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下海]

從刑名師爺到法科留學生 ——私立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校長阮性存的早期人生

 李秀清1

 【摘 要】：原籍浙江余姚、生於江蘇睢寧的阮性存，23 歲應縣試成功，次年開始習幕。在江蘇各縣任幕六七年 間，刑名師爺阮性存得掌握《大清律例》等知識，歷練人情世故。1905 年清廷廢除科舉，阮性存赴日留學，進入私 立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第二班，修業考試成績名列前茅，後因家事錯過了畢業考試。回國後，任浙江法 政學堂教習，當選省諮議局議員，與陳敬第、沈鈞儒等發起創建浙江私立法政學校。阮性存目睹了整個光緒朝的戰 爭與締約、立憲與修律，也親歷了宣統朝接二連三的改革。從秀才、幕友、法科留學生，到法政學堂（校）的教習、 創建人，其早期人生極為豐富。由他的經歷，可探詢生於光緒朝開始前後的一代讀書人所見證的從傳統到現代的歷 史轉折，也可窺見清末民初的社會和法政之變遷。 【關鍵詞】：阮性存 刑名師爺 法政速成科 清末民初 浙江私立法政學校 引言 曾有這麼一位浙籍先賢，逝世後兩周，好友沈鈞儒為他撰寫生平事略，一開頭便說道：“凡研究浙江二十年政治法律之變遷 遞嬗，進而評論其與有關系之人物，蓋莫不有瑕疵焉。若其意志強固，思想銳穎，遇事頃刻計劃立具；而人格復淵靜純潔，如精 金美玉，勿論識與不識，當之舉無間言”，獨其一人而已。時浙江省政府委員何應欽、蔡元培等，挽之以聯曰：“以子產治術， 兼子文治才。左右逢源，室有清名傳越絕。與伯安同鄉，是伯元同姓。後先繼美，自然獨步擅江東。”在其下葬之日，杭州市政 府將市內法院路的一段，改以其名字命名。國民政府也明令褒獎，肯定其“精研法律，通達治術”。 在他離世十多年之後，故友門生仍不忘其功績，發起成立以永久紀念其法學樹人之德業為宗旨的社團，每年在其生、忌日各 集會一次，並設立獎學金，用來資助品學兼優、家境清貧的法科學生。獎學金募集書中言，先生“生平以樹立法治為己任。興學 校，參省政，主議壇，前後二十年。……按法政教育之在我浙，實肇始於公。”更有，曾先後任河南、直隸、湖北各省高等審判 廳廳長、浙江公（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的凌士鈞，在為其遺集作序時，稱贊他“融匯中西，貫穿今古”。 被如此頌揚、褒獎、紀念的，即是阮性存。阮性存（1874—1928），字荀伯，原籍浙江余姚，生於江蘇睢寧。23歲時，回余 姚應縣試成功，次年開始習幕，在蘇北各縣任職。光緒三十一年（1905），赴日本留學，入私立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翌年回國。1907 年，任教浙江法政學堂。1909年，當選省諮議局議員。次年，參與發起的浙江私立法政學校獲准立案，正式開學。1912 年，他任該校（同年更名為私立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直至1918 年停辦。也是自1912 年起，他開始執業律師生 涯，任杭縣律師公會會長十余年。1916 年，應浙江省都督兼省長呂公望之請，任秘書兼省長公署機要秘書，半年後辭。1918年， 當選省議會議員。1921 年，任省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主稿。1925 年，任浙江省自治法起草委員會臨時委員長。1927年，就浙 江省政府委員兼司法廳廳長職。1928 年 1 月 21 日，病逝於杭州家中。同年 3 月，其散落各處的文字，經阮毅成搜尋，匯集成《阮性存遺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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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為尊的傳統習俗之下，紀念、緬懷的文字免不了溢美之詞。而且，上列所記，皆出自其嗣子，曾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的阮毅成所編《先君荀伯公年譜》，名曰“存社”的紀念阮性存的社團成立及發布設立“荀伯獎學金”啟事的 20 世紀 40 年代，阮毅成就是在任的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成立“存社”時，他也親歷其中。因此，雖然上述記載均有史料支撐，但一般瀏覽者可能免不了會生出些許是否有父以子貴之惑。誠然，若說到近代馳騁於中國法政界的浙籍人士，比他更加赫赫有名的可列出若幹，諸如清末修律大臣、人稱媒介中西方法制的冰人沈家本，聲名遠播、有“超越東西方”之譽的法律人吳經熊，等等。相比之下，阮性存只不過是一位“研究浙江二十年政治法律之變遷遞嬗”的關鍵人物。以往有關近代法的研究，尤其是法政教育、地方自治的成果中，提及阮性存這一名字的，並不鮮見，但真是應了“父以子貴”，多是參引阮毅成所編的年譜，會說到他是浙江私立法政學校的創辦人或校長、浙江省憲的起草人。1 在網絡上也瀏覽過介紹他的資訊短文，常見帶有一句“阮毅成他爸”的行文。在《浙江民國人物大辭典》中，阮性存、阮毅成也均入選。2 還很高興地看到，俞江在《近代中國的法律與學術》中，將其列入“清末至民國法學家人名簡錄”做了介紹，盡管很簡略，遠不及對阮毅成，也不及對阮性存的得意門生樓桐蓀來得詳細。而在更多的近代法學論著中，他卻都是“失蹤者”。阮性存沒有如一起創辦浙江私立法政學校的同事陳敬第（叔同）、沈鈞儒那麼長壽，影響不及他們那樣持久、那樣全國性，在民國政界的知名度更加不及他留學日本時的同班同學汪兆銘（精衛）和胡漢民（衍鴻），且他素述而不作，在近代法學史上不可能具有如同樣是留日同班同學的程樹德那麼不可或缺。不過，恰恰是因為他沒有上述人物的“如雷貫耳”，因為他在近代法學史中的“被失蹤”，才引起了筆者的好奇。特別是在完成《中國私立法政學校之嚆矢——浙江私立法政學校創建考論》3 一文後，認為近代名正言順創建的這第一所私立法政學校的“校長阮性存”，他的履歷，他的閱讀，他的交游，他處於劇變時代的守與創，都值得深入探究。他是家中長子，他是刑名師爺，他是留日法科速成班的肄業生，他是浙江官立和私立的法政學堂（校）的教員，省諮議局議員，入民國後，他還是校長，律師公會會長，省議會議員，省政府委員及司法廳廳長。他的履歷如此豐富，由他的經歷可以探詢一代讀書人所見證的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轉變，還可得以窺見清末至民國前期的社會演變過程。本文所聚焦的，即是他的早期人生，及隱含於背後的清末社會和法政的變遷。一、刑幕生涯據《先君荀伯公年譜》，阮性存於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初三生於江蘇睢寧，系家中長子。有姊妹四個，弟四個。阮家祖籍浙江余姚，因避洪楊之亂，祖父自余姚移居蘇北。父親阮焱，字晉朋，生於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歷就灣河、江陰、宿遷、睢寧、興化、鹽城、豐縣等縣幕府。出幕後，以助賑獎敘通判。4阮性存的母親孫夫人，通文墨，手寫有一部年譜。阮毅成撰《先君荀伯公年譜》時，有關早年家世及阮性存幼年情況，對“孫太夫人自撰年譜”多有參考、摘錄。據載，阮性存三歲漸能識字，甚聰穎，父親自此督責甚嚴，後入私塾。光緒二十二年（1896),23 歲的阮性存，回原籍余姚應縣試，以前茅入泮。次年，為早日能助家計，赴海州習刑名。光緒二十五年（1899），赴杭州應鄉試，落第。此後五年，迭在江蘇的海州、鹽城、贛榆、山陽（淮安）、太倉各邑，任刑幕。不過，據年譜，“何年在何邑，無從查考”。5

刑錢幕友在明代即已興起，至清代，則是廣泛分布並影響日盛。幕友的重要來源為讀書人，且絕大部分是秀才。科舉通道狹窄，在考取進士之前，為了維系生活或准備再度參加科舉，文人能從事的相對體面職業就是私塾教師或者幕友。幕友所賺的束脩遠高於私塾教師，這對家境不優裕的讀書人會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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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每個幕友都仍保有“學而優則仕”的追求，但“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為治，勢非得已”。6 即使無奈，入幕已成清朝中後期文人參與政治的常見方式，在人文薈萃、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讀書人占比微乎其微的江浙兩省，更是如此。自幼飽讀詩書，23 歲應縣試入泮，次年赴海州習刑名的阮性存，可以說，走的是當時讀書人的一條尋常路徑。況且，老家余姚是紹興府的八縣之一，至晚從乾隆年間開始，紹興師爺已是幕友這個行當的最大群體。更何況，父輩游幕、子輩亦游幕的家庭本屬常見。24 歲的阮性存開始習幕時，不會想到第二年就發生戊戌變法這樣的大事件，更不會料到自此清廷開始步入動蕩、大變革直至不歸之路。在戊戌變法的翌年，他回浙江省府杭州應鄉試，落第後仍回到蘇北，輾轉各縣衙門任刑幕。接著的庚子之變，辛丑議和，修法改律，整頓吏治，變通科舉考試，創辦學堂，興革舉措接連不斷，身處開埠通商最早、交通便捷、新學興盛的江蘇，阮性存不會不有所感知，不過，作為一介普通讀書人，除了過好自己眼前的日子，也不可能想太多。在習幕、任幕的六七年間，對正處於求知欲旺盛、心智漸趨成熟期的阮性存來說，所得的不會僅是補貼家用的銀兩，必定還有人情世故的歷練，及作為刑幕必備的知識和協助處理各類訴訟的經驗。據阮毅成言，阮性存“有畢生的日記，真正做到了無事不可對人言。……但不幸的是，這些寶貴的資料，皆因抗戰之初杭州陷敵而全部散佚”。7 故而，我們無法直接了解刑名幕友阮性存的工作、生活的具體細節，《先公荀伯公年譜》也無記載，讓人遺憾。不過，在此不妨借助有關幕友的論述，從側面來做一番勾勒。任刑幕，首先要習幕。習幕，有專門的學識和訓練,稱為幕道或幕學。8 雖然沒有固定的學程和年限,但必要拜師。光緒二十三年（1897),24 歲的秀才阮性存，“赴海州習刑名”，就是去拜師學藝，師傅或許是父親的故知，也可能是其他親友推薦的幕友，但定在衙門裡，且富有經驗，在當地享有好名聲者。習刑幕，當然，首重讀律。具體言之，學習的重點即是《大清律例》，它有殿本、官刻本，更多的，是坊刻本，占有壓倒性的優勢，且出版地主要就在浙江、江蘇一帶，其中許多都出自經驗豐富的幕友之手。比如，曾於“浙東西各郡”為幕三十余年的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王又槐，一生編輯出版諸多律學、幕學著作。9 對於具體讀律，任職較長、經驗豐富或者自以為成功的刑幕，留有不少記載和告誡。比如，名幕汪輝祖（紹興府蕭山縣人）在《佐治藥言》中，不僅強調熟讀、領會律之精義的重要，而且他還分享關注、引用新例的竅門。10除了熟讀《大清律例》外，阮性存同時還應該會閱讀《大清會典》和《大清會典事例》及各部院則例、地方法令，以及與地方政府事務有關的書籍，11包括如汪輝祖、王又槐、萬楓江（蘇州府吳縣人）等著名前輩幕友的可稱為任幕指南、經驗談的編著。理論學習的同時，阮性存想必還會跟隨幕師參與案件的辦理，這相當於見習，從中會熟悉具體程序，習得辦案技巧，練習公文寫作。12此外，當然還有品德修養，養成作為受人尊敬的刑幕所應具備的道德和節操。從學習和見習中，阮性存掌握律例知識，了解前人經驗，領悟為幕之道。習幕滿師，正式成為師爺後的阮性存，住在衙門裡的日常工作中，所面對的最重要事務即是訟案。他具體要做的是，閱讀訴狀並在訴狀副本的末尾擬寫一個官批，安排開庭日期，在開庭前要瀏覽案卷並准備案情提要，以便縣官能了解案件爭點及審理步驟。阮性存不能參加庭審，但庭審後知縣要咨詢他的意見，並由其擬出判詞。總之，知縣履行司法職責，保證判案有據，都要依賴這樣的刑名幕友。六七年的幕友生涯中，阮性存所辦案件應是不計其數，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之後，當他受邀為浙江法政學堂畢業生蔡宗黃的《嗣續法真詮》一書撰序時，還憶起自己任刑幕辦理繼承案件的情形。13若不是科舉被廢，刑名師爺阮性存很可能就這樣過上數年幕友生活，積攢資金和人脈，再出幕入仕，或者像其父那樣，獲獎敘而從幕友到知縣，或者以紹興老鄉、名幕汪輝祖為楷模，任幕友數年，仍然不放棄考舉人，中進士，當上知縣，或就更高的官職。二、日本法政速成科的優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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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一年（1905），外交、內政劇變，清廷出台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受讀書人關注的，肯定是該年八月初四日那道包含“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等內容的諭旨。它中斷了科舉制的千年歷史，也改變了成千上萬讀書人的人生軌跡。科舉停了，而出洋讀書卻深得朝廷嘉許，無數讀書人的未來人生因之更張易轍，出洋留學成為新潮流。1905 年，已過而立之年的阮性存，偕妻子赴日本留學，同行者還有兩個弟弟及妹夫。四弟阮性鹹、五弟阮性宜，到日本後，均入岩倉鐵道學校肄業，旋即一同考取浙江省留日官費生。他本人，則進入日本私立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下簡稱“法政速成科”）。它是由該校校長梅謙次郎，“與清國留學生之有志者謀，又得清國公使之贊成”，於 1904 年設立。14先後共招收五班學生。第一班於該年 5 月 7 日正式開學，學員共有 94 人，學習期限定為一年。第二班至第四班的開學時間，分別是 1904 年 10 月、1905 年 5 月、1905 年 11 月，前四班均不分專業。第五班分為法律部與政治部，於 1906 年 10 月開學。自第二班起，學習期限延至一年半。此外，1905 年 7 月、1906 年 10 月，還分別為法政速成科的清國留學生新設銀行講習科和補修科，前者期限為六個月，分為理論與實務兩科，後者是為已畢業的法政速成科學生所設，再“補修一年”，以取得更好的培養效果。15（一）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的教與學赴日留學的阮性存，就讀的即是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的第二班。在清廷下詔參酌各國法律考訂律例、立憲救國已成上下呼應的社會潮流中，學習法政知識成為一種時髦，對於曾經的刑名師爺、三十多歲的阮性存來說，無論從專業興趣還是時間成本看，選擇法政速成科深造，都是最自然不過的了。法政速成科第二班一年半的修業期限，分三個學期。1904 年 10 月 18 日開始正式上課，至次年 3 月 31 日為第一學期；1905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為第二學期；10 月 1 日到 1906 年 3 月 31 日為第三學期。阮性存是 1905 年才到的日本，那肯定是“臨時補缺”插班進去，這是校規所允許的。根據從第二班開始施行的《法政速成科規則修訂》，每學期五門課、每周 24 課時，三學期的課程安排，見表 1。16法政速成科的上課方式是，日本教習用日語講授,同時由留日中國學生口譯為漢語。當時受梅謙次郎之邀在法政速成科任教的，多數是剛從西洋學成回國、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等名校的法學博士、教授，或者是既有法學背景又富有司法經驗的實務家，包括富井政章、志田鉀太郎、筧克彥、清水澄、岡田朝太郎、小野塚喜平次、小河滋次郎等等，可謂陣容強大、名家雲集。171905年 2 月 5 日，由任課教員為法政速成科學生講課所用筆記，並由中國留學生譯成中文的《法政速成科講義錄》第一冊（號）正式發行。講義錄的篆書書名是駐日公使楊樞題寫。講義錄大致根據課程安排和授課進度匯編，每一冊均含數門課程的各一兩次講課內容。據《先君荀伯公年譜》記載，我們只知，阮性存於 1905 年赴日，入法政速成科讀書，在 1906 年農歷九月二十九日其父亡故之前病情加劇時，他偕妻子及諸弟返回江蘇興化侍候，待喪葬事畢，已來不及趕回日本參加畢業考試，所以只是肄業，沒有畢業。至於他具體是在 1905 年哪個時間進入第二班，於 1906 年何月回國，皆不得而知。但從學期安排來看，他至少修完了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的課程，並應該是在第三學期的中途離開學校返國。他進校就讀後，應該聽過上述老師的課程，讀過他們的講義及論著。在這些課程中，相信曾經的刑名師爺阮性存在聆聽岡田朝太郎的刑法課時可能會特別有感觸。1906 年他因家事不得不提前從課堂告退回國時，講義錄連載的岡田教授所講述的，包含緒論、第一編犯罪、第二編刑罰、第三編罪狀的《刑法總論》已結束，其《刑法各論》尚在講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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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法政速成科學科課程表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學科 每周課時數 學科 每周課時數 學科 每周課時數法學通論及民法 5 民法 4 民法 5國法學 5 行政法 6 商法 6刑法 3 刑法 3 國際私法 3經濟學 4 國際公法 4 民刑訴訟法 4西洋史 5 裁判所構成法及民刑訴訟法 3 財政學 4政治地理 2 政治學 4 警察監獄學 2合計 24 24 24（二）修業考試名列前茅法政速成科自設立之初起，因學習時間短，及上課時由日本教習用日語講述、中國留學生通譯的方式，就遭到質疑。尤其是日本其他學校及坊間甚至有言，法政大學“設置此科目的即在牟利”，逼得校長梅謙次郎在 1905 年 10 月不得不撰寫《法政速成科之雪冤》一文，就該科之來歷、目的及所取得的成績做了解釋。16法政速成科乃是一時之需，與正規的法科不可能有同一效果，不僅梅校長很清楚，就讀者更是心知肚明。因此，除了純粹混在籍讀書經歷的學生外，真正有志於法科學習的留學生們，會更加珍惜機會，在平均每天超過 4 課時，且暑假也不休息的專業學習之余，必定也會抓緊時間學習日語。1905 年 6 月，一年制的第一班順利結束，畢業者 69 人（私費生 31 人，官費生 38 人），學生們的好成績令人刮目相看，得到各方肯定，也受到出席畢業典禮、本來或許也不怎麼看好法政速成科的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長穗積陳重的稱歎：“然今日所見，實收最盛美之結果，以滿其希望。是蓋因梅博士有極周密之經營，又由講師諸君學識之豐富，復循循善誘，且又卒業生諸君，亦皆勤勉於學問，故其結果得有此好成績，誠大可喜之事。”16第二班於 1904 年 10 月開學時，入學者總計 336 名，中途有一些學生因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未參加考試。在第一學期考試中，參加所有課程考試者，共 256 人，其中及格者 223 人，不及格者 33 人。梅謙次郎在前述《法政速成科之雪冤》一文中強調法政速成科的辦學成就時，特別提及第二班同學所取得的優異成績，稱該班“及格者中數人，比（第一班）卒業生中最優者尚。調法政速成科的辦學成就時，特別提及第二班同學所取得的優異成績，稱該班“及格者中數人，比（第一班）卒業生中最優者尚優秀許多。如第一名汪兆銘，幾乎各科均在九十以上（也有得滿分之科目）”。而且還說道，讓他最感高興的是，從考試答案可知，“彼等優秀者不僅在如此短時內讀得我邦書籍，更修習日語，廣泛閱讀參考用書”。事實上，法政速成科教學管理松散，但考試極嚴，上課時雖有通譯，但詞不達意者多，因此，對於認真讀書的學生來說，若要取得好成績，就“不得不求之漢譯諸書，而漢譯多未完備，不得不求之和文諸書”。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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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性存插班進去遇到的，就有這樣一群讀書用功、成績優異的同學。當梅謙次郎所說的共 256 人參加、223 人及格、汪兆銘考得第一的這次考試於 1905 年 4 月舉行時，阮性存應該沒有入學或者剛入學還不能參加考試，故不在名錄之中。19 但是，他確實參加了第二班的另一次考試，而且取得很好的成績。《阮荀伯先生遺集（附：年譜）》的書首，有一份標著“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月施行”的“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學期試驗成績表”，包括“第二學期修業生”和“第一學期修業生”。其中，“第二學期修業生”列有共 194 人的考試排名，位列前五的獲優待生，依次是廣東金章、廣東孔昭焱、福建程樹德、廣東汪兆銘、廣東張樹枏；第六到第十名的獲優等生，他們是廣東李文范、廣東朱大符、浙江許壬、廣東張澍棠、廣東曹受坤。此名單中，沒有阮性存，有其他浙江籍學生共 30 人，除許壬獲優等生外，成績排名前五十者，還有王垚、葛遵禮、胡敘疇、邵章、陳時夏、陳敬第、朱鎧、徐家駒、賀紹章、金保康、陳漢第等。“第一學期修業生”，在 67 人的考試排名中，排名前三的，獲優待生（江蘇秦瑞玠、福建李景鉌、山東王丕煦）；排名第四到第十的，獲優等生，依次是四川李大鈞、浙江阮性存、福建范種湘、廣西郭椿森、廣東黃祖詒、湖北張四叡、灶H匣曝估肌�20另有特別試驗通過一人，再試驗（即補考）通過九人。對照兩張修業生名單，無一重復，據此可以推測，雖然同屬於第二班，因入學時間不一致，因而分別參加稱為第二學期、第一學期的修業考試，194 人的“第二學期修業生”應該是 1904 年 10 月即入學的那撥學生的第二學期考試，包括阮性存在內共 67人的“第一學期修業生”是晚到的插班學生的第一學期考試。相對來說，要在人數多、競爭激烈的第二學期修業生中獲得優待生或優等生更難，但阮性存能在第一學期修業生中考得好成績，位列第五（也可能是並列第四），獲得優等生，實屬不易。（三）遺憾和收獲如果不是因家父病情加劇而匆匆回國，待料理父親後事時，法政速成科的畢業考試早已舉行（1906 年 10 月 22 日至 29 日）的話，說不定阮性存也能在畢業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並獲優等生稱號。實際上，在第二班畢業考試成績優異獲得優等生的十人中，主要是在各學期修業成績優等者，比如孔昭焱、汪兆銘、程樹德、金章、朱大符、李文范及浙江老鄉許壬等，在順利完成畢業考試、列在第三班畢業生名錄中的優等生，就有和他同期修業獲得優等生的秦瑞玠、李景鉌、王丕煦。阮性存留學時的 1905 年至 1906 年間，在日本的中國學生人數多，也很復雜。同是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的胡漢民同學，晚年憶述 1905 年前後留日學生狀況時，就這樣寫道:其時學生全體內容至為復雜，有純為利祿而來者，有懷抱非常之志願者，有勤勤於學校功課而不願一問外事者(此類以學自然科學者為多)，有好為交游議論而不悅學者(此類以學社會者為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為中國未來之正鵠者，有不滿意日本而更言歐美之政制文化者。……雜糅以上種種分子，而其政治思想則可大別之為“革命”與“保皇立憲”兩派，而其時猶以傾向“保皇立憲”者為多(立憲保皇相表裡，其名不同，其實一也)。亦有初至日本倡言革命，迨將畢業則亟言保皇或立憲者。故日本留學界雖大有生氣，然此二萬余人者，乃復雜混亂，無所不有。21阮性存就自己未能在法政速成科順利畢業，曾言道：“余以一窮秀才，而得於三十歲以後出外留學，已屬至幸。讀書系為求真學問，有無畢業文聘，又何足輕重？”5 不過，無論如何，這多少還是留下了遺憾。法政速成科的學習時間本來就短，中途離開，也就意味著，至少第三學期的科目並沒有修完，已經開始的日語學習也不得不中斷。不過，這段經歷給予阮性存的影響卻是深遠的。他學習到與以往習幕讀律時完全不同的法科知識，打下日語基礎，聆聽日本著名法學家對於法律理論、原則及日本時行法律制度的講解，感受到正逐漸脫亞入歐、東西混合的日本社會和文化生活的風貌，結識志趣相投的同學好友。阮性存學習成績好，但從其後的人生履歷看，留日期間他肯定不只是“勤勤於學校功課”，而一定會關注日本的時事政治，留意中國學生中暗流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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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政治性團體的活動，及同學校友們對於清廷正在進行的新政改革的鼓呼或抨擊，見證著留學生群體的分化、沖突及具有新的意識形態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在異國他鄉的誕生。同樣由於其本人日記的散佚，我們現在無法准確知道阮性存在專業之外的日常閱讀，也不可能知道此時的他，是更贊同胡衍鴻（漢民）、汪兆銘（精衛）和朱大符（執信）等革命派同學的主張，還是更認同“保皇立憲”的言論，是否如好友沈鈞儒那樣還就立憲問題曾向梁啟超討教過。22但可以確信的是，他在學習法科專業知識之余，不可能沒有聽聞或者翻閱過留日學長們創辦並編輯的如《譯書匯編》《浙江潮》等雜志，更不可能沒有關注過此時論爭正酣的是改良還是革命的兩派輿論陣地——梁啟超 1902 年創辦於橫濱的《新民叢報》，與孫中山引領、1905 年創刊於東京的《民報》。後者本身就是由同學宋教仁等主辦的中國同盟會機關報，即《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組而成，同學胡衍鴻、汪兆銘和朱大符都是孫中山的追隨者，是同盟會最早的成員，他們也是《民報》發文論戰的主筆。23總之，法政速成科的短暫學習，或許並沒有讓阮性存立即從傳統的刑名師爺轉變為新式的法政人，但在這段經歷中，他長了知識，開了眼界，積累了人脈。回國之後的他，開始踏上與出國前迥然有別的人生之路。三、法政學堂（校）的教習在江蘇興化忙完父親葬禮之後，應法政速成科同班同學、老鄉許壬之約，阮性存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到浙江法政學堂任教，講授刑法總（各）論、現行刑律及裁判所構成法。此前一年的九月，許壬已到浙江法政學堂參加籌備工作，任教務長，並教授民法總則、債權等課程。從此，阮性存長居省垣杭州。清末新政，改書院，設學堂，興學辦校風行一時。浙江法政學堂就是這一潮流的產物，它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二月二十九日在杭州開校，開設課程有人倫道德、皇朝掌故、大清律例、中國文學、世界歷史、各國地理、法學通論、比較國法學、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經濟學、財政學、刑法、民法、裁判所構成法、民刑訴訟法、比較行政法、政治學、警察學、監獄學、商法、統計學等二十多門，另有日文等隨意（即任選）課。單從其中的“裁判所構成法”這一課程名稱，即可看出它仿照日本的特征。與其他多數省的官立法政學堂一樣，亦曾邀請日籍教習，法學士大石定吉就曾任教於該學堂，後轉至北洋法政學堂。而教員中的主力，是包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畢（肄）業生在內的留日歸國學生。24阮性存到堂任教時，浙江法政學堂才開學四個多月。《大清律例》設在第一學期和第二學期，每周各兩個課時；《刑法》僅在第一學期開設，每周兩個課時，《裁判所構成法》設在第二和第三學期，每周也是兩個課時。為了上課，他還需要自編講義，期末時由學堂監督匯總後呈交浙江巡撫察核。比如，在《浙江法政學堂講義錄》（第一學期第一冊）中，就有阮性存編寫的刑法、裁判所構成法，匯集於同一冊的，依次還有大石定吉、賀學海的法學通論和民法，高朔的國際公法，徐令譽的經濟學，凌庭輝的外交史、政治地理，及大石定吉、經家齡的論理學。25當時留學歸國的學生，在擇業上有了較以往傳統讀書人更多的途徑。他們有的參加清政府作為廢除科舉的對策而采取的專門針對留學歸國人員實施的學力考試，合格者將被分別等地，予以獎勵。但這種所謂新科舉，此時再也不是所有讀書人心目中的獨木橋，況且占留日學生相當比例的短期游學及速成科肄業生，還沒有參加考試的資格。出洋讀書見過世面的歸國者，現在有了多種展現自己抱負、獲得成功的職業，他們有投身於實業的，有當新聞記者的，有加入軍隊的，而有相當多的則是選擇到新式學堂任教。僅從日本學習法科回來、成為各省法政學堂的教員乃至創立
就可列出長長的名錄。26阮性存雖沒有正式畢業，但同學許壬了解他的人品和實學，對他“素欽敬”，邀其到學堂任教，既講現行刑律，又講刑法總（各）論和裁判所構成法，實在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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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杭州之後，阮性存不單只在浙江法政學堂任教員，傳授自己從任刑幕到留日時所學到的關於傳統刑律、現代刑法和司法審判的知識。1908 年，當浙江省諮議局籌辦時，他兼任浙江省諮議局籌辦處的法制科科長。1909 年，他從余姚原籍當選成為浙江省諮議局議員，任職期間向浙江巡撫提出質問案多項。這一時期，清廷已下詔實行預備立憲，新政繁興，需才甚亟，法政人才的正規培養已成急務。而官立法政學堂學規松弛，學風懶散，一般教習對此又無可奈何。鑒於此，阮性存與陳敬第、沈鈞儒等共20 位同學同儕，於宣統元年（1909）十一月初四日，聯名呈請浙江巡撫增韞代為奏請弛禁“癸卯學制”中的“私學堂禁止專習政治法律”條，擬在本省先行創辦私立法政學堂。這一請求獲得“學部奏議復浙撫奏變通部章准予私立學堂專習法政折”（宣統二年（1910）四月二十六日）的肯定。27浙江私立法政學校於該年六月十二日獲准立案，八月初一日開校。自阮性存赴日留學，至回國任教並參與發起的浙江私立法政學校正式開學，五年間，清廷的修律和制律已取得系列成果。一方面，變通現行律例，陸續頒布二十余項法令，改革傳統法制；另一方面，制定新的法律（或法律草案），《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大清民事訴訟法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及《大清新刑律》出台在即。作為講授刑事法律的教習，他在上課內容、講義編寫，都要做一些更新，而且，作為教務長，他還要依據新形勢，主持調整課程、專業等方案。比起在浙江法政學堂擔任普通教習，此時的阮性存，對於浙江私立法政學校的教學、管理及學生培養的影響，就更為直接，當然，其更大的影響力，則是在以民代清，他擔任校長、律師公會會長之後。結語行文至此，該做一個簡要的總結了。原籍浙江余姚、生於江蘇睢寧的阮性存，幼時從父親及私塾先生習讀經史子集諸書。23歲時，回余姚應縣試成功。作為家中長子的秀才阮性存，次年即踏上父親年輕時的足跡，開始習幕、任幕的生涯，這是一條當時許多家境並不富庶的讀書人的尋常謀生之路，在江浙一帶尤其如此。在蘇北各縣任職六七年間，刑名師爺阮性存得熟讀《大清律例》，還須閱讀《大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及各部院則例、地方法令等，還會將前輩名幕，如汪輝祖的《佐治藥言》《學治臆說》等作為必讀書，同時協助縣官處理訴訟事務。這期間，阮性存收獲的不僅僅是補貼家用的銀兩及任幕的知識和經驗，還有人情世故的歷練。1905 年清廷降旨廢除科舉，中斷了中國科舉制的千年歷史，也改變了包括阮性存在內的眾多讀書人的人生軌跡。就在這一年，阮性存攜妻率弟，加入赴日留學的大潮，插班進入私立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第二班學習。在清廷不斷出台新政措施，效法日本的立憲修律日漸推進的背景下，曾經的刑名師爺、三十余歲的阮性存，進入法政速成科深造，從專業興趣和時間成本看，都順理成章。盡管因法政速成科學期短，日本教習用日語講授、再由中國學生口譯的上課方式，加上學生也並非每一個都努力用功，管理又較松散，迄今我們仍能在相關論述中看到它的這些遭人詬病的“原罪”。但是，法政速成科的師資陣容強大，對於如阮性存這樣的舊學根柢深厚，又極珍惜機會的讀書人來說，在包括知識的更新、視野的拓寬和人脈的積累等方面的影響，無疑均是深遠的，為他們此後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千余名曾就讀於法政速成科的學生中，湧現出諸多學界、政界、司法界的傑出人物，持續、深度地影響近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即是例證。修業考試成績名列前茅的優等生，因家父病情加劇不得不提前回國，待喪葬事畢卻錯過返日參加畢業考試的機會而只是肄業的阮性存，回國後開啟了與赴日之前完全不同的人生旅程。1907 年，他應留日同班同學、浙江老鄉許壬之約，到官立的浙江法政學堂任教，講授現行刑律、刑法及裁判所構成法等課程。1909 年，當選省諮議局議員，參政議政。次年，與陳敬第、沈鈞儒等發起弛禁“私學堂禁專習政治法律”的奏請，獲得清廷的肯定，名正言順地創建中國第一所私立法政學校——浙江私立法政學校，因而成為近代浙江乃至全國法政教育歷史的開拓者。生於光緒帝即位前一年的阮性存，親歷了整個光緒朝的戰爭、締約、變法、新政、立憲、修律，也切身感受了宣統朝伊始改革措施的接二連三。從秀才、幕友、法科留學生，到法政學堂（校）的教習、創建人，他的早期人生已很豐富，而這豐富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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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襯出的是清末歷史的跌宕，及政制、法統的巨變。每一個個體，都是所處時代中的人，而代表一個民族文化的精英群體，在社會轉折期的人生際遇的好與壞、變與不變,則往往會集中反映這個社會所經歷的歷史變遷。考察阮性存的早期人生，不僅只是為了展現作為個體的他的成長軌跡，更在於，從中我們能清楚發現，出生於光緒朝開始前後的那一代讀書人，面對巨變謀生存、求發展的努力方向，感受他們作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見證人和參與者的從容與倉皇、得意與無奈。就此意義上言，好友沈鈞儒，也即阮毅成口中的“沈老伯”，稱他是“研究浙江二十年政治法律之變遷遞嬗”的關鍵人物，與其“訂交自同學以至共事垂廿余載”的凌士鈞，甚至感佩他“融匯中西，貫穿今古”，均不為過。注釋：1《先君荀伯公年譜》由阮毅成於 1970 年撰成，該年譜與遺稿一並，名為《阮荀伯先生遺集（附：年譜）》，作為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三輯，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又，1979 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將此年譜列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七輯出版。故阮性存的年譜在坊間流傳較廣，瀏覽和引用便捷。本文所引年譜和遺稿的內容，均依據文海出版社影印版。本文開頭部分所引的沈鈞儒語及挽聯等，詳見該書中的年譜後記及跋，第 56～72 頁。2 該書由林呂建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3 年出版。關於阮性存和阮毅成的辭條，分別見該書第 153、154 頁。3 李秀清：《中國私立法政學校之嚆浙江私立法政學校創建考論》，載《法商研究》2021 年第 1 期。4 關於阮焱的幕府生涯，阮毅成所撰《先君荀伯公年譜》有零星記載。另，尚小明編著的《清代士人游幕表》（中華書局 2005年版）也列有阮焱的游幕信息，詳見該書，第 256～257 頁。5(24)阮毅成：《先君荀伯公年譜》，載氏編：《阮荀伯先生遺集（附：年譜）》，文海出版社 1970 年印行，第 8～10、11 頁。6 語出汪輝祖之《佐治藥言》，參見（清）張廷驤編：《入幕須知五種》，文海出版社 1968 年印行，第 121 頁。7 阮毅成：《先君年譜跋》，載氏編：《阮荀伯先生遺集（附：年譜）》，第 70 頁。8 此處僅在狹義上使用，廣義上的幕道或幕學是指，幕友在行業范圍內形成的對專業訓練、能力、實踐、職業道德及責任等所提倡的理想化標准和原則。參見陳利：《清代中國的法律專家與地方司法運作（1651-1912）》，白陽、史志強譯，鄧建鵬校，載《法制史研究》（台北）2015 年第 28 期。9 張婷：《法典、幕友與書商——論清代江南法律書籍的出版與流通》，《浙江大學學報》2015 年第 1 期。10（清）汪輝祖：《佐治藥言》之“讀律”，（清）張廷驤編：《入幕須知五種》，第 144～146 頁。11 徐忠明、杜金：《清代司法官員知識結構的考察》，《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 年第 5 期。12 這從光緒朝其他習幕者的記述，比如被現在相關研究廣為引用的陳天錫（1885-1975）的《遲莊回憶錄》（文海出版社 1973年印行）中，可具體得到一些印證。詳見該書，第七章第五節之“第十二目吾從三兄學幕兼縣署西席與從事幕學之經過”，第二十一章之“第七目寫清代不成文幕賓門丁制度與本人從事刑名錢谷經過”。13 阮性存：《嗣續法真詮序》，載阮毅成編：《阮荀伯先生遺集（附：年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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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其設立背景和過程的詳細論述，參見孫家紅：《導言：西方·日本·中國法》，載李貴連、孫家紅編：《法政速成科講義錄：全 11 冊》（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34 頁。15《補修科趣意書》，載日本法政大學大學史資料委員會編：《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紀事》，裴敬偉譯，李貴連校訂、孫家紅參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18 頁。16(1(19)日本法政大學大學史資料委員會編：《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紀事》，第 9、92～96、38 頁。17《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學生募集》，載李貴連、孫家紅編：《法政速成科講義錄：全 11 冊》（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5年版，第 312～313 頁。18(20)詳見（清）徐兆瑋：《徐兆瑋日記》（二），李向東、包岐峰、蘇醒等標點，“丁未日記（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廿九日）”，黃山書社 2013 年版，第 766 頁。徐兆瑋（1867-1940），江蘇常熟人，1889 年進士，1907 年赴日入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第五班法律部，次年畢業。其日記詳盡。19(21)《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試驗成績表（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及六月施行）》“第一學期修業生”，載日本法政大學大學史資料委員會編：《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紀事》，第 138～142 頁。20(22)成績單上沒有標出具體分數，也不能准確知悉獲評優待生、優等生的基本分數線。但據徐兆瑋摘錄於日記中的法政速成科第五班的部分同學成績，再對照該班被評為優等生的名錄，可以推測，能評上優等生的，考試平均成績起碼不低於 80 分。參見徐兆瑋：《徐兆瑋日記》（二），“戊申日記（光緒三十四年（1908）正月朔日至十二月三十日）”，第 861 頁；日本法政大學大學史資料委員會編：《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紀事》，“法政速成科第五班卒業生姓名”，第 160～161 頁。21(23)胡漢民：《胡漢民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16 頁。22(25)沈譜、沈人驊編著：《沈鈞儒年譜》，群言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 頁。23(26)現存的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學生名錄中，並沒有宋教仁，但據法政大學所編《法政大學百年史》,記載宋教仁曾插班入法政速成科第二班讀書,與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是同一期。轉引自遲雲飛：《陳天華、宋教仁留日史事新探》，載《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24(27)據 1910 年的一個統計，浙江法政學堂的教員共有 22 名，其中留日歸國者占絕大多數，包括許壬、阮性存，還有他們的同班同學徐令譽（商法）、王垚（法院編制法、審判廳章程），及法政速成科第五班法律部畢業生邊守靖（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監獄學）、凌士鈞（民法總則、民事訴訟法、戰時國際公法）等。參見呂順長：《清末浙江與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28～130 頁。25(2由浙江法政學堂發行，光緒三十四年（1908）八月十八日初版，九月十五日發行，九月二十日再版。26(29)詳見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清末法政（法律）學堂創辦人、管理人、教員法政出身者名錄”，第 296～303 頁。27(30)關於《發起人呈請浙江巡撫代奏文》《前浙江巡撫增韞奏變通部章准予私立學堂學習法政折》《前學部奏議復浙撫奏變通部章准予私立學堂專習法政折》《前浙江巡撫增韞奏請准予浙江私立法政學校立案折》，均收於《私立浙江法政專門學校紀略。民國七年（1918）十二月刊印，浙江省檔案館藏，檔案號：L032-000-0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