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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薛湧

高中生修了十幾門AP大學課程後,進了大學會幹什麼呢?最近《紐約時報》在周末教育專刊上刊登一篇題為“難以置信”的文章,講述了這些孩子的經歷。對於他們來說,麻省理工或耶魯的課程,竟遠趕不上他們高中課程的難度!

　　Regina Goldman是個很典型的例子。她目前在耶魯大學讀三年級,這學期上了一個美國研究的高年級討論班。一般而言,高年級討論班在本科生的常規課程中是最有挑戰性的了。但是,這門課的難度和要求,遠不如她高中的美國史必修課難。那門高中的課是如此具有挑戰性,乃至她上完以後,再不敢學歷史了。直到上了耶魯後,她突然發現:“天呀,在耶魯,這裡的歷史課容易對付多了!”

　　麻省理工也許是美國最難讀的大學。可是,一個叫Jeff Zhou的華裔新生進校後,發現自己的生活如同度假。他選的課其實很重。但是,他考大學時,考了10門AP,全拿了高分,又學了3年高級化學課程。到麻省理工頭兩周,上了許多課但僅記了4頁筆記。用他的話說,這裡的課基本還是高中課程的復習而已。他這麼個好學生又不需要復習。於是,他玩水球,沖浪,飛盤,甚至看電視連續劇。連他自己也說,他實在不該這麼放松。

　　其實,如今高中生的“厲害”,已經不能用AP課程來概括了。在一些頂尖的高中,課程已經進入了“後AP時代”。比如弗吉尼亞的托馬斯·傑佛遜高中是一所優異的公立學校。學生可以在14門“後AP”課程中選課。上這些課程的先決條件,是在有關AP課程中取得良好成績。這些課程包括許多非常前衛的題目,比如bionanotechnology,學科太新,中文裡還無詞可譯,主要是研究小生物組織和技術的關系。另外有非常高級的數學課程,如復分析(complex analysis),把抽象的數學概念用於物理、電子工程、流體模型等應用分析。講授這門課的,是George Mason大學的教授、前數學系主任Robert Sachs。他說這門課用的材料,和大學裡三四年級的課程是一樣的,非常接近麻省理工的榮譽課程的水平。上這門課,不僅要事先上AP的微積分,還要在此之後再上滿滿一年的高等數學。但是,盡管設了這麼高的門檻,在這所高中中竟有35人選這門課!可想而知,有多少高中生已經在這方面達到了大學高年級的水平。該校學生服務部的主任說,實際上,許多剛上高一的學生,就已經通過了微積分的AP考試。

　　高中精英如此優異,自然向大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怎麼進一步激勵這些優異的學生不斷成長?一流大學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許多大學,開始給本科生提供更多的研究機會和跨學科的課程,鼓勵學生把所學到的知識用於不同的領域。在斯坦福大學,從事研究的本科生的數字,從每年三百增加到了每年兩千。該校生物學教授Russell Fernald特別強調實驗。他說:“在課堂上,我們講授我們知道的東西,不講授我們不知道的。但在實驗室,學生被推到前沿,要面臨未知的東西,探求發現的秘密,要決定問什麼樣問題才是有價值的。”另外,一些大學還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和社區服務,讓他們到社會中鍛煉,發現自己的才能和不足。比如,布朗大學三年級的女生Carly Rush就是從托馬斯·傑佛遜高中畢業的。她在應付功課大有余力的情況下,投身政治,組織本校民主黨俱樂部的活動。等她畢業時,也許已經是位頗有經驗的政治家了。

　　當然,也有許多高等教育人士對高中的精英化趨勢提出批評。著名的本科生學院Pomona的校長David Oxtoby指出:“現在的高中模仿大學,教大學的課程,使許多學生忽視了基礎知識。”另有許多大學,覺得AP考試太標准化,怕出現高分低能,開始抵制AP。斯坦福大學就越來越不願意讓學生憑AP的成績免修課程。還有些學者認為,對於理解有些科目來說,高中生還不夠成熟。更有些教授擔心,這樣的競爭,使學生變得太功利,總算計著如何早達到某一個具體目標,對教育采取一種完全是職業化的態度,限制了他們的大學經驗。在這方面,布朗大學本科生院院長Katherine Bergeron的批評也許最一針見血:學生要把大學生涯當做一個反省人生,探求世界的過程。通識教育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讓那些准備讀醫學院的學生沉浸在普魯斯特的小說之中。可惜,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生,急於在他們的領域內突破。

　　不過,這些批評者都無法回避一個基本問題:大學初級甚至高級課程的許多內容,優秀的高中生不僅學過,而且掌握得很好。大學的課程不斷重復這些內容,他們就會厭煩。大學必須想出辦法滿足他們的求知欲望,大學的整個教育結構,要進行重新調整。

　　當然,人們最擔憂的,還是這些從事過度競爭的高中生本身的身心健康。最近已經有幾本新書出版。比如在《特權的代價》一書中,臨床心理醫生Madeline Levine指出這些超優異的孩子在學術上和社會中都很成功,但內心充滿焦慮、憤怒和脫節感。這些現象當然有不少,但以筆者的觀察,卻不可誇大。畢竟,這些成功的學生背後,有父母緊盯著。他們家庭穩定,有足夠的感情和經濟支持,使他們能夠在外面承受超強的競爭壓力。一位社會學家對我說:“你不要以為只有東亞的家長才會一天到晚盯著孩子的功課。看看美國的中高產,他們全身心撲在孩子身上。他們有一種全球化的憂慮,總怕自己的孩子在這場殘酷的競爭中被淘汰。”《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裡德曼就說:“我小時候,父母總是說,把盤子裡的飯吃幹淨,第三世界的孩子正在饑餓中死亡。現在我對我的孩子說,快完成你的作業,中國印度的孩子,正拼死要搶你的工作。”後來他把女兒送進了耶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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