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h27]

　　　　　——他們兩人的專業選擇，或許都受到提倡實業救國的孫中山先生直接影響

　　　　　　　　　　　　　　　　　　　　　　　　

　　一般文獻認為，李四光先生1913年赴英學“采礦專業”，完全是他個人的設想。有文章稱，民國政府成立後，李四光一度擔任湖北軍政府的實業部長。然而，隨著政局的動蕩，李四光被迫去職。懷著對祖國前途的擔憂，他遠渡重洋，前往英國留學。在日本，李四光的專業是船舶制造，但實業部長的經歷告訴他，中國更缺乏礦產開采和冶煉方面的人才。所以來到英國後，他選擇進入伯明翰大學鑽研起地質學。只用了六年時間，就從一個門外漢，進入到地質學的最前沿！

　　然而，對他年輕時候有深刻影響的留日期間好友馬君武先生1910年已從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獲得冶金專業的工學士。兩人的專業選擇，未必是相互獨立、不知情的巧合。可以推斷，馬君武先生在留德期間，應當與當時在國內的李四光先生保持良好的交往。

　　青少年時期，李四光先生在留日期間，受到年長一些的好友馬君武先生的強烈影響。《李四光與辛亥革命》一文介紹：“李四光與革命者的交往對其一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特別是孫中山對他的勉勵影響了他的一生。如，與革命者的交往，使他逐步明確了革命與改良的區別。“和馬君武接觸得多了，李四光漸漸分清了孫中山和康梁的區別。康、梁是主張自上而下的改革，通過皇帝朝廷實行變法，而孫中山則主張自下而上，推翻大清王朝，推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中華民國，平均地權。”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 馬君武集》一書提到李四光先生寫過《在辛亥革命中的馬君武》。《李四光年譜》的《李四光著作目錄》裡1940年有《追念君武先生幾件小故事》。

　　在地質學知識方面，1910年就在德國翻譯了《礦物學》著作等的馬君武，對1913年出國的好友李四光先生不無影響。

[tjh27]

愛因斯坦真的流露過“我年輕時的最大夢想是成為一名地理學家”嗎？

　　　　　　　　——廣為流傳於歐美、南美與澳州、非洲等的該故事很可能是虛構

　　　　　　　　——愛因斯坦發表過地理類文章《河流蜿蜒的原因和所謂的比爾定律》　　　　　　

　　　　　　　　　　　　　　　　　　　　

　　愛因斯坦“我年輕時的最大夢想是成為一名地理學家”的故事，在不少英文地理知識類網頁中可以見到。南伊利諾伊大學愛德華茲維爾分校地理學教授Wendy Shaw在其主頁（www.siue.edu/~wshaw/）中寫道：“A quote often attributed to Albert Einstein(rumor has it that he probably didn't say it - but it sounds good!)：‘As a young man, my fondest dream was to become a geographer.However, while working in the customs office I thought deeply about the matter and concluded it was far too difficult a subject.  With some reluctance I then turned to physics as a substitute.’”Wendy Shaw也表示了一定的懷疑。

       一本英文的科普類地理系列書籍之一《The 21st Centurian Constructive Geographical Thoughts Part 2》稱，愛因斯坦帶著沮喪講了這個故事：“‘As a young man, my fondest dream was to become a geographer. However, while working at the customs office, I thought deeply about the matter and concluded it was far too difficult a subject. I then turned to Physics as a substitute.’Albert Einstein, great scientist is reported to have said in despair about Geography. The present series aptly titled “Geography Made Simple” is our humble attempt at removing fear of Geography subject from minds of students by presenting books that are written in lucid, simple and easy-to-understand language. ”    

　　這個故事在歐美及澳州、非洲的大學及多個地理科普與教育類網站被專業人士津津樂道。不過，這個故事的中文版似乎還難見到。

       南非地理學者Arulsivanathan Naidoo在網上可見的兩個學術報告中都引用了這個故事。他認為這個引言一般被認為出自愛因斯坦（Quotation widely attributed to Albert Einstein）（https://erln.gtac.gov.za/images/jevents/5620f7ccd57c36.95252575.pdf）。

　　有國外人士對這個故事表示了懷疑，但他無法辨別真假：“ I have a doubt about this Einstein quote,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or not, I hope you can help me with this:“As a young man, my fondest dream was to become an Geographer However while working in the field, I thought deeply about the matter and concluded that it was far too difficult a subject. With some reluctance I then turned to Physics as a substitute” – Albert Einstein”（wishes-quote.com/%F0%9...bout-time/）

　　有幾份材料稱，這個故事來自愛因斯坦一封沒有公開的信，我推測這個說法是憑空想象，可能沒有這樣的信件存在。　　

　　該故事的最早出處，可能是這樣的：“In the 1970’s 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staff member　posted the quotation on his office door as a joke directed at　the Physics faculty.” （www.acsa.edu.au/pages/...iculum.pdf）。根據這個網頁的介紹，1970 年代，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名工作人員把這句話貼在他辦公室門上，作為一個指向物理系同仁的笑話。這個愛因斯坦“我年輕時的最大夢想是成為一名地理學家”的故事，很可能是這位工作人員為逗樂而編造的。

　　據可信的文獻，愛因斯坦在其子選擇大學專業時表露過曾對泥沙研究的興趣，後因感覺太復雜而放棄了。小愛因斯坦沒有聽從勸告，毅然走上了泥沙研究之路，後來成為泥沙界的世界級權威之一。

　　中國青年網2017年的一則訪談《曲兆松：創業就是“一路上跋山涉水，風光無限”》講了小愛因斯坦與泥沙研究的故事：“每當回憶起自己與水利行業結緣的經歷，曲兆松總會講起一個令他印象至深的故事。上個世紀90年代在清華大學讀碩期間，曲兆松師從於我國著名泥沙專家王興奎教授。而王興奎教授的恩師錢寧院士是我國河流治理水沙科學的奠基人，在美國留學期間曾師從於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之子小愛因斯坦。正是源於這個淵源，曲兆松聽說了小愛因斯坦擇業的故事，“小愛因斯坦年少時對未來從事何種專業深感迷茫，便向父親愛因斯坦請教，愛因斯坦沒有過多要求，只提出了一點建議，即做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涉足泥沙和紊流。愛因斯坦給出的理由是，這兩個領域太過復雜，研究難度太大。”曲兆松說，面對建議，小愛因斯坦卻並沒有選擇退縮，反而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投身水利行業，最終成為河流治理與紊流結構研究領域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小愛因斯坦的擇業故事給曲兆松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令他對水利專業和行業有了更深的認識，成為他決定畢生從事泥沙科學研究的重要起點。”（qnzz.youth.cn/tegao/20...165722.htm）

　　中文中也有一點愛因斯坦該故事的影子。據稱，《地理學評論（第1輯）》(2009-10)裡可能“還有講段子的，說愛因斯坦剛進大學學的是地理學，覺得太難，轉物理學了，說咱們地理學家都是很聰明的，人文地理學家是最聰明的。。。”（book.douban.com/review/7410179/）

　　 愛因斯坦年輕時的最大夢想未必是成為一名地理學家，但他後來也做過涉及地理學的研究工作，比如《 河流蜿蜒的原因和所謂的貝爾定律》（Die Ursache der Mäanderbildung der Flußläufe und des sogenannten Beerschen Gesetzes）（m.thepaper.cn/baijiahao_10194974）。

       愛因斯坦“我年輕時的最大夢想是成為一名地理學家”故事，對於激發年輕學子對地理學的興趣，或許有些益處，可惜這個故事大概率是不符合史實的虛構。

附：不同材料的介紹

[tjh27]

1919年巴黎和會時期，小梁啟超14歲的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系誤解

　　　　　——巴黎和會時期，小梁啟超14歲的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

　　　　　　　——丁文江陪同梁啟超赴巴黎和會，是“1918年底”，部分文獻誤作1917年

　　　　　　　　——1915年1月，梁啟超發出第一次脫離政治的宣言《吾今後所以報國者》

　　　　　　　——有稱，梁啟超由政治家到學者轉變的標志是1917年11月的退出政界宣言

　　　　　　　——梁啟超淡出政界、專攻學術受二次宣言後結交的丁文江先生的強烈影響？

　　　　　　　　　　　　　　　　　　　　　

　　昨日（2021年12月6日）在泰州市黃橋鎮丁文江紀念館參觀，看到介紹中有稱：“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我看了之後覺得有點荒誕，並告知了紀念館工作人員。

　　1918年底丁文江先生（1887年04月13日-1936年01月05日）陪同梁啟超先生（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赴巴黎和會，其間的交往真存在“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嗎？而且這種小鳥依人、言聽計從般的用語對於作為長者且正當壯年、鋒頭正健的梁啟超合乎實際吧？

　　至於丁文江陪同梁啟超赴巴黎和會的時間，網上也有不同說法。《前地質調查所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程裕淇 陳夢熊主編，1996）稱“1917年丁文江隨梁啟超赴歐洲考察，並列席巴黎和會”。

　　《 民國高校教師生活研究》（王建軍著，2018）介紹：“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早年參與清末維新變法運動，後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後一度涉足政壇，1919年後脫離政界，專心著述與講學，先後在東南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擔任講座，1925年受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時隔不到4年，在著名的科玄大戰中，丁文江與梁啟超成了相互對立陣營的大員，丁文江堅決站在科學派一邊，而梁啟超擁護玄學派。在觀點差異上，梁啟超等人從歐戰的爆發指出物質文明的破產，丁認為歐戰非但不是科學和工業文明的過錯，而恰恰是缺乏科學精神所致。

　　《梁啟超接受勸告》（2016，張君燕）一文所稱的“1918年12月底,梁啟超去歐洲考察,丁文江擔任考察團的翻譯和科學顧問一同前往。隨著交往的加深,梁啟超對丁文江的才華很賞識,而丁文江也很敬重梁啟超,於是兩人惺惺相惜,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可能更接近事實。梁啟超先生個性上有“童真與孩子氣”的天真與謙和，這在其他文獻上也有出現，但有“天真”，未必就會被當成“小孩子”愛護。

　　丁文江先生的侄子丁子霖在文章《丁文江〈梁啟超年譜〉》（www.tzhl.gov.cn/art/20...25635.html）裡介紹：1929年梁任公先生逝世後，我二伯父（丁文江）曾寫過一副挽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在地為河岳，在天為日星。”這裡，我二伯父引用了春秋時管仲感念鮑叔牙的一句話：“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以此來悼念他所崇敬的這位寬厚長者。

　　所謂““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結合我的搜索，真相看來是：根據鳳凰衛視的視頻“丁文江曾評價梁啟超：個性仁厚，很難做一個好的政治家”（v.ifeng.com/c/85PPXuqw...w=pcclient），丁文江戲稱梁啟超為“小孩子”，並不包含什麼愛護之義，而只是善意嘲諷梁啟超“過於天真、不懂得政治”。在梁啟超無奈之下反問“誰適合做政治呢？”丁文江先生驕傲地說“當然是我了”。根據丁文江先生紀念館的一篇丁文江談他為什麼熱衷政治的文章，他自視甚高，肯定覺得自己才是比梁啟超先生高明的政治家。因此，在丁文江先生看來，梁在政治上就像“小孩子”一樣幼稚。梁啟超先生此前已通過《聲明》表示隱退，此時丁文江先生再大潑冷水，最多加快隱退步伐而已。

　　一句話，通過巴黎和會結交，丁在政治上戰勝了或“勸退”了梁啟超。然而4年後的科玄大戰，梁啟超先生並不示弱，還是針鋒相對。《五四的思想世界》（增訂本）（高力克著，2019）提到科玄大戰雙方的態度時介紹：“丁文江以科學統一人生觀的‘理性的傲慢’，更是遭人非議。梁啟超批評丁的人生觀統一論很像‘別黑白而定一尊’的‘專制宗教家’的口吻，而非科學家的態度。”

　　　至於““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的原始出處，有學者介紹“這句話我記得是出自丁文淵的回憶文章”，我相信出處很可能是正確的。問題之一，丁文淵先生在信譽上有點“自身難保”、同濟校史對其評介也很復雜、加之是事後聽到的傳說，因此他的回憶可靠性與客觀性是要打問號的。

　　東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梁啟超晚期文化觀研究》（2017）指出：“護國戰爭結束後，梁啟超發表了第二次脫離政界宣言，提出棄政從政，要當‘在野政治家’，以便‘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但是，以梁啟超的個性，他絕不想真的充當在野派，......護國戰爭之後，在國內眾多的派別中，他最終還是鎖定了實力強大的段祺瑞，將段祺瑞作為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助力。首先，袁世凱去世後，梁啟超就為段祺瑞搖旗呐喊，呼吁各方擁護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1917年，段祺瑞於11月15日向代理大總統馮國璋提出辭職，梁啟超也因此同段內閣其他閣員一並提出辭呈，從此徹底離開政治舞台。”

[黃礽耀 sfiawong]

梁啟超，是個聰明絕頂的一個人物，我都奇怪感覺他為什麼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黃礽耀 sfiawong]

tjh27 寫道:

1919年巴黎和會時期，小梁啟超14歲的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系誤解 　　　　　——巴黎和會時期，小梁啟超14歲的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 　　　　　　　——丁文江陪同梁啟超赴巴黎和會，是“1918年底”，部分文獻誤作1917年 　　　　　　　　——1915年1月，梁啟超發出第一次脫離政治的宣言《吾今後所以報國者》 　　　　　　　——有稱，梁啟超由政治家到學者轉變的標志是1917年11月的退出政界宣言 　　　　　　　——梁啟超淡出政界、專攻學術受二次宣言後結交的丁文江先生的強烈影響？ 　　　　　　　　　　　　　　　　　　　　　 　　昨日（2021年12月6日）在泰州市黃橋鎮丁文江紀念館參觀，看到介紹中有稱：“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我看了之後覺得有點荒誕，並告知了紀念館工作人員。 　　1918年底丁文江先生（1887年04月13日-1936年01月05日）陪同梁啟超先生（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赴巴黎和會，其間的交往真存在“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嗎？而且這種小鳥依人、言聽計從般的用語對於作為長者且正當壯年、鋒頭正健的梁啟超合乎實際吧？ 　　至於丁文江陪同梁啟超赴巴黎和會的時間，網上也有不同說法。《前地質調查所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程裕淇 陳夢熊主編，1996）稱“1917年丁文江隨梁啟超赴歐洲考察，並列席巴黎和會”。 　　《 民國高校教師生活研究》（王建軍著，2018）介紹：“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早年參與清末維新變法運動，後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後一度涉足政壇，1919年後脫離政界，專心著述與講學，先後在東南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擔任講座，1925年受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時隔不到4年，在著名的科玄大戰中，丁文江與梁啟超成了相互對立陣營的大員，丁文江堅決站在科學派一邊，而梁啟超擁護玄學派。在觀點差異上，梁啟超等人從歐戰的爆發指出物質文明的破產，丁認為歐戰非但不是科學和工業文明的過錯，而恰恰是缺乏科學精神所致。 　　《梁啟超接受勸告》（2016，張君燕）一文所稱的“1918年12月底,梁啟超去歐洲考察,丁文江擔任考察團的翻譯和科學顧問一同前往。隨著交往的加深,梁啟超對丁文江的才華很賞識,而丁文江也很敬重梁啟超,於是兩人惺惺相惜,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可能更接近事實。梁啟超先生個性上有“童真與孩子氣”的天真與謙和，這在其他文獻上也有出現，但有“天真”，未必就會被當成“小孩子”愛護。 　　丁文江先生的侄子丁子霖在文章《丁文江〈梁啟超年譜〉》（www.tzhl.gov.cn/art/20...25635.html）裡介紹：1929年梁任公先生逝世後，我二伯父（丁文江）曾寫過一副挽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在地為河岳，在天為日星。”這裡，我二伯父引用了春秋時管仲感念鮑叔牙的一句話：“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以此來悼念他所崇敬的這位寬厚長者。 　　所謂““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結合我的搜索，真相看來是：根據鳳凰衛視的視頻“丁文江曾評價梁啟超：個性仁厚，很難做一個好的政治家”（v.ifeng.com/c/85PPXuqw...w=pcclient），丁文江戲稱梁啟超為“小孩子”，並不包含什麼愛護之義，而只是善意嘲諷梁啟超“過於天真、不懂得政治”。在梁啟超無奈之下反問“誰適合做政治呢？”丁文江先生驕傲地說“當然是我了”。根據丁文江先生紀念館的一篇丁文江談他為什麼熱衷政治的文章，他自視甚高，肯定覺得自己才是比梁啟超先生高明的政治家。因此，在丁文江先生看來，梁在政治上就像“小孩子”一樣幼稚。梁啟超先生此前已通過《聲明》表示隱退，此時丁文江先生再大潑冷水，最多加快隱退步伐而已。 　　一句話，通過巴黎和會結交，丁在政治上戰勝了或“勸退”了梁啟超。然而4年後的科玄大戰，梁啟超先生並不示弱，還是針鋒相對。《五四的思想世界》（增訂本）（高力克著，2019）提到科玄大戰雙方的態度時介紹：“丁文江以科學統一人生觀的‘理性的傲慢’，更是遭人非議。梁啟超批評丁的人生觀統一論很像‘別黑白而定一尊’的‘專制宗教家’的口吻，而非科學家的態度。” 　　　至於““丁文江將梁啟超視作‘小孩子’一般愛護”的原始出處，有學者介紹“這句話我記得是出自丁文淵的回憶文章”，我相信出處很可能是正確的。問題之一，丁文淵先生在信譽上有點“自身難保”、同濟校史對其評介也很復雜、加之是事後聽到的傳說，因此他的回憶可靠性與客觀性是要打問號的。 　　東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梁啟超晚期文化觀研究》（2017）指出：“護國戰爭結束後，梁啟超發表了第二次脫離政界宣言，提出棄政從政，要當‘在野政治家’，以便‘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但是，以梁啟超的個性，他絕不想真的充當在野派，......護國戰爭之後，在國內眾多的派別中，他最終還是鎖定了實力強大的段祺瑞，將段祺瑞作為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助力。首先，袁世凱去世後，梁啟超就為段祺瑞搖旗呐喊，呼吁各方擁護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1917年，段祺瑞於11月15日向代理大總統馮國璋提出辭職，梁啟超也因此同段內閣其他閣員一並提出辭呈，從此徹底離開政治舞台。”

［pre]
　　梁啟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與康有為一起領導了“戊戌變法”。廣東新會人，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師從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百日維新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飲冰室合集》全目錄·瓜分危言·少年中國說·三十自述·中國之社會主義◇新中國未來記（小說）◇梁啟超家書◇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王安石傳（原文）◇王安石傳（白話譯本）◇詞集◇詩集◇文集◇中國國債史◇中國之武士道◇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德育鑒◇自由書◇歐游心影錄◇新大陸游記◇新民說◇戊戌政變記◇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李鴻章傳◇飲冰室合集◇飲冰室專集◇變法通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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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2017]

丁子霖就是那個人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