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惟炎教授

周树人

管惟炎（1928年8月18日－2003年3月20日），生于江苏省如皋县掘港镇（今如东掘港）。 [1]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三任校长。

1945年管惟炎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1953年被派往前苏联留学；1957年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推荐为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研究生；1960年获得苏联副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3年至198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85年至1987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三任校长；1987年被免职后离开中国大陆；1991年前往台湾省；2003年3月20日在台湾台中市因车祸去世，享年75岁。

管惟炎主要从事低温物理与超导的研究 [2]。

周树人

1928年8月18日，管惟炎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掘港（今如东掘港镇）。

1942年，管惟炎读初二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苏北公立南通中学，插入的南通中学初三年级学习。初三上半学期转回掘港中学。

1943年，管惟炎刚满15岁就在掘港中学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下工作，散发传单，张贴标语 [3]。

1944 年，管惟炎担任地下刊物《寒星》的主编，先后出刊十多期。

1945年1月，管惟炎又进入南通中学，这时是高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南通中学高中毕业后，管惟炎回到掘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支部干事，并担任苏皖一分区掘港青年联合会主席、黄海剧团团长和如东中学学生会主席等职 [4]。

1946年春，根据组织安排，18岁的管惟炎离开家乡，到东北解放区工作。

1949年秋，管惟炎被保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同时兼任政治教研室负责人和政治教员。

1951年，管惟炎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

1953年，管惟炎通过考试，被派往前苏联留学，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专业为低温物理。他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成绩突出，被选送到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领导的物理研究所完成毕业论文，他以构思巧妙的实验发现了“反向卡皮察热阻”。

1956年，管惟炎获得彼得·卡皮查的允许，进入他在莫斯科近郊他的物理问题研究所，从而进入了物理世界。

1958年，管惟炎在全苏低温物理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他提前毕业，被学校推荐并由苏联物理问题研究所彼得·卡皮查所长挑选为物理问题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对于固体与超流氦之间界面上温度不连续性的研究》。

1960年，管惟炎从苏联物理问题研究所毕业，获得苏联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所长。

1980年10月，管惟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3年8月，管惟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至1985年5月）。

1984年9月，管惟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代理校长（至1985年4月）。

1985年4月，管惟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至1987年1月）。同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第四届学术委员会成员（至1986年）。

1986年底，在管惟炎任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合肥发生学潮，次月管惟炎与当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同时被免职。

1987年，管惟炎离开大陆，在欧、美辗转四年后，于1991年前往台湾。

2003年3月20日，管惟炎在台湾台中市因车祸去世。

周树人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主要从事低温与超导研究。在反向卡皮查热阻问题、强磁场超导材料、超导磁体研制、第二类超导体、超导体负磁阻效应、高温超导研究、同步辐射加速器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合作研制了几种具有国际水平的国产超导材料。解决了第二类超导体临界场与临界电流的起源问题，发明了一种测量强场超导材料临界特性的新方法，验证了超导体的相变热力学关系式 [2] [5]。

1957年－1960年

管惟炎在苏联期间主要从事液态He-II（超流液氦）与固体界面之间的Kapitza热阻的研究，用实验证实了Kapitza热阻的可逆性，发明了量测由He-II导固体界面上Kapitiza热阻的方法，用系统的实验检验了声子失匹配理论，提出了解决理论与实验之间矛盾的物理模型。发现反响卡皮查热阻的研究结果，解释了当时文献上存在的理论与实验间的严重分歧。

1960年－1976年

管惟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工作期间与工业部门研究所及工厂合作（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宝鸡有色金属厂，长沙矿冶研究所，上海冶金所等）眼发低温超导线材及带材，先后研制成功具有高电流密度（106A/cm2，8T）高机械强度及稳定性能的超导材料，包括NbTi线材及Nb3Sn带材，并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磁场强大十万高斯（10T）的超导磁体，获国家科学奖。管惟炎在60年代初，曾进行过核爆材料的低温检测，获有关单位奖励。

1976年－

管惟炎主要从事高温超导研究。发现了高温超导体中的离子尺寸效应（包括Tc，Tn，Pn，Rh等），薄膜中的反迈斯纳效应，磁滞回线中的鱼尾现象及超导电性与非磁性的共存现象等。其中离子尺寸效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对高温超导的微观理论有重要启发 [4]。

学术论著

截至2003年3月，管惟炎在中国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近200篇文章，与他人合著有《超导电性》（一、二）、《超导研究75年》等 [4]。

人才培养

管惟炎是中国超导研究及低温教学的主要推动者，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推动下，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中国科学院若干研究所及产业部门的研究所建立了超导及低温研究实验室，培养了大批从事超导物理及技术的研究、教学人才 [4]。

周树人

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

扉页：管惟炎教授真迹（内容为管序最后一段）

封底：管惟炎教授简介和半身照

管惟炎教授早岁参与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追随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卡皮查，研究低温物理。回到中国大陆后，专研超导物理，卓有成就。1980年至1984年任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1984年至1987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86年底，中国大陆发生学生运动，科技大学是当时学生运动的先锋。1987年1月，与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同时被中共当局免职。后来，管教授在欧美作访问研究，并于民国80年底来到新竹清华大学任教。

本书是民国91年间，管惟炎教授接受当时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雅明教授的采访，所做的录音纪录。书稿完成后三个月，管教授不幸因为车祸过世，本书因而是管教授生前留下来的唯一历史纪录，弥足珍贵。在本书中，管教授叙述了抗战、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亲身经历，苏联和大陆物理学界的状况，管教授的心路历程，极有历史价值。

ISBN 957-29880-3-4

编者的话
管惟炎序
沈君山序
第一讲中小学时期——抗日战争（I）
第二讲中小学时期——抗日战争（II）
第三讲国内战争时期——战争与土改
第四讲大学时期
第五讲在苏联学物理（I）
第六讲在苏联学物理（II）
第七讲在苏联学物理（III）
第八讲建国初期
第九讲文化大革命（I）
第十讲文化大革命（II）
第十一讲文革之后（I）
第十二讲文革之后（II）
第十三讲中科院物理所的改革
第十四讲中国科技大学（I）
第十五讲中国科技大学（II）
第十六讲中国科技大学（III）
第十七讲旅外欧美
第十八讲补充资料(I)
第十九讲补充资料(II)
第二十讲补充资料(III)
第二十一讲与方励之的谈话
附录一管惟炎在业余党校结业典礼上的讲话
附录二剪报:来台前后杂感有自由的地方是家园
附录三剪报:今天六四八周年

编者的话
管惟炎教授早岁参与抗日活动，後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1957年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1960年在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毕业，专研低温物理。1960年回到中国大陆後，从事超导方面的研究。 1980年到 1984年，任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 1984年到 1987年，任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1986年底，中国大陆发生学生运动，中国科技大学是当时学生运动的先锋，因而触怒当局。 1987年 1月 12日，与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同时被中共免职。後来，管教授在欧美作访问研究，并且在民国 80年（ 1991年）底来到新竹清华大学作超导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管教授到清华大学不久，我就有幸认识了管教授。民国89年（2000年）11月，清华大学成立出版社，我忝任首届社长。这时，我立刻想到应该请管教授写一本回忆录。管教授虽然也有此意，但是因为担心不能如期完成，有些犹豫。後来，我建议先作口述历史的录音，这样就没有什么时间上的压力。管教授终於答应了，於是从 2002年 3月 11日开始，我大约每星期都会拜访管教授一、唡次，每次谈一个录音带的时间，大约唡小时，这样一直进行到 2002年 5月 16日，一共谈了二十次。 2002年 4月 24日，方励之教授正好到清华大学演讲，我们三个人也在一起谈了一次。这二十一卷录音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何淑铃小姐整理打字，这就是「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这本书稿的由来。
管教授对於中国大陆超导物理和材料的研究，有著重大的贡献。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任内，对於物理所的管理机制，作了重大的改革。在科大校长任内，对於科大的建设，有著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对於学生运动的了解和支持，受到国人高度的敬重。来到新竹清华大学以後，致力於超导研究和教学，久而弥坚。管教授为人谦和，与他谈话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由於受到中国文化的薰陶，而自然形成的长者风範。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完成这份口述历史回忆录，也对管教授的高风亮节而感到无限的钦佩。
李雅明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　　　　　　　　　　　　　　　　　　　　　　　　　　　　中华民国 91年 11月 28日
编後记：
本书在编好以後，经过管教授亲自审阅，并为此做序，也同意接洽出版。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在清华大学做了少量的发行。但是，在书稿印行後不久的次年三月二十日，管教授不幸因为车祸过世，使得这本口述历史回忆录的正式出版耽搁了下来。现在本书终於得以和读者见面，本书的出版，得到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教授，前教务长彭宗平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谨在此表示最深的谢意。在出版的过程中，管夫人表示了一些保留的态度，我们也为此有过沟通。为了对历史负责，也为了达成管教授的遗愿，我们决定还是出版这本回忆录。沈校长在出版记序中，也对此做了说明。
为了阅读方便起见，我们参照每一讲的内容，加上了篇名。在每一讲中也加上了章节小标题。管教授讲话中括号内的文字，是管教授在审阅初稿的时候，自己加的附註。在编辑的时候，编者也加了一些说明，这些说明都另外用「编注」标明。
中华民国 93年 11月 24日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

周树人

社会任职

管惟炎兼任北京大学、华中工学院教授，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制冷学会副理事长，《物理学报》副主编，《低温物理》主编，国际《低温物理》杂志顾问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凝态物理》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他还多次担任国际科研规划凝态物理计划的起草人 [4]。

个人生活

管惟炎的祖父辈、父辈都是地主兼资产阶级。从少年时代起，管惟炎就是一个叛逆者，管惟炎背叛了家庭，出生入死，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劳苦大众，推翻民国的浴血斗争 [6]。

人物评价

管惟炎在反向卡皮查热阻问题、强磁场超导材料、超导磁体研制、第二类超导体、超导体负磁阻效应、高温超导研究、同步辐射加速器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2]。（中国科学院评）

管惟炎是处于当代世界科研前沿的中国低温物理和超导研究科学家 [4]。（江苏省南通中学评）

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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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管惟炎

　　人生的际遇莫不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廿世纪初，在我们栖息的星球上，发生了两大变革：

　　其一是物理学方面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创立，颠覆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理论。在廿世纪后续的年代里，近代物理学引发了技术革新，开辟了全新的产业领域，使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彻底改观。廿世纪确是人类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一百年。

　　其二是社会制度方面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阿芙罗拉号炮击冬宫，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列宁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帝国。涅瓦河上的事变，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九二一年年中国的左翼知识份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廿世纪后续的年代里，共产党人主导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一系列政治运动，使神州大地波涛汹涌，几度浮沉，经历了华夏史上前所未有过的政治洗礼。

　　生逢其时，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八日，我就在这两大革命铺陈的历史舞台上出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时代洪流的漩涡里，游走在物理学研究与共产主义事业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我不是什么伟人，没有写传记的本钱。在这大变革时代的演艺圈内，我充当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配角，唯一可用以自娱的是，我把这跑龙套的角色演得很认真，自诩为有声有色。

　　我喜爱物理学家的逻辑思维和穷于探索，我也仰慕早期共产党人狂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在这个世界上，我怀著赤子之心的、天真的、稚气的，有时却又是执著的演出，居然也一度博得“又红（共产党员）又专（科学院院士）”的雅号，被人们戏称为“一个红小鬼出身的物理学家”。

　　我从娘胎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时，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子民。我的祖父辈、父辈都是地主兼资产阶级。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叛逆者，我背叛了家庭，出生入死，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劳苦大众，推翻民国的浴血斗争。历史往往嘲弄人，我在一九八七年离开大陆，在欧、美辗转四年后，又再次叛逆投入民国的怀抱，重新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为亿万事件所证实过的，辩证法的“否定的否定”律，我又为它增添了一项新的例证。

　　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再说我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了。人们开始叽叽咕咕说，想不到某某人竟是一个“叛逆份子”。其实，“叛逆”未必是贬词。廿世纪初的那些物理学巨匠、大师们，不都是因为追求真理而最终成为经典物理学的叛逆者。鲁迅早年也是受封建礼教辅育的，但因为追求真理，在他晚年傲然自称是封建礼教的“贰臣”。

　　与其说我毕生经历过两次叛逆，不如说我毕生执著于追求真理。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必然会走向叛逆，这是人生的一个方程式。

　　我一生所犯的错误，举不胜举，错误远多于正确。十九世纪末物理学家认为宇宙间充满“以太”，以为它是光和电磁波赖以传播所必需的介质。任何略知近代物理的人，都知道“以太”的假设是错误的。但我们在给后辈讲解狭义相对论时，仍然不得不提到“以太”。爱因斯坦正是因为不存在“以太”才不得不提出真空中光速不变（即与光源的运动无关）这一伟大自然法则的。错误是通往正确的必经之途，这是人生的另一个方程式。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个场景，分别是：儿时在家乡的范公堤上，依偎在母亲怀里，观赏落日余晖，那红遍了半个天的晚霞，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图画；还有，一九五六年卡皮查在莫斯科近郊他的办公室里，首肯我进入他的物理问题研究所，他牵引著一个蒙童进入了奇妙的物理世界。

　　有人说：“廿几岁的年青人不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热情，四十岁以上的人仍然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智慧。”我要藉此自我膨风一下：“如此说来，我不成了一个既有热情，又有智慧的人了。”当然，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但愿读者仍然可以在这里观察到一个大时代的投影。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八日志于新竹清华园

周树人

沈序一——怀念

沈君山

管惟炎先生首先是位学者，忠于所学的学者，也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忠于中国读书人原则的知识分子，而且，我相信，他到最后还是一位原始的理想共产党员，忠于原始理想（虽然他自己也知道那理想实践起来终究是只是幻想）的原始共产党员。

我第一次见到管先生是在一九九〇年美国加州的浩然营，一个聚两岸精英于一堂的暑期研习营，一九九〇年是第一届，那时六四刚过一年，管先生因为支持方励之和学生运动，从合肥的科技大学校长位上被拉下来，海外声望很高，而且确实学有专精，是理想的讲员。他正在朱经武实验室访问，我打电话和他联络，他说很乐意来，不过不愿意谈民运的事，这我了解，但他的专业学员们一定听不懂，商谈之后，选定了讲中国的科学和教育，这他当然是游刃有余，不过这不是一个刺激的题目，反映也就平平，但我看得出来，大陆的学员，无论国内海外，对他都很尊敬，私下我们也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短期内，他大陆肯定是回不去了，我问他是不是考虑到台湾，尤其是到清华来教一段时间书，他问了许多台湾的情形，但最后并未置可否。

回到台湾不久，就听说管先生可能要来清华，国科会争取他来台最是热心，显然也有政治动机。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从德国打来的电话，说他考虑来台，不过不希望做“反共义士”，不要做“政治”教授。我向他保证，若来清华，学校绝对以物理教授相待，外界的活动，若他自己坚持不参加，想来也不会有人勉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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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管先生就来了清华，他的办公室在一楼，我的办公室在七楼，下班前后，只要他的房间灯亮，我又没有事，就去敲门，他若是不忙，就坐下来海阔天空地聊。管先生是位传奇人物，十四岁做红小兵，很早就入团入党——党龄比江泽民还早——从苏北家乡游击到东北，解放后在东北“干了一段活”（他自己的用语），调回北京，被选拔去苏联读书，应该算是“党”刻意培训的尖端红专人才。他在苏联追随卡皮查（Kapitza,一九七八年诺贝尔奖得主），扎扎实实地读了几年书，回到中国，留在科研专业，当然也当上专业中的领导，一度是北京中科院的院长人选，后来去了担任合肥科技大学的校长，那时合肥科大是并不亚于清华北大的顶尖学府。后来，前面也提起过，因为支持方励之和学生运动，去职出国。八九年秋，曾被海外民运人士推选为民运组织的领袖，但他并未接受，后来就来了台湾。

管先生却是首先是学者，也极喜欢教书，和年轻人沟通。这对他去国后十几年的生活适应，有极大帮助。八九年前后的大陆民运人士，流亡到海外，常常调适困难。他们言论生活是自由了，却离开了群众故国，“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他们拥抱了民主，但终究是马列极权教育下孕育出来，西方的民主并不是他们血液中的一部分，水土不服。很多人，极聪明优秀的，也要一段时间才转型过来。管先生是少数的例外，他从来没有完全脱离本业，因此也很快地就又回到干净明亮的科学殿堂，怡然自得地过他的学者的生活，他并没有自我放逐，遗世隔绝，关心大陆，也关心两岸，偶尔也写写文章，不过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做一个真正的“物理教授”。

春去秋来，十几年过去了，管先生退休，离开清华，到淡江教书，然后又回到清华做兼任教授。这期间有两件大事，是他很得意的。一件发生在六七年前，有一天我走过他的办公室，那时因为担任行政职务，忙来忙去的，很久没见到他和他聊天了，看见灯亮，就敲门进去，才聊了几句，他忽然又神秘又兴奋地从皮包夹中拿出一样东西，说要向校长报告。我一看，原来是身份证，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他终于拿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了。那瞬间，他献宝似的天真喜悦之情，就像一个拿到毕业证书的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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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就在一年多前，有一天我收到系里的通知，说要办茶会庆贺管先生得“杰出教学奖”，系里过去也有教授得杰出教学奖，但多没有由系里出面办茶会。可见系里对这次管先生的得奖有多重视。这确是不容易，杰出教学奖由学生推选，全校竞争，是清华最受尊重的奖项。管先生已经七十多岁，退休了再回来教书，只是和学生自然相处，不多活动，忽然得了这么个奖，系里和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给他办个庆贺茶会，是物理系的人情味和系主任的周到。那天我当然去了，好几位已退休的老教授也到了，管先生喜气洋洋，好像个新郎倌，到处打招呼，又拉着我和我照了好几张相。

其实那一阵子，我们常见面，却不是在办公室，是在大操场。一九九九年我中风后常去操场散步复健，管先生也常去，两个人就常碰上，我一跛一跛的，他倒走得笔挺，但两眼往前目不旁视，我不打招呼，他还看不见我，毕竟我们都老了。最后一次相见，也就在他出事前三、四天，两人一边蹲躅着走，一边闲聊，他说他现在又不能回大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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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之后几年，六四的事情渐渐淡下去，因此出亡的人士也陆陆续续地回去。管先生在北京的朋友，让我传话给他，欢迎他用开会或探亲的名义申请回去，只要不公开、不活动就可以。但管先生不愿意，要回去就公开回去，他没有错，不说平反，也得光光彩彩来个欢迎会之流。我给管先生说，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大摇大摆地回去，有人脸上就挂不住，人家在台上，你就让着点儿，可管先生不同意，因此有一阵就熬着没去，或者这就是中国读书人的原则（或者别扭）吧。后来，大概是一次超导会议，管先生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回去了，这是中性的，大家都可以接受，以后就常常可以去，管夫人还在北京中科院工作呢。

但管先生毕竟是管先生，一年多前他去北京，不好好在家里待着，却四处地走，人家知道，也没限制他，走着走着就到了合肥，和从前认识的学生教授见见面，人家也装作不知道。可管先生或许觉得这样还不够光明正大，就去找学校的党委书记，一个从前是他下属，有些过节的人，还要求和学生开个座谈会，其结果座谈会当然是没开成，那党委书记想想，管惟炎来找他，很多人都知道，管还是名单上的人，并没有正式拿下来，知情不报也不行，就给上报了。于是管先生就被劝着提前离开合肥，上火车后老觉得有人跟着，车到了徐州，果然露了面，是两个人，很礼貌也很客气，但说好说歹地要管先生赶快离开中国，不然他们不好交差。管先生和他们论理，可是他们只是苦着脸恳求，管先生到同情起他们来，当晚请他们好好的吃了一顿，第二天第一班飞机就出来了。从此，再申请也拿不到“台胞证”，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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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他不只讲了一次，我也不只听了一次，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嘛，可每次细节都多一些。那次在大操场上讲了后，不过两三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他在台中访友，被摩托车撞着，昏迷过去，当晚就去世了。朋友同事知道，都十分震惊哀悼，想起来操场踽(ju3)踽独行的身影，我当然怀念不已。但回首想想，人生一世，石光火中，须臾此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生老病死人之四苦，生死既不能免，只能求少些老病，管先生在老之方至，耳尚聪目尚明之际，忽然既无痛苦可能也不自知地走了，未必不是福气。在这世界的大操场上，我看来还得多走几圈，就将他讲的故事先写下来，他年有缘，在另一个世界的大操场，若偶然再逢，或者可再补充些细节吧。

管先生去世后三天，夫人自京赶来清理遗物，再携骨灰返京，管先生终于光明自由地归故乡，再也不要什么入境签证了。在京开了个简朴的追悼会，生前故交学生堂堂皇皇地来致祭，至于他不屑和不喜欢的官场人物，听说就不在受欢迎之列，这样，管先生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慰了吧！

沈序二——出版记

沈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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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一天的傍晚，我照例到清华的大操场去散步。和往常稍稍不同的一点是还带了一本书的草印本，准备在散完步后，到操场后面山路旁的椅子上去看。

我第一次看这草印本是二〇〇二年底。也是在这大操场，碰见也在散步的管先生，他照例地慢下来，陪我一边走一边开聊。他告诉我口述回忆录已经完成，相当满意，准备出版，要我先看看，并且要我“写几个字”。

当天晚上，他就把书稿和序一块儿拿来，我仔细地读了序，也快快地翻阅了本文，一口地读完了（当然有些地方是跳过的），很感动，也屡屡地掩卷反思。过了两天，把书还给他，说等出版时，一定为它“写几个字”。

后来，我们在操场上还碰了几次面，却再没提起此事，只是隐约知道出版的事正在进行。然后，就是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日，完全没有预知，连手也没有挥一挥，管先生就忽然地走了。

几位朋友商谈管先生的遗事，知道出版回忆录的事，进行并不顺利。雅明兄接洽了几家出版社，都不太愿意接，传主在台湾的知名度不高，台湾的读者，对大陆上建国前后一个红专样板的故事未必有兴趣。管夫人来台短短三天，对出版本书也表示强烈的保留意见。这样，出版的事就搁下来了。

二〇〇四年二月，雅明休假在美国，希望我协助完成出版的事，并且写了正式的授权书。他在美那段时间，我的确也接洽了几家出版社，但都碰了软钉子。出版是极现实的事，台湾这么一个小小的市场，一年有五、六万本新书上市，有些书送到书店，还没上架，就原装退回出版社，一个出版社，赔个几次，业绩就会由盈转亏，再多几次可能就撑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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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后还是回到原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天下文化协助发行。清大出版社是彭宗平教授的得意杰作。当时他任教务长时，有一天，他很兴奋地告诉我，清大出版社终将成立，会帮学校开源。大学有个自己的出版社是好事，但是要靠它开源？我是极度怀疑。果然，出版社成立后争取的第一本书也就是吴大猷先生的“Lectures on the Kinetic of Gases, Non-equilibrium Thermodynamics and Statistical Theories”，这是吴先生晚年尽瘁心力之作，但所讲的是一个偏僻冷门的领域，所用的是严谨古典的方法，书名是如此诘屈聱牙（但此是吴先生自定的，谁也不敢改一字），其销路可想而知。为了出版此书，出版社还认真和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协商（因为吴先生家属把吴先生著作的权益转赠给基金会了），基金会当然慷慨同意，但后来究竟卖出几本，我屡次相问，宗平都支吾其词，渐渐地也就成为学校最高机密，讳莫如深不便触碰的数字了。

但这也许就是清华之所以为清华吧。新竹清华的建校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大师。”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不只授业还要传道，更要领导风气，这在以理工为重的新竹清华大学，想要承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真正大师之余绪，就非常困难，而大师之为大师还有必要的一点，人品风格可为当世典范，学校当然也要有她的格。清大出版社年来出的书并不多，但都够格，不与时俯仰，其事虽小亦足以窥大，很值得我们清华人引以为傲，只可惜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这样的风格恐怕也维持不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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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问题解决，管夫人的意见却成为出版最大的阻力。管先生去世后管夫人大部分时间居留美国，她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反对此书此时出版。而且表达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明确。她和我在电话中说着就哽咽起来：“你们外边人不知道，这书的出版，会给我们管先生的家属带来多大的麻烦！”隔了三千里的重洋，还能感觉到电话中传来的恐惧和不安。

我确实不知道不了解，被管夫人这样一说，就又把管先生的回忆录再读了一遍。横看竖看，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反右文革的回忆录，我也看多了，比这本回忆录写得凶的多得是，唯一不同的是最后几章里，管先生显露出来的倔劲儿。我读到那儿，都不禁“唉”一声，真是个倔老头！人家容着你，打马虎，可你却还缠着去争是非、争黑白，天下事除了棋盘上，哪有那么多黑白分明的？但也就是这股倔劲儿，让管先生在科学领域中，在社会活动里，得到真诚的尊敬。说不定，说不定哦，原始共产党员也就是靠这股倔劲，赢得天下的。不过，管先生管夫人那一代，肯定为此付出太沉重的代价，到今天成了惊弓之鸟，再怎样也不愿多惹是非了。

在那个时代，你一定得遵命讲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话，现在你可不讲自己不相信的话了，这叫做沉默的自由。从孩提时代起，把沉默的自由当作空气一样自然享受的人，就像不了解空气的可贵一样，当然不了解沉默自由的可贵。但对那曾经经过一切的一代，却不会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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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可以不讲自己不相信的话了，干吗还要争着去讲自己相信的话呢？”他们会这样想。

我虽然不懂管先生的回忆录有什么不妥，却还懂管夫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安，而出版的事就这样拖下来了。

春去秋来，二〇〇四年九月雅明从美国回来，又谈起此书，他在美国也接到管夫人的电话，回来后又接到管夫人的信。一些清大物理系的同事，也接到类似的信，主要是附上一封以我为对象，要求不要出版的正式函件，写得很严厉，有点依法论事的味道。

看来此事总要作个了断，就问雅明，究竟还想不想出版？“这本回忆录，你才是正主！”雅明想了好一会儿，回答是肯定的，我就说，那我帮你去问问。

问问的结果是，依法而言，管先生已经让雅明录音，并有书面授权，授权书是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五日签的，确有“此项录音内容之发表，应在事先得到管惟炎教授同意”的但书，但一年之后，此书完成，管先生写了序，又给不止一位朋友传阅，显然是同意出版，因此法上决无问题。

再说理，雅明和何淑铃女士为此书作了二十余次每次二小时许的录音访问，编排整理又不知若干次，因此，此书传主虽是管惟炎，作者事实上是李雅明，就此“淹”了，对雅明太不公平，这是系上朋友共同的看法。其实，雅明编这个回忆录，完全是义务的，只是希望为历史留下一个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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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来就是情了，出版了给管先生家属添麻烦，不出版又让管先生遗愿未了，也对雅明不公平，怎么办呢？这可真令人为难了。

因此，这一天我带着书稿来大操场，准备再看一遍作个决定，在这操场上，管先生第一次向我提起此书，也许他在天之灵，可以引导我吧。

清华的大操场是很有特色的，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公共财，也是有机体。晨昏午晚四时之景不同。当然，不是操场本身有什么变化，是在那儿活动的人不同。

大约清晨四五时，第一批活动者就从十八尖山下来，他们是附近眷村的老荣民老荣眷，清早出来活动，操场是必经之途。有那么固定的几批人，带头的也很固定，一路走一路挥着拐杖，回忆往事评论今事。乡音很重，语调也很权威，大概是从前带部队养成的习惯。初时七八人一伙，后来慢慢凋零，近年两三人也是一组，或者竟有踽踽独行的。六七点后，这批人过去了，就有早起的教职员，他们不成群结队，是一个个的独行侠，走得很快地穿过草场，几年前刘炯朗校长就是代表的一员。七八点钟以后，操场就寂静起来。从前是有升旗礼的，八九年前，一位自由派的训导长，认为强迫升旗没有意义，改为一周一次象征象征，后来也维持不下去。现在，在这一段时间，老师去研究室，学生去课堂——当然也有赖在床上的，操场就很安静了，直到午后，开始有上体育课的，才又有了生气。下午四五点，是大操场最热闹最多元的时候。跑道上挤得满满的，练百米的，呼一下就过去了，但也有才牙牙学步的小baby，摇摇晃晃地在路中间晃，小狗前前后后的蹿跃护卫着，baby们笑得好开心，这是他们试探这花花世界的第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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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间有一个我，肯定是全操场走得最慢最丑的，几年前，刚退休时，学生还认识我，多有停下来说声校长好的，渐渐地，当然都不认识了。一个雪白头发一扭一扭的中风老人，有点碍路，可也不必那些小狗小孩更碍。有那资深的学长，向刚入学的新生指点着说：“那是我们的老校长呢......”

“哦！”新生用眼角瞄那么一瞄，一个蹒跚佝偻的影子罢了。

有一段时期，在我散步的时候，常有一位女教授带着她实验室的研究群一排展开地在跑道上呼啸而过，第一次越过我时，总会齐声叫一声“校长好！”这位女教授的研究教学都挺出色，却以“制衡”校长为己任，在做校长那一段时期，我真是吃足她的苦头，不过因为她研究教学出色，总忍让着，其实内心还是很尊敬她。后来我退休了，阶级的矛盾没有了，再后来又中风了，成了残障弱势族群的一员。弱势族群，那是她要保护的。于是，我们的关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我出院返校那天，完全没有预警地，她还捧了一大束花来献给我，那一刻我真是激动，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所以，当她第一次带着她的研究群横扫而过，叫“校长好”时，心中是充满着温馨的。但是，后来有一次，两三天没去过操场，再去时，她们又过来了，学生们叫“校长好”，教授却回过头来问：“怎么前两天没见你呢？”我支吾地呢喃了两句，一听就是借口的解释，好在他们很快地跑过去了，但不久又远远地跑回来，那时心中竟惴惴起来，好像小学生逃课被老师抓着。我为什么还怕她呢，真是的！好在一段日子后，研究群还来，教授却不来了，又一次在路上碰见，她说是改爬十八尖山去了，也许吧，但总觉得这就把我们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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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阵子，有一位教授听说是癌症末期，外表却看不出来，每天下午到操场来散步，见面也常寒暄，但走走走走的后来就不见来了，再后来收到讣闻，才知道他已经走了。

还有一阵子，在操场北郊的一隅，常有一对穿了运动服的学生，靠在一起，往往是女的帮男的推拿按摩，是一起训练什么的选手吧，但看得出来是相爱着，一推一瞥都是柔情，溢满了禁不住地要流出来，把四周的空气都电化了。哦！青春和爱多么的好，每经过那儿，我都感受着也感动着。

夕阳已经快沉下去，我从操场西端绕过栏杆出来。操场的东西两端，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东端是入口处，总是挤满了人，充满了各种活动，西端却是静悄悄的，栏外有一条铺了薄薄一层柏油的却又斑斑驳驳的土路，向后山延伸上去，路旁有一张洋铁皮做的，可容两三人坐的靠椅，就这么孤伶伶的一张，似乎被人遗忘在那儿。而且自从放在那儿以后，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坐过，我是那少数曾经的坐客之一，有一次还是和管先生一起。

稍稍地把椅子拂了拂，就很快地坐下来，今天走了三圈，可真累了，摊开书稿，想把那最后两章再看一下，可没一两分钟就打起盹来。打盹真好，老人是最能打盹的。坐着坐着，不管什么场合，就打盹了。老人的记忆中，有太多的往事，一生的往事，在打盹中都跳跃出来，结合了想象自由地飞翔。身体不听使唤了，但想象却禁锢不着，四十九年前，当时还是满头黑发青年的老者，曾陪着梅贻琦老校长来新竹看校地，当然不是这儿，是现在已是校门口的光复路口，但那通往深绿的土路岂不似曾相识？全校只有十八个学生，却要八十一甲地，人家问：“干嘛要那么多？”老校长说：“将来有用嘛！”真的，现在还嫌少呢！

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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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想又回到那看台北端依偎着的情侣，二十四年前，已经深夜，他和她从梅园下来，也是依偎着，穿过操场，一道刺眼的灯光，忽然亮起，直射过来，一声大喝：“谁......！”但是声音马上小下去：“哦哦哦，是沈院长，对不住，对不住......”

三个尴尬的人影，很快分开，校警急急忙忙像小偷般地逃走，他和她分得开开的，连手也不敢牵，连夜地她就赶回台北了，二十四年，快四分之一世纪了，现在她在哪儿？还记得那操场惊魂的一夜吗？

夕阳的余晖穿过层层的深绿，像一根根精心编制的黄金丝线，洒落在老人雪白的额头，多么安详，多么宁静，谁能想象，那安详宁静的面容下，却澎湃着如此的热情？

但那是青春和爱的回响呀，谁知道，谁知道呢，那回响还能再来几次？

最后的阳光，温柔地拂过，老人微微地睁开眼，一片落叶，正缓缓飘落。台湾的树，虽在深秋，也从不凋尽，新竹风大，叶子不等黄透，几番风雨，就带着残绿，飘落下来。今天的风，算是温和的，可那落叶，并不直接落下，东边一荡，微微地翘起，一个转折，一个俯仰，西边一晃，再一个转折，一个俯仰，又荡回来。它是在跳舞呢？这是它生命的最后一幕，下得好好的，认真地跳，终于落到地面，混入先来的枯叶。时辰到了，就必须走。但是不，一阵风过，它又飘起，回旋转折一番，对生命，它是多么留恋，但是，时辰到了，它还是得走，终于落入尘土，这次它不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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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忽然想起《真善美》中的一幕，so long, farwell的歌：

They compel us Cuckoo, cuckoo To say goodbye. Cuckoo! to you
So long, farwell, auf Wiedersehen, adieu
Adieu, adieu, to yieu and yieu and yien......

七兄妹一个个优雅地在舞台上舞着，但时辰到了，就必须告别，告别那一生的故乡，从舞台上直接隐入深山。那最小最可爱的一个，却不甘心，已经去到幕后，还伸个头出来，摇摇可爱的小手，做个可爱的鬼脸，她还得谢幕呢。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业。安适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曾经这么说过，用来形容落叶的告别，再贴切不过。其实大自然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愈是优雅美丽生气蓬勃的，愈是如此。狮子、猎豹，面临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总觅一阴凉隐蔽的所在，轻轻地跪下，头一垂，毫不拖泥带水地走了。早早地就等着的秃鹰胡狼，很快地来收拾残局，这原是自然的法则。象有象牙谷，知道天命将近的大象，会自己走到那儿，接受自然的结局。当然也有长途跋涉中死亡的大象，在旅途中走不动了，很想休息一下，但这一倒下，却不会再起来，旅伴们围绕着它，尽力地鼓励，实在不行，躺下了，还用长鼻子去协助，去鞭策，但爬不起来了。

旅途必须继续，象群只好离去。旱季过后，它们又回来，昔日的旅伴，只剩下一根腿骨。领头的母象，用敏感的长鼻把腿骨卷起，用鼻指轻轻地抚摸，其他的象，围绕着慢慢地转，掀起鼻子发出低沉的吼声，它们在唱挽歌呢！但旅程必须继续，轻柔地放下腿骨，在老母象的带领下，象群离去了，但还有一只最后的，也许是它的子女，也许是它生前的伴侣，留下来再用鼻子卷起腿骨，用鼻指抚摸，一次，两次......终于放下，孤单的影子，追上同伴，一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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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人的画面！但是人，万物之灵的人，对于死亡，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过程，又是怎样的处理？身体扎遍了针，瓶瓶罐罐挂满全身，再没有那样的丑陋，那样的没尊严。自己痛苦，家属煎熬，社会负担，真是三输的结果。

这就不得不想起爱因斯坦。弥留之际，医生秘书们问他，有什么遗愿没有？他先问死亡是不是很痛苦，医生说：有一点，可很快就会过去。爱因斯坦说：“那我就安心了，我已做到我此生可能做到的，了无遗憾，唯一希望的是，你们能让我有尊严地走。”因此爱因斯坦完全没用人为的方法延续他的生命，床边小几上放着没有做完的计算，停笔在手无握管之力的时刻，自然而有尊严地走了。

但有几人能像爱因斯坦这样理性，这样幸运？哭哭啼啼的家属，总在身边拼死拼活用各种方法延续将死者的痛苦。我自己是写好了安宁死亡的遗嘱，也作好树葬的打算，但最后能否如愿，却一点把握也没有。

树叶飘落下来，那是一个个体，相对于它，有几百几千片树叶的树是一个群体，但相对于整片树林，单株的树又是一个个体。个体的生命是在发扬延续群体的生命，今年不去旧黄，明年哪来新绿？这道理我们都懂，但是，站在落叶的立场，它的生命却是它唯一的，就这么来一次，没了就是没了，全没了，可不只是统计数目中小数点后的一位，怎能不珍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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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想起管先生来。也曾吸取阳光，也曾承接雨露，努力地为树的茁壮，做过一番贡献。但是一阵风雨，被吹离故枝，从此飘零，再回不去。那叶片还绿着呀，为什么呢？不过是想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罢了！

“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多么谦卑的一个愿望，但在今天不容易。海峡彼岸，稳定压倒一切，什么自由意志，只要一点点抵触到稳定，哪怕只是某个单位某个个人的稳定，就必须排除。海峡此岸，中国人已愈来愈成为异类，是中国人就不是台湾人，不是台湾人当然就不爱台湾，一切中国，历史的文化的，都要排除。管先生那么稚子般天真地珍惜中华民国身份证，中华民国究竟是什么呢？共产党鄙夷它，一九四九年后就不存在的一个幽灵，民进党怨恨它，一个外来的政权，让人联想起二二八、高雄事件这些悲痛的回忆。国民党也想扬弃它，真是一个累赘，每到选举就躲得远远，能不碰就不碰。

但十分吊诡，这样一个被各方鄙夷，怨恶，扬弃的符号，竟存活下来，而且活得愈来愈坚定，现在连阿扁也都来拥护它，你说政治吊诡不吊诡？

天慢慢昏暗，暮色笼罩下来，风也慢慢大起来。该回去了，绕过栏杆，风卷着黄沙，滚滚呼呼地横过跑道，操场早已没人，明天当然另是一番气象，又会热闹，又会充满了人。明天，永远会有明天，但对一个老人，过一个明天就少一个明天，连清华大学的名字也快消失了。那可是他看着诞生的呀，悲哀洋溢全身，蹒蹒跚跚的，老人横过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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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就给雅明通了个电话：“出版吧，我和你一起负责，老管在世，他一定会要出版的，我今天去了操场。”

管夫人，对不住了。但可以向您保证，这本回忆录现在只出繁体字版，销路不会超过一千册，不会激起波澜，恐怕连一丝涟漪也不会，我们只是想留下一个纪录，一位原来有热情有决心的革命青年，做了一辈子的科学家，最后，为了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流落异乡，有家难归，也许，也许，若干年后，这本回忆录可以在他的故土出版，他的学生，他的子孙，翻阅之后，会认识到一个倔强高贵的灵魂，曾这样地过了他唯一的一生。

管夫人，你已经尽力了。所有一切责任，政治或非政治的，雅明和我共同分担，我们对管先生负责，也对中国的读者负责，中国毕竟不再是文革的中国了。

第十一讲文革之后（I)

送交者: sssa 2007年4月27日23:23:16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回答: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由 sssa 于 2007年4月27日23:02:07:

周树人

第十一讲文革之后（I）

·“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
·批林批孔
·胡耀邦
·李昌
·四五事件
·文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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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是李雅明，今天是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十一次请管惟炎教授录音，管教授，请。

·“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

管：我们接着讲一九七三年我们十三个人的“高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第一站是美国东部的Brookhaven，在长岛。除了访问加速器外，杨振宁先生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所以他就在家里接待了我们代表团，他家就住在长岛的海滨，自己还有一艘游艇。后来又请我们到一个饭馆里吃饭，在吃饭时他告诉我们，我们感觉很奇怪，他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就在餐厅打工，在西方是很常见的事，我们就感觉很奇怪，怎么博士研究生会在餐厅里头打工。我们除了见到杨先生，还见到吴健雄女士，还有一些搞高能物理的中国人，比较有名的是他们两位，还有王浩在纽约市请我们吃饭。

离开纽约，第二站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访问了两个实验室，一个是Argonne实验室，另外一个当时叫高能物理实验室，现在已经改名，当时正在建一个400GeV的加速器，这个加速器直径有两公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是建在地下，在加速器周围都是磁体。当时负责建造加速器的是威尔森教授（编注：Robert R. Wilson，1914-2000，1967-1978年间担任费米实验室的首任所长），也是这个所的所长，欧洲CERN（法文Centre Europe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eaire的缩写，即：欧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Nuclear Research）也正在建一个规模差不多的加速器，但欧洲需要花很长时间，因为欧洲人比较认真，一切工作都很细致，准备工作都好了才开始做。威尔森就比较讲究效率，比较快，但是就粗糙一些。正好我们去的时候，是调试的阶段，遇到很难的困难，甚至威胁到他是否会被免职。主要的问题是真空上不去，后来发现有一只鞋子在里头，这是一个大笑话，我们听了以后觉得这样精密的东西，怎么会有这种失误，不过后来还是按时成功地输出了，是在我们走了以后，威尔森还是保留了他的职位。现在这个加速器已经变成1000GeV，能量翻了一番，主要使用超导磁体，在加速器的周围，实际上是一个低温工厂，周围都是一些供应液氦的氦液化器。超导线圈的好处是，如果不用超导线圈，磁场可能只有20kG，是常规磁体的极限，如果要建一个还是用20kG的常规磁体的话，把加速其扩大能量的话，就必须换一个更大直径的环，原来的轨道就不能用了，必须重新建一个直径更大的完全新的轨道，那工程非常浩大。利用超导磁体把磁场加一倍，还是可以用原来的轨道，这是超导磁体在加速器上非常重要的应用。另外我们在Argonne实验时参观他们用七吨重超导体做的气泡室——高能粒子的探测器。在气泡室以前，主要是云雾室，主要是用气体。气泡室是液体，利用的低温的液氦，高能粒子通过时，就把周围的氢气气化，形成气泡，然后就可以看到径迹。所以需要很强的磁体，因为要靠磁场使带电粒子弯曲，要求弯曲的半径小的话，磁场就要大，或者空间要大，分辨率才比较高，如果能量非常高，基本上是直线。所以如果不在很长的空间，很难看到是否有弯转，所以需要大体积或是高场强的磁体，超导磁体先在高能物理方面得到比较重要的运用。这是在大陆，我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也就是发展超导材料，能够用作强磁体。当然一般比较小的加速器，用超导并不合算，大型的加速器或探测器，就非用超导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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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的加速器理论研究室，专门研究加速器理论的人是一个华人叫邓昌黎，那时我们代表团不能接见邓，因为邓被蒋介石接见过，而且在台湾被认为是模范工程师，蒋介石给了他这个称号，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亲台湾的。但是整个接待工作当中，美方当然安排了有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单独跟他会谈。当时确实有些人要求单独跟我们代表团见面，美方一般都是制止的，怕出意外事故。当我们到旅馆时，我们的保镖在我们前面先下车，在旅馆大门口排成两行，把人行道的人挡住，让我们过去，以免在这过程中出了差错。当时有些美国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发生争执。我们巴士的前后都有警车，感觉很威武，但是行动被限制，当时我们也不敢自由行动，使馆方面也不准随便上街乱窜。我们的旅馆一般都是比较高级的饭店，每天我们的招待费好像是三百美金。除了国际旅费是我们自己出的，进了美国就完全由美方招待。

从芝加哥再到旧金山，就是SLAC，那时看到一个斯拉夫人叫柏金斯基（编注：可能是指W.K.H Panofsky，1919-，在1961-1984年间担任SLAC主任），这个人就是SLAC的头，这个直线加速器的长度是两公里，2.2GeV的能量，当时计划要用微波超导腔来改进，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当时有这个意图，用在直线加速器上，用超导体作微波的腔。还参观了附近工厂及斯坦福大学的材料中心，在旧金山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

最后一站是Los Alamos，是做原子弹实验的地方，我们提出参观的理由是，那里面也有一个直线加速器，斯坦福那个是电子的，这边是一个质子的，能量只有800MeV，就是能量比较低，也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主要的目的是产生中子，所以也叫中子工厂。是在新墨西哥州，从Albuquerque改乘巴士，盘着山道进去，那里等于一个小的科学城，周围都是为这个研究所服务，相当于中国的三线省，就是在很隐秘的地方，第一个原子装置就是在那里爆炸的。市长是一个女的，有一天早上接见我们，就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礼物，是一个亚克力里头嵌着第一次核爆以后融化的岩石小块。当时我们为了这件事讨论了一个晚上，要不要接受这礼物，因为原子弹虽然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讲也是有好处，但是这是美帝的原子弹，接受了可能有问题。中国有一个科学代表团到日本去访问，日本科学家就送给每人一个蜗牛，回国以后，江青发现了，就把这个代表团的人去批得一塌糊涂，说他们是受了人家的污辱，蜗牛动作很慢，就便是在讽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进步很慢，你们居然还把它收下来。总之你在接受外国人东西时，像原来那个国务院的原子笔我们就不敢要，这个东西拿回去以后，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当时有一个外事局的人，跟黄华联系，黄华当时在华盛顿。拒绝人家这东西，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可是不拒绝又怕回去以后出问题。最后我们经过讨论以后，决定还是收下，但是回去以后不要讲，这东西现还保存在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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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到华盛顿，美国科学院举行一个比较盛大的招待会。会上有不少当时在美国有点亲大陆的学者，那时亲大陆的还不是很多，一部分是参加保钓运动当中，比较亲左的。在华盛顿见了黄华，然后从纽约经过大西洋到日内瓦，十二个西方国家合资建了一个核子研究所，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在苏联郊区都普纳，也建立了一个联合核子研究所。因为高能加速器的投资很大，需要许多国家来合作。这个加速器也是在地下，在日内瓦，有一部分在法国境内，所以在法国那边也有分部，我记得为了要参观另一半，还要通过海关，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在这时我们见到了李政道，还有丁肇中，当时他还没有得诺贝尔奖，很年轻。我们内部曾判断，杨振宁是没问题，因为他已经到大陆访问过了，但是对李政道就心存疑虑。后来李政道还特地赶回来见我们，丁肇中当时就在日内瓦做实验，还有袁家骝。袁家骝、丁肇中、吴健雄、邓昌黎、李远哲，这五个人是推荐我到台湾来的，那时台湾邀请旅居海湾的大陆杰出科学人士，有个规定，一定要由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推荐。袁家骝长期的工作地点是Brookhaven，当时他到欧洲作访问学者，他跟我们接触比较多，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比较关心。在日内瓦访问完以后，他们招待我们到伯尔尼、苏黎世，然后就回中国了。

我们原本担心会出什么政治性的问题，后果就很严重，还好没有。七二年到欧洲，七三年到美国和日内瓦，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觉得，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参加了共产党，终身为这个理想去奋斗，宣誓时甚至生命都可以牺牲，当然也觉得很高尚。另外却又有一种感觉，从我入党以后不久开始，觉得自己被一个东西绑住了，不能完全自由自在，所以就很羡慕自由世界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国内你走哪都有人监控你，尽管像我这样的人也一样。为什么我在科技大学胆子那么大，敢支持方励之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问题，是真正有一种在党内是主人翁的感觉。并不是真正有人监控，但是你就是放不开，因为那时就是每个礼拜，后来是两个礼拜或一个月，要开一次会，缴党费那倒是没什么，要换个地方就是组织调动，一般来讲都很难。另外其他所有事情，不管你走到哪，都是有不自在的感觉，当然自己也愿意为这个事情而牺牲，但是知识分子还是希望有比较自由的天地，属于个人完全自由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方比我们要自由一些。另外物质文明的差距，当时来看是比较大的，大陆那是比较贫困，现在可能慢慢也进步了，这方面的影响倒不是很大。因为即使我们没去我们也知道，普通老百姓也许不知道。我们在法国时，他们还故意让我们去看贫民窟，马克思也写资本主义的另一面无产阶级，我们一看，只觉得非常好的公寓嘛。像物理所很多人很长时间住在“鸡窝”里头，结了婚以后是石棉瓦做的房子，很矮，而且不是真正的房子，我们住得比较正规的房子，也是很小，生活条件来讲，那时差距就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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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年总理比较权威一些，原先总理好像是边缘人物，江青、陈伯达，这些人很嚣张的，这时他们好像都有点问题了。接着就是邓小平复出，好像是在七三年。在复出以前，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我现在要给你们推荐一个人，你们会很吃惊。因为刘邓路线，说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头之一，最后毛泽东就说是邓小平，当然他也讲了一些好话，希望他当总参谋长，兼副总理。那时周恩来好像就开始身体不好，所以有邓小平来管一些事，另外他讲邓小平这个人是绵里藏针，又柔又刚，很有能耐。后来邓小平来参加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一九七四年我在干校时。另外美国福特总统访问中国，我们也到机场去列队欢迎了，邓小平也去了。第二次可能就是卡特了，可是那时内部已经开始批邓了，邓小平还到机场接见，那次我也去了，看见邓小平的样子，我们已经知道，内部都已经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要批邓，看他已经很紧张的样子。另外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介绍邓小平的报告里，同时宣传红楼梦，因为过去老旧的书都是四旧，唯独他认为红楼梦是好书，还问江苏省委书记许世友读过没有，这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好像经常毛主席讲话会常引用红楼梦的文句，他在苏联给我们讲话时说“东风压倒西风”，就是王熙凤讲的话，毛泽东对西方或现代的东西知道得很少，中国的古籍知道得比较多。他接见尼克松时，人民日报登他在书房接见的照片，他的书架上全是线装书，另外还有一个大痰盂，这个人基本上对西方现代的东西所知很少。我曾经称赞过他对战争的天才，打仗这方面确实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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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时，江青推广样板戏，因为样板戏要拍成电影，需要用胶卷，认为这是一个大事，所以根据江青的指示，科学院在七四年左右专门成立一个“感光研究所”，现在还有这个研究所。接着在一九七四年轮到我要去干校，也是坏事也是好事。七四年是批林批孔开始，在物理所来讲，具体情况就是在批我写的提纲，好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当然包括我们研究组里，比我们年轻的人，当时我很积极，很支持这些东西（基础科学研究），不只提纲还写过别的东西，在他们看起来完全是反动的。那时有年轻人就嘲笑我，说我太幼稚。我当时觉得不会，因为经过反复，还是证明科学院的研究工作，还是要有比较常规的秩序，不能这样乱搞。结果还是他们说对了，我当时确实顾虑不够，比较幼稚，我就觉得总结前面的教训，应该不会再反过去了。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开的七千人大会，他自己都承认错误了，就应该收敛，不该再乱搞，结果还不是又搞了个文化大革命，比大跃进还要厉害，而且搞了十年。我们进干校以后，江青发动了批走后门，那年开始很厉害，声势很大。走后门就是说，什么事通过关说，干部子弟从农村到城市里参军参干，都是走后门。批走后门影响面很大，对各级领导冲击很大，很快被总理制止了，所以江青很恨总理。江青发动这个批走后门，当时下面老百姓非常高兴因为对象是干部，老百姓有什么走后门，他又没权没势，各级领导干部实际上都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亲戚朋友或其他来关说的子女，安排到比较好的位置。这样一来，所有的干部都紧张，都涉及了。周总理为什么制止了，前面一次已经因为走资派把各级领导打下去了，这样一来，又要把新的领导打下去，很危险，后来就很快刹住了。

接下来不久就开始批林批孔，批林可以理解就是林彪，过去把他尊为副主席，现在要清毒，把孔老二（孔子）拿出来批，大家就不太了解。当时毛主席在林彪事件公布了他给江青的一封信，其后果，包括我这样的人，对毛泽东的印象就一落千丈。为了推卸他将林扶成副统帅的责任，心中似乎早就知道林不是好人，他给江青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写的，内容大概是说，林彪这些人虽然拥护他，实际上是心怀鬼胎。那你既然早就已经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还把他弄成副主席，因为一直宣传毛主席明察秋毫，什么事都看得清清楚楚。批判刘少奇很大的罪状是招降纳叛，刘少奇重用了包括薄一波、彭真这些人，当时被认为是叛徒的人，他们都是关在国民党监狱里，抗战初期才放出来，说他们在监狱里都自首了，所以是叛徒投降了，实际上是冤枉的，要说刘少奇是招降纳叛的话，毛泽东便应该是更大的招降纳叛者，因为他把刘少奇这个大叛徒来作为副主席。林彪不是也是叛乱吗？毛泽东的说法实在说不过去，你既然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还要重用呢？心中还说了一些故作谦虚的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他自己并不怎么样。发动参观林彪在北京毛家湾的住处，说他生活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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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一般都设在比较落后的农村，我去的是在河南省的确山县，是在平汉铁路交通干线上，不过我们不是在确山县城，而是在确山的乡下，山沟里头的人民公社叫做香店大队。一般干校规定是一年，前半年是插队落户，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三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后半年是集中在干校里学习，同时也劳动，并不是正规的学校，只是有几间房子，全部的人挤在大通铺。前半年真是看到中国最落后的地方，比我在东北土改时还要落后，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住在那老百姓家，真的是跟牛住在一起，夜里牛反刍我们都知道，床上虫子很多，门口就是一个大粪坑，为了施肥用的，味道很重，也没有厕所，就直接背对着粪坑解决，如果不小心就会跌到粪坑里头。吃饭的话是粗粮，没有稻米、白面，只有玉米、大麦这些，几乎没有菜，只有一点辣椒，整个这一段生活真的是很艰苦，当然就是为了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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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是每个人都要去还是？

管：每个人轮流都要一年，我轮到是比较晚，在我前一年去的人，从一个意义上说很好，那时因为周恩来的缘故，晚上可以学习英语，学业务，还能搞一点劳动以外业务的东西，所以我去时带了一箱子的书，到了以后，才发现我这一届不行了，因为开始批林批孔，不允许看业务，当然到了后期比较轻松的时候，还是偷着可以看，我记得我看了狄拉克（编注：Paul Dirac，1902-1984，英国物理学家，获一九三三年诺贝尔物理奖）的量子力学。贫下中农觉得我们劳动不错，临走的时候，他送我们一面奖旗，旗子上面就写“中国科学院‘无’理研究所”，他们也搞不清出什么物理，就以为是有理无理的无理，真是哭笑不得。在后面半年除劳动外主要是批林批孔，我们就发现物理所正在批我写的提纲，一起去的都是物理所的人，大家也知道是在批我，不过在那倒是相当友好，没有人批我，假使我在物理所的话，可能就得上台接受批斗了，倒是没有把我揪回去批斗。当时带队下乡的是一个复员军人，后来在物理所当副所长，他还跟我比较友好，保护了我。在那里一开始是不准看书的，打扑克牌倒是没有人批判。在干校时，我们负责种西瓜，西瓜成熟时夜里还得到瓜棚去守夜，因为怕被偷。那时比起跟老乡在一起时生活就比较好了，到干校时因为自己养猪，每天杀一头猪。

郑宗爽在原子能所，比我早两三年去干校，她去的时候是跟他们说永远不回来了，所以他们也不问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是在湖北省荆江，在长江上游武汉上面，比我们还要苦，下田种稻米、除草什么的，完全跟农民一样。我在大陆下放过两次，第一次是到四川参加四清，第二次是到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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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

李：像到这些地方，知识分子又不太会种田，怎么办？

管：就要学啊！那时有些复员军人跟我们一起下去了，他们原先就是农民出身，就很厉害，也会教你。

那时提出来“儒法斗争”，一方面批判孔老二儒家，一方面推崇法家管仲，大家学这方面的历史，当初怎么儒法斗争。始终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批孔，有人说是因为林彪在毛家湾的家里，挂了很多孔子的教条。传说周恩来是大儒，但是没有正式摆出来批，实际上原意要批周。就像第二次庐山会议，批陈伯达，当时也有感觉不只是批陈伯达，后来证实是批林彪了。

李：你们在北京不是应该有些小道消息？

管：小道消息后来还有，更加莫名其妙的是一九七五年批水浒，那时我已经从干校回来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把批水浒联系到哪一个国内的政治人物或事件。物理所也批水浒批得很厉害，我刚刚讲我到干校的领导，他对批水浒就很积极，这个人的好处是，水浒你批宋江怎么批也没关系，要是对活人批就怕对不起人了，所以他对这很积极，对其他的反而不积极。批水浒最核心的一条是，原先认为说水浒是正面的东西，宋江是英雄，后来又说宋江是叛徒。小道消息就有人将说这是暗批周恩来，认为周恩来是叛徒。周恩来在重庆待过八年，更早时跟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就合作过，抗战胜利又到南京梅园，一直到国共全面内战才撤回来，所以这中间好像有问题，这个始终没有摆到台面上，只是下面传的小道消息。其中有一个小道消息是，周恩来临死以前，康大姐（编注：康克清，朱德的夫人）去看他时，他说他不是叛徒，这是传出来的。他也知道批宋江可能是暗指他，只是没来得及事情爆发，他就死掉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他的去世震动很大，我认为从此是多事之秋了，就是事情会比较复杂。因为周恩来在的话，还可以顶住一片天，那时邓小平已经第二次被批下去了。就在一月八日前后，毛泽东发表了他最新的诗作，几首诗，那些事的含义大家不太理解。我的男孩是一九七三年生的，到一九七六年三岁左右，也能够背那些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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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李昌

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科学院当时很乱，就派了胡耀邦到科学院，胡、李、王三个人。李是李昌，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念清华大学物理系，还没毕业就到延安了，后来在哈工大也当过校长，后来是团中央书记，跟胡耀邦在一起，有好几个书记，胡是总书记，文革初期时都被打下去。除了北京市政府，北大彭真这条线，首先被打下去的就是文艺界的头，然后就是团中央，团中央书记都一个个被押在团中央楼上示众。那时真是革命，一般人有问题顶多是抓到牢里，这个还游街戴高帽什么的。王是王光伟，主要是胡、李、王。在这段时间里，后来又调来两个人，一个是非常大的干部，刘华清。刘华清我还跟他打过交道，因为他是负责管后勤。这些人能解放出来就算已经不得了的事，本来都是走资派，都被打下去关在牢里。原来的中央委员里有两个人首先被解放，其中一个胡耀邦，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解放了，是毛主席点的名，先把这两个人解放出来。所以这些人，像你看到刘华清这么大的干部怎么到科学院管起后勤来了，当时他们都觉得很不错了，因为至少被解放，不是敌人了。胡耀邦跟李昌很活跃，经常跟我们联系，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就是邓小平出来的那一段，每天开座谈会，实际上是拨乱反正又把以前的东西（文革认为不正确的）统统都搬回来了。整个思想体系，这些人跟我们比较符合，所以我们那时也很吃香，一直到批邓以后，才又被打下去。胡耀邦是党组书记，不是院长，实际上是第一把手。他直接由司机载到物理所，事先没有通知，跑到二楼会议室，所有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来了，就马上通知革委会主任郭佩珊，立刻将所有党委委员叫到二楼会议室，那时我也是党委委员，跟胡耀邦一起座谈。结果他什么话也没有说，第一句话就问郭佩珊，工资多少，而且每个人都问，问完以后就说“太低了”。他就说要怎样让科研人员条件更好，住的房子要改善，两地关系要解决。像我也有这个问题，郑宗爽是在郊区很远，只能每个礼拜见一次面，后来郭佩珊也帮忙，把她调到物理所来了，胡耀邦的意思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后来不是打下去了吗，他们跟着也统统被打下去，就把胡耀邦、李昌，由造反派揪到物理所在五楼会议室批斗，这是七六年批邓以后的事，还要让我们这些人参加揭发。我记得胡耀邦表现还是不错，因为胡耀邦并没有被宣布有罪，只说他有问题，造反派就可以把他揪过来斗。这是科学院出现小四人帮，以柳宗阳为首，之后四人帮被打垮，他们也被打下来了。那时就是他发动的，物理所也有他下面的人，就是物理所的造反派，一直到我们室里也有造反派。我们室里的造反派就是原来科技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原来也是我的学生叫钱永嘉，他那时整我也整得很厉害。在我们研究室里干部要站队时，我那时当然也说自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第三类，自己不能认为自己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因为毛主席说分四类，自己通常干部都说自己是第三类，那时干部只要能争取到第三类就已经不是敌人了，第四类就是敌我矛盾了。那时我们室里的造反派分成两派，其中有一派是以钱永嘉为代表，我和他讨论过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想说明我不是走资派，他就是不同意，还认为我是敌人，当时不是只有他，是一派人都这样认为。理由是，我学的是苏联修正主义的东西，而且我写的汇报提纲什么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另外一派是保我的，这一派的头头是赵忠贤，他们就批赵忠贤是远程大炮，光批刘少奇，你自己面对的修正主义分子你就不批。后来说要三结合，要解放一个干部出来，我们室里选来选去还是认为我比较好一点，上面规定说要实际考察，看行不行，另外要参加造反派的学习，当时我比较聪明的是，这两派都在争取，有的地方是两派各推荐一个老干部，为了让自己推荐的上去，两派就互相批斗，所以很多地方都纠缠很久，因为造反派始终两派兜不在一起。我就采取一个策略，因为要解放，必须跟造反派学习革命理论，他们就组成一个帮助干部学习的会，我就参加反我的那一边，因此他们就比较不反对我，我参加这个的选择还是比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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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批判胡、李，其中“五子登科”是他们的罪状，就是搞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有说他搞大差距，要给研究人员提高薪水，就像苏联一样搞特权阶层。另外是镇压造反派，因为他来了造反派就靠边站，不受重用，其实那是造反派也还算是有分量，没有真正被打下去，只是不像以往可以当头了。

李：除此以外，您对胡耀邦的印象怎样？

管：那个时间并不是很长，给我印象比较深是我们直接接触。凡是经毛泽东一批就是不得了的事，当时科学院研究所的一个人，自己办了一份生物方面的通俗杂志，被毛主席看见了，认为办得很好，后来这个人就诉苦，说他办这个杂志有多困难，大家都不支持，就批他所里的人。那时胡耀邦是领导，所以胡耀邦也有问题，你们科学院的事怎么胡不知道，还直接通到毛主席那里去，而且毛主席也支持，你们怎么不支持，所以胡耀邦那时也有点慌了手脚。就在会议上，把所里的领导大批了一顿。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所里的郭佩珊他是革委会的主任，三结合时他站出来的，他的行为言谈举止，无形之中就受到造反派的影响，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观点去讲，后来邓小平一出来，他就变成有错误的人，下面原来保守的人，在开会时就攻他，李昌还出席过一次，郭佩珊当时就有点不服，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没点名的批评了郭佩珊，而且还拍了桌子，郭佩珊本来就有心脏病，那次以后心脏病也发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胡耀邦在团中央被批下去时，有一份非常长的胡耀邦的检讨，是红卫兵的小报里头传的，这份材料我现在没有，后来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如果要是看到那份检讨，那对胡耀邦一定是全盘否定。他检讨批判了说邓小平怎么不好，邓小平搞阴谋，然后承认自己完全是为了往上爬，所以巴结邓小平，反正就是百分之百完全否定自己的一个检讨。当然在文革期间每个人都被迫要斗私批修，他这个是相当彻底了，别人一看，这个人根本是大坏蛋。这个材料西方好像也没有人听说过，但是是真是假也没人知道。胡耀邦在那个地方发火了，我当时也感觉到他太容易冲动了，后来他下台跟这个太容易冲动也有关系，批邓后又反过去他们又打下去，郭佩珊又神气了一番。第二次胡耀邦就没有来了，邓小平打下去了以后，后来四人帮打倒，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一下子就变成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就没有到科学院，但是李昌来了，郭佩珊又有问题。我们所里头，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紧张得很，原本是中间斗来斗去，弄得互相仇恨，原来八个党委委员，有两个自杀。按常理来说现在我比他们权大得多，后来我当所长，我并没有收拾造过我的反的造反派，而且后来派人出国访问我还把他们放在前面，差不多是第一批能到国外去深造的，我理解这些人是上了毛泽东的当，自己认为很革命，当然一方面他们也是有私心想夺权，但是归根究底都是毛泽东搞的，如果继续报复下去，那不是永远没完没了，文革期间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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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甚至十年以前，一直没调过薪，大概有二十年左右，忽然在邓小平主政时要调薪了（那时的调薪还不是后来李昌想搞的，主要优待研究人员，当然李昌的思想是对的），但是下面反对得不得了。那时调薪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可以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那要哪些人可以调呢？就要群众讨论，三板定案，要经过三次的讨论。这时就相持不下，因为平常如果每年都调的话，今年百分之四十没轮到，明年可能会轮到我。现在就不同，这次是突然上面来的命令，也许得过二十年才能再调，所以大家就拼命要往里头挤，因此复杂得很，群众斗群众。有一个笑话，物理所有一个研究组讨论到最后压缩成五人，还是多一个，要从最后的两个人里挤下去一个，这两个人僵持不下。后来其中有一个人要上厕所，结果就决定把他去掉，因为他在场的话，不好意思这样做。所以就有笑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如厕。这是在七六年，四人帮还没打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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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事件

以上讲的都是文革期间的事，在文革期间我还有七二年七三年到国外去访问，七三年以后七四年又去了干校，七五、七六经过批邓，中间有不少反复。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去世，紧接着华国锋代理总理，就开始批邓了。批邓在科学院，就开始又紧张起来，本来胡耀邦来了，邓小平复出，我们有一种感觉是解放了，但是忽然有一天要所有的人到礼堂集合，说邓小平有问题要复辟，要批邓，我也不记得说他是什么问题，我们就知道这事情不妙了。这以后不久，邓小平还出面接待美国总统，在机场我也去了，看见邓小平神色很凝重，因为内部已经开始批他了。一开始还是胡耀邦他们传达，后来因为胡耀邦是邓小平路线，实际上胡耀邦好像是毛泽东点名要解放的，安排到科学院是邓小平的安排。总理去世以后，那段时间开始批邓，毛泽东的威信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高了，人民心目中实际上对邓小平很欣赏，就以纪念周总理去世为名，发生了“四五事件”。“四五事件”在北京，总理送葬时规模很大，那次就有点像“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胡耀邦一样，说是纪念周恩来总理，实际上更多的是反对批邓。“四五事件”整个有一个诗集，收集群众自创的悼念的诗文，影射四人帮，很多诗把他们的名字串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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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五事件”有死人吗？

管：有二十几个人被抓起来，用木棍打，没有听说死人，所以“天安门事件”被认为是邓小平大的败笔，就是“四五事件”是四人帮的，当然是用华国锋出的名，实际上是四人帮挟持了华国锋，搞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北京，在四五事件前后听到很多传闻，有点像天安门事件一样，就是传闻很多。内部传达是说他们是反革命，甚至说他们的后台是邓小平，四人帮是这样讲，那时四人帮还在台面上，很嚣张。在四五事件以后，等于又把反对王张江姚的人镇压下去，可使人心已经对他们恨之入骨了。在事件过去后的五六月份，我们在长沙开一个会，是超导的学术会议，科学院主办，由我主持，把全国研究超导的人集中起来开会。科学院派了一个新技术局局长造反派邓述慧（女性），是科大数学系毕业的，本来是年轻的科大学生，毕业以后分发到科学院当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后来因为造反变成新技术局局长，这个人倒是相当不错，她没有乱整人，而且她整个思想体系都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她没有一些劣行，所以后来就一直上去了。她算是头头，我是主持学术方面，我们还合作的蛮好。最后她提出说我们去访问杨开慧的故居，离长沙大概几十华里，我们只能保密行动，因为实际上是表达对江青的反感，所以不能够传出去。大家凑了十几块钱租一辆车，只找少数比较可靠的人一起到杨的纪念馆，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还不能否定。就在这时间朱德去世了（可能是五月份）（编注：朱德，1886-1976，逝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当时我们也只能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江青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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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发生唐山大地震，夜间我们全家从三楼宿舍跑出来，接着有两个月的时间，不敢回到家里，就住在物理所院子里搭的帐篷，北京倒是没有死人，只是有些老旧的建筑倒塌，当时我是物理所革委会的成员，我要负责到城里看我们的同仁有没有事。就在那期间，忽然宣布毛主席去世了（编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事先没有任何警觉，柳宗阳来宣布。开始学习毛主席一生伟大事迹，大概一个月以后（编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才开始把四人帮揪出来。事先也没有想到，因为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好像都是毛主席文革的领导。

李：当时知识分子对周恩来、毛泽东两人相继过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管：知识分子当时都是处在无权的地位，不敢有什么表示。当时我们所上一些老科学家，几乎是处在社会阶层最低的地方，文革期间被罚扫厕所、罚站、住牛棚，所以他们好像都是处于一种抬不起头来的地位。我自己在任何一个时刻，我还是比较乐观、自以为是的态度。而且在有一段时期，刘邓发动群众批评领导，我也是站在群众那一面，当然我没有造反行动，但是在思想感情上认同。虽然我不主张把这些人关牛棚惩罚，但领导有不少不好的地方，群众提意见写大字报，应当有这个权利。但是后来搞成把老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敌我矛盾，这是我就不能接受了。文革当中，造反派也要求我们斗私批修，我检讨承认有私心，现在我也不会否定，也会承认那个检讨是对的，因为当时我是诚恳地检讨，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逼不得已，我自己觉得任何时候不能说违心的话。我看到胡耀邦的检讨就是这样，后来他又作了检讨，在天安门事件以前胡耀邦刚下台，又作了一次检讨，在那次检讨就骂方励之这些人是坏人，因为包括赵紫阳都说我们学校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到后来学生慢慢起来，胡耀邦又说他们的检讨不对了，错怪了一些人，总之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我为什么对陈云印象比较好，就是虽然大家都说陈云是左的，但是他的人品很好，一方面在东北解放战争，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来了，我们亲自听他报告，把危机在他的领导下解决了，把局面打开。后来像国内发生很多经济问题，大跃进饿死很多人，他又出来管经济，两三年就恢复了。当然他是计划经济，苏联的那一套，但是他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什么异想天开的大炼钢铁，乱搞的，他把这些都收拾起来了。他没有做过假的检讨，他就算靠边站坐冷板凳，他也无所谓，因为不做检讨就不能再出来。由此种种来看，陈云这个人实在是不错。

文革期间，各个单位都派人到外面去出差调查每个干部的历史，也包括我，要清算我整个历史，实际上是拿公家的钱去旅游，要自己交待一切，还派人一一去了解核对，验证你写的书面材料，是不是有假。这不光是我，包括所有的干部都是这样。实际有人就借这个机会去公费旅游，另外也是想从这里尽量找出你的毛病来，所以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有的证人不老实，说的加油添醋就糟糕了，本来他们就希望你是第四类的走资派，再加上调查出现有些地方有问题。当时张劲夫已经被总理点名说他是走资派，要打下去的，从这一点看周总理也是有问题。张劲夫是新四军后勤部部长，抗战时跟方毅在一起，所以当时造反派就去方毅那调查张劲夫，调查多半是证实他当时没有问题，但是方毅不但证明他没问题，还讲了很多他当时的功劳、优点，我当时就觉得方毅这个人不错，他那时还没打下去，是商业部部长，已经揪他揪得很厉害，但是还没完全下来，定为走资派，他实际上也是没有权了，可是人家去向他调查时，他还是讲了很多好话，他们确实也是老战友了。有的人就不实事求是，反而添油加醋，他确实就是想把这个人保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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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后

在四人帮打倒以后，还没公布的头一天晚上我就知道了，科学院有一个人消息灵通到我家来告诉我的，我们所里的造反派也不知道。那时华国锋是主持的，但是内部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因为华国锋后来也被打下去了，所以在我看对他有点不公正，至少这是在他主持情况之下打倒到四人帮的，当时他当然也有不正确的地方，譬如，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毛主席”，这些社论这样讲法后来有点阻碍邓小平复出，不过虽然邓小平被批下去了，群众还是希望要把他给请出来。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邓小平才复出，这是不是他在阻挠我们不知道。但是揪四人帮就是大事，如果四人帮还在上头，那不得了的事，而且四人帮当道时华国锋好像是被架空，毛泽东临去世前，华国锋还见不到毛主席，是毛远新在中间传达。华国锋也不是毛泽东嫡系的人马，他是科班从地委书记一步步上来的。他当副总理，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时，就是科学院胡、李、王那时候，他还到科学院开过一次会，约见了六个人。还是还没有批邓，但是已相当紧张，四人帮跟邓小平都在上头，所以他比较谨慎，但是会议上的人都说是科学院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搞法，他好像都还听进去了，他当然没有表态，因为他很慎重。我跟华国锋一共握了十四次手，因为那时好像各式各样的会比较多，他可能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瞎统计的。后来又有人说打倒四人帮是叶剑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老帅军权在握，但是华国锋当时毕竟是第一把手，他要是不同意的话，也不能做。所以把四人帮捉起来和邓小平复出，是两回事，但四人帮如果没有下来，邓小平也不可能出来，因为批邓嘛！所以捉四人帮这件事，他应该有一份功劳。后来大家批他，仍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毛泽东那时的口号，华曾主持开了一个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个我没去。又有一个工业学大庆会议，前半段在北京开，后半段在大庆，我参加了这个会。前半段是学文件，后半段在东北，开会期间，很多部长都去了，强调大庆这个油田是在地下的，地上是变成农场、牧场这类地方，工业跟农业结合。最重要的，当时提出来很多指标，相当振奋人心，当时我回到北京还在物理所传达过纪录，大家都很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