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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将官和公职人员的屠杀：镇压“反革命”运动

（原文；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5555013）


中共窃政后，首先发动“镇反”运动，屠杀留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将领、军官、公职人员、教师等，数百万人遇害。（视频截图）

那些向中共所谓“投诚”或因抱有幻想而留在了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将领、军官、公职人员、教师等，是中共窃国后首先大批杀害的对象，总人数达数百万人，其中包括逾两百名国军高级将领。在这遇害的两百名高级将领中，包括[b]参加或指挥过对日抗战、会战的44名国军中将与41名国军少将。他们未死于日军枪炮之下，却惨遭中共毒手。[/b] 6park.com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是中共夺取政权后，于1950年初发动的第一场肃清反对势力的运动，目的就是大肆屠杀思想或行动上反对共产党的人、或者有潜力成为武装反抗共产党的人，如国民党遗留的残部、知道中共假抗日真相的国民党抗日军官、国民政府公职人员、教师，而非刑事犯，以巩固其政权。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了“镇反”运动。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但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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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因此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极其宽泛，如散布“谣言”，而对中共不利的话(不管是真假)都会被认为是“谣言”，或者中共认为其有对中共不利的意图，因此“反革命罪”的标准极其宽松和有很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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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按指标杀人     毛泽东定下杀人指标和比例
1951年1月，毛泽东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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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就是55万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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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675人，第二天（2月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

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示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被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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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
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
28人。…… 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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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

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

10,488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358,000余人，处决了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
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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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了落实杀人指标和更快杀人，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许可权。1951年2月5日，毛泽东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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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镇反”的指示

镇压“反革命”刚开始时的极短时间内，毛还强调过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毛马上改变看法，认为这是镇“反革命”的千载难逢的时机，毛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主张“大杀几批”。  

刘少奇说，“抗美援朝”的锣鼓一旦敲响，就会响得很厉害，“镇反”的锣鼓声就不大听得见，就好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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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人被迅速屠杀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仅仅在1951年的2、
3、4、5那四个月，就杀了50多万人，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  

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

人。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