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从美国回家，我在ICU里陪伴重症的父亲 ZT (发表于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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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8日下午，时隔三年，张淼在四川省成都市某三甲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房（以下简称“ICU”）见到了父亲。57岁的父亲是新冠危重症患者，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他抱了抱父亲，一下子就哭了。他觉得父亲苍老了很多，原来没有白头发的父亲，鬓角多了白发。

张淼今年27岁，三年前，他在美国完成学业后，留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工作，因为疫情，三年多没有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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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22年12月23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母亲打来视频，向他转述了医生的话：父亲的情况很不乐观，肺部感染已经接近白肺，呼吸衰竭也很严重。他的情况应该让所有的家属都知晓，让所有的家属都做好心理准备。

张淼感到错愕，在他的记忆里，父亲的身体一向强健，几乎没有去过医院，起初得知父亲染上新冠，他以为只是“一次感冒”，发展成危重症，是他始料未及的。和许多在这个冬天试图熬过去的危重症感染者一样，父亲从救护车上被转移到了急诊室，又进入了ICU，远在他乡的张淼，找办法买药、制氧机。起初，他只能依靠与母亲通话了解父亲的病情，而两地的时差和对病毒发展情况的未知，又使他“每一步都慢一步”。

2022年12月24日，没有任何犹豫，张淼坐上了回国的航班，他希望为父亲提供精神和心理的支持，像医生说的那样，把所有的方法都试一遍。

幸运的是，他的父亲在ICU里经过22天的救治，肺部感染有所吸收，血氧值、血常规和精神状态都在向康复的方向发展。1月10日，办理了出院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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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淼三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经历了父亲此次生病，张淼说，原来觉得亲情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东西，亲人之间就会有亲情。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亲情带来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责任感和羁绊。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视觉中国资料图

【以下是张淼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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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张淼的口述：】

（一）

父亲今年57岁，在成都做教育行业，工作中接触的人比较多，放开后，感染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发展成重症，我一开始觉得挺震惊的，因为他没有基础疾病，每天都走路锻炼。除了每年体检，在我的印象里，这几年几乎没有专门去过医院。

12月15日，父亲抗原阳性，身体出现了发烧、咽痛的症状。当时我给家里打视频，他状态很差，在床上躺着，声音比较沙哑。我说，爸你肯定感染了。他觉得瞒不住才告诉我。

由于疫情，我有三年多没有回国。我本科毕业后，到美国读的研究生，2020年硕士毕业后，留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工作。

我每一年都会数次产生想回国的想法，但是一查机票价格、国内当时防疫的隔离政策，再想到回国以后，也有可能变成红码，没有办法回美国，很多次被劝退了。

12月上旬，得知国内放开的消息，我跟父母的联系更加频繁，从每周三四次变成每天都联系。美国放开的时间比国内早两年，我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感染，我身边的朋友只有两个人没有被感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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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给父母的建议是：每一天摄入足量的维生素C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吃大量的水果、肉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家里备一些退烧药。但我比较后悔，没提醒他们买一个血氧仪。

感染的前三天，父亲的症状和大多数人一样，发烧、咽痛、浑身乏力，需要卧床休息。吃了退烧药之后，第四天，他甚至还出去买了菜，回家做了饭，我当时以为他有所好转。

但到了第五天，他的情况急转直下，胸闷气短、咳痰咳不出来、呼吸困难，有时处于昏睡的状态。我妈想让他去医院，但是父亲觉得没事，还能挺一下。

其实当时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父亲已经严重缺氧，或存在肺部感染。因为父亲此前没有过肺部的问题，家里也没有血氧仪。而我在美国时，身边的人感染后的症状都比较轻。

北京时间12月20日上午，父亲感染的第六天，母亲告诉我父亲的症状没有好转，好像还加重了。我当时很紧张，我和母亲都觉得必须去医院，不能任由他来。

当天吃过午饭，母亲带父亲去了离家最近的二甲医院。他走路过去非常勉强，从进医院的那一刻就开始吸氧。不戴呼吸机，他的血氧值是69，随时都有可能昏迷。

在医生看来，由于一开始父亲缺氧不自知，没有采取吸氧等救治措施，耽误了两三天，导致他的病情有些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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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让母亲联系120，能去大医院就去大医院，万一出现病情变化，能有更好的抢救条件。当时母亲也被感染了，身体比较虚弱，在医院陪护了父亲一宿，他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转。

从我家到省内最好的三甲医院开车要1个多小时，当时父亲的状况不能离开氧气，只能等待120转运。母亲头一天晚上联系的120，排队到次日早上8点多，才等来转运车辆。

12月21日9点多，父亲被120送到三甲医院。母亲跟我描述，急诊能够看到的所有空间都被利用了起来。走廊上、过道上、诊室门口全都是在排队的病人。症状轻一些的病人还能倚靠墙站着，像我爸这种没有办法站着的病人就租一辆轮椅，坐在边上，家属去排队。

那会儿，医院没有床位，父亲只能在轮椅上用制氧机吸氧，当时他的血氧值80多。

母亲在急诊排队八九个小时，直到下午快6点钟，医院安排父亲进急诊抢救室。有亲戚也去了医院帮忙，因为要填很多表格、交各种检查项目的费用，母亲55岁了，看东西比较慢，一个人很难搞清楚。

急诊抢救室不允许家属进入，里面的病人实在太多，如果家属进去就没有空间了。晚上，我给父亲打了视频，父亲手机晃了一下，视频画面里一排全都是床。他说：“脑子昏昏沉沉地想睡觉，我真的不想再说了，我太难受了。”没有说几句话，他就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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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早上，医生给父亲做完胸部CT，说一半的肺部接近白肺，肺部有多发炎症、玻璃影、水肿、胸腔增厚、心脏增大，结论是：他就是危重症。随后父亲被转入ICU的病房。

ICU病房是六人间，通常情况下，ICU是不允许家属进去的。但当时医院的病人太多，医护人员负担太重，所以医院出了一个政策，每个床位允许一个家属陪护，帮助病人喂饭、擦洗身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活护理，陪护的家属只要进去就不能出来，出来就不能进去，中途不换人。

母亲当时也没好利索，还在咳嗽、有痰。但在那种状况之下没有办法，母亲进去陪护了。ICU里面六个床位的六名家属共用一个卫生间，白天共用一把椅子，晚上睡在简易折叠床上。

刚进ICU的前几天，父亲一天要输液八瓶，包括消炎药、保护肝脏的药、激素治疗药物和免疫球蛋白，还需要抽血化验、打注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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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我决定回国。因为母亲跟我视频，说医生当天找她谈过话，父亲的情况很不乐观，肺部的感染挺严重的，已经接近白肺，呼吸衰竭也很严重。医院把能用的方法在接下来几天都用上，但不能保证治疗的效果。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后期可能会插管。到了插管这一步，病人存活率更低。

最后医生跟她说，父亲的情况应该让所有的家属都知晓，让所有的家属都做好心理准备。母亲一时间挺崩溃的。

我心里也很着急，医生说，像父亲这样的病人，精神支持也可能会有效果，这也是我回来的原因之一。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工作比较忙，相比于母亲，他跟我相处的时间少一些。但他都在尽他所能地关心我，每次出差之前，都会把饭做好，出差回来，每次都会给我带礼物。

我读大学以后，因为物理距离的原因，我们相处的时间更少了。我一般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给家里打视频，对应的是北京时间上午，我跟母亲视频的次数更多，因为母亲退休了，父亲还在上班，只有在周末有机会跟他聊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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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回国的那天晚上，我几乎完全没有休息，我在全网各种平台上面查：“新冠危重症怎么治疗的？用了哪些药？哪些治疗方案？病情发展是怎么样的？”整晚都坐在床上收集信息和资料。

网上的治疗建议基本都提到了激素治疗、免疫球蛋白、消炎药和新冠特效药，即国产的阿兹夫定片以及辉瑞公司的Paxlovid。母亲也问我能不能在美国开到Paxlovid带回国。

但纽约对于药品的管控相对严格，需要向医生证明自己是高危患者，很有可能会成为重症，比如说长期吸烟或者有呼吸道基础疾病，感染了新冠，医生才会开这个处方。

我在美国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药。后来，加州的朋友帮忙开了药，加州的药品管理宽松一些。医生开了处方后，自己去药店领药。12月24日，我到加州拿到两盒Paxlovid后，从加州上飞机回国。

12月26日傍晚，我到了成都的机场，是从加州到香港，再转机回成都的。算上从纽约飞加州的300美元，全程机票五千一二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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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境办完手续，直接去了隔离酒店。因为当时成都还在实施入境集中隔离2天的政策。

见到父亲前的那几天，我心里很着急，晚上经常睡不着觉。头脑里面会去设想一些很糟糕的情况，越想越绝望，我自己的性格就是，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会钻到那个问题里面去；白天，我还要处理休假申请、工作交接、签证手续、开通手机漫游、去加州拿药、买咳嗽药、退烧药等事情。

又因为我在国外，感觉每一步都慢一步。我不能得到一手信息，需要母亲传达给我；十多个小时的时差，又会有想做的事情不能及时去做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