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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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录片《天安门》的观感

原先，我对这部片子的期望并不高，只是想通过这类记录片对那个事件的始末有个更为感性的认识，但是，它的优秀显然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期待。看得出，主创人员显然是要试图通过对这个事件的全面描述揭示出更为深层次的结论和启示。令人欣喜的是，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这部片子长达三个小时的片子，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学生的同情以及对中共bx的揭露之上，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事件中各个不同阶层——中共高层、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军队以及海外对此事件的关注者，他们各自的表现和反应以及各个阶层的选择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搏弈从而推动事件的发展的。片子还进一步关注到各个阶层中具体的个人，片中详细记录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心路历程，他们在面对变化时的想法与选择，矛盾与挣扎。如此，本片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那段历史的全貌。

然而，如前所述，与其说它是本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感在进行客观的“记录”，倒不如说是在进行某种“审视”和“反思”来得更为恰当。片子揭示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当面对着一个缺少理性的政府的时候，学生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是尽量防止对立的加剧，事态的扩大，从而争取平等对话的权利，还是应该用固有的愤怒和热情，用同样的非理性去回应那个强硬的政府高层？应当说，这个运动的发起和持续都是建立在民意和正义的基础之上，然而，也正是因为它来得这样的突然，往往让陷入其中的人们也无所适从，而这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这次由偶然和冲动引起的运动，后来一直无法摆脱那种强烈的冲动和非理性，始终没有受到理性的指引，于是这个运动就那样踉踉跄跄地朝着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目标如何的方向走去。正如片中一位老师所描述的：“这个运动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又在不断地陷入茫然。”运动的领导者们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有效的实施方法。人们似乎只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激进的，认为应该将游行示威继续下去，不断地给政府施压，另一类的主张相对温和，认为应该给党内的改革派以时间，应该以平等对话的方式来进行交涉。可是很显然，温和派的主张常常是被激进派的声音所湮没，这既是因为呐喊和示威总是显得更为显眼，更具有煽动力，也是因为政府的过分强硬不断地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而以上所列的也只是表面的原因，这个现象其实揭示出了一个并不让人难以理解的现实：我们这个民族恐怕还是不太适应于所谓的“改良”，大多数人仍然是习惯性地沉浸在那个用“革命”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之中。比如学生对于自我的定位问题，片子评论中说：“学生要改变现状，可以参与艰难而缓慢的基层民主建设，也可以作为一个群体，争取自身地位的改善。然而，大部分学生显然志不在此，同前辈学生一样，他们呼喊的是救国。”而这种对于宏大叙事的沉浸与迷恋，在很大程度上面又是与那个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灌输和教化所密切相关的，而正对于这一点的关注，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在这个运动中甚至整个这个民族中所蕴藏着的更为深层的悲哀。片中的一段评论显得尤其契中要害：“当个人挺身反抗强权的时候，他依旧背负着强权所施于他的教化与伤害，这些烙印不会在振臂一呼中消失。每一个英勇的举动，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曲折的人生，复杂的社会和漫长的历史。”他们一方面感受着强权之于他们的伤害，体验着这个制度与他们心中对于“美好”的渴求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们要反抗，他们要于那个看似强大无比的命运誓死一搏。可另一方面，信息的闭塞，使得他们并没有更多的别的思想资源得以凭借，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以与对手极为相似的方法去思考、去表达、去行动，去反对他们的敌人。可是，当他们拿起了那个沾染着邪恶的武器去对抗邪恶，他们能保证自己不会一变成为邪恶本身吗？对于这个有着严密的控制体系的国家制度，学生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由它统治，要么推翻它。可是，推翻以后呢？这实在是个严酷的问题，而从那个运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许已能隐约地看到那个并不太让人乐观的答案。

随着运动的持续，在一些人身上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现实”的考虑，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宣扬自己的主张，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想，要让大家都听到你，你就得占有广播站这类象征着话语权的设施，要想让大家都听你的指挥，你就得先确立自己“领导者”的地位，于是，与隐藏在那些宏伟建筑物里的中共党内一样，“权力”，也成了广场上的一个中心词。片中显示，到了运动的后期，广场上的权力斗争越来越不择手段。那时广场上每天都要上演数次的夺权与反夺权，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封从德后来感慨道：“那时我终于开始理解李鹏为什么要镇压学生了！”而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广场上的优势也渐渐被那些主张激进的甚至擅长于手腕的“领袖”们所取得，因为十分显然，那些主张理性并且不齿也不屑于不择手段的人们，往往已经与这个广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正如片中所说的：“只要投票，总是多数人赞成坚守，因为那些想走的人，早就用脚投了票。”于是我们看到，一方是毫无理性的政府，一方是毫无理性的学生，就那样相互敌对着，似乎都在等待着某种形式的一种“最后的了结”。

固然，只要是心中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应该对中共的bx加以谴责，但是，在这个运动中，更应当进行反思的，其实是反抗bz的这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的理性程度，它的核心理念，它的组织方式和运做模式，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其自身的前途和命运，而这个群体整体质量的提高，恐怕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当时的著名歌星侯德建是既身处运动的中心，又能够尽量保持清醒的一个人，他事后总结说：“这次学运的重大失误在于，它只强调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关系，却忽视了自身的民主建设。如果建设的这个组织不民主的话，即使学管代替了军管，那也将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和可悲。”的确，只有真正地做到了与你所反抗的那个“邪恶”拥有本质上的不同，你才能期待，在那个反抗成功之后，胜利的这方不会重新成为他们原先所反抗的那个“邪恶”。而一切不讲原则和不负责任的言行，都只会使人离那个“善”的目标越来越远。回到现实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又确是一个逐渐“偏离”最初那个“善”的目标的过程。这一次的反抗运动，似乎也并不能成为一个“例外”。随着事态的发展，往往是那些激情和冲动远甚于理性，那些一味强调对抗并且致力于整个事态的扩大的“领袖”们逐渐地取得了广场上的主导权。而那些在运动的过程之中更多地强调理性和思考，对外主张进行沟通和对话，对内注重基层民主建设的那些人，所面对的则更多地是人们的冷淡以及竞争对手的责难和攻击。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这个运动并没有被那场屠杀所强行终止，如果它得以在这个土地上继续下去，甚至产生出什么“结果”，我们对于那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不该抱什么大的希望。因为十分显然，如果可以掌控这个国家的权力落在了一个或是一群并不讲什么原则，而且不惜以他人的无辜牺牲来换取运动一时的声势，又或是不惜以谎言来博取全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同情的人手里，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期待国人的处境会比在中共的统治之下能有多少的改善。我说得再直接一点，在对当时的那些风云人物进行审视之后，我不知多少人会有和我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在柴玲身上，是不是十分强烈地体现着类似于当年青年毛泽东的那种个人气质？她在整个事件中所展现出的的那些犹豫、反复和矛盾，以及她的道德激情与道德幻想，是不是在博得人们同情的同时，也让人在心中隐隐地感到一丝的怀疑甚或是恐惧？的确，我丝毫不会掩饰对她这样的人掌权的一种怀疑与担心，可是中国的现实却似乎常常不会理会这样一种怀疑与担心，当时她和王丹所经受的那两种十分不同的处境，恐怕已经再一次显露出了历史的残酷。

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残酷”，使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与追问。为什么中国在面临历史的抉择时，总是情不自禁地不断地掉入一种“更坏的”处境？为什么中国总是跳不出那样一种堪称“残酷”的历史循环，并且在基本人权、自由等最为普世的人类价值的标准上上演着一种“螺旋式的下降”？为什么人人在抱怨自己是“邪恶”的受害者的同时，又毫无愧疚地去参与着那个“邪恶”，甚至是那样的心甘情愿，又甚或是那样的积极而主动？

是的，也许答案就是因为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也就少了一份对于自身的审视，少了一种对于意义的需要与追问，少了对于自身价值的拷问与焦虑，自然也就没有了对于形而上的生活的理解和需要。而既然人生只不过完全是现实中的争权夺利，恐怕不择手段也就具有了其无可质疑的正当性了，而每个人的这种对于自身“胜利”的追求又使得很难有什么人会取得什么“完全的胜利”，更勿论内心的满足或是幸福了。可是，得到了问题的答案，却并非就一定意味着找到了解决它的方法，正如我前面所述，这个中国所特有的东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得了呢？这就不得不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这个特定的集合上来。

在此，我想顺便总结一下我所关注的领域和话题的变化。我觉得对于一个关注中国现实和命运的知识分子而言，“中共”这个词显然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也许我也可以用这个词来粗略概括一下我所涉猎过的一些思想领域以及所做的相关的思考。自从我在高中阶段开始了有意识的对自己思想体系的构建以及对于思想界的关注以来，可以说前期的两三年，我所关注的热点可以说主要是在“中共”的那个“共”字上，也就是说，更多地注重对于历史真相的接近，对那个共产主义学说的审视与反思，试图能够尽量系统地理清那个学说的发生背景、思想渊源以及演变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表面上是关于“极致的善”的学说，为什么在被应用于现实后却总是表现为一种“极致的恶”。而在对于其“破坏性”有了现象和原因上的了解和认识的同时，我也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在现实的应用上更为“安全”，也更具有建设性的思想体系。当然，这个思想体系并不一定就是某种学说，它是一种认知和思考的方法，这个体系的逐渐完备，可以使一个渴求真理的心灵获得某种安慰与宁静。而接下来呢，我则渐渐地将目光更多地投到了那个“中”字上面，因为十分显然，虽然那种原教旨的共产主义具有着一些可谓“致命”的缺陷与危害，可折磨着这个现实世界的，却决不是那个“纯粹”的共产主义，在现实的应用中，它必然是与那些运用它的人们的特定特点有所结合的，就好比如今的中国，所面对的就决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学说所带来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中共”这个更为具体的集团所带给中国的切实的困扰。而这个“中”字，又包括了许多更为严峻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共的势力会变得如此的强大，同样是有着那个“共”字的，比如苏共、法共为什么就没有显示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又比如，中共自然是对这个文明和道德起了极大的摧毁和扭曲的作用，可为何唯有中国的国民在这个“螺旋式下降”的过程当中很少会感到不适？又甚或有意地去参与那个摧毁和扭曲的过程？我深深感到，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许要比以往哪个意识形态神化的打破，更加令人感到沉重和不可承受。尤其是当这个答案涉及到信仰问题的时候。

而《天安门》这部片子，似乎就是我这种感觉的一个佐证。的确，从这个片名我们也许也能感到编导的某种匠心独运，以天安门——这个故事上演的舞台作为契入对象，追溯了它自身的历史变迁以及同样是以此为舞台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在它身上，既能看到某些精神的传承（如从“五四”到“六四”），又蕴涵着种种无法回避的矛盾（比如建造宏大的天安门广场原旨是为了制造万众一心的浩大声势，可有时又成为表达异议的集中场所），某种意义上，它就是这个民族的象征，它见证着纷繁的历史，承担着无数的矛盾，同时，也似乎预示着这个民族的某种宿命。以此为题，显得凌厉而又厚重，而且如前所述，具有强烈的启示意味。

[下雨不愁]

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人不喜欢法制。或者说，都希望法制对别人，自己嘛，特例特办。而且空谈误国，好大喜功的人比比皆是。国民性格嘛，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没个几百年是改不过来的。

[下雨不愁]

万事如意 _BBCODE_WROTE:

是的，也许答案就是因为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也就少了一份对于自身的审视

说的和教友似的

[万事如意]

此文不是俺写的，文中主要观点例如改良等我同意。不过说到信仰问题，就很复杂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也不能说别人都没有信仰，只能说部分国人的价值观太过功利。小平同志的黑白猫论偶是有保留的。道德底线还是要有的，伤天害理的事是不能做的。

[本那比经略]

_BBCODE_WROTE:

我们这个民族恐怕还是不太适应于所谓的“改良”，大多数人仍然是习惯性地沉浸在那个用“革命”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之中

说得很对。。。

[下雨不愁]

本那比经略 _BBCODE_WROTE:

_BBCODE_WROTE: 我们这个民族恐怕还是不太适应于所谓的“改良”，大多数人仍然是习惯性地沉浸在那个用“革命”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之中 说得很对。。。

因为太多人不屑于谈问题（或者说没能力）
都在谈主义

一直到今天依旧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