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瑞 · 2008-02-17 · 来源：文革研究网
文/刘西瑞：“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文革网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刘少奇派刘西瑞等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下面就是刘少奇集团炮制的“宏文”－－“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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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刘西瑞 (1958.08.27)《人民日报》
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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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８０％。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要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６．６％，田间管理占１０．８％，收获入仓占１２％，而运肥、施肥就要占６４％，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２０％—３０％。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历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４５％，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９０％，８０％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怀念万达同志
刘西瑞
中国文革研究网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刘少奇派刘西瑞等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下文是刘西瑞近年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说，他在中央办公厅的职务，一直是个研究员。所在部门名誉上是中办直属组，实际上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各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书记汇报接受工作。”从下文中可以见出，文革后刘西瑞日子过得不错，与大跃进时期“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狂热鼓吹者谭震林等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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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写此文，不由想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对我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最欣赏最器重的是湖南的万达。
回想万达的为人处事，他能得到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不是偶然的。
万达同志是我的老上级，也算是老熟人了。从1940年春到1943年冬，从开辟豫北林北县(现为林州市)、林南县，到解放全林县，他都任县长，我任区长。抗日战争8年中，有4年，也是最艰苦的年代，他都是我的顶头上级。
解放后50多年，我先后调到华北局、中央办公厅，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离开，谭震林书记领导我们组，他是湖南人，每年都派我到湖南了解情况，每次到长沙，我都要去看望万达同志；直到我离开中办、离休后，两次去长沙，也去看望了他，受到他的接待、照顾。他到北京，也去过我家。
几十年来，我敬重他，他器重我，关系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但又不离开原则胡谈。在林县，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私人来往；解放后，只有私人来往，没有工作关系。
我在林北和林南城关区任区长，实际主持全区工作。当时是县委一元化领导，这样一来，每次到县总是向县委汇报工作，接受任务，与县政府的工作反而少了。“当然每次到县，也要向万达同志汇报请示工作。他特别尊重县委，从不另搞一套。四年中，万达同志关心同志、爱护同志、勇于负责的精神，我记忆特深。
1942年，日寇5月大“扫荡”，我区的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山头，都到过敌人。群众转移山沟里，不少人家断了粮食。在紧急情况下，我和当时转移到我区的晋冀鲁豫边区工商局长商量，将备战粮取出一些借给群众，暂缓饥饿。边区政府知道此事后，杨秀峰主席非常生气，要追查。那位局长吓得不敢认帐，责任弄到我头上了。最后，还是万达同志承担责任，保我过了关。
也在那时，我把新发的棉上衣丢了，天气渐冷，无奈只好找万达同志了。那时物品缺，制度严，很使他为难。他想了好一阵才对我说：实在没办法给你多发，这样吧，批给你一斤棉花，你自己想法吧!幸好我有两件旧单衣，于是，自己动手两件中间夹上棉花，缝了几针，成了棉袄。到底手工不佳，穿几天，棉花下滑，没办法，只好用皮带束在腰间保暖。就这样，还是上夹下棉的怪样。万达看到后，引起一阵大笑。
1942年春，我正在涉县边区政府干校学习，大概由于我1937年曾干过一段统战工作的原故，他指定我到林南县城关区任区长，要求立即报到。当我赶到姚村时，他和当时的团政委在一起，一见面就发现我穿着一件破军衣，还露出了肩膀肉，就笑着说：林县可算太行的大城市了，你去后要作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召开士绅会，这身装扮可不行。边说边把他身上穿的新绿色军上衣脱下给我披上。这一举动，却使那位团政委一阵大笑，对我说：这件衣服还是后勤部从缴获的胜利品中给我的，我穿上不到半天，送给了老万，他穿上还不到半小时又脱下给你了，真够意思。
我到林南城关区任区长后，只有半年的时间，1943年冬，就调我到获嘉县任县长。临别时，万达同志只说了两句话，一是对县委书记说，老刘是老区长，工作不错，又是获嘉人，可以胜任。再是说到地委报到后，要找皮定钧司令员请示工作。那时候，当然没有招待吃饭送行这一说了。
万达同志党性强，遵守纪律。我在中央办公厅的职务，一直是个研究员。所在部门名誉上是中办直属组，实际上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各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书记汇报接受工作，看到听到接触的机密较多。我们外出，跟领导少，单独活动较多。对外出人员领导总是强调要多动脑子，多用耳朵、眼睛；少动嘴巴。意思是既不要指手画脚，又不准传播中央的消息，绝对做到保密。但我外出，总要遇到一些老熟人，难免要问到中央一些情况。为此，我只得避开，也得罪一些人。可到万达同志家中就很轻松畅快。只是叙叙在一块工作时的事和一些老同志的近况，从来没有问过我在中央的工作情况和中央的事。我空手去看他，他一杯茶水一点水果接待。没有请我吃过饭送过什么东西。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离开中办，特别是离休以后，去长沙两次，万达同志对我的照顾显得更加热情。
记得1990年，我去湖南游览兼采访，到长沙住下后，他让儿子到我的住处看了我，我到万达同志家看望他。当知道我正在写纪念谭震林同志文章时，就说，你可以到党史办，他们会按工作关系安排你。又说，我们有个老干部招待所，按照你的情况，可以去住。于是，他亲自送我，并交待了所长。还安排我去张家界、南岳衡山游览。当然还是不惊动公家，而是派他的秘书乘他的专用车送我去的。我离开长沙前，万达同志又到招待所陪我吃饭，还加了几个菜，说这是我们的制度。真是公私分明，一丝不苟。
这些年，中央、各地，在大反不正之风，更加深了我对万达同志的认识，几十年的交往中，看到他身上的是：正气、正直、正派之风，他的品格、党性实在值得纪念和学习。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离休老干部)
附：万达简要生平：1918年出生于河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并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湖南工作几十年。曾担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顾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纪委第一书记等职，是党的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2002年8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逝世。
来源: 《万达纪念文集》，《万达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第447-449页，2005年，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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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谭震林传奇》中的一段（第四〇四页）：
一天，谭震林打电话给工作人员刘西瑞(地师级干部)，叫他到他家里来一趟。见面时，谭震林对刘西瑞说：“老刘，七弟德生来了，他想到香山看看，最好你陪他乘公共汽车到那里去玩玩。”
刘西瑞感到有些奇怪，觉得谭震林有专车，又有秘书，警卫人员，去香山容易得很，干么找我呢?谭震林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老刘，你与德生是老相识，请你陪他玩玩。你知道我的习惯，不能动用我的专车为亲属服务，你就委屈一下，带他乘公共汽车去。”
刘西瑞欣然应允，陪德生在香山玩了一天。
刘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09.1
按：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少奇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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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在徐水
康濯 (1958.09.1 《人民日报》 在毛主席视察徐水以后，不到四十天，刘少奇同志又来到了徐水，在徐水视察了一天多时光。
刘少奇同志从９月１０日下午四点半钟来到这儿，直到１１日下午六点离开，几乎是黑夜都很少休息。我们党中央的刘副主席不顾辛劳疲累，不顾汗透的衣衫，不顾庄稼丛中灼热的阳光和铁水炉边的炙人的红火，一直精力饱满和神采焕发地走过了徐水城乡的广大地区。少奇同志的思想、言谈和容光笑貌，也就这样深深刻印在徐水人民的心头，刻印在这儿永远跃进着和沸腾着的平川和山地。
在城市化的谢坊村
少奇同志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保定地委书记处书记宋琏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等陪同，在１０日下午五点钟首先到了遂城人民公社的谢坊，视察了这个城市化的村子。少奇同志从村外步行进村，一眼看到牲畜比赛场上架着枪，就立即走了过去。正在那里做活的男女基干民兵，马上便围拢来欢呼鼓掌；随后又像紧急集合一样，放下铁锨背起枪，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检阅。这些满身干劲的青年，男的背着刺刀雪亮的步枪，女的背着卡宾枪，个个昂头挺胸，一动不动地睁着庄严而又兴奋欢乐的眼睛，直望住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向大家问好，又问大家擦过枪没有；并且接过一支枪来，熟练地打开枪拴检查了一遍，然后满意地笑着递还了枪。这时候，民兵们抑制不住地振臂高呼：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祝刘少奇同志健康！”
在少奇同志告别的时候，这一伙公社社员和民兵又一次鼓掌欢呼。接着就架起枪来，投入了紧张的生产。
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幼儿公园里玩撬板、滑梯和木马。少奇同志笑嘻嘻地走过去，俯下身子和蹦跳着围上来的小孩们握手，并且听他们唱歌，同保育员谈话。随后就去到幸福院，看了老人们住的房子和墙上贴的幸福院制度，又和老人们一道坐在院里，详尽地问了院里的生活情况，同老人们闲谈了一阵，要这些为幸福感动得歇不住手脚的老人每天除了活动活动筋骨以外，还是得多多休息。老人们也跟少奇同志对答着家常话，那谈话的气氛就如同老朋友在互吐衷肠。
刘少奇同志在谢坊整整视察了两个钟头。他看了猪场、缝纫工厂、诊疗所、俱乐部、红专学校、养鱼池、发电所和粮食加工厂，也看了供销部、食堂、礼堂和名叫幸福池的澡堂。我们的领袖穿着普通的白衬衫、灰裤子和布鞋，一头灰发，满脸笑容，精力旺盛得永不疲倦。走到哪里都举起手来同大家招呼，和大家握手谈笑，朴素平易得就像我们大家庭中的一个谦和的长者，一个热情而亲切的最好的同志。他在每一个地方都看得非常仔细，问话也问得十分细致，而且随时给以指示。
少奇同志很重视植树问题。在看礼堂的时候，少奇同志发现本村建设规划上的树木少了，马上告诉村支部书记朱春生“应该增加一些”。在卫星猪场看到有树，就很为称赞，并且说：
“这是个办法！除了栽树，猪圈旁边还应该种瓜！”
支部书记朱春生对少奇同志的指示都保证一定办到。但朱春生也多少有点儿紧张，对少奇同志提出的问题总怕回答得不好。其实他都回答得相当周到。少奇同志在红专学校里详尽地了解了种种情况以后，知道朱春生在那儿教政治课，就曾问他都教的什么，怎么教的；他说他主要是讲党的总路线和报上的材料，并谈了谈具体情况，少奇同志忙说：
“对！就这么教！很好！”
少奇同志还向朱春生了解了村里劳力的情况和儿童入学的情况，而且十分关心农村的中学教育。在知道这里抓住山药高产和计划今年亩产粮食两千多斤以后，连忙告诉大家说，山药可以制糖、粉、酒、酒精、橡胶和点心，还可以喂猪，要大家好好利用。少奇同志在进村以前和进村以后，还曾先后几次兴致极高地看了多穗玉米，对这种高产作物很为称赞，并问这儿一般的玉米有没有插竹扦。少奇同志对谢坊城市化的建设也表示满意，又几次夸奖这儿的壁画画得好。
这一天，晴空万里，傍晚的金色的阳光和谢坊人的热烈的欢迎，一直紧紧跟随着刘少奇同志；而少奇同志也给谢坊带来了宝贵的力量，带来了更大的干劲和力争上游最大的雄心。
在商庄人民公社
１１日上午，刘少奇同志到了商庄人民公社。首先视察了畜牧场，然后走到村边的瀑河岸上，问了问瀑河的情况，并建议在河中筑闸提高水位，以便利自流灌溉和行船、发电。少奇同志十分关心土地的灌溉，昨天在谢坊村外的机井旁边，就和年轻的锅驼机手祁家祥谈过灌溉问题，并让祁家祥给他算了算每天抽水的数量。今天在大寺各庄，又在机井旁边和女锅驼机手阎凤珍研究了一个问题。少奇同志说：
“夏天从机井里抽上来的水太凉，要是在机井边上作个大小池，抽出水来放池子里晒上一天再浇地，这样办行么？”
不仅是阎凤珍，所有的人都感到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少奇同志又说，这个办法还可以不停地充分利用抽水机器，可以储备丰足的水，可以使一眼机井保证供应一千亩地的需要。
这一天，天气同样很好，少奇同志兴趣也极高。他看了商庄的食堂，路过洗衣房就和手上水淋淋的女工握手，并告诉大家，天津有一种洗衣机，两个人操作，一天可以洗一千多件衣服。县委书记张国忠马上答应去买那种洗衣机。少奇同志还在商庄幼儿园里看了小孩们的卧室、厨房和玩具，并且笑嘻嘻地听小孩们给他唱道：
爸爸妈妈去生产，把我送到幼儿园。
幼儿园里朋友多，唱歌跳舞多快乐！
离开商庄以后，少奇同志在这个公社的大寺各庄村外走了一里多地，看了近七尺高的丰产棉花和半人多高的丰产谷子，看了梅花形的密植玉米和移栽的密植玉米，看了有名的丰产大白菜，也看了五六种耕作法不同的高产山药和沼气试验场。少奇同志对丰产地抱着最大的关怀，简直忘记了疲劳，好像也并没感觉到衬衫已经汗湿，有时甚至还取下草帽，一刻不停地又看又问。他听说这里有人给庄稼灌狗肉汤和打针——打葡萄糖，打胡麻油和棉油，不禁诙谐而风趣地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么？哈哈！那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在视察丰产地的时候，更多的是随时随地给予的宝贵指示。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
“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少奇同志还很欣赏沼气试验场的圆锥形种植法和其它的堆形种植法，他说：
“这是个好办法！这种立体办法，不搞沼气也有好处。这可以增多土地的面积，也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光。凡是同样面积的立体，以球形的吸收太阳光最多最大。”
看过许多丰产卫星田和试验田，少奇同志还向商庄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詹登科和陪同的人提议，要大家具体地算一笔账，比如说种高粱，是种一亩亩产两万斤的合算，还是种十亩亩产两千斤的合算。少奇同志说，大概是少种、多产的合算一些，不过这就要把上面的一亩和十亩所花的工、肥、水等等细致地算算并加以比较，然后得出个结论，才能说服大家。少奇同志说，“这就需要大胆试验。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失败了也总是小范围的，失败了也不批评。西药六○六就失败了六百零五次。我们要有不怕失败的精神。试验成功了就推广，试验就是为了推广。”
少奇同志在商庄人民公社还作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指示。他看到那里人人以特产大白菜而自豪，就笑着提出“警告”说，别的地方一定也会学习你们并且种出更好的白菜，那时候你们就得考虑白菜的市场问题啦！听说那里划了一片坏地作公墓，就建议给公墓栽花种树，并请美术家设计一下，把过去人们一见就难过的坟地变成大家看了都高高兴兴的公园。人们汇报了公社成立后不少上中农怎样献出了多年埋藏的粮食，就马上提出今后粮食多了，可以给每户社员分发一批粮食保存起来，反正人人吃食堂，存粮当然不能吃。
在离开商庄人民公社以前，少奇同志还和大寺各庄的社员们一道，参加了深掘丰产麦田和翻山药秧的劳动。这时候，簇拥着少奇同志的掌声和欢呼突然平静下来，有些社员感动得热泪盈眶和张嘴结舌。在少奇同志走了以后，翻山药秧的社员浑身是劲，宛若冲锋般地一鼓作气就把五亩秧子翻完；十八岁的姑娘阎素花说：
“这块地我就是不吃饭，一个人也要翻完呀！这是咱们党中央刘副主席翻过的地啊！”
在一穷二白的工厂和大学
刘少奇同志在１１日上午去商庄公社以前，曾经视察了徐水和安新的联合钢铁冶炼厂。下午又视察了徐水大学、徐水机铁厂和细菌肥料厂。在１０日晚间，县委向少奇同志汇报全县机械化电气化规划的时候，我们的刘副主席就再三强调地说过，拖拉机也好，汽车也好，发电机也好，都要有钢铁！少奇同志在徐水的时光，也就处处指示和鼓舞人们多生产钢铁；在冶炼厂和机铁厂，更是细致入微地走遍了所有的车间。
冶炼厂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刚刚建立起来的。到处是砖瓦铁石，是正在生产或正在修建的小高炉和土炉，是临时睡觉的帐棚席棚，是沸腾的人海和冲天的红火。刘少奇同志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几乎是专找红光漫天的所在视察。他在徐水县委和安新县委同志的引导下，看了每一座小高炉和土炉，拾起各种铁矿石加以比较和询问，研究小的风葫芦和大的鼓风机以及暖风室，计算每一炉的原料和成品，同炼铁工人、砸矿石的小工以及女机器手谈话，有一回甚至还踩到了刚刚出炉而火烫熏人的铁渣上。在那个露天的战场，少奇同志不仅时时高扬着手，回答人们激情的鼓掌；并且还在看过一炉出铁之后，伸出巴掌同工人握手，接着又热烈地鼓掌祝贺大家。应该说，少奇同志简直就亲身参加了那儿的炼铁。
少奇同志也和毛主席一样，视察了细菌肥料厂生产固氮菌的全部过程。在机铁厂，对那里白手兴建的高炉和十几台车床的规模以及翻砂的产品更是称赏备至。看到那里还制出了给大冶钢厂加工的机器部件，尤其惊喜交集，旁边一个同志说：
“咱们这也是蚂蚁啃骨头！”
刘少奇同志点头表示同意。
对于一穷二白的徐水大学，少奇同志兴趣也极大。他详细了解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和半耕（或半工）半读的安排，并在看了二年毕业的农业系讲授的十五门课程和一千七百九十个课时的规划以后，高兴地笑道：
“很好嘛！你们先学业务，后学基础理论，这就是从实际到理论，很对！”知道大学和县里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又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规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要好呢！”
少奇同志指示县里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然后，少奇同志向学员代表常云阁等亲切地询问了学习和生活情况，接着又看了农业系的土造化肥厂和机械系的铁工场；看到在炉边打铁的腰系油布的学生和他们制出的滚珠轴承，少奇同志兴奋地笑道：
“这才是我们的大学生啊！”
在全县人民的心灵深处
在一天多的时刻里，刘少奇同志并不只是视察了徐水城乡的几个地方，而是深入到了全县人民的心灵深处。少奇同志还曾通过徐水县委和商庄公社党委，对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
徐水县委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的规划草案，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以前就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关于这里工业发展的布局，少奇同志就感到规划得有些毛病，并向县委作了深刻而全面的指示。少奇同志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规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的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以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和货币的比例，以便于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账，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就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要大家学习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充分认识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与提高了，大家都半天劳动和半天学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刘少奇同志的全部指示已经快如闪电般地深入人心，社社村村都举行了狂欢庆祝和向着更高峰跃进的宣誓大会。商庄公社１２日的半天多就种麦和收秋七千亩，漕河公社马上从后勤部门精简了两千非生产人员投入了生产，冶炼厂的十二号土炉创造了日产一吨半铁的新纪录。徐水人民把幸福、光荣和重大的责任当作了一件事，一个个都鼓起了直上云霄的干劲，鼓起了保证永远跃进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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