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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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隨即引發“茉莉奶白憑什麼被頂格判罰”“蘇州中院為何支持LV”等話題的熱議。甚至有網友將該案法官徐雲飛的論文都扒了出來，並發現蘇州中院該法官近年面對房地產家具、家電，服裝、茶飲、醫藥等多領域的知識產權糾紛，幾乎都是對中國企業“頂格判罰”。



“我們被判了5000萬！而且是在我們德祿廠名在前、外方德祿商標獲注冊在後的情況下，徐飛雲法官依照偽造的中文許可協議、篡改合資合同，錯誤適用法律就判了天價賠款。”雷立爾家具(原德祿上海)負責人告訴鳳凰網，他們公司一家在上海，一家在南通(雷高家具、原德祿家具南通公司），是普通民營家具公司，根本承受不起5000萬元的巨額賠款，為此公司面臨資金鏈斷裂，老板在冤屈和重壓之下患了肺癌。

為CK、LEE、CAP、Levi's等歐美服裝品牌提供布料的上海某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紡織公司”)負責人也告訴鳳凰網，他們因為一起和外資合伙人的商標糾紛，被蘇州中院判罰了4500萬元。“我們只是布料供應商，幾乎不出現自己的商標，且我們在先使用，誰料被鑽孔子、被偽造合同和協議，徐飛雲法官卻憑此做判決，明明是對方惡意，卻認定我方惡意，實在有失公允。而且類似的，該法官還給兩家中國企業判過6000萬和1000萬的天價賠款。太不合理、太狠重了，讓我們國內這些民營企業怎麼活啊……”公司人士歎道。

實際上，從LV勝訴到部分外企接連獲得高額賠款，“中國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警鍾已經敲響。

檢察日報援引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蔡元臻的觀點就指出，“在法律語境中，如果商標保護力度過強，可能會被外國企業利用來打壓我國本土企業。”

本土企業在商標保護方面落於下風，折射出知識產權保護、企業合法營商等存在多方面困境。

北京通商律師事務所顧問羅霓接受北京日報采訪時則表示：近年國際品牌發起商標跨類保護維權的跨度越來越大。這其中的尺度是否應該以更精細的立法加以規約？

商標跨類保護的“度”，不適合由立法一次性認定，而應更多依賴法官在個案中結合證據“一事一議”把握。反過來，如果為回應個案輿情就用精細化條文把邊界“焊死”，法律會變得刻板僵硬。法律的確定性，不在於條文事無巨細，而在於裁判說理的充分與標准的穩定，以及對經濟發展的適應。

多封“實名舉報信”激起浪潮

企業：請求徹查“利益產業鏈”

2026年，雷立爾家具(原德祿上海)負責人已實名向最高法和最高檢巡視組遞交了“關於江蘇部分法官形成團伙利益鏈”等的舉報信。前幾年也曾向江蘇省高院、檢察院等部門多次提交反映。

“很離譜，我們其實不是在跟一家德國公司打官司，而是在跟一個早已被我們自己‘買斷’的廠名打官司，竟然還被罰賠5000萬元。”雷立爾家具(原德祿上海)負責人表示，2009年1月，中方上海雷狄尼公司(實控人朱培軍)與德方raumplus公司(曾譯為朗普路斯，後譯為德祿)合資成立了德祿上海公司，一年後成立德祿南通公司。2010年2月28日，“德祿”商標獲准注冊。

2011年底，德方因經營虧損決定退股。朱培軍為接手德祿，善意承擔了兩家公司639萬元的全部巨額虧損，支付了高於實際出資的轉讓費，並將個人房產抵押給外方。此次高對價股權轉讓的前提是按現狀廠名不變。德方代表卡斯滕作為法人代表申辦了廠名不變的批文，並在工商變更時簽名承諾對該文件的真實性承擔法律責任。

“德方已經配合股權轉讓完成工商變更、並友好業務往來互開發票長達4年、注銷了房產抵押，誰料2015年底卻突然以朗普路斯兩合公司廠名發律師函，聲稱我們‘德祿’廠名侵權。2020年，德方通過其早已於18年全額股份退出的哲曼太倉公司（19年改名德祿）發起訴訟，因而審理落到了蘇州中院。而德方自己在2023年的郵件中已自認僅為‘名義起訴者’，真正的操盤手另有其人。”

原德祿上海負責人指出，更匪夷所思的是，德方獨資公司哲曼上海在經營期間的公開年報顯示，年平均利潤率是-44%，長期資不抵債。徐飛雲法官判罰卻按歐派、志邦等頭部上市家居企業14.05%的高額平均利潤率來推算，並將善意承擔虧損方錯誤認定為惡意方，要賠德方5000萬元巨款，比德方在華獨資6年的總產值還要高。“這對於從合資虧損中走出、剛能維持經營的家具公司來說，簡直是滅頂之災。徐飛雲法官為什麼總是異常審判頂格高額判罰？為什麼總是蘇州中院？讓人懷疑背後存在利益產業鏈。”

實際上，該案件的一個核心重點是，“德祿”字號的歸屬。二審法院認定該字號來源於德方的授權，中方認為“德祿”是合資公司的廠名，是約定平等共有才合意使用；並且合資合同中根本沒有中文德祿字號授權的條款，唯一的一份英文許可協議也僅授權了“raumplus”，從未出現德祿二字。德方也未告知德祿商標申請和合資期間獲注冊情況。

對此案，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孔祥俊院長(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講席教授、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院院長‌分析認為，合資公司“德祿”字號系股東雙方合意作為合資企業名稱使用，依‌《民法典》第1013條自登記成立之日起原始取得名稱權。備案生效的合資合同無字號出資或授權條款；即便未生效的合同僅授權英文“raumplus”商號，未涉中文“德祿”。股權概括轉讓後，受讓方承繼包括字號在內的公司資產，字號存續不因股東變更或合資終止而受影響，外方無“德祿”字號在先權利，不存在外方許可授權的基礎。此外，基於企業名稱權的簡稱使用具有商業慣例合理性，未達到商標性突出使用程度的，不構成侵權。原審存在混淆企業名稱權與商標權邊界，法律適用錯誤。

“實際上，德祿上海、南通基於關聯公司在先字號注冊，無攀附意圖亦不導致混淆。在後注冊商標權不當然排斥在先合法登記的企業名稱權，二審認定構成不正當競爭於法不合。而外方後期改廠名為“德祿“，反而可能構成攀附在先字號的不正當競爭。”孔祥俊教授表示。

“數千萬元”天價判賠頻出

商會：呼吁保障民企合法權益

高額判罰，也引發了上海紡織公司的申訴。其負責人曾向中央第五巡視組、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信箱針對“江蘇法院部分法官與律師通過境內外勾結利用知識產權侵權”的實名舉報。

舉報信息顯示，2010年，該司創始人與外籍人士(美國公司代表人)簽署了《借款協議》與《備忘錄》，約定雙方設立“合資公司”(即上述上海紡織公司)，並由合資公司繼承多家外資公司（包括擁有商標權的香港公司）的整體資產業務，包括但不限於人員、業務、資產、商標使用權等。因雙方合作過程中出現了矛盾，外籍人士則以美國公司作為原告，在合資公司仍然擁有商標使用權的情況下，以合資公司侵害商標權為由提起了訴訟。

“實際上，這起商標糾紛訴訟的出現，就十分詭異。我們和老外前男友取得過聯系，據他透露是有中國律師找到這個老外希望為他做代理，風險代理收益比例40%，規定其不准插手、不准調解。而老外自始至終沒有在任何司法場所公開露臉，連訴訟費都是無關人員和代理律師支付的。”

合資公司相關負責人直言，老外在二人合作期間惡意違約在先，與同業競爭者勾結設立競爭公司，委托他人對合作商標提起撤銷申請，又以美國公司的名義重新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新案涉商標。甚至，訴訟過程中原告提交了一份倒簽偽造的關於案涉商標的《商標使用權許可協議》，該份協議諸多地方存在與事實嚴重不符和異常的情況，純屬虛假訴訟。“倘若司法鑒定是很容易能識別出來的，但我們向法官多次申請，法官不但不同意司法鑒定，還以這份協議為依據，判定我們侵權外方。”

實際上，案件被告的四家公司注冊地都在上海，美國公司注冊地則在美國。案件為何會在蘇州中院審理？

上述人士表示，“原告律師將一家注冊在常州的公司作為被告五，因此申請在江蘇審理。這家常州的公司能被視為被告五，是因為一份虛假的合同訂單，否則，蘇州中院是沒有管轄權的，不知為何當時徐飛雲法官就直接上門取證了，最後被告五則判無責。

天眼查信息顯示，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商標侵權類案件判罰金額，基本在幾萬到幾十萬范圍。上述蘇州中院4起數千萬判罰金額，的確少見。

據《判決書》顯示，法院認為被告方存在“主觀惡意”等情形，綜合考慮依法確定一倍的懲罰性賠償，賠償金額高達4500萬元。不過上海紡織公司稱，其通過合資的事實已經取得了商標使用權，是有權使用且在先使用，根本不存在任何惡意，不存在侵權行為。“恰恰相反，是對方為了非法利益，卻是處心積慮、步步為營，惡意明顯。其他三被告都和本案商標毫無關聯，被並列為被告，只是為了拉高可賠償金額及強制執行到位。法院認定的事實完全與客觀事實不符。”

正是因為對於判決結果存疑，被告方近年持續向多方部門投訴、舉報，要求介入徹查。

據悉，上海市浙江商會曾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函點評認為，“該案件可能是一個由境外主體提出的惡意訴訟，通過惡意終止合作關系、蓄意商標撤銷重新注冊商標，並進而提起商標侵權訴訟的一系列方式，逐步有預謀的圍剿中國民營企業的可能性，其行為雖披著‘維護知識產權’外衣，但實質卻是要蠶食中國民營企業及企業家的合法權益。”

商會也請求查實是否存在相關利益產業鏈，“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良好法治保障。”

[三叔]

記著這些漢奸嘴臉


一審承辦人、蘇州知產法庭副庭長 徐飛雲


二審承辦人、江蘇高院知產庭三級高級法官 劉 莉

[三叔]

[三叔]

侵權野獸派被索賠650萬元！蘇州知產法庭一攬子平息“撞衫”紛爭
“之前確實意識不到位，服裝成衣上的圖案也會受著作權法保護，我方同意法官的意見，願意一次性解決所有糾紛。”“原本以為要打一場持久戰，沒想到這麼快就解決了問題，未來我們堅持原創設計的信心和底氣更足了。”

隨著原、被告雙方企業在調解協議上簽字，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徐飛雲松了一口氣，臉上流露出輕松的笑容。

“循法善調息訟爭 和合智光照吳門”——當一場涉及全國32個省份、超500家門店的“撞衫”紛爭平靜落幕，原告“野獸派”品牌權利人專程送來錦旗和感謝信，這既是蘇州法院公正高效化解糾紛的生動注腳，也成為“蘇知最和合”理念落地見效的鮮活例證。

這起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的原告，即上海野派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成立於2012年，是“野獸派”品牌的創設與經營主體，旗下產品涵蓋花藝、家居、藝術品和個性配飾等。2013年以來，原告陸續在上海連卡佛、北京國貿、蘇州中心商場等多地開設實體店鋪，並同時布局線上打造高端藝術生活潮牌，受到消費者和時尚圈的認可。特別是該品牌原創設計的一系列家居服，通過明星代言、營銷造勢等宣傳和推廣，享有較高知名度和一定影響力。然而去年7月，原告發現市場上出現設計圖案與其高度相似的多款家居服在連鎖品牌“美美”（化名）的線下門店和網店內同時出售。

經查證，“美美”品牌由美某公司創設運營，目前已在全國32個省份的CBD商圈開設了500多家門店。“他們在五個主流電商平台的官方旗艦店內都同步銷售侵犯我司美術作品及服裝款式設計的商品，嚴重侵害了我方市場利益。”於是，原告起訴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美某公司等立即停止侵害涉案美術作品著作權、不正當競爭的行為，並索賠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費用共計650萬元。

“都是小貓小狗的圖案，為什麼他們能用我們就不能用？”被告認為原告服裝上的圖案不具有獨創性，不能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爆款服裝被“同款”的現象屢見不鮮，徐飛雲表示，服裝原創設計的保護一直是知識產權保護中的一個弱項。知識產權保護一頭連著創新，一頭連著民生。如何在充分保護創新主體的基礎上真正實現定分止爭，首先就要充分查明案件事實、了解各方訴求。

為此，徐飛雲帶領合議庭成員仔細對比了涉案美術作品與被訴侵權服裝的款式設計、花紋圖案，並對“野獸派”涉案美術作品的市場影響力及侵權產品在各大網商平台的銷售數據進行了詳盡梳理。

“調查期間，我們將7款案涉服裝拿到法庭一件件進行比對，可以看到雙方服裝在圖案和版型等細節處理方面都達到了高度相似的程度。”徐飛雲指出，服裝成衣上的圖案或花色是否可以作為美術作品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在獨創性方面必須達到一定的標准。

該案中，原告“野獸派”品牌堅持原創設計，就“日進斗金”“躲貓貓”“一汪情深”“財貓雙全”等一系列案涉家居服插畫都進行了相應的著作權登記，以線條、色彩等方式構成具有審美意義的作品，享有相關美術作品的著作權，並在市場上取得了一定知名度與影響力。徐飛雲了解到，被告企業的規模也不小，而且同樣致力於打造自己的獨創品牌。

在全面掌握情況基礎上，合議庭一致認為，促使當事人達成和解是最佳的解決方案。在數輪的“背靠背”調解中，徐飛雲從各方實際利益出發，就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問題與當事人進行深入溝通，不厭其煩地講明美術作品著作權侵權的法理，細致分析當前所處僵局以及可能會給雙方帶來的損失和傷害。

“我們的出發點肯定要鼓勵原創，經營服裝是比較費心的，特別是女裝，競爭激烈，如果不對照搬行為進行規制，大家都不願意費心費力地去搞原創了，都去抄版了。”徐飛雲著重點明被告行為的正當性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不費吹灰之力地把別人東西拿來賣，短期也許獲益，但從長遠角度講，你的品牌怎麼打得出去？特別是慢慢做大之後，要更加注重商譽、知識產權的積累。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後，如果自己設計的服裝也被別人抄版，會怎麼想？”

促使被告換位思考，讓雙方的態度從最初的強硬對抗逐漸軟化，並向各方滿意的最佳方案靠攏，最終雙方握手言和，自願就該案以及其他法院審理的商標侵權案件達成一攬子和解協議：被告立即停止涉案被訴侵權行為和商標侵權行為，就涉嫌著作權侵權、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作出相應賠償。

“通過此次案件，我們深切感受到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對創新主體的保護力度，以及法官團隊在平衡各方利益、優化營商環境中的智慧與擔當。”原告在感謝信中寫道，“未來，我司將繼續堅持原創設計，為中國原創設計發展貢獻力量，同時也願與司法機關攜手，共同營造尊重知識產權的法治氛圍。”

和合之美，美在讓當事人減輕訴累，將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投入到原創創作中去，讓創新創造的源泉充分湧流。

來源：江蘇法治報

編輯：Sharon

[三叔]

技術調查官 助力知識產權審判進入“專用車道”
發布時間：2025-07-18 11:17:33 作者：王涵 來源：《民主與法制》周刊2025年第25期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技術調查官流動站” 揭牌受訪單位供圖
　　一起涉及“一種太陽能電池板高效邊框塗膠機”實用新型專利侵權糾紛案件在上海知識產權法院開庭。莊嚴的法庭上，除了法官和法官助理，在“技術調查官”席位上坐著一位身著西裝的男士。
　　他叫張銀超，這是他入職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後第一次參與案件審理。不過，他的另一個身份更加吸引記者的注意——他是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最新招錄的首批兩名聘任制技術調查官之一。
　　技術調查官制度是知識產權案件審理中的重要制度，對於破解法官專業技術瓶頸所導致的技術事實審理困境發揮著重要作用。
　　知識產權技術類訴訟的復雜性和專業性，一直是審判實務中的難點。為了讓法官能更好查明案件技術事實、正確適用法律，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活動若幹問題的暫行規定》頒布實施，第一次確立了我國技術調查官制度，掀開了推行技術調查官制度的新篇章。
　　近些年，在日益復雜的技術類知識產權糾紛審判中，如何准確查明技術事實成為關鍵挑戰。技術調查官作為法官的“技術外腦”，正為知識產權審判注入強大的專業力量。蘇州、上海、成都三地法院立足本地實際，在技術調查官制度的應用上走出了特色鮮明的創新之路。
　　打破壁壘成都首創“技術調查官流動站”制度
　　在創新驅動發展的時代浪潮中，知識產權保護已成為激發經濟活力的關鍵。作為全國重要的科技創新高地，成都近年來在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領域發展迅猛，但隨之而來的是知識產權案件數量激增和技術事實查明難題。
　　“一個知識產權案件，往往就是一個技術前沿領域。”成都中院黃金迪法官道出了技術類案件審理的普遍困境。
　　據了解，2017年至2023年，成都知識產權法庭受理的四川全省涉高新技術知識產權案件從年600余件激增至1300余件，眾多頭部企業選擇成都作為訴訟優選地。
　　案件激增的背後，是日益復雜的專業技術，法官、技術專家、當事人之間存在巨大的知識鴻溝和信息壁壘，導致技術事實查明舉步維艱，舉證難、效率低、認定難等問題突出。這不僅拉長了審判周期，增加了司法成本，更可能導致技術創新得不到及時、有力的保護，挫傷創新主體的積極性，甚至影響地區營商環境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推進。
　　為破解這一難題，成都中院主動出擊，在全國首創“技術調查官流動站”制度，精准回應技術審判“懂技術”的現實需求。而“技術調查官流動站”的最大亮點，在於“流動”二字，它的靈活性體現在多個層面。
　　“首先，人員來源更廣泛。成都中院聯合五家高校及科研機構共建‘成都法院技術調查官庫’，首批納入100名技術專家。”黃金迪法官介紹道。專業方面覆蓋了機械、生化、交通等領域，實行兩年一輪的動態更新，確保技術供給“源頭活水”。
　　除此之外，選任方式成為該制度的一大亮點。在過去，僅聯系技術調查官這個過程，有時就會耗費3至5天，這還不包括調查和鑒定的時間。這樣的時間成本，對當事人非常不利。通過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四川中心建立“駐點+選派”雙軌機制，日常由1-2名專利審查員至流動站輪換駐點成都知產法庭辦公，與法官面對面，從而解決以往相關資料通過郵件、公函等方式流轉時間過長的問題，法官的普通技術問題能做到隨時咨詢、及時反饋、隨案運轉。針對審理過程中遇到的復雜案件，則從技術調查官專家庫中根據需求按專業抽選委派。既可實現常態化技術咨詢，也可精准應對復雜案件，實現“零秒響應”，選任方式更高效。
　　成都中院制定了覆蓋27個關鍵節點的《技術調查官流動站工作手冊》，建立從立案到結案的全流程技術調查官事務剝離機制，實現“專人專崗、專事專辦、審判查明、雙線共行”，全面提升審判效率。
　　另外，記者了解到，依托成都兩級法院信息化系統，流動站實現案件信息、調查官資源、查明過程的全鏈條智慧管理，與知識產權行業共同體實現技術數據互通、資源共享。
　　“技術調查官的職能貫穿庭前、庭中和庭後各個階段。在庭前，調查官幫助法官厘清技術背景、鎖定爭議焦點；庭審中，圍繞技術核心問題向當事人提問、參與比對分析；庭審後，出具獨立咨詢意見，為合議庭定案提供權威參考。”黃金迪法官表示。
　　在四川某化工公司與他人蜜胺生產工藝技術秘密侵權糾紛一案中，由於技術事實復雜，傳統手段難以厘清核心爭議。流動站迅速調配具有專利審查經驗的調查官參與，通過深入技術比對，明確了核心技術差異，為案件順利審結提供了堅實基礎。
　　在另一起涉及軟件著作權的案件中，技術調查官從系統架構、運行邏輯對原被告的軟件進行全面比對，出具了翔實的技術調查報告，厘清了核心爭議，成為審判定性的關鍵依據。
　　更值得一提的是，技術調查官還延伸服務至執行程序和證據保全過程，在保障權利實現的“最後一公裡”中發揮重要作用。
　　截至2025年5月，流動站已累計受理申請204件，平均每年增長近兩倍。技術調查官平均指派周期縮短至1-2個工作日，時效提升50%；共出具調查報告65份、參與案件庭審64次、協助勘驗14次，實現了對技術事實查明全環節、全過程的覆蓋。
　　據了解，目前成都中院正積極推動與重慶一中院的跨區域合作機制，計劃打通“川渝技術調查官資源共享”通道，邁出“服務地區、輻射全國”的關鍵一步。



　　2025年4月29日，位於上海市徐匯區的大模型創新生態社區“模速空間”內展廳。新華社記者 方喆/攝
　　“一基三面”構建技術調查官的蘇州模式
　　“這起案件涉及圖像信號處理技術領域，涉案專利為信號處理方法以及裝置。專利本身講的是抽象的信號處理‘方法’，不像機器能拆開看實物；而涉嫌侵權的產品，我們手上又沒有實物可供直接檢測。特別是裡面的‘存儲模塊’，需要深入理解電路模塊的技術原理，才能准確把握相關技術特征。”參與一起圖像信號處理技術領域知識產權案件審理的技術調查官、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江蘇中心審查員糜增元，向記者介紹他參與的一起已經審結的案件。
　　面對案涉專利“太抽象”帶來的技術查明和價值認定難題，蘇州中院靈活運用證據規則，創新計算方法，用創新的方法保護創新，為審理“看不見摸不著”的專利技術案件提供了示范樣本。
　　蘇州知識產權法庭法官徐飛雲表示，他在日常工作中經常要請技術調查官協助，技術調查官就是法官的技術外腦。
　　2017年，蘇州知識產權法庭成立後，跨區域集中管轄江蘇省蘇州、常州以及南通三地部分知識產權案件。法庭新收專利、計算機軟件、植物新品種、技術秘密等技術類案件占新收一審民事案件總量69.4%，這對沒有相關專業背景的法官而言，帶來不小挑戰。“一基三面”技術調查官制度應運而生。
　　“我們充分利用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江蘇中心毗鄰的區位優勢，與目前全國唯一一個落戶在普通地級市的專利審查協作中心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形成了‘一基三面’合作模式中的關鍵‘一基’。”蘇州知識產權法庭庭長趙曉青介紹，“目前已經覆蓋了電學、通信、醫藥生物、化學、光學技術、材料工程、機械等領域。與此同時，拓展與相關研發機構、院校以及兄弟法院的協作，已經實現了技術領域全覆蓋。構建了‘一基三面’技術調查官的蘇州模式。”
　　在該模式帶動下，蘇州法院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能力和水平不斷提升，先後有26個案例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等全國性典型案例，連續4個年度同時獲評中國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和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
　　技術調查官的專業能力直接影響其參與的技術類案件事實查明的質量，進而關乎案件整體審理水平。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若技術調查官的知識未能及時更新，其專業能力可能下降，從而影響技術事實查明的准確性。長期專職在法院工作，也可能導致技術調查官與其原本精通的領域脫節，某種程度上不得不依賴既有知識儲備。
　　“我們法庭采用的‘固定駐點技術調查官為主、個案技術咨詢為輔’的模式，融合了常駐型與兼職型技術調查官制度的優勢，確保調查官知識保鮮。”趙曉青介紹道。據了解，蘇州知識產權法庭每年從審協江蘇中心選聘5名常駐技術調查官，專注於機械、材料、電子、化學醫藥等常見領域的技術事實查明。對於常駐技術調查官專業領域以外的案件，則由審協江蘇中心龐大的專家庫提供全面支持，各領域專家共1000余名。相關領域的專家僅在案件需要時到庭履職，其余時間仍在原單位從事本職工作，有效避免了調查官與專業前沿的脫節。
　　蘇州模式極大地緩解了技術調查官專業知識“折舊”的問題，確保了知識的及時補充與更新，也為技術調查官隊伍的穩定與成熟提供了有力保障。
　　技術調查官作為可能對技術類案件的判決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的司法輔助人員，他們履職的中立性對於履職質量有著重要的影響。
　　對此，蘇州模式在選任調查官時，為每一位專家建立完整的背景信息檔案，內容包括該專家的個人信息、專業技術背景以及近親屬等相關社會關系情況，避免利益沖突，保證所選技術調查官能夠中立公正、快捷、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
　　技術調查官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在技術調查過程中，通過技術思維與法律思維的有效碰撞，給予案情更清晰的技術事實認定。
　　據了解，隨著蘇州技術調查官工作的日益成熟，越來越多的審協工作人員踴躍報名，希望參與到這項工作中來。
　　跨前參與上海技術調查官專業賦能解紛
　　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日益加強，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呈爆發式增長，訴調對接作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形式之一，已成為化解知識產權糾紛的有效途徑。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在轉入審理程序前的調解階段，積極引入技術調查官跨前參與，大大減少企業為訴訟耗費的時間、人力成本，還有助於將影響范圍縮小。
　　“在一些技術性較強的案件中，涉及的技術爭議事實是否明晰，往往會對當事人制定的糾紛解決方案產生重要的影響。技術調查官在此類案件的調解、和解工作中協助法官就技術事實與當事人進行必要的溝通和說明，厘清案件的技術爭議，消除當事人的疑慮，促進糾紛實質化解。”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室主任何淵介紹。
　　在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受理的一起上海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訴上海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計算機軟件開發合同糾紛案中，在未查明案件技術事實的情況下，雙方當事人各持己見，提出的調解方案差距較大。技術調查官協助法官參與案件調解後發現，案涉軟件僅進行到設計制作原型圖階段，既未涉及軟件功能實現，也未涉及大規模的代碼編寫。當事人面對基本已經查明的技術事實，對軟件開發情況、開發階段予以確認，當庭達成了調解協議。
　　作為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的聘任制技術調查官，王傳極已經成為技術調查室的“老人”，他對於技術調查官在多元解紛中對技術事實調查可發揮的協同作用，談了一些認識：在案件審理階段，技術調查官進行技術勘驗比對，查明技術爭議，在確認相關技術事實的基礎上開展調解工作將更有方向性、針對性，為促成當事人和解、化解糾紛起到促進作用。在轉入審理程序前的調解階段，對於部分技術問題不復雜的案件，考慮審理周期以及訴訟成本，嘗試讓技術調查官提前參與，參照審理階段技術勘驗方式快速查明技術事實，為調解提供事實基礎。
　　據了解，近兩年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和上海市知識產權保護中心開展多元解紛方面的合作，高效解決了一批知識產權糾紛案件，連續三年聯合發布上海市知識產權訴調對接調解指引及典型案例。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憑借多年實踐的積累，受邀為調解員講解計算機軟件著作權侵權案件的技術注意點，為調解員提供專利案件技術比對指引，助力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調解工作開展。

[三叔]

徐飛雲並非通過單一捷徑成為頂尖法官，而是憑借‌扎實法學功底、深耕知產審判十余年、敢啃“硬骨頭”疑難案、堅持能動司法與案結事了、持續理論創新與調研輸出‌，在審理 3000 余件案件（15 起入選全國十大知產案）中積累權威聲譽 。‌‌

核心成長路徑
‌科班奠基與職業選擇‌：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學士 + 南京大學國際法碩士，2012 年入職蘇州中院；主動放棄本部舒適崗位，投身全國首批知產專門法庭（蘇州知產法庭），直面新型疑難案件高發區 。
‌實戰淬煉“硬案”能力‌：主審“真假新百倫”（全國首例涉裝潢權行為禁令及拒執懲罰）、“萬詞霸屏”、LV 訴茉莉奶白（創茶飲業知產判賠紀錄）等轟動案件，在無先例下構建裁判規則，15 起案件入選“中國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
‌理念升維：從“結案”到“止紛”‌：踐行“如我在訴”，通過類案比擬、一攬子調解化解關聯糾紛（如促成兩家茶企 19 起訴訟整體和解），推動“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獲“全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成績突出個人”等榮譽 。
‌理論反哺與制度貢獻‌：發表 30 余篇國家級論文（5 篇獲全國優秀案例分析一等獎），參與編寫最高法《技術調查官工作手冊》，首創江蘇“專利無效與侵權協同審理”模式，擔任省法院“法官大講堂”首位主講人 。
‌政治素養與大局意識‌：作為中共黨員，將審判服務國家科技自立自強與高質量發展大局，多次獲黨建及審判專項表彰，2026 年任蘇州中院知產庭庭長 。‌‌
關鍵特質總結
‌專業深度‌：專注知識產權領域，精通技術事實查明與法律適用平衡。
‌擔當勇氣‌：敢於在司法解釋空白期作出突破性裁定（如行為禁令、懲罰措施）。
‌人文溫度‌：兼顧法理情，注重保護創新動力與企業生存，實現政通人和。
‌持續進化‌：從書記員到庭長，始終處於知產審判改革前沿，輸出可復制經驗 。‌‌
注：“頂尖”系業界對其專業影響力、典型案例數量及榮譽層級的客觀評價，非官方職稱；其成長體現為長期主義的專業深耕與司法理念迭代 。‌‌

[三叔]

　　面對案涉專利“太抽象”帶來的技術查明和價值認定難題，蘇州中院靈活運用證據規則，創新計算方法，用創新的方法保護創新，為審理“看不見摸不著”的專利技術案件提供了示范樣本。

　　蘇州知識產權法庭法官徐飛雲表示，他在日常工作中經常要請技術調查官協助，技術調查官就是法官的技術外腦。

　　2017年，蘇州知識產權法庭成立後，跨區域集中管轄江蘇省蘇州、常州以及南通三地部分知識產權案件。法庭新收專利、計算機軟件、植物新品種、技術秘密等技術類案件占新收一審民事案件總量69.4%，這對沒有相關專業背景的法官而言，帶來不小挑戰。“一基三面”技術調查官制度應運而生。

　　“我們充分利用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江蘇中心毗鄰的區位優勢，與目前全國唯一一個落戶在普通地級市的專利審查協作中心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形成了‘一基三面’合作模式中的關鍵‘一基’。”蘇州知識產權法庭庭長趙曉青介紹，“目前已經覆蓋了電學、通信、醫藥生物、化學、光學技術、材料工程、機械等領域。與此同時，拓展與相關研發機構、院校以及兄弟法院的協作，已經實現了技術領域全覆蓋。構建了‘一基三面’技術調查官的蘇州模式。”

　　在該模式帶動下，蘇州法院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能力和水平不斷提升，先後有26個案例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等全國性典型案例，連續4個年度同時獲評中國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和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

　　技術調查官的專業能力直接影響其參與的技術類案件事實查明的質量，進而關乎案件整體審理水平。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若技術調查官的知識未能及時更新，其專業能力可能下降，從而影響技術事實查明的准確性。長期專職在法院工作，也可能導致技術調查官與其原本精通的領域脫節，某種程度上不得不依賴既有知識儲備。

　　“我們法庭采用的‘固定駐點技術調查官為主、個案技術咨詢為輔’的模式，融合了常駐型與兼職型技術調查官制度的優勢，確保調查官知識保鮮。”趙曉青介紹道。據了解，蘇州知識產權法庭每年從審協江蘇中心選聘5名常駐技術調查官，專注於機械、材料、電子、化學醫藥等常見領域的技術事實查明。對於常駐技術調查官專業領域以外的案件，則由審協江蘇中心龐大的專家庫提供全面支持，各領域專家共1000余名。相關領域的專家僅在案件需要時到庭履職，其余時間仍在原單位從事本職工作，有效避免了調查官與專業前沿的脫節。

　　蘇州模式極大地緩解了技術調查官專業知識“折舊”的問題，確保了知識的及時補充與更新，也為技術調查官隊伍的穩定與成熟提供了有力保障。

　　技術調查官作為可能對技術類案件的判決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的司法輔助人員，他們履職的中立性對於履職質量有著重要的影響。

　　對此，蘇州模式在選任調查官時，為每一位專家建立完整的背景信息檔案，內容包括該專家的個人信息、專業技術背景以及近親屬等相關社會關系情況，避免利益沖突，保證所選技術調查官能夠中立公正、快捷、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

　　技術調查官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在技術調查過程中，通過技術思維與法律思維的有效碰撞，給予案情更清晰的技術事實認定。

　　據了解，隨著蘇州技術調查官工作的日益成熟，越來越多的審協工作人員踴躍報名，希望參與到這項工作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