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龙]

龚小夏1956年在北京出生，但在广州长大。1965年她的祖父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后，她的父母被下放至农村，以致龚小夏在三年小学教育之后再没有上过课。后来，他们全家再回到广州，龚则在一家工厂工作。1974年，十八岁的龚小夏因参与“李一哲”集团大字报反对运动，批判文革，鼓吹民主法治，广东当局以“反革命”罪名予以隔离审查，至1978年3月才重获自由。

与集团的其他三十多名成员一样，龚小夏被在家隔离审查，并在公开大会上遭受攻击。而当时的广东党委书记赵紫阳（后来的改革政治家）则出面保护他们。1979年初，李一哲集团成员在广州被平反，公共媒体也多方正面评价大字报。一年后，她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北大取得学士及硕士学+位。

1987年，龚小夏留学美国，1995年在哈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即在美从事教学、研究、写作及媒体工作，曾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主任。2009年，龚小夏担任美国弗吉尼亚州议会共和党籍候选人，美国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亚裔委员会主任。 2009年她在美国出版自传 “ Born American: A Chinese Woman's Dream of Liberty“ （《生于美国——一个中国女人的自由之梦》）。2010年，她参加竞选，角逐弗吉尼亚州议会的共和党议员位置，以失败告终。根据这一政治经历，2011年，她通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 《亲历民主：我在美国竞选议员》一书，透露了她败选的种种原因（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问题），并描述她对亲历美国民主的体会。2013年龚小夏被任命为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主持西方国家对华的最大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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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龚小夏 (2014年6月10日于她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办公室 )

采访人（Helmut Opletal/欧普雷）：首先，我想问您，您是怎么跟李一哲集团扯上关系的？您是如何对他们发表的观点产生兴趣的？

龚小夏：主要是因为愚蠢。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政治方面触觉极为不敏锐，而且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为何我总是跟政治脱不开关系。但是对我而言，我确实坚信，真正的政治就是人民的事务。所以政治的实质在于反政治。因此我也总是在从事反政治事务。1974年，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工厂的普通机修工。这个工厂规模用中国的标准来评断还不算太小，我是生产糖果的。

采访人：您那时候多大年纪？

龚：我到工厂上班的时候是16岁，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18岁了。我还没有念完小学。我只上了三年学，因为我的家庭属于“坏的”“反革命”家庭，我们被发配到农村。

采访人：怎么会这样？

龚：我爷爷与国民党有些历史关系，这说起来就话长了，他的家庭被定性为政治上“坏的”家庭。我姥爷则是个律师兼历史学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您可以猜猜这在五六十年代有多“坏”、多“右”。我爷爷曾是国民党的将军，他后来同情共产党人，所以左右不是人，两党都认为他“坏”。因为这些，导致我们家在文革以前的1965年就已经被发配到农村。我当时才九岁，就没有受过更多正规教育了。但是我是个书虫，很爱书，也总是在读书。不许我上学其实对我来说是件幸事，因为我不用再忍受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了，他们必须每天阅读毛泽东的文章，我则不用这样做。

采访人：我估计，您的家人应该在文革期间受难了。

龚：当然了，每个人都坐过牢或蹲过劳改所，我姥爷坐了24年牢，我小姨坐了11年牢。1968年，所有人都去过劳改所了。您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应该知道，这种情况的可悲之处在于每个人的家庭。有时候我遇到美国人，他们说：哦，有人坐牢了，真是太糟了，这些共产党人……我说不，不，不。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受到了牵连，我的经历是普遍状况。那才是真的悲剧。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家庭的历史有如此的悲剧性，直到我来到美国。在这里我才意识到人们不应该这样生活。

采访人：所以在您家里应该对毛泽东和共产党都没什么好话吧？

龚：当然了，但是公开场合我们还是必须说他们的好话！我们就是尽力地避开政治。但是我已经读了很多书。我在俄罗斯文学的陪伴中长大，热爱被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喜爱被禁的音乐。我读完了我能找到的所有书。我记得1968年，有一本书将永远铭刻入我的脑海。您知道，中国人印很多“内部”书籍。这本书完全没有什么设计，就是一个蓝色的封皮和一个非常普通的书名。所以当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他们拿走了很多书，但是这种书籍中的一部分又被流传开来。

这本书很厚，样式也很朴素。我花了几个小时读完它。它叫《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者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是“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出版于1962年）。那时候让我感到震惊的东西是：我是把它当小说来读的。我觉得写的不算最好，还可以吧。一直到最后一页，当他们诅咒斯大林制造的所有悲剧，才让我觉得事情真的很糟糕。因为我小姨还在坐牢，我姥爷那时候也是活生生地当着我们的面被捕，我当时一瞬间明白过来这是不公正的。您知道人就是突然想明白了，发现所有的事情都环环相扣，您开始有个思路……

[中华龙]

采访人：您那时候十三四岁？

龚：我当时十二岁。当时我们周遭发生了很多事儿。我们这栋房子里住着大约十五人，但是除了一个没工作的女人以外，没有其他成年人。她是唯一一个没被抓进劳改所的。所有的孩子都四处晃荡，根本就没人管。所以这种情景突然让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看到的不公正。我想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所有那些书。共产党人在接手中国之后的所作所为，对国民党人做的那些，有一种植根深入的不公正。就这样一下子我就意识到毛泽东的罪恶。在那时候仿佛最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可能我的感觉就好像基督徒突然有一天意识到上帝不存在一样。这恐怕对一些人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并让人陷入恐惧。我就是承受了这样的打击，也很害怕，就等着最后一下惊雷爆发。但是这当然没有发生，可是在后来的几年里，我遭遇了太多，就很难分清楚您感受到了什么，您内心的东西是什么，您所相信的是正义是什么，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是官方说法。您就只是在遭遇苦难。就是单纯的疯狂、精神分裂，这尤其对一个青少年来说，难以处理。

无论您说什么，您都最好能做到什么都不说。我喜欢说话，但是在那些年里我是个很安静的人，不说话，因为无论我说什么，最后要么变成对我自己的不忠，要么就变成对他人的不忠。我简直无法正确做好任何事儿，那是非常艰难的几年。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叛逆的少年——一天到晚对什么都是见他的鬼吧。而我阅读了很多书籍。

我继续阅读很多，直到1974年的一天。那天的情形历历在目：我上完夜班，早上7点，骑着自行车回家，经过中山五路，有很多人在看一个大字报，我就也去看。我站在那里几个小时，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差点儿在那大字报面前哭出来。这就是我找寻的东西：您可以发自内心地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 而且他们从某种角度上将他们所写的东西进行了调整，使其听起来政治上正确。所以我站在那里，哭得像个孩子。然后我看到一张小的便条，就一张信纸大小，写着：“许多人都喜欢这种印刷版。所以我们需要您捐助我们这样的纸张，也需要志愿者帮我们印刷。”我说：“太好了。”然后我就赶紧跑去花光了我身上的钱买了些纸。我带着纸去见了李正天【李一哲大字报的主笔之一】。您去问他吧，他肯定记得这事儿。我到了那里，认识了他的朋友们，跟他们谈话。我志愿去做许多小事情。比如我带胶水，帮复印东西，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一切，成为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成员。

采访人：那时候，当您看到这张大字报的时候，您是怎么理解的？在您的印象里，它意味着什么，它写了些什么？对我来说，他们使用的言辞非常谨慎。但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的？

龚： “封建法西斯独裁专政”，您还记得这个用词吗？当我长大看到身边的人被捕入狱，被判死刑，然后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迫每十天看一次死刑。我们看到生命这么容易就被夺走了。那是非常有精神创伤的经历，我也因此变成了非常反战的人。

我们中国人都读过的历史是共产主义国际在二战中的反法西斯战争。我对那段历史非常了解，我也明白法西斯意味着什么。季米特洛夫，一个保加利亚人，他曾是国产国际的主席，他被判入狱，我们都读过他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辞。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几句；我们还读了所有这些苏联革命英雄的小说。有一本我不太清楚中国以外的人是否听说过，叫做《牛虻》。它陪伴了我的成长，我们认为我们明白为什么革命需要推翻这样可怕的独裁。所以，当大字报说到封建法西斯独裁专政的时候，马上我就把它与我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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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龙]

采访人：那时候，当您看到这张大字报的时候，您是怎么理解的？在您的印象里，它意味着什么，它写了些什么？对我来说，他们使用的言辞非常谨慎。但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的？

龚： “封建法西斯独裁专政”，您还记得这个用词吗？当我长大看到身边的人被捕入狱，被判死刑，然后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迫每十天看一次死刑。我们看到生命这么容易就被夺走了。那是非常有精神创伤的经历，我也因此变成了非常反战的人。

我们中国人都读过的历史是共产主义国际在二战中的反法西斯战争。我对那段历史非常了解，我也明白法西斯意味着什么。季米特洛夫，一个保加利亚人，他曾是国产国际的主席，他被判入狱，我们都读过他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辞。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几句；我们还读了所有这些苏联革命英雄的小说。有一本我不太清楚中国以外的人是否听说过，叫做《牛虻》。它陪伴了我的成长，我们认为我们明白为什么革命需要推翻这样可怕的独裁。所以，当大字报说到封建法西斯独裁专政的时候，马上我就把它与我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了。

采访人：您是不是认为，这篇大字报百分之百是攻击毛泽东的？

龚：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它是在攻击林彪，但是我们认为它实际上在攻击所有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总是喜欢说，最有力量的事情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您可以说出您的个人经历的真相。当我站在那里（看大字报）的时候，它变得极为强大。强大到无论有多少人来警告我说我会坐牢会受苦，我都不在乎…… 

采访人：…… 所以有人告诉您，您可能会…… 

龚：…… 是的，当我参与其中的时候,每个人都这样说。我的家人还跟我断绝往来。我无所谓，我觉得，在人的一生中有没有这个，是我的选择。监禁、被杀，又怎么样呢？我每天都被关在这个潮湿的工厂里，也不能做什么。

采访人：那我再问问您，当您值夜班回来的时候，当您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在那里吗？

龚：嗯，是的，那里总是有很多人…… 

采访人：这张大字报在那里贴了多久？被人撕走了吗？ 

龚：被撕走了。但是我们又重新贴上了一份复印件。这事儿经常发生，被撕下又被重新贴上复印件。然后我们开始油印。我非常擅长这件事。我们做了很多副本并把它们传出去。

采访人：这样听起来传阅范围很广？

龚：是的。

采访人：我其实听有人说过当当局后来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时候，他们也印刷了大量的批评，而且附有李一哲文章的原文。我听说他们大概印了十万份？您听说过这个吗？

龚：是的，就是这样。我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官方印刷的东西很难获得，您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拿到，而每个人都想要它。那时候是没有复印机的。但是人们使用手抄副本的方式把打印版本抄出来，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收到一些反馈，诸如“您知道，在官方版本此处遗漏两个词语”之类的，所以他们有漏掉两个词…… 

采访人：但是当您读到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还是花了些时间的，它可不短，您要用一个小时或一个多小时才能读完吧…… 

龚：是的，但是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采访人：（读了这么多遍）那您还理解了一些什

[本坛第一毒舌]

起码她是反共的

[周树人]

本坛第一毒舌 写道:

起码她是反共的

就是说她起码是个Loser。

[本坛第一毒舌]

周树人 写道:

就是说她起码是个Loser。

鲁不鲁的，你们tian共的说了不算

[周树人]

本坛第一毒舌 写道:

周树人 写道: 就是说她起码是个Loser。 鲁不鲁的，你们tian共的说了不算

莫非毒舌说了算？

[本坛第一毒舌]

周树人 写道:

莫非毒舌说了算？

我说了也不算，所以谁也别说人家是不是鲁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