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田楓葉]

前兩天，有人在網絡微信群裡，轉帖了這麼個涉及鄧小平如何如何地不惜言行不一而背叛起碼的政黨政治道德品質、背叛其所向來倡導的馬列毛主義“實事求是”原則的代價，而假話謊言、弄虛作假地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或歪曲歷史式貪天之功為己功的行徑，所總結性內容的帖子中，稱：“鄧小平最拿手的就是專摘勝果實：
“一，周恩來派他去廣西白色協助張雲逸開展白色起義，去到三天以後，以去上海找黨組織匯報名義，實際去上海看他前妻生小孩。並沒參加白色起義，貪生怕死。建國後他又以書記處總書記的名義重返白色，看到白色起義的紀念銅像是張雲逸將軍的，他說，他也參加白色起義，自哪時開始我就走向軍界了。後當地政府把張雲逸將軍的銅像改為他的直至現在。
“二，在長征路上他是《紅星報》的印刷員，第二次恢復工作後到貴州遵義會議舊址時，他也說我參加遵義會議，就坐在左角上做紀錄。
“三，跟著劉伯承在太行山戰役中任政委，為劉伯承的作戰上傳下達。沒有上過戰場。可他為了粘劉伯承的戰神名譽，宣傳劉、鄧大軍，是抗戰時期全軍唯一的稱呼，直傳到建國後。
“四，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參戰兵團集結在一線上，中央為便於下達作戰命令，專門成立前線作戰總指揮。由林彪，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組成前線指揮部，負責各兵團戰爭指揮，鄧小平任政委。後來鄧小平說，淮海，渡江戰役是他指揮的笑話都敢說。專摘勝利果實。建國後將軍軍衡也沒評上，鬧情緒。又靠周恩來德高望重，向毛主席推薦鄧小平進入中央政治局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列入中央領導層。排列第六位。
“五，自掄奪軍權後，不守規矩，中央規定建國五年小慶不閱兵，十年大慶閱兵，可他在建國三十五周年大閱兵，顯示自已。安排清華學生寫‘小平您好’橫幅 ，在游行隊伍高舉，專樹個人名義。專搞個人崇拜！”等等。
打開後仔細地看下來，慢慢地品味一番，再客觀性就事論事地詳細重溫一番鄧在世時那些點點滴滴性涉嫌違反法理政綱的時代裡，不正是該網民發帖中，所客觀性反映的有根有據有佐證的客觀事實嘛！
如果還需要什麼追加性補充的話，那麼，也不妨再客觀性地追加如下幾點：
六，違反了正常法理政綱性質地強權政治式自詡“核心”的同時，又貶低性誣蔑華國鋒之法理任期為所謂“過渡性質”，而意在堂而皇之地首先貪功盜版華國鋒法理任期內所有法理決策性政績之功為己功；然後，再繼續以自詡“核心”手法、而又另行附加性自詡所謂“毛主席在世時，毛主席說了算；毛主席不世後，我說了算”的手法，試圖再連帶性貪後繼者江澤民，後來糾其鄧錯之功。
而這一切，自然也就包括了：貪功盜版華國鋒那遠在他鄧小平之前所率先使用的“改革開放”提法之功；貪華國鋒決策全國統一高考之功；貪華國鋒委派其作為特使訪美簽約外交並最後代表官方宣布確認中美之間建交之功；貪華國鋒法理性最後拍板定奪對越反擊戰決策之功（因為，當時鄧為了令華國鋒就范配合其堅持打越的想法，而道：“這個仗你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實乃力勸華最後決策簽字方可開打之舉）；貪華國鋒先行決策建立深珠、廈門經濟特區之功等；
七，再貪及後來的江澤民繼任內之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糾錯鄧之前犯下的軍隊經商而導致社會貪贓枉法罪過的舉措之功；以及再貪江澤民在外交外貿上糾錯性回歸毛澤東思想那立足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而“洋為中用”為輔的艱苦建國、奮發圖強之功等。
八，再試圖全盤貪圖毛主席生前所啟動的改革開放而戰略遠見性決策和部署的中國式“四個現代化”遺志，所延續性不斷發展、不斷實現之功為己功。
九，根據外交部官方制作而公開放映的《外交風雲錄》史載性紀錄片，鄧小平還以掩蓋歷史、再另行歪曲偽造、改換遣詞造句的手法，貪功盜版了毛時代早就戰略部署性制定了的“一國兩制”的對港澳台的收復方針為己創。
故而，既然鄧小平都曾一度地一再強調：要“四個堅持”，要客觀“實事求是”，要“依法治國”，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等，那麼，我們後人更該幫他兌現承諾而言行一致、說到做到。而更該幫他仔細認真地以客觀“實事求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嚴格區分孰是孰非、孰功孰過而論功行賞、論功歸屬！而非，悖論客觀性法理邏輯原則的標准，而移花接木式張冠李戴，貪天之功為鄧功，諉鄧之過為他過，而公然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准則，背叛社會主義體制中民主與法治的社會下，起碼的公平和道義……

（完）

附上網上有人傳出的有關當年，鄧交代當時那些後繼者，該如何在其身後討論徹底否毛的會議記錄：

[東田楓葉]

【轉發】蔣介石用三十年成就了毛澤東的偉大！鄧小平用三十年證明了毛澤東的偉大！

作者：古彭萬俟軒

如果沒有蔣介石的叛變和瘋狂屠殺，就不會有毛澤東“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武裝革命；
如果沒有蔣介石的白色恐怖，就不會有毛澤東的井岡山斗爭和中國式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
如果沒有蔣介石圍剿下出現的王明錯誤路線，就不會有萬裡長征和遵義會議；
如果沒有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投降政策，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就不會成為抗日的中流砥柱；
如果沒有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專制獨裁，就不會有波瀾壯闊的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同樣：
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先富論”造成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人們就不會理解毛澤東當年為何堅持走組織起來共同富裕的道路；
如果沒有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造成的全民道德滑坡，人們就不會理解毛澤東當年為何反復提出要抓階級斗爭和“斗私批修”；
如果沒有鄧小平的“不爭論”造成的官場貪腐成風，人們就不會理解毛澤東當年為何屢屢開展運動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如果沒有鄧小平“私者一時”的多年橫行，人們就不會理解毛澤東“公者千秋”的無比輝煌；
如果沒有鄧三科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人們就不會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深遠意義，也不會理解毛主席當年的苦口婆心，更不會理解毛主席對老百姓“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的深深憂慮……
所以我們說，蔣介石用三十年成就了毛澤東的偉大！鄧小平用三十年證明了毛澤東的偉大！

[東田楓葉]

[劉大媽]

[劉大媽]

[劉大媽]

[劉大媽]

[劉大媽]

[劉大媽]

[溫西大娘]

東田楓葉 寫道:

為什麼《疆獨》《藏獨》鬧得歡？為什麼今天的《疆獨》《藏獨》鬧得歡？這應該是走資派鄧小平胡躍邦們的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亂邦遠不止《兩少一寬》這一大錯。胡亂邦的嚴重胡搞失誤遠不止《兩少一寬》犯下大錯這麼簡單：

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將牛鬼蛇神放出來之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犯下大錯。看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胡亂搞的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藏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

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

當時的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時代犯下了拍腦袋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養生息；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復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范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亂邦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少數民族中的少數農奴主和上層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面：

胡亂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而不是少數民族中己經被趕下台的農奴主。開明的農奴主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中放出來的農奴主。

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間終埋下一個沖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面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歷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制造著這樣的人。

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只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只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麼，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胡亂邦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制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游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再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麼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只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

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復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面臨後繼無人的局面——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歷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面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改變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復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制”，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麼。”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胡亂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歷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歷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只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胡亂邦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軍委工作後，認為比毛高明（時毛、周都已體弱高齡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制，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亂邦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歷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幹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

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凶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余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至1969年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余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進行了嚴肅，處理。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主政國務工作後（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體弱高齡多病），鄧小平明示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復辟資本主義後又都被平反放了出來。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