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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史料》：中国民主运动急需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转变



编者按：《中国民主运动急需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转变》写于27年前的1998年国内组党运动期间，刊登在中国民主党（筹组时期）内部理论交流刊物《笔谈》第一期上，没有对外公开发表过，应当是迄今为止最早提出中国民主运动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急需转变的文章。文章从九个方面阐述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国内民主运动贴近中国社会、贴近广大民众的重要性，提出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社会，首先要有现代化的人，要做现代化的人。这篇文章是当年笔者在国内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现只将原文的大标题和小标题做了一下调换，原文一字未改公开发表。



——评《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

吕   洪   来

（一）[/b]

倪育贤先生以一篇《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评徐文立的良性互动说》将中国民主运动一个时期以来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公开摆到了世人的面前，使得我们今天不得不将中国民主运动急需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问题，也公开昭示于众，以期能够引起海内外的朋友们及一切关心、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志士仁人，对此问题的深切思考。

虽然倪育贤先生的文章在表面上是针对徐文立先生个人的某些思想与观点进行评述抨击，但由于徐文立先生的许多思想与观点实际上是国内相当一部分民运人士的思想与主张的表述，因此，倪育贤先生的文章矛头所向，显然是国内一部分民运人士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一文，从表面上看是抨击“双胜双赢的良性互动”理论，但文章所引发争论的实质则是：“中国民主运动是仍就坚持以往那些过时的思维方式，还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时，面对全球冷战的结束，政治合作、意识形态淡化，阶级分野日渐模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中国民主运动要不要适应当今世界的大趋势，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调整心态，更新观念，树立新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b]

（二）

徐文立先生提出的“双胜双赢的良性互动“理论，并非徐文立先生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这是长期以来，在国内部分民运朋友中存在的一种思想认同。“良性互动”理论最早是一九九三年由武汉的秦永敏先生在著名的《和平宪章》中首先提出来得，当时就得到了刘念春等国内众多民运朋友们的首肯。今天徐文立先生所提出的“良性互动”理论，应当说是对秦永敏先生提法的重新引述。

“双胜双赢”理论，也不是徐文立先生的个人发明创造，那是山东青岛民运理论家牟传珩先生潜心研究十几年的结晶，徐文立先生提出“双胜双赢”的理论概念，事实上是将牟传珩先生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一种尝试，最近牟传珩先生又正式提出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急需转变》笔者提出《我们的行为方式同样急需转变》等事关中国民主运动前途与发展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徐文立先生提出的“双胜双赢的良性互动”理论，实际上是国内一批民运人士的思想共识与表达，倪育贤先生不明事情端底，将对“双胜双赢良性互动”理论的责难全都发在徐文立先生一人头上，是不是有失察之过？

由于《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一文实际上是针对国内部分民运人士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而发的，因此，我们不想就该文所涉及的具体论述进行评论与商榷，因为那既不是我们，也不是倪育贤先生的本意。为了切中问题的实质，我们在这里只想就《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一文所反映出来的基本思想及倪育贤先生与我们在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上的分歧阐述一下我们的观点与认识：

                                （三）

通读《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全文，我们看到倪育贤先生用了近八千字的篇幅，主要涉及的就是：

一、他与徐文立先生在如何认识共产党的问题上，双方存在的根本分歧，包括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

二、中国民主运动到底应当采取何种心态面对中共？是将共产党视为死敌？还是视为对手？是彻底埋葬？还是良性互动？

双方的立场可谓大是大非，针锋相对！

倪育贤先生通过在文章中对徐文立先生的戏噱、嘲讽与挖苦，突出的展现了倪育贤先生本人对共产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极权专制为目标”本质的深刻认识、对“共产党把人的自由彻底剥夺到人不成其为人的地步”的深切痛恨、及对共产党至今仍“千变万换不离其宗”的坚持专制统治，根本不抱有任何的幻想。由此一步步的反衬出徐文立先生怎样从一介悲天悯人的书生情怀到对共产党一相情愿的自做多情，最后到对民主运动基本政治立场的游离，相互对应，形象鲜明！

客观地讲《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一文所引用的材料大部分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在基本材料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国内部分民运人士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会形成“共产党的基本结构正在改变，民主运动应当争取与共产党构成朝野良性互动的关系”。而倪育贤先生确认为“共产党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天敌、人民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反的、他们之间的厉害关系不可调和”。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差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截然相反的认识？我想这就涉及到了核心问题——即倪育贤先生有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了我们之间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的矛盾。我们认为，这种矛盾不仅仅表现在倪育贤先生与徐文立先生个人之间，而且长期来就存在于中国民主运动之中，使民运人士之间难以进行正常的思想沟通，形成民运人士之间思想上的对立，组织上的分立。因此，我们应当对此问题予以高度的重视！

                            （四）

思维方式即人们从表象、概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所采取的方法形式。

由于我国人民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单纯的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灌输式教育，阶级斗争理论贯穿于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斗争哲学作为唯一的方法论、认识论，已深深的扎根于每一个公民的头脑。时至今日，人们在分析、判断、推理时，依然自觉不自觉的以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为方法，如习惯于以敌我划分阵线，而一旦上升为敌我矛盾，则意味着一种本质的不同，习惯于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引深到阶级观点的对立，以此来表明问题的严肃性与重要性，习惯于用阶级本质而不是人的本质来分析问题，习惯于用斗争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不善于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种影响绝非三朝两载的拨乱反正所能清除的！

此外，建国以来，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一再失误，连年不断的进行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内容的政治运动，人为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把国家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虽然放活了经济，但却压制人民的“民主”要求，武力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特别是共产党内的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这些无疑使民众的心中蕴藏着对共产党的一种逆反心理。

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加上对共产党的逆反心理，造成国内相当数量的民众，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中的相当一部分，视“共产党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大敌”，将共产党等同于专制独裁，特别是长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人们深信：

共产党的这种性质是由其阶级本质决定的，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因此，对待共产党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任何寄希望于共产党在国内实行民主改革的想法都被认为是天真可笑的。这就使得以“公开、和平、理性、在法制轨道上争取中国进入现代民主社会的努力，”不仅受到来自中共的监视、打压，而且遭到我们自己一些朋友的误解，甚至是抵制！一些朋友虽然口头上也承认“公开、和平、理性、法制”的原则，但确不是真正的理解，一到具体的操作上，就远远的背离了这一方针。

因此，这种旧的思维方式正严重的干扰着中国民主运动的正常发展，人为的加重着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与共产党之间业已存在着的严重对立情绪，所以要保证中国民主事业的健康发展，首先我们每一个民运人士必须更新思想观念！并带动整个中华民族思想观念的更新！

                             （五）

建立现代化的国家，需要有现代化的人，要做现代人，首先要有现代思想观念。

何谓现代思想观念？现代思想观念，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理念。

要树立现代思想观念，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摆脱掉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束缚，屏弃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

要树立现代思想观念就必须做到能够超越狭隘的恩怨情结，以宽容、理智、大度的姿态面对政治对手。

要树立现代思想观念，就必须能够做到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政治对手，同时也能够实事求是的审视自我，要敢于自我暴露，善于发现自身的差距与不足，并认真的加以改正。

要树立现代思想观念，就必须学会在与政治对手的较量中善于用谈判与妥协来谋取利益，避免使用“斗争、暴力、革命等两败俱伤的手段。

要树立现代思想观念，就必须抛弃用阶级本质分析问题的方法，学会用人的本质来分析问题的方法。

对于上述两种思想观念，朋友们可以进行评判：是倪育贤先生为代表的传统的思想观念更好一些？还是以国内部分民运朋友为代表的思想观念更好一些？当然，评判的标准应是：“哪一种思想观念更有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哪一种更能反映中国民主派的思想与境界？而不应以哪一种对共产党的立场更鲜明，哪一种表现的与共产党更不妥协，哪一种与共产党更势不两立为标准！”

(六)

如何认识共产党？如何面对共产党？

这是中国民主运动面临的最大的、最难以逾越的课题！

这是中国的政治反对派面临的一个原则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为什么对共产党的态度会被看的如此严重？为什么对共产党的态度会如此紧张？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对我国根深蒂固的影响所致！



我们指责共产党对民主运动表现的神经紧张，同样，我们自己对共产党不是也表现的神经紧张吗？倪育贤先生不是已经在指责国内的一些民运人士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自尊”了吗？在中国只要是政治问题，就不能用正常的思维来进行解答！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政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可谈。在政治斗争中任何向对方表示公正、友善、妥协、实事求是的姿态，在中国人的思想中都被认为是丧失原则立场，是对事业的不忠与背叛，这种思想存在于中共的指导思想中，同时也存在于我们一些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朋友的思想意识当中！

这样一种心态，怎么能在中国实行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政治？怎么能真正的推动中国共产党走现代民主政治之路？共产党不能公正对待中国民主运动，我们就必须以牙还牙的也不公正的对待共产党！这就叫“立场坚定”！这就叫“政治自尊”？！

中国民主运动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首先开创公正对待政治对手的先河？

什么叫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不只是运动别人去民主，民主运动首先要求我们自己要学会民主，要树立现代民主观念，并用现代民主观念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既然是中国的民主派，那么在民主理念、民主运做方面，我们就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共产党没有做的，我们要去做，共产党不愿做的，我们要能做，共产党不敢做的，我们要敢做！如果我们在现代民主理念的形成、现代民主方式的运做，都落在共产党的后面，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做民主派？！

我们要带头树立正确的政治斗争观念，屏气政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过时的旧观念，树立“政治就是国家事务”“政治斗争就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围绕国家事务展开争论与争斗”的新观念。

我们一些朋友为什么会将共产党看的那么绝对，就是因为在这些朋友的头脑中，还残存着浓厚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这就如同共产党视一切政治反对派为“反动势力”“敌对势力”同样是受其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一样！

如果我们能够抛弃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党概念，重新来看共产党，我们就会发现：

共产党同世界上的一切政党一样，都是由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他拥有一切政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共产党之所以对现代民主制度持反对与不容纳的态度，实行集权专制，这除了受到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外，最根本的是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积淀，在共产党身上的直接反映所致，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共同蕴育出来的。没有当时中国和世界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既有成功，也有失误，而且有过很大的失误，共产党的失误既有自身决策的原因，也有我国历史与我国社会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共产党来传播马列主义，来搞共产主义革命，也一定会有其它的政党来这样做！今天我们不能将这些历史的帐都记在共产党的头上。

同样，在我国迄今建立不起现代民主制度，共产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领导责任。但中国民主运动自身的不成熟，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民众的参政意识不足，中国社会对集权专制统治的容忍度和承受度，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原因。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很快的就建立起专制集权统治，并且能够在当今世界民主大潮下，继续维持这种统治，就是因为：在中国还有专制集权存在的客观环境和社会空间！集权专制统治在中国还没有达到无法维持的程度！

因此，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缺乏政治民主，中国共产党有责任，同样，中国的民主派也有责任，此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我国的公民都应分担责任！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现实的许多问题都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将共产党看的那么绝对，视共产党为当代中国民主事业的“天敌”了。

共产党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集团，它既非“英明、伟大”，也非“天敌、死敌”，它既有正确，也有错误，既对中华民族做了有益的事，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它所实行的集权专制既非与生俱来，也非自身本性，它所实行的集权专制统治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残余思想的延续，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延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自然。我想这就是理智的含义。

作为中国的民运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我们指责、批评、揭露执政党维护一党私利，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求执政党变革落后的政治体制，采行先进的现代民主制度，这是我们的权利。而如果因为执政党维护一党私利，就对执政党加以全面否定、绝对化、甚至视为“天敌”，这就有些过头了。如果我们自己不去“神化”共产党，共产党维护一党的私利，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共产党就是由人组成的利益集团，如果它不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那反到有些奇怪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有自己的私利！中国民主运动同样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有是正常的，没有就不正常了！起码说是虚伪的。问题的关键是以国家社稷为重，还是以一党私利为重？！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集权专制问题：

集权专制是共产党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采取的统治措施与手段。在政治上搞集权专制，这是为广大人民所反对的，是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悖的，也是与现代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作为中国的民运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反对共产党实行集权专制，推动它逐步变革现行政治体制、结束一党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这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共产党实行集权专制，就否定共产党对国家领导的现实性与合法性，不承认共产党会在人民和历史的推动下不断的进步，号召民众以暴力或革命方式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同样是一种过激行为！

我们必须看到：共产党实行集权专制，首先是因为它建立起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社会制度恰恰是由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帮助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后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建立这么一个制度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的责任，首先要由我们的民族、要由历史来承担。其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又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既不存在成熟的无产阶级、也不存在成熟的资产阶级，不要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就是蒋介石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如果在当时取得胜利，同样也不会在当时的中国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这是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历史现状所客观决定的，是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

（倪育贤先生认为共产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集权专制为目标”那么是什么力量能够使共产党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在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人民为什么又要选择这一目标？）如果说，今天我们认识到了这种错误，这应当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觉醒与进步！是中国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因为今天我们的民族觉醒了，进步了，而将共产党推倒非法与天敌的位置上去！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尊重人民昨天的意志和选择是重要的，但尊重人民今天的意志和选择更重要！世界在进步！历史在进步！！中国人民在进步！！！

因此共产党不应总停留在昨天的历史上！

我们一贯谴责中共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打倒政敌，颠倒历史，对政敌竭尽贬低，罗织罪名的恶劣做法，那么作为民运人士、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就要学会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们就要懂得全面、客观、公正、历史和发展地去看问题！我们尊重中共的历史本身就是坚持民主政治的原则立场！

再一点就是大家对中共吃迟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不可理解

看一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确实犯了不少的错误，甚至有些是不可饶恕的错误，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它也确实自己纠正了一些错误，甚至容纳了一些本来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东西，这就证明共产党不仅是可变的，而且一直在不断的改变着自己，说明它能够主动的、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接受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社会改革，虽然触及到了共产党的许多利益，当然有些是共产党放弃局部利益，而保全根本利益。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现代民主制度，这就不仅仅是触及共产党的一般利益了，而是威胁到共产党的根本利益！

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将涉及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涉及到迄今为止的共产党的全部历史，涉及到共产党今后的命运，弄的不好甚至会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人头落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象倪育贤先生这样的民运精英尚且理性的将共产党视为天敌，如果有朝一日，共产党真的失去了执政地位，谁能保证不被别人杀光了头？“人命关天！党命关天”！！

因此，即使中共的决策者，再英明、再伟大、再务实、甚至说将你倪育贤先生换到那个位置上去，相信你也不敢贸然的在此问题上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

因为他们也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也要对为他们的事业死去的千百万烈士负责，他们也要考虑千百万党员的现实利益，要考虑政治变革将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得负面影响，要考虑整个社会对政治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否则，中共就算不上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因此，徘徊、观望、试探、等待、反复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难避免的，成熟的政治反对派，在此历史阶段应表现出克制、宽容与理解，帮助他们营造适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环境，并善意的去帮助、去影响、去推动共产党作出最终的正确抉择。

相反，如果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对共产党表现出不理解、不信任、失去耐心，甚至采取全盘否定，鼓吹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共产党的统治，那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越发使得共产党不敢轻易的作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抉择。甚至会越加谨慎的维护其现行政治体制，避免引发社会震荡！

这样，不仅会给中国的民主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拖延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而且会堵死通向现代民主社会和平转型的道路。

同时这样做，也只能证明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中国的民运人士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因此，可以断言：中国社会民主化的真正实现必须以中国民主派的自身成熟为基本条件。

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目前，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仍然将中国民主运动和一些民运团体视为“敌对势力”或“反动组织”的时候，我们却这样公正、客观、全面、历史的评介和认识共产党是不是太自做多情？这正是当前中国民主运动中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所面对的焦点问题，对此，我们郑重的申明如下：共产党怎样对待中国民主运动和民运团体，是共产党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重要的是从现在起，中国民主运动、中国的民运人士不能再沿袭共产党的那种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而应以新的思想观念来确立起中国民主运动所应有的新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为未来的中国民主社会奠定思想基础！这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我们与倪育贤先生的不同之处。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得，它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得一点一点的构造！[/b]

通过以上的分析，阐述了我们对共产党的一些基本认识，我们是想借此证明“每一个政党都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都有自己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土壤。因此它既要受到当代历史大潮的作用与推动，同时又不可能完全摆脱掉它所植根的那个社会环境与历史土壤的影响与束缚。任何一个政党的纲领都不可能严重超脱它所存在的那段历史与社会。”

共产党是这样！国民党是这样！！中国的民主运动同样是这样！！！

因此随意的将一个政党冠之以“天敌”“死敌”“公敌”之类的提法，都是政治上的短视和政治上的宣传和欺骗！是一种缺乏起码政治素养的行为！

                            （七）

中国向现代民主社会和平转型的希望

通过我们以新的思维角度对共产党的分析，我们看到共产党并非天生就是民主事业的“天敌”、“死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共产党维护一党私利，共产党迟迟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等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客观原因。如果以上的分析经的住历史的检验，那么，我们也就看到了中国向现代民主社会和平转型的希望：

第一、我们可以多角度的推进我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我们的一些朋友总是习惯将我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局限在政治制度一个层面，认为中共迟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堵死了中国社会民主变革的道路。因而产生急噪情绪，或过激言行。这些朋友忽视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全方位、多角度的。除了政治制度外，它还包括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法制建设等多个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改革已经转向纵深，法制化建设正在加快步伐，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巨变，整个中国社会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应当有信心继续推动共产党深化各项改革，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社会的变革终将会从量变发展到质变。

第二、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虽然目前中共迟迟没有表明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意向，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共会彻底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中国已经没有以和平方式转型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可能性。中共至今没有公开表明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向，无非是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会失去手中的政权，会失去他们的一切既得利益，说的负责任一点，他们也害怕一旦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会造成社会失控，引发社会动乱，造成国家体解，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此当前中国的民运人士及一切为了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应以各方面的实际工作来消除中共的各种顾虑，帮助中共认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退一步说，即使中共就象一些朋友所说的那样顽固、那样保守，我想在当今世界性的民主大潮下，只要中国民主运动自身能够发展成为成熟的、负责任得政治制衡力量、随着我国人民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随着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必然与现行政治体制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加上国际、国内强烈的民主呼声，及国内各方面工作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与呼唤，中共迟早会在历史和人民的推动下，象东欧、印尼、尼日利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一样在最后时刻，顺从人民的意愿与世界历史的潮流。因为我们坚信：世界性的民主潮流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抗拒的！

第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促使中共放松政治控制

这些因素包括：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相对开明务实；国际大趋势大气候的影响；世界各民主国家与中共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促使中共加深对西方人权思想的了解与认同；国内各种改革势力的不断进取和努力；国内民众民主意识的日益提高；来自党内民主思潮的压力；对外开放、对外合作、对外交流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国地位、大国梦想对中共自身形象的要求；中国社会各种积弊的负面影响--------，

第四、在当前中共对外扩大开放、扩大交流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已经不在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中国的民运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已经具备了通过公开、和平、理性的抗争，来促使中共逐步放松政治控制，促使中共逐步在人权、经济、文化、政治领域与现行国际标准接轨的条件。

第五、就是现代民主、人权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出于对自己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考虑，会本能地表现出对国际公认准则的认同与接受，哪怕是做秀也会在政治上表现出宽松的姿态，这就为实质性的放松政治控制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六、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国家从民主制度倒退到专制制度，必须通过暴力手段来完成，并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护，因为它要剥夺一部分人的意志和权利。如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和专政论。而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则可以不使用暴力手段，也不需要用暴力手段来维持，因为民主制度除了要消除专制制度外，它不需要剥夺任何人的意志和权利。

第七、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目标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应走和平变革之路，因为中国民主运动所要完成的就是将中国由一个对抗性社会转变成为一个非对抗性的合作社会，暴力手段本身就不符和这种转化的要求，而且会给将来的合作社会留下无穷的后患。

第八、就是“暴力”手段本身，就是对“人权”“民主”原则的粗暴践踏，暴力“就是凭借枪杆、刺刀、大炮来强迫一部分人服从另一部分人的意志”，这本身就违背了民主精神，“崇尚暴力是一切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完成向现代民主政体的变革，是这个国家内部各种矛盾、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的蕴育发展过程，即使是民主革命，也是整个过程的临界点和质变的瞬时，这是我们选择“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原则的依据之一。

如果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过程，必须采取暴力的手段，而不能达到目的，必须要付出沉重的生命为代价，那只能证明：这个国家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还不成熟，还远远没有达到瓜熟蒂落的程度，即使用革命、暴力手段能勉强建立起来民主制度，也肯定是不成熟的，并且很可能会被自身的不成熟所摧毁！

                                                           （八）

中 国 社 会 的 自我 进 化 过 程 不 可 阻 挡

一个社会的自我进化过程，是这个社会自身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是这个社会自身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蕴育过程。社会的自我进化过程是任何人、任何政党都无法遏止的。

因为社会的自我进化过程是在客观环境、外部世界的影响作用下，产生于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组织、政党及社会系统，包括执政党自身逐步对外部环境的的适应与对更高精神世界的追求的的结果。

到目前我国社会的自我进化明显的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长期遗留下来得传统的臣民意识，正为日益增强的公民意识所取代。

二、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打压中顽强的成长，民主派的力量正在向深层次发展，有望向成熟的政治反对派过渡。

三、中共执政者，对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限制，正在逐步减弱，容忍度在逐步扩大。相反，执政者内部保守势力的禁控能力则日渐衰弱，许多往日的禁区已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冲击下失去控制，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空间、公民政治生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这已是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用权利所难以控制的了。

四、就是中共内部各系统的党员干部、甚至包括中共决策层自身的民主倾向和人权观念，也正在增强与更新，绝非昔日可比，这种积极的变化已经构成了对现行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挑战！

五、中国的对外开放，已使中国社会必不可免的要与现代民主社会通行的规则接轨，这无疑将对中国社会的进化过程注入催化剂。

六、中国社会观念的更新日益加快。特别是全新的政治斗争观念，已显现出它的雏形：“政治斗争就是不同的政治派别围绕着国家事物展开的争论与争斗”。而不在是围绕着阶级的利益而展开争论与争斗，这种争论与争斗应当是理智的、崇高的、有规则的，而不应当是野蛮的、血腥的、无序的，争论与争斗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全体公民的尊严与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某一阶级的尊严与利益！

七、中国社会的自我进化、自我发展、自我进步的过程，不仅仅是表现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法律的、意识形态的，而且表现在全体公民的行为和思想，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界别和团体，更是表现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身，没有谁可以置身在这种社会的进化过程之外！

（九）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会遇到各种困难与挫折，但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个人、组织所无法阻挡的，在中国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民主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不存在人民与执政党之间“不可调和的厉害关系”不存在“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可同器”的绝对的矛盾。人民在变！社会在变！！执政党也在变！！！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变！！！！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总体趋势一直在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化！

当然，我们不否认目前中国社会的变化还处在初始阶段，与全国人民的要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国际公认的准则、与人类历史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也正是中国民主运动存在的历史原因！

在国内存在着这么多有利因素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努力争取，不能积极的、理性的去面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而是简单地去否定共产党、将中共钉在民主的对立面上，将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上，这样简单地、片面地、绝对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能使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努力变的更加艰巨和复杂，甚至会以沉重的生命、和中华民族的体解为代价，这不仅会给中国人民造成历史性的灾难，还会殃及周边国家与世界的安全。这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团体、个人所不愿看到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坚持以“公开、理性、和平”方针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冷战已经结束，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专制集权统治已经在松动和瓦解之中。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文明、人类的理性完全有可能使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以和平的、理性的方式来实现[/u]！如果我们仍然要固执的坚持那些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能说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真正的负责吗？说的再坦率一点，政治上的激进本身就是对前途、对事业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做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主派，不仅要对自己的事抱有决心，更要对自己的事业抱有信心。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能够不断地将“敌手”转变为“对手”将消极对抗转化为建设性的合作。这是现代民主运动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治运动的最大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因为历史上任何一场政治革命的目的，都是以推翻、打倒、消灭政治敌手来实现的，而现代民主运动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建立一个各种政治派别相互容纳的良性互动的民主社会”。

双胜双赢的良性互动理论，不论从它当初的酝酿提出，还是到后来的形成运做，都是以对国内情况的客观分析为依据的。这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出于长期的、整体的、全面的考虑后得出的,是符合中国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这一战略大局要求的，是中国民主运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指导思想，虽然说目前“双胜双赢的良性互动理论”在国内实行还有一定的难度，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十分成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眼前条件的不成熟，就从根本上否定它作为中国民主运动一段时期内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因为“双胜双赢的良性互动”理论，不仅是我们今天要争取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明天所要实现的！

可能倪育贤先生会说：“你们整日被公安特务追的团团转，时时担心被抄家，被绑架”，你们还去跟他们搞共存、搞妥协、搞合作，这不是太过牵强、太自做多情了吗？其实，倪育贤先生此言差矣，能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大义，而一时忍辱负重，这不正说明了我们民主派的人格、我们民主派的心胸、我们民主派的境界吗？这不是正好表明了中国民运人士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无私情怀吗？

而倪育贤先生之所以面对同样的国内形势，得出的确是与国内民运朋友们相反的结论，并在行动上与国内民运朋友们背道而驰，正是由于倪育贤先生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斗争哲学的情结之中，还没有在思想上真正地完成向现代民主思想的转变，将中国当代这场伟大的现代民主运动等同于历史上的其它政治运动，这是倪育贤先生对形势、对中共做出错误的估计和判断的思想原因。因此，尽快的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使我们的心态与当前的历史趋势保持一致，与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性质保持一致，对于我们每一个民运人士是多么的重要和迫切！不转变就会落后于形势，不转变就会作出对中国民主运动有害的判断和决策，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每一个海内外民运朋友高度重视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坚信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我们坚信中国最终将跨入现代民主社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超越历史的陈怨旧结，以坦荡的心胸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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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