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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align=right]丁啟陣：中國第一首白話詩寫於何時？  [hr]作者：[丁啟陣] 來源：[作者騰訊博客2012-5-18] 2012-06-20

    胡適發表在1917年2月號《新青年》上的《兩只蝴蝶》（原題《朋友》），“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被許多文學史家、詩論家、詩人尊奉為“中國第一首白話詩”。尊奉人數是如許之眾多，以至於“第一首白話詩”雲雲儼然成為一條婦孺皆知、顛撲不破的文學常識。

    其實，這“第一首白話詩”的桂冠，不過是國人好誇誕習性的一個例子。因為，只要稍微動用一下我們自己的腦子，不人雲亦雲，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漏洞：

    首先，如果說“白話”就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講的話，那麼，它自古就有，既非始於民國，亦非始於“五四”。自然，用白話寫作詩歌，也不始於民國，不始於“五四”。“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詩大序》）。詠歌就是做詩。自從人類有強烈的感情需要表達，需要宣泄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詩歌。中國人不可能等到民國，等到“五四”，等到1916年8月23日（胡適先生做《兩只蝴蝶》的那一天），才有“嗟歎之不足”的感情需要表達，需要宣泄。中國詩歌的歷史，少說也有三四千年了。

    其次，如果說“白話”是指現代漢語（普通話）的書面形式，那麼，白話也並非一夜之間突然從石縫裡蹦出來的東西，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明清，追溯到唐宋。從語言上講，明清的小說民歌，元朝的散曲小令，唐宋的寶卷陶真，都得算是白話。這其中，有許多句子，無論是語法，還是詞匯，跟今天的普通話都沒有什麼區別。比如說，唐初有個名叫王梵志的詩人（比李白杜甫還要早一些），專門用白話寫詩，人稱“白話詩人”。他的詩，“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誰能說，它們不是白話詩呢？再者，胡適先生自己的《白話文學史》，也把中國白話詩追溯到了漢朝的民歌，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如果將“白話”作最狹義的理解，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下令推廣的“以北京語音為標准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那麼，胡適的年代，它尚未定型。第一首白話詩，最早也得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一刻之後的事情。

    文言、白話的界線，從來就不清楚。我認為，詩歌以及其他一切體裁的文學作品，根據語言劃分為文言、白話，實際上不過是階級斗爭思想的一種投射。王梵志、王老九寫白話詩，王維、王昌齡寫文言詩，四個人都姓王，但因為他們身份地位即階級成分不同，寫詩用的語言也有語言（語體風格）上的差異。“文言詩”從東漢寫到明清，寫了一千多年，中間唐詩宋詞的成就，舉世矚目，憑什麼說文言文是一種僵死的語言呢？它分明活得很滋潤，很長命。文學作品，從語體上進行分類，不如從品質（好壞優劣）上進行分類。

    按照文言白話分野始於漢朝的常見說法，漢朝以前的文學作品，大致也都是白話文學。因此，最早的詩歌，也都是白話詩。例如，逯欽立先生輯校的《先秦詩》，排列在最前面的那兩首，《彈歌》和《擊壤歌》，就都是白話詩。“斷竹，續竹，飛土，逐肉。”砍來竹子，連接竹子（制作成捕捉野獸的器具，例如弶），飛起泥土，逮到野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太陽出來去勞作，太陽下山回家休息。挖了水井喝水，耕田種糧吃飯，天王老子跟我有什麼相幹！多麼質樸直接、通俗易懂的話語。

    從詩歌內容看，上述《彈歌》《擊壤歌》是相當古老的了，反映的都像是石器時代人類的生活情形。但是，從文獻記載的先後上說，我認為，我國最早的詩歌應該是殷商甲骨文中的“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卜辭通纂》375）這首詩不但時代早，影響也十分巨大。漢代樂府古詩《江南》“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北”，北朝民歌《木蘭辭》“東市買鞍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杜甫《杜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龔自珍《行路難》“東山猛虎不吃人，西山猛虎吃人，南山猛虎吃人，北山猛虎不食人，漫漫趨避何所已？”都跟它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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