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势的人民币，有利于从根本上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民购买力、推动产业升级，从而摆脱长期以来依赖出口和产业低附加值的增长模式。
首先是有利于购买力提升与内需扩大。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经济增长快的国家，汇率会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升值。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会变得便宜，老百姓的钱包就更“鼓”了，老百姓的实际相对收入提高，消费需求自然就上来了，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汇率升值能通过降低进口商品价格，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从而刺激内需增长。
2005年到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约35%，进口商品价格明显下降，老百姓对进口汽车、奢侈品和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老百姓买进口货更便宜了，国内消费市场也跟着火了起来。
第二是产业结构升级。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汇率升值会逼着那些低附加值的出口企业转型，把资源更多地投向高附加值产业，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汇率升值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因为它能倒逼企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和品牌。德国在欧元升值的过程中，靠着专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成功提升了全球竞争力，成了欧洲经济的“扛把子”。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推动韩元升值和产业结构调整，成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第三是缓解“内卷式竞争”。汇率升值能淘汰低效企业，使社会资源流向更高效的行业和领域。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推动经济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转变，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体现。随着出口效益提升，企业就有更多的利润向劳动者的收入倾斜，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工作时长等。这都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
第四是有利于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并购，控制战略性资源，促进创新能力提升，增强国际竞争力。日本1980-90年代借助日元升值，大举在全球并购，成就了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
第五是提高人民币地位，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保持人民币强势，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和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动力。
第六是减少贸易摩擦，尤其是增强与欧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中的贸易谈判地位，同时在未来对美关税战中占据优势地位：如美国采取高关税政策，则必须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就像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的：“汇率政策不仅关乎经济稳定，更关乎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人民币汇率升值，正是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战略选择。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应该得到进一步认识。这不仅是破解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难题的总钥匙，更是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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