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 (发表于3年前)

周福清高祖的爷爷

[b]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b]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凶猛烈火，可以说就是从天安门广场点燃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毛泽东八次接见的l000万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红卫兵把“火种”带到了全国各地，从此“燎原”了整整10年。

　　红卫兵组织诞生在1966年5月29日的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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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刚开始，这个由中学生自由组织的秘密团体，因为干扰了工作组在中学的正常工作，被视为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而强行解散。最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写了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组织从北京蔓延全国，成了那个革命年代的一种强大的集团力量。

　　当然，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并不仅仅限于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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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并不仅仅限于红卫兵。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十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老人家穿着军装戴着一位红卫兵给他戴上的红卫兵袖章向群众抬手的侧面大照片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这张大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恐怕发行了上千万张吧。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还专门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的‘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还不是专有名词，还要用引号括弧起来。直到8月25日，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引号才去掉。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里面有“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字样，并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从此，红卫兵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专有的名词。

　　平均每12天接见一次。天刚蒙蒙亮毛主席就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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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稍往前回顾一下。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经成为定论。随后的几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两件过去没有的事情。一件是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开始抢购毛泽东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作为毛主席的客人陆续云集北京。

　　于是，毛泽东决定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因为第二天的天安门广场上要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不过，他老人家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也还是没有想到。8月31日第二次接见完之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9月15日．还是没有排队，第三次接见的报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的。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从第四次接见就开始明确了，《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这是10月18日，文中提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先后四次接见。到11月3日，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就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

　　后来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第一次的庆祝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半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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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庆祝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半钟开始。

　　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凌晨一点开始就步行往天安门方向前进了。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下已经有秩序地集合完毕。

　　新华社报道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秩序。

　　天安门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格外赞赏的。本来，聂元梓等七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公布这张大字报，这之后，才有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也算站在天安门正面的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站满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清晨5点，离大会开始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毛泽东就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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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安排在早晨5点钟。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也许其中有东方红，太阳升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是8月份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上午下午在室外都几乎热死人。选择在早晨不仅气候适宜，而且从保卫方面说安全系数更大一些。

　　这种大会，不同于十一、五一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审，革命群众中难免鱼龙混珠，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这中间似乎有出其不意的意思。虽然是利用了五一、十一的那一套班子组织大会，但是形势那么乱，怎么可能保证每一个参加者的审查？更不要说严密审查了。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加严密上下功夫了。为了更多地接见群众，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群众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的群众。队伍从东往西走，按计算两三个小时的事，却拖到了四五个小时。没办法，费了好大的劲，怎么动员，群众队伍也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检阅方式了。记不清是哪一次了，毛主席的车在大会堂西边走不了了，红卫兵整个围住了车，乱七八糟，神仙也维持不住秩序了，有的红卫兵干脆被挤进了车里。等到警卫好不容易开出一条路，接出毛主席的车子，才发现车里有一只女孩子的鞋。还有一次，天还没亮，红卫兵已经来了一部分，毛主席来了以后首先到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警卫人员赶紧劝主席上城楼，好一阵子才把主席劝走。接见完，毛主席又自己下了城楼，过了金水桥。当时周总理正在城楼上给工作人员总结，布置下一次的接见，听说主席过了金水桥，也顾不上说什么，就急着往下跑，工作人员也都急着往下跑。年轻人腿脚快，很快超过了总理，大家一齐站毛主席对面喊：“请主席上去。”“请主席上去。”毛主席并不理，还是任群众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以后司机把车开过来毛主席才上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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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开过来毛主席才上车走了。更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完后来到金水桥边，一屁股坐在地上。红卫兵立刻围上来，记者也蜂拥来拍照，警卫部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毛主席接出来。

　　几十年后，已经离休的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代了。

　　一个纯粹的偶然使一个红卫兵名声大振。一个小女孩因去厕所回来没见到毛主席，当场晕了过去。

　　毛泽东穿着一身绿军装，由一名年轻的女兵陪同，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和红卫兵握手，人群沸腾起来。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来到了他们中间，泪流满面的人们都以能与伟大领袖握手而感到自豪。

　　几十年后，这个久久不去的印象还深深刻在当年的红卫兵心上。

　　毛泽东在金水桥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上，凝神望着，他似乎被这一片翻腾的红海洋感动了，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军帽上红星在初升的朝阳下不时闪着红红的光芒。

　　然后，毛主席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紧接着，1500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上和领袖一起检阅。大概在7点16分的时候，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40名代表，并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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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30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准时开始。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就从这以后，领袖、导师、统帅、舵手就成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之前的四个固定副词。

　　大会结束后，像每年的五一、十一庆祝一样，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游行。这时，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网易注：宋任穷之女，文革后又改名为宋Ｘ）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宋彬彬几天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经过。

　　这纯粹是一个偶然。

　　也正是这一个偶然，使红卫兵超乎寻常得一下子名声大振。

　　宋彬彬那天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那个让她心砰砰跳的想法后，她找到了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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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另一个名叫杭生的革命军人的后代也献给毛主席一个黄丝线绣的红卫兵袖章，上面别着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接过来，冲他微微一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骆小海是最先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看到毛主席的，他和另外两名同学宋柏林和韩平大声地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说好好。你们是哪里的？几名红卫兵自豪他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毛主席大声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跟在后面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周春晓高兴地说：“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红卫兵了。”

　　红卫兵的队伍直到上午11点才全部走出天安门广场，仍然没有倦意的毛泽东又在城楼上分批接见了和他一同参加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一一合影。当时，在天安门城搂上的北大红卫兵提出要让毛主席讲话，周恩来总理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手里拿的不是毛主席语录吗？那上边都是毛主席的话。”

　　“八一八”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有一次接见红卫兵结束之后，观礼台上的数万红卫兵始终没有走，他们说他们没有见到毛主席。因为毛泽东始终是在天安门的下面，就是下来了，观礼台上也看不清。所以，他们挥舞着红红的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就是不离开观礼台。工作人员建议毛主席就在天安门东西两侧来回走一趟，以此来满足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要求。但是，毛泽东挥舞着军帽从城楼的东侧走向西侧，又从西侧走向东侧，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走了整整六个多小时，此时已经回去休息，总不能再让老人家重返回天安门吧？再说，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还很多，要分好多批才能全部见完，再有两三个小时恐怕也打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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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难题！怎么办？

　　周恩来和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量，找几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代表一下，谁去办这件事呢？周恩来想了一下，叫北京军区作战部的科长郭春暄下去一趟，把红卫兵代表请上来。天安门接见的筹备办公室是由北京市负责，驻京各大单位都有人参加，像总参总政以及各兵种都抽了人，以北京军区为主。因为历年国庆阅兵都是北京军区为主，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接见红卫兵也不例外。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几乎每一次接见红卫乓都参加。实际上这个筹备办也是军队在那里起主要作用。地方干部一听说跟红卫兵谈话，立刻就躲开了。作战科长郭春暄穿着军装，他不怕。而且他从五几年开始就搞五一、十一的节日阅兵，对这一套程序很熟悉。再说，那时红卫兵对解放军是无比崇拜的，他们听解放军的话，别人去红卫兵不一定听，解放军的话他们是一定要听的。一共四个观礼台，郭春暄立即跑步下去，把每一个观礼台都跑到了，跟每一个观礼台的红卫兵头头谈判，请他们选出三四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

　　此时，红卫兵也是又渴又饿，他们同意派代表：代表一上天安门城楼，工作人员就把人民大会堂做的味道很好的小包子给他们端出来。让他们吃饱喝足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都很累，也很饿，毛主席累不累饿不饿呢？你们想不想让毛主席休息啊？毛主席刚下去，还忍心让他再上来吗？”红卫兵代表也不说别的话，只一个劲地坚持：“我们要见毛主席。”

　　周恩来说：“我和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行不行？”

　　红卫兵代表还是那句话：“我们要见毛主席。”

　　就咬着这么一句，不松口。

　　他们知道，如果这一次不坚持以后恐怕就没机会见到毛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