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田枫叶]

为了彻底地能从理论上，以国内史载性客观的历史真相，来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戳穿出，这几十年来那些大陆境外的蒋国民党的政治复辟旧势力，是如何地通过中国大陆内，其政治和经济已经实质性收编了之后，而隐藏在中共内部的政治代理人的那些邓党伪共集团，自邓小平以违反法理常伦政纲而篡政夺权之后，又是如何地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地历史虚无主义性，断章取义式篡改历史、或伪造历史、或歪曲历史，而意在以“死无对证，缺席审判”的手法，诬陷抹黑毛泽东时代，弄虚作假而口空无凭地冤屈性影射毛泽东本人，而意在政治性、历史性给一笔勾销掉，整个毛泽东时代里毛泽东所有战略远见性决策了的改革开放性建立、建设了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功伟绩以及其今天的客观逻辑的延续性事实真相；以及，又如何地从而便可必然地基于那已被长期社会性、思想意识性虚假信息谬论洗脑的基础，而顺乎其虚无历史的歪理逻辑的惯性；同时，又如何地进而以其所篡改、所伪造、所歪曲的“地沟油”式制假贩假而虚假政治历史信息，再从理论上做种种掐头去尾 、或牵强附会、或生搬硬套的剪辑方式，堂而皇之地贪毛之功为邓功，等等；从而又如何逻辑性引发了所有后来今天的社会舆论性弄虚作假而假话谎言满天飞乱像的巨大政治忽悠性阴谋诡计，那么，我们今天不妨尽量客观忠实中立地翻译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其客观史; 载性涉及到发生在中国大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被中国官方史载性概念定义为“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是如何原始性结论的。其原始英文，及其笔者附加性翻译成中文如下：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s now facing the most serious economic difficulties it has confronted since it consolidated its power over mainland China.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mismanagement, and, especially of two vears of unfavorable weather food production in 1960 was little if any larger than in 1957—at which time there were about 50 million fewer Chinese to feed. Widespread famine does not appeet to be at hand, but in some provinces many people are now on a bare subsistence diet and the bitterest suffering lies immediately ahead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June harvests. The dislocations caused by the "Leap Forward" and the removal of Soviet technicians have chsrupted Chma's industrilization prograм. These difficulties have sharply reduce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during 1960 and have created a serious balance of payments problem. Public morale,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is almost certainly at its lowest point since the Communists assumed power, and there have been some instances of open dissidence. (Paras. 7-25) 英译汉如下：
中共体制现在正面临着其在中国大陆巩固了政权以来，最为严峻的经济困难挑战。由于经济管理不善的结果，特别是连续两年的恶劣气候，致使1960年里的粮食产量，比较1957年里，几乎未见增产 —— 而相较于当时（指1957年里）需要养活的中国人还更少些而约5000万。大规模性饥荒并未见出现苗头。但，在个别地方，很多人在6月收获之前将面临营养不良。 然而，在某些省份，很多人目前处于一种勉强维持生存的饮食状。最为煎熬的时刻就在于六月份收割到来之前。“大跃进”中的混乱以及苏联专家的撤离，一时中断了中国工业化的规划。这些困难的锐减了1960年里经济的增长率，并且，导致了一系列支付平衡的问题。公共道德，尤其是农村地区，自共产党接管政权以来，已几近肯定跌落到其最低水平；并且，已经出现一些公开异议的事例。

2.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has responded by giving agriculture a higher priority, dropping the "Leap Forward" approach in industry, and relaxing somewhat the economic demands on the people. Perhaps the best indicator of the severity of the food shortage has been Peiping's action in scheduling the importation of nearly three million tons of food-grains during 1961, at a cost of about $200 million of Communist China's limited foreign currency holdings.(Paras. 26-30)英译汉如下：
中共当局已经回应：将对农业给予更优先地位，放弃工业上“大跃进”的方式，并松绑一些惠及人民的经济诉求。也许最为明显的食品短缺的标志，就是北平已经在采取了计划于1961年里，进口将近三百万吨粮食的行动，耗费中共有限外汇储备量之约两亿美元。

3. While normal crop weather in 1961 w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farm output over the levels of 1959 and 1960, at least two years of average or better harvests will be required to overcome the crisis and permit a restoration of the diet to tolerable levels, some rebuilding of domestic stocks, and the resumption of net food ex-ports. If Soviet technicians in large numbers do not return to China, indus- 英译汉如下：
当正常性作物气候在1961年里，能显著地改善农业产出而超越1959和1960年的水平的时，那么，就需要起码两年的平均水平或更好的收获而克服其危机并且可令其恢复那可过得去的日常饮食，重建一些国内库存，以及纯食品性之出口贸易恢复。如果苏联科技人员不再大批量返回中国，那么，其工业化进程则……（由于英语原文中断，故翻译也相应中止）

附上：网上所传播该美中情局史载性信息影印件如下：



那么，根据上述由笔者之今天客观性原汁原味的翻译，其客观史载性内容，事实逻辑性显示如下：

第一，客观事实的真相逻辑性坐实了，当年确实就是：客观性归咎于自然灾害到来之前，正如美中情局所客观史载的那样之：“由于经济管理不善的结果，特别是连续两年的恶劣气候”等之类，纯属天灾人祸性质的因果，才导致了其文中所谓“1960年里的粮食产量，比较1957年里，几乎未见增产”；以及，与此同时，而1957年里需要养活的人口，与后来1960年所需要养活的人口，其之间动态性变化比较而言，却甚至是前者更少而大约5000万的概念定义之说等。因为，意即该段落中所谓“而相较于当时需要养活的中国人”的句子中所谓“当时”的副词性概念定义，其原文英语的语法性修辞而言，显然是针对性最靠近它的那个“1957年”的时间范围概念所定义。原文意即：相较于当时1957年里仅需养活更少约5000万中国人而言，1960年的人口客观性平添而相应地更加重些该负担的困难等，才因果恶效式，导致了当年那具体仅限于而两到三年不等的“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发生。而除此之外，客观历史的事实真相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来自大陆境外当年那些反毛反共反社的蒋经国们，其所花钱买造谣谎言性所谓“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客观事实！而纯属凭空捏造或空口无凭性质的造谣诬蔑、蓄意抹黑。
同时，也客观性坐实了：当年无论英国驻华记者，抑或美国驻华记者的斯诺，所先后分别性断然地否认了当年所谣传中国大陆那所谓“大饥荒饿死人”的做法，完全客观而实事求是！完全维护了自己的行业道德操守本该遵循的信誉原则。
而任何形式之以涉嫌对自己无辜的本族同胞老百姓，以阴谋诡计性凭空捏造或空口无凭性质的造谣诬蔑、蓄意抹黑的手法，来搞政党政治或试图以此来达至其政治目的，就恰恰客观事实的逻辑性反陷该政党暨蒋统国民党的政治，无异于纳粹式邪门歪道性质的政治欺骗。

第二，美国中情局当年的史载性信息中，这段所谓“将对农业给予更优先地位，放弃工业上‘大跃进’的方式，并松绑一些惠及人民的经济诉求。也许最为明显的食品短缺的标志，就是北平已经在采取了计划于1961年里，进口将近三百万吨粮食的行动，耗费中共有限外汇储备量之约两亿美元”云云，其说法，也客观间接性坐实了：
1）即便当年面对客观现实的持续性两到三年的大自然气候恶劣性灾害并加之之前由于具体刘邓主政上人为的失策，而导致了政治和经济的挫折困难的面前，困难已经在后来紧接着的岁月里，得到了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实质性缓解，而不复灾难性苦难。
这也就可客观事实性戳穿了那些污蔑抹黑毛泽东时代里，类似长期常态化式所谓“吃不饱，穿不暖”；所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假话谎言！这也可个性难怪，我们那批当年成长、见证整个时代而过来的人，为何从未见过任何至今他们境外那些，仍在那里一直在隔海隔空隔陆式“梦游”般胡说八道的所谓“大饥荒饿死人”的客观事实痕迹了。
同时，也透过现象看本质地鉴证到了：毛主席的时代里，就始终极度地重视那根本性赖以“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传统性农业大国地位的农业粮食问题，而正如该美中情局文中所客观上陈述的那样：当时的中共政府，就及时地因应性践行了“将对农业给予更优先地位，放弃工业上‘大跃进’的方式，并松绑一些惠及人民的经济诉求”的说法。同时，在重温客观历史性回顾那时候的毛主席，就曾明确地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科学真理性硬道理的远见性发展策略。这不正是为何，在那特定有限性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结束了之后，中国那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而开始步入了半机械化性质农业大生产，便从此连年粮食稻米大丰收，而直至到毛主席去世之后，仍旧惯性地延续到八十年初之所在了嘛。
这不正是毛主席时代，就已经彻底地普遍性解决了中国大陆老百姓的所谓“吃饱饭”问题了的客观事实真相性了嘛！而当时就开始实行的粮票供给的政策，就更是在分配制度上，客观合理的法定政策性而绝对确保了老百姓家庭笃定能根本性实现所谓“吃饱饭”的问题了！同时，粮票制度还法理性保障了粮食不会被私人不法商贩，有机会非法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作案空间，而确保了市场物价之平稳，而带来社会自然而然地维稳。
这也就客观逻辑性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时代里的人口，自1949年之后开始，就一直在不同程度地增添了而达至九亿多之众；而同时，其人均寿命也客观地普遍性，自然地延长之所在了嘛。否则，就无法客观逻辑性自圆其说了嘛！那不就只能百般狡辩，而假话谎言下逻辑漏洞百出了嘛！
2）而且，其文中所谓当时“......北平已经在采取了计划于1961年里，进口将近三百万吨粮食的行动，耗费中共有限外汇储备量之约两亿美元”的客观事事实性陈述，不就恰恰客观事实的逻辑性，坐实了：如果今天所谓“进口贸易”，就是那什么“改革开放”的说法的话，那么，所谓的“改革开放”，其客观性不就早就始自于了而毛泽东时代，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客观实事求是地始自于毛泽东时代，而与时俱进地、渐进延续性演变和进步而传承至今了嘛。

第三，而美中情局史载性客观陈述中的第3段里，所谓“当正常性作物气候在1961年里，能显著地改善农业产出而超越1959和1960年的水平的时，那么，就需要起码两年的平均水平或更好的收获而克服其危机并且可令其恢复那可过得去的日常饮食，重建一些国内库存，以及纯食品性之出口贸易恢复”的说法，也恰恰客观逻辑性地佐证了，在灾难困难时期之后的毛时代中国，从此开始了农业粮食大丰收的连年性历史辉煌的伟大壮举。那可是之前的蒋统民国旧社会里，在地主土豪劣绅私有圈地制度下，而从来无法、也根本从未尝试以任何形式的实现农业机械化来取得的成功。
这不正是客观事实性，毛泽东时代里就已经：非但战略自主性完全解决了粮食自给自足的全国老百姓根本性“吃饱饭”了的历史遗留性老大难的民生问题，且还富裕性地满足了必要时，可部份出口到其它国家而或政治性达至援助、或经济性达至创收的效益性目的了嘛！那不就客观事实、而硬道理佐证性戳穿了当今这几十年来，那些袁隆平们，打着“科学家”或什么“专家”的幌子下，以其那微不足道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华而不实的什么“科研成果”来涂脂抹粉地粉饰自己，而另行政治欺骗性假话谎言的所谓“亲眼见过”多少多少个“饿殍”，抑或“饿死几千万”之类口空无凭或凭空捏造的假话谎言、胡说八道了嘛。
而袁隆平健在时的后来，他的那些类似于闭门造车般实验田里杂交稻科研成效，早已重复“浮夸风”式而令其实质性科研水平极度降低，而被其他同行科学家所超越。那些所谓的科研成效的参数，也八九不离十般纯属科研试验田里之纸上谈兵，而从未实质规模性付诸于实践和推广。也就客观实践上、事实上，从几乎从未普遍性端到过老百姓手中的饭碗里的客观事实问题嘛。
有人还奇了怪地甚至声称：“没有他（袁隆平），我们就要像大豆、玉米、小麦那样进口，没有他，我们的大米就不是两三块钱，而是八九块，乃至十几二十块！没有他，就要有人饿肚子，没有他稳定就无从谈起！”云云......
那么，我们就不妨客观性就事论事的好奇一番了：
1）难道：即便退一万步而言，他在毛泽东时代里、在那成就了他当年所致力于杂交稻科研之成功的“科学春天”般的“文革”期间里，他不也完全就是客观性地在当年毛泽东主席那已经完全解决了中国老百姓“吃饱饭”前提情况下，才能吃饱喝足地正常上着班，而埋头于他卓有成效的杂交稻研制的嘛；
2）难道我们之前的毛泽东时代里，国营粮店里买的什么东北大米、或江西大米、或什么两广、两湖的水稻大米，不也就几毛钱一斤嘛！何曾到过今天吓人的所谓“不是两三块钱，而是八九块，乃至十几二十块”的吓死人的程度呀？
3）假设今天这几十年以来，没有过其所谓的“没有他，就要有人饿肚子”的话，那么，不妨试问：为何他仍健在“特色社会主义”年代里的时候，就有不少平民百姓的家庭，便由于自身生计上穷困潦倒，弃养婴儿呀？甚至社会性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由于家境贫寒无奈，而发生的青少年或成年人轻生或自杀的乱像呀？而这种畸形的无视自身生命的乱像，却根本不会、或远不至于如此这般地会发生在我们之前的毛泽东时代里，或当今任何当今国家或港台地区的社会里......
而今天的所谓“稳定”，不就自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就开始了的、一直常年地靠进口大米、以及那后来每年不断攀升的所谓“维稳经费”所硬性 “维稳”所致吗？这跟袁隆平的杂交稻科研成果的大米，又有啥必然的客观事实性逻辑关系呢？
那么，今天的理论上，却又能有什么个具体的事实性依据，可以佐证性地论证后，而竟然理论概念性定义而结论成了，所谓他袁隆平“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饱饭”问题的说法呢？所谓他袁隆平“一稻济天下，一念护苍生”呢？还无限夸大其词性所谓“袁隆平才是伟大之伟大”而类似压倒一切般远超古今往来所有伟大政治家、抑或古今中外的尖端科学家之伟大，而被誉之为所谓“才是伟大中的伟大”呢？太过于贪天之功为己功了吧！牛皮也吹得太过于辽阔得无边无际，而连起码的可信性逻辑都无法自圆其说了吧？连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之类的起码道理逻辑都忘了......
这就是为何，这几十年来，袁隆平之所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下：光听到媒体舆论上他如何如何地被吹捧曰“伟大”的名声名气，光见到他如何如何地被聚光灯聚焦中台上领奖、而台下被围绕采访，却始终难见得到他的隆平号杂交稻大米、何曾在那个市场货架上销售，也从未见到过该隆平号杂交稻大米被推销的商业广告等，之根本所在了。而这一切，可不是口空无凭性的主观臆想的杜撰。而是，即便袁隆平仍健在着的时候，其客观真实性的现实......
最后，附上：有关超豪华式吹捧那“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袁隆平的报道如下：

[东田枫叶]

[东田枫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有句令人震耳发聩的概念定义性说法，大概就是这样的：粮食将会是国家战略命脉性资源。
那么，如果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再结合性根据下述链的文章中，该作者所客观实事求是地反映的农村农业的客观现象情况而言，那么，袁隆平生前的那些所作所为，已经并非简简单单的伪科学，而实乃政治欺骗性诬蔑抹黑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客观事实性解决了中国老百姓的吃饱饭问题、而试图贪毛之功为己功的问题了。而是：疑似在以“唯生产力论”的思维而重蹈“浮夸风”覆辙式，过度“杂交稻”之研制，而实乃杀鸡取卵式毁灭中华民族的粮食种子战略，而迎合敌对势力，以粮食所谓战略武器来绞杀中华民族的国运的你死我活的问题了......细思极恐……
不妨透视如下专家性发文之转载，及其链接，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吧：
mp.weixin.qq.com/s/Ug-..._2IKeS1s5g

原文标题《李昌平致信袁隆平：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 ——水稻之父欺骗了中国人民？》

——致袁隆平老师的一封信公开信

尊敬的袁老师，您好！

我是一位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生，也是您忠实的粉丝。
您是当之无愧的杂交稻之父，13亿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的第一功臣。
您80高龄了，还在继续攀登杂交稻的新高峰，我相信您一定会研究出更高产的杂交稻新品种。可我却希望您老在有生之年放弃杂交稻新高峰的攀登，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您可能以为我这后生胡言乱语，但请您听我把话说完。
我之所以劝您老在有生之年放弃继续攀登杂交稻新高峰，转向常规水稻品种的培育，主要基于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国家安全需要常规种子，民族安全需要常规种子。现在的种子发展趋势是杂交化、转基因化，种子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了。
育种科学家和种业资本家们为了获得种子垄断收益，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消灭农民的常规种子。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一粒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种子了。我这段时间在北京市平谷区的一个村子里种3分地，几乎在种子公司买不到一粒常规种子，都是断子绝孙的“种子”。我因此感到很不安。农民没有自己的种子了，假如有一天，出现了某种特殊情况，譬如种子基地或种子仓库被“恐怖分子”袭击了，或播种后出现大面积天灾导致必须补种，等等，农民种什么呢?中国人吃什么呢?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安危。

第二，从节约肥料和绿色农业的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常规种子。一般的常规(稻)作物，虽然产量比杂交(稻)作物低15-20%，但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要少20%左右。我国虽然用全球7%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却使用了全球35%的化肥。我国钾肥自给率15%，磷肥只能用30年了，N肥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您现在培育的超级稻，产量虽然很高，但需要投入的肥料、农药等也是同步上升的。

第三，常规农作物(稻)也能高产，也可保障粮食安全。我上世纪90年代在湖北监利县周沟乡任乡党委书记的时候，当地有个姓胡的农民选育过一个常规中稻品种，人们都叫该品种为“胡选”，产量和杂交中稻“汕优63”差不多，亩产1200斤左右。“胡选”1亩地也只需2-3斤种子，且种子可连续使用多年，因为产量高、用种少，当地农民也把“胡选”叫“稀插”。“胡选”深受监利农民欢迎，在监利中部地区占据主流位置10年不衰。只可惜，由于所有的种子研发部门都追求杂交种子垄断利润，都视“胡选”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我调离周沟乡后，再没有政府投入经费对“胡选”提纯复壮，“胡选”在1999年后被杂交稻消灭了。另外，我1993-1996年在周沟任书记的4年里，双季稻面积达到70%，多个常规早稻品种单产也能过千斤/亩，早晚两季过1吨/亩。全国18亿亩耕地，如果有5亿亩吨粮田，就是10000亿斤(2010年全国粮食总产为10900亿斤)，足够养活13亿中国人。

第四，农民自主应对自然灾害需要常规稻种子。我的家乡湖北监利经常受水灾，记得1997和1998连续两年中稻淹水，水退后，灾民们都是用自家的常规早稻“翻秋”(把早稻当晚稻种)自救，1亩翻秋稻也能收500斤左右，解决灾民的口粮没有问题。2010年，我的家乡也有一定面积的中稻淹水了，但由于农民没有了常规稻谷，灾后的稻田最终只能撂荒，等吃政府救济粮。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每年都频繁发展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后，农民补种自救是最有效的抗灾，不能消灭农民自己的常规种子啊！

第五，农民怀念自己的常规稻种子。上个世纪80年代，杂交稻还没有普及，农民家家户户都有常规种子，那个时候3斤稻谷换1斤杂交稻种子。现在差不多是20斤稻谷换1斤杂交稻种子，且只能种一季，不能留种。我依然清晰的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农民用2斤稻谷可以换得1斤常规稻种子，而常规稻种子可以连续种3-4年。杂交稻种子虽然增长，但随着农民常规种子的消灭，其价格越来越高，导致农民增长很难增收。

第六，在袁老师您的带领下，中国攀登杂交种子新高峰的后来者趋之若鹜，无穷无尽。现在千千万万的育种专家们又在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的带领下踏上了攀登转基因种子高峰的征程。袁老师，您的粉丝我以为，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育种科学家群体，虽然为人类的食物安全做出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但也有可能因为追求垄断商业利益而剥夺农民的种子主权，最终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袁老师，您的粉丝我建议您老人家在您的有生之年，带头把种子主权还给农民，为农民多培育一些优良的常规种子。

袁老师，您为人类的食物安全做出的贡献是彪炳史册的，但您也可能是消灭农民种子主权的第一人，尽管您是无意识的。最近一些年，我国种子战略、特别是转基因种子战略有点乱，13亿人口的中国，需要您老人家回过头去严肃思考国家的种子战略。能不能立法规定：必须保留30%的常规种子;全国确立10个县为常规种子种植区;国家设立种子粮库(可做种子用的商品粮储备库)等等。

袁老师，我之所以给您写信讨论种子问题，而不是给政府部门写信，是因为我觉得您老是个严肃的科学家，是个可以从商业战车上从容走下来的科学家。很多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做不到这点，我相信您能！
我是您的粉丝！您的粉丝希望您在500年后也依然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水稻之父欺骗了中国人民？

袁隆平，现任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
为了争议转基因粮食品种，全国已经闹的够意思了。但是在老百姓的头脑里，仍然是一头雾水。许多人的辩论，也不知道应该是什么结果?骂过来骂过去不解决问题。在至今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媒体却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掀起了科技界最大的巨浪，19年来，超级稻试验产量高歌猛进，中国稻谷总产量和单产却未见显著提高。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447.8公斤，与1,000公斤的试验水平相去甚远。作者朱蓬蓬在凯迪社区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她抛出了一个重大疑问，她说，杂交稻之父袁隆平是否欺骗了全中国人民?
《南方周末》2015年4月9日发表了陈露的长篇报道《安徽万亩“隆平稻种”减产绝收——争议超级稻》：
超级稻“Y两优900”经专家组验收，平均亩产1,026.7公斤，创造了最新的水稻亩产世界纪录。这天是2014年10月10日。当时84岁的袁隆平站在湖南省红星村超级稻基地的稻田里宣布：“这标志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研究遥遥领先世界。”可几乎同一时期，远在1,000公里外的安徽蚌埠五河县小圩镇，69岁的农民贾文贤发现，他种植的超级稻二期主推品种“两优0293”有些不对劲：刚灌浆的稻子，该由青色变成喜人的金黄色，结果却慢慢变成了灰白色。十天后，灰白色的稻子全都耷拉了脑袋，死了。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10月，安徽蚌埠、安庆、合肥、滁州、马鞍山、淮南等六市种植的“两优0293”发生大面积减产、绝收，受灾面积超过万亩。受灾农民质疑种子生产企业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涉嫌虚假宣传、隐瞒品种缺陷。此后半年内，安徽省农业委员会下属的种子管理总站多次向国家农业部上书，要求重新审定超级稻“两优0293”的种植区域，希望“不再包含安徽省”……
这是怎么回事?是真是假?该怎么向国人交代?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30年9月7日生于北京，江西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居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称为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1月3日，袁隆平团队回应转基因水稻研究，尚未用于实践。挪威议员提名中国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印度遗传学家和巴基斯坦人权活动家角逐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袁隆平曾大声疾呼，中国最大的劫难已无法避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只有80%出头，中国的食用油的80%以上都依赖进口原料加工。据网上资料，仅去年一年中国的进口黄豆就多达6,000万吨，按中国13亿人计算，折合到每个人头上是一年将近100斤，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啊。这里还不说它是转基因黄豆，更不说转基因还对生育能力有害。还有就是种子问题。现在农民手中已经很少有可以自然留种的种子了。以前种子都是在各家各户的农民手中，农民年年留种，这家没有那家有，是安全的。现在不是了，都是年年去种子公司购买，种子公司购买的种子只能够种一季，是不能够留种的，否则长出来的是草。种子公司的种子会出问题吗?只有天知道。但真出问题了，农民哪怕有地也没有种子下地了，多么恐怖!更何况据报导，中国的种业公司一半以上都被控制在外资手里，或被控制在洋人手中。然而，只要不是色盲都会发现，农村里面很多小生命小生物都灭绝了，或者快要灭绝了。螺头很少看到了，鳝鱼也很少看到了，野生的鱼虾已经很少了，小米虾已经灭绝了，就是池塘、水坝也是混黄的，已经不张水草了。就是以前一下雨打雷，就是漫坡的地皮菌，也灭绝了。为什么?只有天知道。但我们吃的食物真的没有出问题吗?那些灭绝的小生命、小生物，不也是和我们在同一环境下，吃食同样环境下的生物食物吗?他们出了问题，我们还会远吗……
袁隆平还是农业科学家吗?他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已经是有预感的吗?
据传，超级稻的提法最早源于日本，然而日本发展超级稻是为了“feeding animals”(喂牲口)，因此才会“重量不重质”。对照超级稻“Y两优900”经专家组验收，平均亩产1,026.7公斤，创造了最新的水稻亩产世界纪录。这天是2014年10月10日。当时84岁的袁隆平站在湖南省红星村超级稻基地的稻田里宣布：“这标志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研究遥遥领先世界。”
看到这样的文字，实在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是心里痛。2015年3月以来，受灾农民与隆平高科在补偿数额上再起争端。迄今为止，已有111个经农业部认定的超级稻品种推向市场。这些稻种是否真的像破世界纪录时那般“超级”?为全国增产增收贡献几许?为何在业内田间总是争议不断?在这些答案背后，关于超级稻的内涵乃至国家粮食安全的定义都在悄然翻转。而依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447.8公斤。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否欺骗了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