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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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紀錄片《天安門》的觀感

原先，我對這部片子的期望並不高，只是想通過這類記錄片對那個事件的始末有個更為感性的認識，但是，它的優秀顯然遠遠地超出了我的期待。看得出，主創人員顯然是要試圖通過對這個事件的全面描述揭示出更為深層次的結論和啟示。令人欣喜的是，他們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這部片子長達三個小時的片子，並沒有僅僅停留於對學生的同情以及對中共bx的揭露之上，而是將目光投向了事件中各個不同階層——中共高層、學生、知識分子、工人、軍隊以及海外對此事件的關注者，他們各自的表現和反應以及各個階層的選擇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搏弈從而推動事件的發展的。片子還進一步關注到各個階層中具體的個人，片中詳細記錄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個人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他們在整個事件中的心路歷程，他們在面對變化時的想法與選擇，矛盾與掙扎。如此，本片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那段歷史的全貌。

然而，如前所述，與其說它是本著人類的良知和正義感在進行客觀的“記錄”，倒不如說是在進行某種“審視”和“反思”來得更為恰當。片子揭示出很多的問題，比如說，當面對著一個缺少理性的政府的時候，學生們究竟應該怎麼辦？是盡量防止對立的加劇，事態的擴大，從而爭取平等對話的權利，還是應該用固有的憤怒和熱情，用同樣的非理性去回應那個強硬的政府高層？應當說，這個運動的發起和持續都是建立在民意和正義的基礎之上，然而，也正是因為它來得這樣的突然，往往讓陷入其中的人們也無所適從，而這其中也包括了很多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這次由偶然和沖動引起的運動，後來一直無法擺脫那種強烈的沖動和非理性，始終沒有受到理性的指引，於是這個運動就那樣踉踉蹌蹌地朝著一個自己也不知道目標如何的方向走去。正如片中一位老師所描述的：“這個運動在不斷地向前推進，又在不斷地陷入茫然。”運動的領導者們似乎並沒有明確的目標，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有效的實施方法。人們似乎只分為兩類，一類是主張激進的，認為應該將游行示威繼續下去，不斷地給政府施壓，另一類的主張相對溫和，認為應該給黨內的改革派以時間，應該以平等對話的方式來進行交涉。可是很顯然，溫和派的主張常常是被激進派的聲音所湮沒，這既是因為呐喊和示威總是顯得更為顯眼，更具有煽動力，也是因為政府的過分強硬不斷地刺激著人們敏感的神經。而以上所列的也只是表面的原因，這個現象其實揭示出了一個並不讓人難以理解的現實：我們這個民族恐怕還是不太適應於所謂的“改良”，大多數人仍然是習慣性地沉浸在那個用“革命”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的思維慣性之中。比如學生對於自我的定位問題，片子評論中說：“學生要改變現狀，可以參與艱難而緩慢的基層民主建設，也可以作為一個群體，爭取自身地位的改善。然而，大部分學生顯然志不在此，同前輩學生一樣，他們呼喊的是救國。”而這種對於宏大敘事的沉浸與迷戀，在很大程度上面又是與那個他們所反對的政府的灌輸和教化所密切相關的，而正對於這一點的關注，讓人們深切地感受到了在這個運動中甚至整個這個民族中所蘊藏著的更為深層的悲哀。片中的一段評論顯得尤其契中要害：“當個人挺身反抗強權的時候，他依舊背負著強權所施於他的教化與傷害，這些烙印不會在振臂一呼中消失。每一個英勇的舉動，都離不開孕育它的曲折的人生，復雜的社會和漫長的歷史。”他們一方面感受著強權之於他們的傷害，體驗著這個制度與他們心中對於“美好”的渴求是那樣的格格不入，他們要反抗，他們要於那個看似強大無比的命運誓死一搏。可另一方面，信息的閉塞，使得他們並沒有更多的別的思想資源得以憑借，大多數時候，他們只能以與對手極為相似的方法去思考、去表達、去行動，去反對他們的敵人。可是，當他們拿起了那個沾染著邪惡的武器去對抗邪惡，他們能保證自己不會一變成為邪惡本身嗎？對於這個有著嚴密的控制體系的國家制度，學生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由它統治，要麼推翻它。可是，推翻以後呢？這實在是個嚴酷的問題，而從那個運動進行的過程當中，我們也許已能隱約地看到那個並不太讓人樂觀的答案。

隨著運動的持續，在一些人身上越來越多地體現出“現實”的考慮，要表達自己的觀點，要宣揚自己的主張，需要的不僅僅是理想，要讓大家都聽到你，你就得占有廣播站這類象征著話語權的設施，要想讓大家都聽你的指揮，你就得先確立自己“領導者”的地位，於是，與隱藏在那些宏偉建築物裡的中共黨內一樣，“權力”，也成了廣場上的一個中心詞。片中顯示，到了運動的後期，廣場上的權力斗爭越來越不擇手段。那時廣場上每天都要上演數次的奪權與反奪權，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封從德後來感慨道：“那時我終於開始理解李鵬為什麼要鎮壓學生了！”而從後來事情的發展來看，廣場上的優勢也漸漸被那些主張激進的甚至擅長於手腕的“領袖”們所取得，因為十分顯然，那些主張理性並且不齒也不屑於不擇手段的人們，往往已經與這個廣場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正如片中所說的：“只要投票，總是多數人贊成堅守，因為那些想走的人，早就用腳投了票。”於是我們看到，一方是毫無理性的政府，一方是毫無理性的學生，就那樣相互敵對著，似乎都在等待著某種形式的一種“最後的了結”。

固然，只要是心中還有一點良知的人都應該對中共的bx加以譴責，但是，在這個運動中，更應當進行反思的，其實是反抗bz的這個群體。因為這個群體的理性程度，它的核心理念，它的組織方式和運做模式，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正義性、合理性以及其自身的前途和命運，而這個群體整體質量的提高，恐怕才是中國未來的希望。當時的著名歌星侯德建是既身處運動的中心，又能夠盡量保持清醒的一個人，他事後總結說：“這次學運的重大失誤在於，它只強調和政府之間的對抗關系，卻忽視了自身的民主建設。如果建設的這個組織不民主的話，即使學管代替了軍管，那也將是一種極大的失敗和可悲。”的確，只有真正地做到了與你所反抗的那個“邪惡”擁有本質上的不同，你才能期待，在那個反抗成功之後，勝利的這方不會重新成為他們原先所反抗的那個“邪惡”。而一切不講原則和不負責任的言行，都只會使人離那個“善”的目標越來越遠。回到現實當中，我們所看到的，往往又確是一個逐漸“偏離”最初那個“善”的目標的過程。這一次的反抗運動，似乎也並不能成為一個“例外”。隨著事態的發展，往往是那些激情和沖動遠甚於理性，那些一味強調對抗並且致力於整個事態的擴大的“領袖”們逐漸地取得了廣場上的主導權。而那些在運動的過程之中更多地強調理性和思考，對外主張進行溝通和對話，對內注重基層民主建設的那些人，所面對的則更多地是人們的冷淡以及競爭對手的責難和攻擊。我們可以推測，如果這個運動並沒有被那場屠殺所強行終止，如果它得以在這個土地上繼續下去，甚至產生出什麼“結果”，我們對於那個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不該抱什麼大的希望。因為十分顯然，如果可以掌控這個國家的權力落在了一個或是一群並不講什麼原則，而且不惜以他人的無辜犧牲來換取運動一時的聲勢，又或是不惜以謊言來博取全國民眾以及國際社會的同情的人手裡，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來期待國人的處境會比在中共的統治之下能有多少的改善。我說得再直接一點，在對當時的那些風雲人物進行審視之後，我不知多少人會有和我同樣的感覺，那就是，在柴玲身上，是不是十分強烈地體現著類似於當年青年毛澤東的那種個人氣質？她在整個事件中所展現出的的那些猶豫、反復和矛盾，以及她的道德激情與道德幻想，是不是在博得人們同情的同時，也讓人在心中隱隱地感到一絲的懷疑甚或是恐懼？的確，我絲毫不會掩飾對她這樣的人掌權的一種懷疑與擔心，可是中國的現實卻似乎常常不會理會這樣一種懷疑與擔心，當時她和王丹所經受的那兩種十分不同的處境，恐怕已經再一次顯露出了歷史的殘酷。

也正是這樣的一種“殘酷”，使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更深層次的審視與追問。為什麼中國在面臨歷史的抉擇時，總是情不自禁地不斷地掉入一種“更壞的”處境？為什麼中國總是跳不出那樣一種堪稱“殘酷”的歷史循環，並且在基本人權、自由等最為普世的人類價值的標准上上演著一種“螺旋式的下降”？為什麼人人在抱怨自己是“邪惡”的受害者的同時，又毫無愧疚地去參與著那個“邪惡”，甚至是那樣的心甘情願，又甚或是那樣的積極而主動？

是的，也許答案就是因為國人沒有信仰，沒有信仰，也就少了一份對於自身的審視，少了一種對於意義的需要與追問，少了對於自身價值的拷問與焦慮，自然也就沒有了對於形而上的生活的理解和需要。而既然人生只不過完全是現實中的爭權奪利，恐怕不擇手段也就具有了其無可質疑的正當性了，而每個人的這種對於自身“勝利”的追求又使得很難有什麼人會取得什麼“完全的勝利”，更勿論內心的滿足或是幸福了。可是，得到了問題的答案，卻並非就一定意味著找到了解決它的方法，正如我前面所述，這個中國所特有的東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得了呢？這就不得不把目光集中到“中國”——這個特定的集合上來。

在此，我想順便總結一下我所關注的領域和話題的變化。我覺得對於一個關注中國現實和命運的知識分子而言，“中共”這個詞顯然是無論如何也回避不了的，也許我也可以用這個詞來粗略概括一下我所涉獵過的一些思想領域以及所做的相關的思考。自從我在高中階段開始了有意識的對自己思想體系的構建以及對於思想界的關注以來，可以說前期的兩三年，我所關注的熱點可以說主要是在“中共”的那個“共”字上，也就是說，更多地注重對於歷史真相的接近，對那個共產主義學說的審視與反思，試圖能夠盡量系統地理清那個學說的發生背景、思想淵源以及演變歷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這種表面上是關於“極致的善”的學說，為什麼在被應用於現實後卻總是表現為一種“極致的惡”。而在對於其“破壞性”有了現象和原因上的了解和認識的同時，我也在為自己尋找一個在現實的應用上更為“安全”，也更具有建設性的思想體系。當然，這個思想體系並不一定就是某種學說，它是一種認知和思考的方法，這個體系的逐漸完備，可以使一個渴求真理的心靈獲得某種安慰與寧靜。而接下來呢，我則漸漸地將目光更多地投到了那個“中”字上面，因為十分顯然，雖然那種原教旨的共產主義具有著一些可謂“致命”的缺陷與危害，可折磨著這個現實世界的，卻決不是那個“純粹”的共產主義，在現實的應用中，它必然是與那些運用它的人們的特定特點有所結合的，就好比如今的中國，所面對的就決不僅僅是共產主義學說所帶來的問題，而更多的是“中共”這個更為具體的集團所帶給中國的切實的困擾。而這個“中”字，又包括了許多更為嚴峻的問題，比如，為什麼中共的勢力會變得如此的強大，同樣是有著那個“共”字的，比如蘇共、法共為什麼就沒有顯示出如此頑強的生命力？又比如，中共自然是對這個文明和道德起了極大的摧毀和扭曲的作用，可為何唯有中國的國民在這個“螺旋式下降”的過程當中很少會感到不適？又甚或有意地去參與那個摧毀和扭曲的過程？我深深感到，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也許要比以往哪個意識形態神化的打破，更加令人感到沉重和不可承受。尤其是當這個答案涉及到信仰問題的時候。

而《天安門》這部片子，似乎就是我這種感覺的一個佐證。的確，從這個片名我們也許也能感到編導的某種匠心獨運，以天安門——這個故事上演的舞台作為契入對象，追溯了它自身的歷史變遷以及同樣是以此為舞台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在它身上，既能看到某些精神的傳承（如從“五四”到“六四”），又蘊涵著種種無法回避的矛盾（比如建造宏大的天安門廣場原旨是為了制造萬眾一心的浩大聲勢，可有時又成為表達異議的集中場所），某種意義上，它就是這個民族的象征，它見證著紛繁的歷史，承擔著無數的矛盾，同時，也似乎預示著這個民族的某種宿命。以此為題，顯得凌厲而又厚重，而且如前所述，具有強烈的啟示意味。

[下雨不愁]

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人不喜歡法制。或者說，都希望法制對別人，自己嘛，特例特辦。而且空談誤國，好大喜功的人比比皆是。國民性格嘛，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沒個幾百年是改不過來的。

[下雨不愁]

萬事如意 寫道:

是的，也許答案就是因為國人沒有信仰，沒有信仰，也就少了一份對於自身的審視

說的和教友似的

[萬事如意]

此文不是俺寫的，文中主要觀點例如改良等我同意。不過說到信仰問題，就很復雜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價值觀，也不能說別人都沒有信仰，只能說部分國人的價值觀太過功利。小平同志的黑白貓論偶是有保留的。道德底線還是要有的，傷天害理的事是不能做的。

[本那比經略]

寫道:

我們這個民族恐怕還是不太適應於所謂的“改良”，大多數人仍然是習慣性地沉浸在那個用“革命”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的思維慣性之中

說得很對。。。

[下雨不愁]

本那比經略 寫道:

寫道: 我們這個民族恐怕還是不太適應於所謂的“改良”，大多數人仍然是習慣性地沉浸在那個用“革命”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的思維慣性之中 說得很對。。。

因為太多人不屑於談問題（或者說沒能力）
都在談主義

一直到今天依舊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