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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8日下午，時隔三年，張淼在四川省成都市某三甲醫院的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病房（以下簡稱“ICU”）見到了父親。57歲的父親是新冠危重症患者，還沒有脫離危險期。

他抱了抱父親，一下子就哭了。他覺得父親蒼老了很多，原來沒有白頭發的父親，鬢角多了白發。

張淼今年27歲，三年前，他在美國完成學業後，留在紐約的一家公司工作，因為疫情，三年多沒有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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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22年12月23日美國東部時間早上，母親打來視頻，向他轉述了醫生的話：父親的情況很不樂觀，肺部感染已經接近白肺，呼吸衰竭也很嚴重。他的情況應該讓所有的家屬都知曉，讓所有的家屬都做好心理准備。

張淼感到錯愕，在他的記憶裡，父親的身體一向強健，幾乎沒有去過醫院，起初得知父親染上新冠，他以為只是“一次感冒”，發展成危重症，是他始料未及的。和許多在這個冬天試圖熬過去的危重症感染者一樣，父親從救護車上被轉移到了急診室，又進入了ICU，遠在他鄉的張淼，找辦法買藥、制氧機。起初，他只能依靠與母親通話了解父親的病情，而兩地的時差和對病毒發展情況的未知，又使他“每一步都慢一步”。

2022年12月24日，沒有任何猶豫，張淼坐上了回國的航班，他希望為父親提供精神和心理的支持，像醫生說的那樣，把所有的方法都試一遍。

幸運的是，他的父親在ICU裡經過22天的救治，肺部感染有所吸收，血氧值、血常規和精神狀態都在向康復的方向發展。1月10日，辦理了出院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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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張淼三年來第一次回家過年，經歷了父親此次生病，張淼說，原來覺得親情是一種理所應當的東西，親人之間就會有親情。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親情帶來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責任感和羈絆。


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視覺中國 資料圖

【以下是張淼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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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張淼的口述：】

（一）

父親今年57歲，在成都做教育行業，工作中接觸的人比較多，放開後，感染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發展成重症，我一開始覺得挺震驚的，因為他沒有基礎疾病，每天都走路鍛煉。除了每年體檢，在我的印象裡，這幾年幾乎沒有專門去過醫院。

12月15日，父親抗原陽性，身體出現了發燒、咽痛的症狀。當時我給家裡打視頻，他狀態很差，在床上躺著，聲音比較沙啞。我說，爸你肯定感染了。他覺得瞞不住才告訴我。

由於疫情，我有三年多沒有回國。我本科畢業後，到美國讀的研究生，2020年碩士畢業後，留在紐約的一家公司工作。

我每一年都會數次產生想回國的想法，但是一查機票價格、國內當時防疫的隔離政策，再想到回國以後，也有可能變成紅碼，沒有辦法回美國，很多次被勸退了。

12月上旬，得知國內放開的消息，我跟父母的聯系更加頻繁，從每周三四次變成每天都聯系。美國放開的時間比國內早兩年，我經歷過一次大規模的感染，我身邊的朋友只有兩個人沒有被感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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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給父母的建議是：每一天攝入足量的維生素C增強自己的抵抗力，吃大量的水果、肉補充蛋白質和維生素；家裡備一些退燒藥。但我比較後悔，沒提醒他們買一個血氧儀。

感染的前三天，父親的症狀和大多數人一樣，發燒、咽痛、渾身乏力，需要臥床休息。吃了退燒藥之後，第四天，他甚至還出去買了菜，回家做了飯，我當時以為他有所好轉。

但到了第五天，他的情況急轉直下，胸悶氣短、咳痰咳不出來、呼吸困難，有時處於昏睡的狀態。我媽想讓他去醫院，但是父親覺得沒事，還能挺一下。

其實當時我們沒有完全意識到，父親已經嚴重缺氧，或存在肺部感染。因為父親此前沒有過肺部的問題，家裡也沒有血氧儀。而我在美國時，身邊的人感染後的症狀都比較輕。

北京時間12月20日上午，父親感染的第六天，母親告訴我父親的症狀沒有好轉，好像還加重了。我當時很緊張，我和母親都覺得必須去醫院，不能任由他來。

當天吃過午飯，母親帶父親去了離家最近的二甲醫院。他走路過去非常勉強，從進醫院的那一刻就開始吸氧。不戴呼吸機，他的血氧值是69，隨時都有可能昏迷。

在醫生看來，由於一開始父親缺氧不自知，沒有采取吸氧等救治措施，耽誤了兩三天，導致他的病情有些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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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讓母親聯系120，能去大醫院就去大醫院，萬一出現病情變化，能有更好的搶救條件。當時母親也被感染了，身體比較虛弱，在醫院陪護了父親一宿，他依舊沒有任何的好轉。

從我家到省內最好的三甲醫院開車要1個多小時，當時父親的狀況不能離開氧氣，只能等待120轉運。母親頭一天晚上聯系的120，排隊到次日早上8點多，才等來轉運車輛。

12月21日9點多，父親被120送到三甲醫院。母親跟我描述，急診能夠看到的所有空間都被利用了起來。走廊上、過道上、診室門口全都是在排隊的病人。症狀輕一些的病人還能倚靠牆站著，像我爸這種沒有辦法站著的病人就租一輛輪椅，坐在邊上，家屬去排隊。

那會兒，醫院沒有床位，父親只能在輪椅上用制氧機吸氧，當時他的血氧值80多。

母親在急診排隊八九個小時，直到下午快6點鍾，醫院安排父親進急診搶救室。有親戚也去了醫院幫忙，因為要填很多表格、交各種檢查項目的費用，母親55歲了，看東西比較慢，一個人很難搞清楚。

急診搶救室不允許家屬進入，裡面的病人實在太多，如果家屬進去就沒有空間了。晚上，我給父親打了視頻，父親手機晃了一下，視頻畫面裡一排全都是床。他說：“腦子昏昏沉沉地想睡覺，我真的不想再說了，我太難受了。”沒有說幾句話，他就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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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早上，醫生給父親做完胸部CT，說一半的肺部接近白肺，肺部有多發炎症、玻璃影、水腫、胸腔增厚、心臓增大，結論是：他就是危重症。隨後父親被轉入ICU的病房。

ICU病房是六人間，通常情況下，ICU是不允許家屬進去的。但當時醫院的病人太多，醫護人員負擔太重，所以醫院出了一個政策，每個床位允許一個家屬陪護，幫助病人喂飯、擦洗身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活護理，陪護的家屬只要進去就不能出來，出來就不能進去，中途不換人。

母親當時也沒好利索，還在咳嗽、有痰。但在那種狀況之下沒有辦法，母親進去陪護了。ICU裡面六個床位的六名家屬共用一個衛生間，白天共用一把椅子，晚上睡在簡易折疊床上。

剛進ICU的前幾天，父親一天要輸液八瓶，包括消炎藥、保護肝臓的藥、激素治療藥物和免疫球蛋白，還需要抽血化驗、打注射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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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美國東部時間早上，我決定回國。因為母親跟我視頻，說醫生當天找她談過話，父親的情況很不樂觀，肺部的感染挺嚴重的，已經接近白肺，呼吸衰竭也很嚴重。醫院把能用的方法在接下來幾天都用上，但不能保證治療的效果。如果效果不好的話，後期可能會插管。到了插管這一步，病人存活率更低。

最後醫生跟她說，父親的情況應該讓所有的家屬都知曉，讓所有的家屬都做好心理准備。母親一時間挺崩潰的。

我心裡也很著急，醫生說，像父親這樣的病人，精神支持也可能會有效果，這也是我回來的原因之一。

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裡，父親工作比較忙，相比於母親，他跟我相處的時間少一些。但他都在盡他所能地關心我，每次出差之前，都會把飯做好，出差回來，每次都會給我帶禮物。

我讀大學以後，因為物理距離的原因，我們相處的時間更少了。我一般是美國東部時間的晚上給家裡打視頻，對應的是北京時間上午，我跟母親視頻的次數更多，因為母親退休了，父親還在上班，只有在周末有機會跟他聊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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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回國的那天晚上，我幾乎完全沒有休息，我在全網各種平台上面查：“新冠危重症怎麼治療的？用了哪些藥？哪些治療方案？病情發展是怎麼樣的？”整晚都坐在床上收集信息和資料。

網上的治療建議基本都提到了激素治療、免疫球蛋白、消炎藥和新冠特效藥，即國產的阿茲夫定片以及輝瑞公司的Paxlovid。母親也問我能不能在美國開到Paxlovid帶回國。

但紐約對於藥品的管控相對嚴格，需要向醫生證明自己是高危患者，很有可能會成為重症，比如說長期吸煙或者有呼吸道基礎疾病，感染了新冠，醫生才會開這個處方。

我在美國之前沒有接觸過這個藥。後來，加州的朋友幫忙開了藥，加州的藥品管理寬松一些。醫生開了處方後，自己去藥店領藥。12月24日，我到加州拿到兩盒Paxlovid後，從加州上飛機回國。

12月26日傍晚，我到了成都的機場，是從加州到香港，再轉機回成都的。算上從紐約飛加州的300美元，全程機票五千一二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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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境辦完手續，直接去了隔離酒店。因為當時成都還在實施入境集中隔離2天的政策。

見到父親前的那幾天，我心裡很著急，晚上經常睡不著覺。頭腦裡面會去設想一些很糟糕的情況，越想越絕望，我自己的性格就是，當一個問題出現的時候，我會鑽到那個問題裡面去；白天，我還要處理休假申請、工作交接、簽證手續、開通手機漫游、去加州拿藥、買咳嗽藥、退燒藥等事情。

又因為我在國外，感覺每一步都慢一步。我不能得到一手信息，需要母親傳達給我；十多個小時的時差，又會有想做的事情不能及時去做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