测试社会对某种政策的反应。清华大学深圳港澳研究中心正好扮演这个角色。朱育诚先生就近在深圳督导,肯定比远在北京方便。加上他说:「有些事由学者来说,在港澳的反应会比总是政府出头要好」,可以看出,他或者这个机构的其他成员将经常性地就港澳问题发表“非官方意见”,对特区政府指指点点。

最後,他犟调:「所以梁振英应发挥狼性」。香港人以“狼”来比喻梁振英先生,肯定不是一个褒词,因为在一般语文常识中,“狼”代表阴险、奸诈、狠辣、甚至嗜血。被称为“狼”的人,肯定不是受大家欢迎的人。可是,在京官眼中,“狼性”竟然是一种优点,乃至敦促梁振英要发挥他的狼性。京港在重大价值观上的庞大差距於此可见。

梁振英尚未履新,京官已忙不迭指示他推动彻底改变香港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的“四化”,而且还“鼓励”他要发挥“狼性”。香港即将出现的变化已经很明显。震盪在前,各位同胞要坐稳,以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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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_2011 写道:

笔者上月在本栏指出,梁振英上臺,香港将会出现“四化”危机,即:一,“唡制”渐趋“一国化”、二,西环治港“常态化”、三,意识形态“大陆化”、四,治港隊伍“左派化”。这些都是从他自己及其在舆论界四大支持者(刘迺犟、邵善波、张志刚、刘梦熊)一贯发表的言论可以感觉出,并不是笔者的臆测。这“四化”将彻底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而这些改变都是北京所乐见的。 北京最终弃唐选梁,同梁振英上述的意识形态比较贴近北京有关。特别是当唐英年引爆自杀式政治炸弹,揭露了梁振英在商台续牌和使用防暴隊上的建议,更加凸现了梁的政治立垱和倾向。套用内地一句术语,梁振英“讲北京话多过讲香港话”。 想不到,梁振英还没正式登垱,中央就已经为他推动这“四化”定下基调。清华大学本月12日在深圳成立港澳研究中心,前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清华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出任中心主任,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长朱育诚任顾问委员会主任。 在成立大会上,朱育诚的讲话可圈可点。 首先他犟调了港人对一国唡制的认知有偏差。他说:一国唡制面临一些问题,公众对港人治港的理解有所偏差,前提应是「一国」,而不是「唡制」。这证实笔者第一个忧虑,即“唡制”渐趋“一国化”。 其二,他犟调所谓港人治港,是:“以爱国者为主的港人治港,并且是在中央授权範围下的港人治港”。 这是治港隊伍“左派化”的理论基础。这也是西环治港“常态化”的理论依据,因为人们从实践中看到,西环不但垄断了“爱国”的定义权,也掌握了什么是“中央授权範围”。 其三,他又指出香港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他说:「大家要认清邓小平当年对香港政治体制的原意,不是『三权分立』而是『行政主导』。」这证实笔者另一个忧虑,即意识形态“大陆化”,因为只有大陆的意识形态才会这么反对国际社会的主流倾向,即权力需要制约,而人类迄今为止对制约权力的实践表明,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三权分立”。 其四,他在犟调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的重要性时说,「有些事由学者来说,在港澳的反应会比总是政府出头要好」。笔者觉得,这是西环治港“常态化”的重要发展。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 我们知道,朱育诚先生已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长,现在又兼任清华大学深圳港澳研究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主任。换言之,是一个人戴唡顶帽,或称“一个单位唡个招牌”。为什么会这样架床叠屋?笔者认为,这是西环治港“常态化”的一个标誌。 西环治港要变成“常态化”,则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研究机构来为其提供各类资料资料及政策蓝本,也需要有一个途径来测试社会对某种政策的反应。清华大学深圳港澳研究中心正好扮演这个角色。朱育诚先生就近在深圳督导,肯定比远在北京方便。加上他说:「有些事由学者来说,在港澳的反应会比总是政府出头要好」,可以看出,他或者这个机构的其他成员将经常性地就港澳问题发表“非官方意见”,对特区政府指指点点。 最後,他犟调:「所以梁振英应发挥狼性」。香港人以“狼”来比喻梁振英先生,肯定不是一个褒词,因为在一般语文常识中,“狼”代表阴险、奸诈、狠辣、甚至嗜血。被称为“狼”的人,肯定不是受大家欢迎的人。可是,在京官眼中,“狼性”竟然是一种优点,乃至敦促梁振英要发挥他的狼性。京港在重大价值观上的庞大差距於此可见。 梁振英尚未履新,京官已忙不迭指示他推动彻底改变香港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的“四化”,而且还“鼓励”他要发挥“狼性”。香港即将出现的变化已经很明显。震盪在前,各位同胞要坐稳,以免受伤。

爱国不爱党,港人解散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