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未來]

【da紀元2025年01月29日訊】自去年8月份以來，截至去年12月30日，盡管******與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多次澄清，但《紐約時報》依舊連續發表10篇不實文章。這些文章缺乏事實支持，但觀點卻罕見明確，完全不符合一份國際大報應有的新聞規范。因此，探討《紐約時報》為何如此也就成為必要。

[b]鮮明立場[/b]

紐時連續發表10篇系列歪曲報導，一般人很難相信，一家美國的主要新聞機構，在fa輪功議題上幾乎有與中共一致的罕見鮮明立場。

該報基於精心選用的一小群心懷不滿者的敘述，在沒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提出大范圍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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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一方面淡化******及fa輪功的背景及內涵，另一方面則利用專業技能、選擇性報導，強調特定的敘事框架，使用煽動性標題誤導讀者，並在未經事實核查的情況下發布。

比如，將fa輪功團體描述成“神秘而相對隱蔽的中國靈修團體”，將******義工的無私奉獻說成榨取免費勞動。這種手法與中共抹黑fa輪功的宣傳極其相似，在無法找到證據的情況下，中共以貼標簽的方式，利用政府的權威，讓人們從心理上對fa輪功產生反感和恐懼。

從理論上講，《紐約時報》作為一家老練精明、資源豐富的機構，在新聞報道程序方面經驗豐富，不會允許記者依賴錯誤的消息來源，不會發表公然造假的文章。

《紐約時報》也不會因為一張傳票而陷入混亂，出於自我保護的反應，該報經常進行雙方的平衡報道，但紐時對******及fa輪功的主張完全沒有給予同等重視。

即使是記者與編輯持有個人偏見，根據媒體行業的規范，他們也不能將自己的觀點注入到新聞報導中，但如果是發行人與高管同意這樣做，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b]家族權力[/b]

幾十年來，《紐約時報》一直以“灰色女士” （The gray lady）的稱號為榮，因為灰色代表了客觀性和中立態度。但情況並非如此，在當時許多最重要的話題上，《紐約時報》既不客觀、也不冷靜。

事實上，該報在報道重大歷史事件時立場非常明確，很多時候是明確地站在權力擁有者的一邊。這使得該報的一些報導，看起來更像是為特定的政府及領導人做公關。

2018年，原紐時員工瑪格麗特·沙利雯（Margaret Sullivan）在《權力至上卻沉迷於權力：紐約時報為何頻頻陷入困境》一文中寫道： 憑借著獨特的權力渠道，《紐約時報》對權力上癮了——經常允許成為政府和商界的高層人士的傳聲筒，有時還披著匿名的隱形斗篷。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紐約時報》曾毫不掩飾地支持希特勒，將其描述為“被崇高、無私的愛國主義所驅使”的人，並從 1933 年起就小心翼翼地淡化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在報道蘇聯大饑荒時，《紐約時報》毫不掩飾地支持斯大林；古巴共產主義獨裁者卡斯特羅在《紐約時報》那裡受到的搖滾明星式待遇，並將其視為英雄。

沙利雯表示，由於《紐約時報》所做的事確實很重要，影響著整個媒體和政治生態系統。當它發揮影響力時，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當它犯錯時——無論是事實還是判斷——後果可能是巨大的。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在聲明中說，《紐約時報》對******及fa輪功的不實之詞，顯然沒有考慮到其行為的後果，中共政權翻譯並傳播了《紐約時報》文章用來煽動仇恨和暴力；它還傷害了美國和全球從******藝術受益的可能觀眾，以及可能欣賞fa輪功而希望借此改善生活的讀者。

但這個對人們的生活有著巨大影響的機構，卻缺乏有效的監督。

分析人士指出，與其他此類組織不同的是，紐時由一個家族、一群人領導，他們不受獨立董事會的監督，甚至不受主要股東意見的影響。《紐約時報》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第四權力的化身，卻缺乏美國公共生活最關鍵的基礎之一：制衡。

這與紐時使用雙層股票結構有關，根據這種結構，沒有投票權的 A 類普通股向公眾發行，而私人持有的 B 類股有投票權，只有《紐約時報》的控股家族成員才能獲得。

前紐時觀點版主編貝內特（James Bennet）指出，在前幾代人中，蘇茲伯格家族的控制是該報獨立性的堡壘。但對於出版商來說，這似乎也是一個弱點。

長期研究紐時的高級編輯林茲伯格（Ashley Rindsberg）指出，包括大屠殺、越南戰爭、第一批核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古巴革命、蘇維埃俄國的崛起、伊拉克戰爭，以及最近種族問題。在每一個案例中，《紐約時報》不僅僅是錯誤或不准確，而是完全的謬誤。該報仿佛是從現實的另一個維度進行報道的，對正在發生的歷史的敘述，與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完全不同。

“可怕的問題再次出現：怎麼會這樣？”他問道。

[b]中共傳聲筒[/b]

不幸的是，在相關中國新聞特別是fa輪功問題的報導上，《紐約時報》有意無意的再次成為中共政府的傳聲筒。

da紀元此前報導，多位專家證實，《紐約時報》在報導中共政治時，把中共的欺騙當作誠意，在應該深入挖掘的地方卻輕描淡寫。

2001年1月，在北京天安門所謂自焚案中，《華盛頓郵報》派出了一名記者對該報導進行事實核查，而《紐約時報》則立即將中共的說辭當作事實。

當年8月份時任該報發行人的小阿瑟‧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和幾位編輯、記者獲得了會見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機會。隨後該報刊登了一篇諛詞十足的采訪，並與這個獨裁者建立了特殊的聯系。

截至2002年，《紐約時報》已進入親江澤民模式，效仿中共的宣傳口吻，宣稱fa輪功已被成功“取締”。

2022年江澤民死亡後，該報發表了一篇如泣如訴的悼詞，由執行主編卡恩親自撰寫，這是他任該報最高職位以來唯一一次這樣做。

1999年7月江澤民悍然發動了對fa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25 年來，成千上萬的fa輪功修煉者在中國被關押，中共對fa輪功的迫害包括強迫勞動、酷刑，甚至huo摘器官，這些令人發指的罪行需要全球關注，但《紐約時報》卻對調查這些興趣不大。

根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發布的一份報告，《紐約時報》未報導這一重大的國際人權事件。在早期，該報重復中共的反fa輪功宣傳。此後，即便有越來越多的迫害證據浮現出來，該報也幾乎完全忽視這一嚴重違反人權的事件。

甚至對於國際機構公認的huo摘fa輪功學員器官的重大人權事件，有證據顯示江澤民直接屬意，但《紐約時報》也不願意觸碰甚至否認。

2016年，《紐約時報》記者狄雨菲（Didi Kirsten Tatlow）准備對huo摘進行調查，但她受到了阻撓。

她在2019年向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提供的證詞中說，“在我的印象中，《紐約時報》，我當時的雇主，並不高興我繼續進行這些報導。盡管最初容忍了我的調查，最終卻讓我無法繼續。”

在2024年8月份的報導中，《紐約時報》援引一名署名專家及無法核實“頂尖專家”的觀點，否認中共huo摘fa輪功學員器官，卻未引用任何支持這一指控的可信國際機構的觀點。

而同一時期，《紐約時報》大量報導新疆及西藏人權案件。

《da紀元時報》特約撰稿人、共產主義政權問題專家特雷弗‧勞登（Trevor Loudon）認為，從該報在中國的既得利益的角度來看，批評遙遠的西藏或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是相對“安全”的。

“這是一種美德造假，‘看，我們支持人權’，但他們絕不會對fa輪功這樣做，因為那會真正觸怒中共。”

《紐約時報》還支持與中國的“接觸政策”，盡管該政策掏空了美國的制造業。

2019年針對中共的“當前危險委員會”成立，《紐約時報》以“紅色恐慌”為主題來報導，這種做法淡化了中共的真實威脅。

紐時所做的這一切，看起來跟中共的大外宣機構的使命不謀而合。

[b]無法區分事實與觀點[/b]

《紐約時報》針對******與fa輪功的一系列報導中，已經無法讓人們區分該報的新聞部分和觀點部分。

比如，該報急於做出“操控”“剝削”“奴工”的指控，卻忽視了舞蹈對專業技能訓練的嚴格性及寄宿學校的普遍情況；該報還依據零星的小道傳聞和獨立的財務交易——大多與******運作無關——來暗示經濟利益，並貼上“斂財”的標簽，同樣毫無真憑實據。

知名時政評論家、飛天大學教授章天亮在X平台上對此評價到：《紐約時報》總想做一個仲裁者、指導者、精英代言人，而非一家媒體。他們對事實如何毫無興趣，而只挑選符合他們意識形態敘事的部分報道。舉例說，昭君雖然是四大美女之一，但她溜肩，因此總披著披風。在《紐約時報》看來，只有她溜肩是值得報道的事實，她的花容月貌完全不值得一提。

越來越多的人質疑，該報觀點和新聞之間的界限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長期以來，《紐約時報》一直忽視了新聞是歷史的 “草稿” 這一觀點，而是努力呈現歷史的最終版本。

例如，2023年10月紐時對加沙醫院爆炸事件匆忙聽信哈馬斯官員的說法，將責任歸咎於以色列，而實際上是因為哈馬斯發射火箭發射失敗。紐時沒有去核實和糾正這個故事，直到遭到大量反對。

近年來，紐時發表了數千篇有關川普的同質報導，暗示川普是種族主義者。但貝內特表示，川普支持者的廣泛性和多樣性表明，這顯然不是種族主義指責能夠解釋得了的。

他提到，2020 年紐時主編巴奎特（Dean Baquet）承認，2016 年紐時不了解許多美國人的觀點，未能認真對待川普可能成為總統的想法，部分原因是沒有派記者去現場傾聽選民的聲音。

紐時前記者、媒體評論家比爾·卡特（Bill Carter）對CNN表示， “有時紐時的報道似乎不太符合我們政治動態不斷變化的現實。”

貝內特表示，《紐約時報》可以向《華爾街日報》學習一些東西，後者始終保持著新聞從業者的風度。它嚴格區分新聞報道和觀點報道，包括文化批評，這也保護了其作​​品的完整性。

2020年6月，時任總統川普在 “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期間，貝內特在紐時上刊登共和黨參議員科頓的文章，他呼吁“使用軍事力量對付美國城市的抗議者”，當時大多數人美國人都同意他的觀點，華盛頓特區市長要求部署國民警衛隊。

但一些紐約時報的記者在推特上反對科頓觀點。貝內特說，工會譴責我們發表科頓的文章，在壓力下，科頓的文章被匆忙修改，將“軍事力量”改為“軍事反應”，將“抗議者”改為“公民騷亂”。使之看起來科頓贊成鎮壓民主抗議。

貝內特因為發表這篇文章，而被發行人小蘇茲伯格辭退。

[b]不寬容的內部文化[/b]

在《紐約時報》攻擊******和fa輪功的一系列文章中，明顯表現出對宗教文化及美國傳統的無知。但這並不讓人感到奇怪，因為統治《紐約時報》內部氣氛的是另一種文化。

2017年，前紐時觀點版編輯巴裡·韋斯（Bari Weiss）受聘於《紐約時報》，以尋求平衡保守派和中間派的聲音。但在韋斯為《紐約時報》撰稿和編輯的三年裡，這不僅變得不可能，而且被禁止。

“身份是唯一的視角，所有事物，無論多麼不相關，都需要與種族和性別聯系起來，”韋斯說。

她在辭職信中寫道：“我不斷受到不同觀點同事的欺凌，我的工作和人品被公開貶低，被稱為納粹和種族主義者，騙子和偏執狂；一些同事堅持認為，我就必須被根除；另一些同事則在我的名字旁邊貼上斧頭表情符號。而他們從不擔心會被處理。”

她也不明白，為何《紐約時報》發行人和領導層對此袖手旁觀。

韋斯表示，《紐約時報》選擇和講述故事的方式，是為了滿足最狹隘的受眾，而不是讓好奇的公眾通過閱讀得出自己的結論，事件本身被塑造成符合預定的敘事。

韋斯指出，《紐約時報》自我審查已成為常態，如果意識形態符合進步派觀念，作品就不會受到審查。如果偶爾一篇沒有明確宣傳進步事業的文章，每句話都經過仔細斟酌、協商和警告之後才發表的。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紐約時報》越來越多地成為那些生活在遙遠星系中的人的記錄，關注的問題與大多數人的生活大相徑庭，如蘇聯太空計劃因多樣性”而備受贊譽；美國和納粹德國擁有人類歷史上最惡劣的種姓制度。”

她說，但即使是現在，《紐約時報》大多數人都不持有這些觀點，但他們卻被那些持這種觀點的人嚇倒了。

貝內特表示，過去自由派對反映國家廣泛觀點的包容性辯論的擁抱，已經讓位於對大約一半美國選民的意見的新不寬容。新的進步聲音在《紐約時報》內部受到歡迎。

貝內特回憶說，當他告訴蘇茲伯格一位保守派專欄作家擔憂該報對保守派觀點審查更為嚴格時，小蘇茲伯格“失去了耐心”，告訴貝內特“事情就是這樣的：存在雙重標准，他應該習慣它。”

貝內特表示，但過去十年來，紐時記者對追求正義的看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更關心的是群體權利而不是個人權利， “客觀性”一詞意味著無視窮人和弱者、與當權者親近。

“他們認為客觀真相是不存在的，只有敘事，因此誰控制敘事——誰能講述公眾聽到的故事版本——誰就掌握主動權。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真相和想法本身，而是在公眾心目中決定真相和想法的權力。”

[b]失去公信力[/b]

最新的蓋洛普民調顯示，美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繼續創下歷史新低，只有31% 。而肯尼迪擔任總統時，記者是被理想化的民族英雄，是勇敢和道德的楷模，85% 的美國人信任媒體。

貝內特表示，如果紐時不願刊登支持川普的美國人的觀點，那麼這些選民不信任它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盡管《紐約時報》一直在思考為什麼這麼多美國人不再信任它，但該報卻未能正視一個關鍵原因：它對美國人也失去了信心，”貝內特寫道，“現實情況是，《紐約時報》正在成為美國進步精英們自言自語談論一個並不真正存在的美國的出版物。”

“新聞業需要重塑自我，找到自己的原則。否則，《紐約時報》很可能會成為人們主要知道的只是一個玩弄詞匯的地方，”一位網友說。

有網友評論道，有政治傾向和保持中立完全是兩個概念，保守派FOX也報道共和黨的丑聞，這不會喪失大家對他的信任，如果直接淪為打手，這種做法才會喪失人民的信任。

對於紐時連續發表10篇系列歪曲報導攻擊******和fa輪功，da紀元去年特稿中寫道：《紐約時報》是百年大報，一度信譽卓著。用這樣的信譽為中共邪教政權背書不值得，既不是道德上的正確選擇，更達不到中共想要的目的，只會賠上自己的公信力。而公信力是媒體的生命。

“如果無人再相信《紐約時報》的報導，這家媒體將徹底失去存在的意義。這一點值得《紐約時報》的高管和發行人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