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

[胡思]

歷史中有一些現象，乍看之下令人難以接受，甚至本能地想要拒絕理解。義和團如此，哈馬斯亦然。它們都以極端、殘酷、傷害無辜者的方式進入公眾視野，也因此常常被迅速歸入“野蠻”“邪惡”“不可理喻”的范疇。這樣的判斷在道德上並不錯誤，但如果僅止於此，往往也會遮蔽問題真正的根源。

義和團與哈馬斯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歷史聯系，但在結構上，卻呈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相似性。

它們都不是在真空中出現的。

義和團興起於晚清基層社會。對普通農民而言，“國家主權”“國際秩序”並不是日常語言，他們感知世界的方式非常具體：土地是否被侵占，糾紛能否得到公正裁決，官府是否站在自己一邊。在大量教案中，百姓反復經歷的是一種高度穩定的結果——與教會或教民發生沖突，最終吃虧的往往是自己。無論教會是否行善、教士是否仁慈，這種制度性的偏向在生活經驗中被不斷確認，久而久之，怨恨便不再針對具體事件，而是指向整個“洋教”這一符號。

加沙的處境並不相同，但邏輯相似。長期封控、經濟窒息、行動受限，使得加沙社會處於一種高度壓縮的生存狀態。對許多當地人來說，以色列並不是抽象的“安全國家”，而是控制邊界、電力、水源與出入許可的現實力量。在這種條件下，憤怒和絕望很容易被組織、敘事和動員，最終凝聚成一種極端的政治暴力形式。

理解到這裡，並不意味著結論已經寫好。恰恰相反，最重要的一步反而在此之後。

無論是義和團對教士和平民的殺戮，還是哈馬斯對無辜平民的屠殺與綁架，這些行為本身都不具有正當性。它們不是“被逼無奈的合理選擇”，而是失控、殘酷、不可辯護的暴力。承認這一點，並不削弱對不公的批判，反而是任何嚴肅討論的道德底線。

但問題並沒有因此結束。

歷史中反復出現的一種危險邏輯是：一旦某一方的暴力被定性為“野蠻”，隨後針對整個社會的、更大規模的報復就被迅速包裝為“必要”“正義”或“別無選擇”。義和團之後，是八國聯軍的軍事行動和長期的賠款體系；哈馬斯襲擊之後，是對加沙地區整體性的、持續性的軍事打擊和人道災難。

在這裡，邏輯發生了一個悄然的滑移：從譴責具體暴力行為，滑向為結構性的集體懲罰開脫。

這正是需要保持警惕的地方。

不能因為義和團的野蠻，就美化列強隨後對中國所施加的懲罰性壓榨；同樣，也不能因為哈馬斯的殘酷，就將加沙社會所承受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後果”。如果說前者是失控的民間暴力，那麼後者往往是更為冷靜、制度化、卻也更具毀滅性的國家暴力。

義和團之後的中國，所面對的並不是一次短暫的軍事失敗，而是一套被精心設計、長期執行的懲罰機制。庚子賠款名義本金4.5億兩白銀，連本帶息實際支付約6.5至7億兩，相當於清末中國一年以上、接近1.5倍的全國GDP，更是中央財政收入的數倍。更致命的並非數字本身，而是支付方式：賠款被優先鎖定，關稅與鹽稅被抵押，外債高於一切國內支出。在隨後的三十多年裡，中國最需要投入工業、交通、教育與軍政改革的窗口期，被系統性地抽走資源。這種程度的懲罰，在人類歷史上並不多見——即便是導致二戰的一戰後德國對法國的凡爾賽賠款，在執行強度還是最終結果上，都遠未達到這種長期窒息一個國家發展能力的程度。

換言之，列強對中國的回應，並不是“恢復秩序”，而是一種帶有示范意義的全面懲罰：不僅要你為失控付出代價，還要確保你在相當長時間內沒有能力重新站起來。這種懲罰並不會因為清政府的昏庸而獲得道德正當性，它的後果，是一個社會整體被鎖定在貧弱與被動的位置上。

同樣的邏輯，也正在加沙地帶以另一種形式重演。哈馬斯針對平民的屠殺與綁架無疑是殘酷和不可辯護的，但這並不能自動為隨後發生的一切提供正義授權。在持續的軍事行動中，加沙被大規模摧毀，數萬名平民死傷，其中大量是婦女與兒童；基礎設施被系統性破壞，醫院、學校、供水與電力難以維系；整個城市被夷為平地，約兩百萬人在長期封鎖中陷入缺糧、失所、受凍的生存狀態。這已經不再是針對武裝組織的“反恐行動”，而是一種覆蓋整個社會的集體性懲罰。

在這裡，道德邏輯再次發生了危險的倒置：先是以極端暴力為由，將一個高度不對稱的報復合理化；繼而在時間的推移中，把這種報復本身視為“正常狀態”。正如當年的中國被長期封鎖在賠款與主權受限之中，今天的加沙也被壓縮在一塊幾乎無法自我修復的空間裡。

最終，這裡觸及的並不是單一事件的對錯，而是一個更古老、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是否可以用更殘酷、更持久、更具毀滅性的懲罰，來回應已經發生的殘酷暴力？

歷史給出的答案並不樂觀。這樣的懲罰往往並非出於單純的安全需要，而是服務於更深層的政治目標——在中國問題上，是列強通過懲罰性條約實現的長期控制與封鎖；在當下的中東語境中，則是以色列在安全敘事之下，持續推進其更宏大的地緣政治與領土設想。

如果說暴力已經是悲劇，那麼把悲劇制度化、長期化，並稱之為“正義”，往往只會孕育下一輪更深的絕望。理解這一點，並不是為任何一方開脫，而是提醒我們：真正需要被警惕的，從來不只是暴力本身，還有那些在暴力之後，顯得冷靜、理性、卻更加凶險的懲罰邏輯。
有人會指出，教會也曾辦醫院、行善事；以色列社會中也存在真實的援助與善意。這些都不必否認。但個體的善行，無法抵消結構性不公；零散的援助，也無法替代對權力不對等的正視。善意如果無法改變基本處境，反而容易在沖突中被視為一種姿態，而非解決方案。

因此，這樣的比較並不是在為任何暴力“洗白”，而是在拒絕一種過於省事的敘事方式：把復雜的歷史壓縮成“好人對壞人”，然後心安理得地接受後續的一切。

理解暴力的生成條件，並不意味著接受暴力；拒絕暴力，也不意味著默認不公。真正困難的，恰恰是同時堅持這兩點。

或許，這正是歷史反復提醒我們的一個樸素事實：
當結構性問題長期得不到回應時，最先出現的往往不是理性的抗議，而是我們所有人都不願看到的極端形式。而在這些極端之後，若只剩下更大的力量、更重的報復，悲劇通常只會以另一種規模重演。

理解這一點，並不能讓世界變得簡單，但至少能讓我們在判斷時，少一些輕率，多一些清醒。

[胡思]

本壇第一毒舌 寫道:

問問你查叔為何幾個日本兵就能壓著成百上千個中國軍隊俘虜去刑場，不要暴力為何就是這個下場？

暴力埋下仇恨，仇恨孕育暴力，如此往復，永無休止。

暴力不可能馴服一個社會，就像專制永遠無法長久，你的暴力壓制的思維和專制者的思維一模一樣，說你和小粉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點都不委屈你。

[胡思]

本壇第一毒舌 寫道:

胡思 寫道: 暴力埋下仇恨，仇恨孕育暴力，如此往復，永無休止。 暴力不可能馴服一個社會，就像專制永遠無法長久，你的暴力壓制的思維和專制者的思維一模一樣，說你和小粉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點都不委屈你。 那說你左比也不委屈你，你們你要靠子宮和乳房征服世界。

真特麼不忌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