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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南京市。

　　其时南京市有十三个区，其中第七区也称下关，老南京人俗称“城外”。本案苦主金亚峰的寓所就位于该区大马路（大马路系地名，并非泛指）。

　　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大马路商贾云集，乃金陵城北区域最繁华之街市，洋行、货栈随处可见，每晚夜市必至午夜。洋货店铺一有时新商品，城内阔太太大小姐必坐洋车前来选购。这样的所在，房价通常不会便宜。能在大马路置业的，都属于有钱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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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路是南京鼓楼区的一条街道，民国时有“”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的说法。
　　当天晚上十时许，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接到金亚峰的报案电话，称其大马路寓所内的保险箱被撬，初步点检，失窃黄金珠宝首饰多件、稀珍古玩两件以及美钞五千。案情报至治安处长洪沛霖，洪处长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盗窃案，应由市局和案发地第七分局联合侦查，于是当即跟第七分局局长高立业联系。
　　稍后，市局和第七分局的一干刑警赶到金宅。现场总指挥高立业指令市局技术室派来的痕迹鉴识员（当时沿用旧时称谓）姜铿、汪见春进入现场勘验痕迹，其余刑警分别向苦主及其家人了解情况。
　　这天是金亚峰六十岁生日。暮色初降时分，若干至亲齐聚金宅。庆生酒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待到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老爷子按照惯例去书房想把当天的日记记了，却发现原本锁着的书房门此刻是虚掩的，推开一看，大惊失色：室内里侧靠墙放着的那口银箱的门也是虚掩的！当下疾步入内查看下来，箱内十九件黄金珠宝首饰，明代紫砂名壶、北宋瓷碟各一，以及五千美元不翼而飞！上千银洋倒没被窃走，但其中一封已经打开了，少了两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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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家寓所分为前后两进，后面有个院子，书房位于后侧那排房屋的底楼，与举行庆生家宴的前部客厅隔着一个大天井。侦查员推测，案犯是从与金宅后院一墙之隔的另一户黄姓居民家翻墙而入的。案犯作案时戴着手套，逃离现场前用书房门口小花园井台上的拖把将其留下的脚印擦掉，因此，未能提取到其指纹、脚印。稍后，痕迹鉴识员将书房门上的司必灵锁拆下来，发现铜质锁芯上有新鲜的划痕，由此断定，案犯是使用类似锁匠特有之职业开锁工具打开书房门锁的。

　　那么，银箱又是如何打开的呢？侦查员查看之下，一个个目瞪口呆。案犯并没有专门对付银箱的开锁工具，银箱是被他硬生生撬开的，而这个撬开银箱的方法，却使得侦查员们大为叹服——案犯把特种钢材制作的三角形楔块通过螺旋或者液压工具强行顶入锁舌一侧箱门与箱体之间的缝隙，随着压力的增大（其间换过楔块），把箱门、箱体扣合处的钢板向两边撑开少许，再使用特制的爪形钢质撬棍，把从箱门嵌入箱体的两道锁舌硬生生地撬离，从而打开了银箱的门。

　　这种作案手法，连那几个见多识广的留用老刑警也不禁连连摇头，表示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谓箱门与箱体之间的“缝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在合格的正牌银箱上，是很难找到这个缝隙的。保险箱（柜）的生产商对箱门与箱体之间的空隙有严格的质量标准，以当时常见的日本“固关牌”保险箱为例，其广告称该空隙“难能插入女性细发”。通常这个部位是窃贼作案时首先想到的切入点，也是银箱最薄弱的环节，生产商必须特别重视。为确保质量，每款产品研制出来后，除了厂家自己进行破坏性试验，有时还会邀请“各路高手”前往测试。可以说，凡是在市场上有点儿名气的品牌，都已经解决了对于这个环节的防范问题。自民国以来，用类似手段撬窃银箱的案子几乎绝迹，而这个案子却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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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情况使刑警感到不解。毫无疑问，案犯是奔着钱财来的，拿走了黄金珠宝首饰和美钞，还有两件古玩。可银箱里放着二十封银洋（每封五十枚），他却只拆开一封的前部封纸，似是随手之举，只拿走了最外面的两枚。这是什么路数？刑警中有几位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总队的资深探员，曾担纲主持侦破1948年春夏之交发生于南京的一桩轰动一时的系列盗窃案（即赤壁路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公馆、百子亭外交部长王世杰公馆、萨家湾英国大使馆、芦席营阿富汗大使馆、天竺路加拿大大使馆、上海路美国大使馆、普陀路参谋总长陈诚公馆、琅琊路前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公馆等十五处外国使领馆、权贵公馆被盗案件），可谓名噪江南。但此刻面对这一幕，也是皱眉苦思不得要领。

　　窃贼作案后，循原路逃离现场。鉴识员在金宅后院与邻居黄家相隔的围墙上，提取到了数截长短不一的纤维，应是窃贼攀越墙头时留下的，据此判断，其作案时所穿的衣服是七八成新的藏青色卡其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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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顺带也勘查了邻居黄家的情况：黄家的房子在金宅尚未购置前是一块狭长的空地，产权与金宅一并属于房主黄柯的伯父所有。十七年前，伯父准备把造了不到一年的房子转让给金亚峰时，家在苏州的黄柯大学毕业，在南京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伯父说那你就在南京安家吧，遂把后面那块狭长的地皮送给侄子，并资助其造起了房子。此后，黄柯就在金宅后面一直住到现在。黄柯是长江航道局工程师，经常在外出差；去年夏天，其子又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所以黄宅平日里只有黄妻钱雨花独居。如此过日子难免寂寞，钱氏就经常在晚饭后去马路对面的李家与李老太太聊天。是日傍晚六时许，钱氏照例出门，回家时她记得客堂迎门墙上的挂钟显示是七点五十分左右，并未发现家里有什么异常。金宅的庆生家宴是六点开始的，这就是说，案犯的作案时段就在六点到七点五十分之间。

　　黄家因地段比较特殊，大门位于后面那条巷子里，作为唯一进出的正门，而周边各户人家或店铺、公司都是把后门开在这里，天黑之后大多关门上锁无人进出。刑警估计案犯就是趁此机会，使用开锁工具打开黄家大门潜入的。稍后，鉴识员检查黄家的门锁，证实了这一判断。

　　结束勘查时已是8月6日凌晨两点，高立业招呼市局刑警一起回分局吃个夜宵，然后再做计议。可是，这顿夜宵竟没吃成。一干刑警刚到七分局，高立业就接到市局总值班电话：江边路“南京亚峰公司”发生银箱撬窃案，要求七分局立刻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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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刑警意外的是，“南京亚峰公司”的老板竟是金亚峰，所以，金老爷子是罕见的双重苦主。

　　金亚峰早年东渡日本留学，攻读的是当时在国内属于冷门的冶金专业，完成学业回国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原由清廷南洋大臣曾国荃、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炼钢厂被上海军政府易名为上海制造局炼钢厂，金亚峰被该厂聘为高级工程师。1917年8月，国民政府将上海制造局炼钢厂改为上海兵工厂炼钢厂。金亚峰因有留学日本的背景，被指派赴日招聘冶金专家来华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上海兵工厂炼钢厂冶炼新型钢材。完成该项工作后，根据已被聘为顾问的数名日本专家的建议，获得公费留在日本深造的机会。两年后，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被成立于1895年的川崎钢铁株式会社聘为附设的冶炼技术学院讲师（稍后聘为教授）。

　　192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将隶属于上海兵工厂的炼钢厂划出，改名为上海炼钢厂，直属军政部兵工署管辖。次年，金亚峰辞去日本的工作返回国内，担任上海炼钢厂的技术顾问，并斥私资在厂内设立由其自负盈亏、专事研究的钢铁研究所。同时，又在南京江边路下关电厂旁边购置地皮建造厂房，办了一家研制特殊钢材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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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金亚峰在上海炼钢厂内的研究所未随该厂撤迁重庆，连同上海炼钢厂未及撤迁的设备一并被日方强迁至江南造船所，作为“敌产”被没收。南京的公司则因金亚峰在日本军方技术人员中的熟人（两次留学时的同学）斡旋得以保留，金亚峰立刻改变经营项目，不再研制特种钢材，专做销售生意。战时钢铁紧缺，销售是受到严格监控的，日军为此还特地派员专门入驻公司就地监视。即便如此，金亚峰还是多次冒险把制造武器急需的无缝钢管等秘密出售给新四军，有时也向国民党方面提供。战后，经金亚峰大力斡旋，国民党接收官员签发命令，将其南京、上海的公司先后退还，金亚峰得以继续经营。

　　金亚峰不得不佩服中共地下党收集情报的精准。与其有同窗之谊的日本专家被遣返回国前，曾留赠他一些重要的资料，这事连戴笠、毛人凤以及郑介民执掌的“军统”、“保密局”、“国防部二厅”都毫不知晓，中共地下党竟然弄得一清二楚。上海战役还没开打，地下党就已经安排特工日夜提供秘密保护，并准备了汽车、船只，一旦遇到危险，随时可以协助其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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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不久，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即派员把金亚峰请去。金亚峰表示愿意将保存的冶金技术资料捐献给人民政府，孙冶方则提出这些资料连同金亚峰在上海的研究所一并由政府出资收购。最终双方商定，所有资料捐献给政府，研究所以黄金五十两（十六两老秤）的价格转让。

　　之前，金亚峰跟儿子金幼峰进行了一次谈话，大意是上海的研究所准备转让，南京这边的公司一直是你在负责，今后就完全由你执掌，老爸我也该退休养老了。那笔转让金你拿着，作为公司今后的发展资金。想了想，又说这里还有一封信，也是跟亚峰公司有关的，也由你保管吧，过几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这封信是跟对方见面的凭证。

　　金宅失窃当晚，刑警结束勘查后，儿子、儿媳、女儿等都去休息了，老爷子让妻子沏了杯茶，坐在书房里琢磨着今晚遭窃之事，老伴儿也帮着分析。这当儿，他接到电话，得知亚峰公司也遭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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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马上想起他给儿子的五十两黄金和那封信。那封信出自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之手，是写给华东军区负责兵工军械的一位首长的。由于封着口，金亚峰也不知道具体写了些什么，根据孙冶方跟他谈话的内容和收信人的身份，估计应该与他的专业——冶炼特种钢材有关。鉴于竖式信封右上角小框内印着红色粗体的“机密”二字，内容自然是保密的，他决定直接向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周兴报案。老爷子手头没有周局长的电话，只能致电市局总机，总机接线员把电话接到当晚担任总值班主任的副局长赵苍璧那里。赵副局长闻之立刻作出布置：请金氏父子即去亚峰公司；急告治安处长洪沛霖安排出警。

　　亚峰公司所在地也属于第七分局的管辖范围，当下，高立业率先前勘查金宅的原班人马立刻前往，一会儿，市局治安处长洪沛霖也带着刑警驱车而至。

　　“亚峰”是一家研制特种钢材的具有小型炼钢能力的公司，该公司的“制”，并不是真的推出产品，虽有冶炼用的小高炉，但只是为制作样品以便继续研究。当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规模相当于一家小型炼钢厂。金幼峰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执掌者，他的办公室位于厂区后侧一座小洋楼的二楼，隔着围墙就是长江江堤。襄理王守祥和财务程会计两人合用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内有一个铁皮文件箱，放置着账册和现金、空白支票等，但案犯对此不感兴趣，他的目标是金幼峰办公室里的那口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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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犯的作案手法与上半夜在金宅如出一辙：从江堤攀越围墙潜入公司，避开守夜人的例行巡逻，潜至小洋楼前，使用开锁工具捅开司必灵锁。上到二楼后，没进襄理财务室，直奔金幼峰的办公室。金幼峰办公室的这口银箱跟金宅的一样，也是日本“固关牌”，只是比家里那口大一些，案犯用同样的手段撬开了银箱。

　　好在老爷子从上海市军管会获得的那笔转让金没有被窃走。拿到那五十两黄金后，金幼峰与妻子商量，把黄金放到岳父家保管了。但也并非没有损失：他瞒着妻子在公司银箱里暗藏的两千美金不幸被案犯顺走。美金放在一个书本大小的白铜盒子里，上面有密码暗锁，案犯大概是懒得费劲儿，干脆把盒子一并拿走了。钱财损失还在其次，最让金幼峰焦虑的是，老爷子交给他的那封重要信件也放在铜盒里，此刻失窃，怎么向政府交代？

　　案犯具有较强反侦查意识，在亚峰公司作案时也戴着手套，逃离现场时擦去脚印，现场勘查并未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由于形势原因，这段时间亚峰公司的业务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但用于检验研究成果的实验性冶炼早已停止，员工晚上都不上班，通常只留两人值守。两人中，一个是专职门卫，一直待在门卫室；另一个由花匠、杂役、厨工等轮班，守夜后次日可以休息一天。这天晚上轮到花匠老缪守夜。和以往一样，他每隔半小时在厂区走一圈，照例用手电照着查看围墙，经过小洋楼时还特地驻步点支烟抽，手电乱晃一阵方才离开。

　　刑警听了老缪的这番陈述，不禁面露苦笑，又是点烟又是乱晃手电，对付寻常小贼，没准儿就把他们吓跑了，但对于本案的作案者来说，这么做不但一点儿用处没有，反而给他提了醒——巡逻的来了，暂停一会儿，别弄出动静，等他走了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