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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30日，农历乙未年中秋节。

　　位于北站区的北火车站，是当时上海市唯一的一个铁路客运车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昼夜喧嚣不停。这天是中秋，正好与国庆双节相连，北站的旅客比往日更多，公安也加派了警力，若干支由民警和公安部队战士（相当于后来的武警）组成的巡逻小组频繁穿梭于车站内外。这一幕，对于提着旅行包走出车站检票口的韦焕第来说，不禁觉得颇有些稀奇。这是因为他是上海解放四个多月的时候被捕的，刚从苏北劳改农场刑满释放，他印象中的上海北站还是旧时的样子。

　　走出人头济济的站前广场，韦焕第对并肩而行的妻子韩少珍说：“上海这些年的变化可真大啊！”

　　韩少珍说：“别说北站，就是咱们家那一带你可能也认不出了。”

　　“那我下午先到咱家附近转转。”

　　当天下午，韦焕第真的出门转转去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他这一转，竟然把自己转进了阎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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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韦焕第家所在的公平路约一公里开外的唐山路上，有一家浴室——“逍遥池”。这是一个名叫高复生的老板开的。高是宁波人氏，很会经营，二十五年前开设“逍遥池”时，打的是高中低三档通吃的算盘，要把附近的各类消费者都吸引过来。所以，开场就是先声夺人，建造了一个独立的院落，内用花墙隔成三个小院，三个方向开了三个门面，都悬挂着“逍遥池”的金字招牌。
【信笔由墨】公平路与唐山路交汇口往南500米左右是黄埔江北岸。一公里开外当在唐山路北，近四平路口。过了四平路，与公平路相对的是欧阳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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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西的是面对大众的低档浴室，只向男性浴客开放。内里设施与寻常大众“混堂”（沪上对低档大众浴室的称谓）无异，水泥砌就的特大浴池，其面积比Ⅱ型游泳池（25米×10米）还大，早到的浴客可以在里面游泳；大统间更衣，卧榻是通铺，茶房伙计都是五大三粗的壮汉，接待浴客时一开口震人耳鼓——这是沪上“混堂”的经营诀窍，专门对付那些想把“混堂”当旅馆的浴客，让你一次次惊醒，睡不成觉只好离开，腾出位置接待新浴客。

　　【信笔由墨】25米×10米，这个特大浴池似有些过于夸张了。短道比赛的游泳池有多大，网上的视频，资料很普遍，随处可以查看。如此大的混堂单池，要多少人才能不亏。国民政府国防部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办公、教学大院内就有一座室内短池游泳馆。如果说25呎（7.6米）×10呎（3米），还说的过去。不过，混堂单池大多是近正方的，类似于短道游泳池的长宽比将近1:2的混堂池，还真罕有。

　　朝南的门面是中档浴室，男女不拘，只要买票，均可享受一应服务。当然，内里的更衣间、浴池都是分开的，进得门去各分东西，装有隔音设备，鸡犬之声不闻，充分保护隐私；备有中型浴池、集体淋浴房两种，供浴客自行选择；另设男女擦背、修脚师，提供收费服务；更衣间装有热水汀、电扇供冬夏取暖或降温之用，每位浴客单设伸缩式躺椅，而且不限时间，男女茶房都面容端正，吴侬软语，轻声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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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面朝东的便是高档洗浴场所了，进得门去，宛若入了苏州园林，鲜花草坪，小桥流水，鸟语啁啾。浴客沿着绿藤婆娑的葡萄架曲曲弯弯行至一排飞檐翘角的古典式平房前，有迎宾小姐殷勤相迎，浴资是浴后结算的，浴客只消说想进几号间洗浴便可；穿过大堂一侧的圆形门洞，眼前是三条走廊，左侧是男浴区，右侧是女浴区，中间则是鸳鸯浴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提倡新道德新风尚，鸳鸯浴已经取消，改为“敬老爱小浴区”，专供成年父母携年幼子女使用。

　　高档区是清一色的单间浴室，进门是更衣休憩小间，可任意调节坐姿的弹簧躺椅、真皮搁脚凳、茶几、茶具、电话一应俱全，茶几一角有电铃，浴客有什么需求，只消按铃，大堂服务台就会指派专人前来伺候。里间就是浴室了，英国进口的白色珐琅铸铁浴缸、淋浴设备和台盆、镜子等，应有尽有。

　　凡是来过“逍遥池”高档区的浴客，都对“有钱就是有尊严”这句话有真真切切的体会。不过，有一个人对此可能会有异议，那就是刚从苏北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回沪的韦焕第，他是“逍遥池”开张二十五年来死于此间的唯一一个浴客。

　　上海解放后，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消费观念逐年发生变化，提倡勤俭节约已经成为大部分市民的共识，加上诸多原先对工人生活不予关心过问的私营厂家都自造了“混堂”，所以，“逍遥池”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到本案发生的建国六周年国庆节前夕，“逍遥池”资方已经数次向政府递呈请求准予公私合营的报告，区、市工商联也三次派员前来了解经营情况。据资方出示的经营台账显示，“逍遥池”这时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要不是政府规定私营企业不能自行歇业，“逍遥池”肯定早已关门了。资方不敢违规行事，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经营，而且还得高中低三档浴区照常营业。可想而知，“逍遥池”早不是以往那样天天浴客盈门的景象了，低档区中午开门后（旧时沪上浴室营业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次日早晨六点）倒还有一些浴客，高中两档则通常到天黑后才有少量浴客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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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天有些例外。中午十二点“逍遥池”刚开门，就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跑过来，递上钞票说预订一间高档浴区的男性浴间，指明要21号，下午两点左右来洗浴。“逍遥池”的规矩是先洗浴后付费，但预订浴间却须事先付款。当下，服务台收了钱钞，出具一纸单据给对方。下午两点多，果然有一男性浴客持单据前来洗浴，这人就是韦焕第。侍者老丁看他那落魄样子，料想是第一次来，当下将其引领进21号浴间，正要说明室内一应设施的操作方法，韦焕第却一挥手说他以前来过，不必费心。

　　半小时后，老丁来送开水。他习惯性地看了看21号浴间门框上方的红灯，没亮，那说明并非“请勿打扰”，于是就轻轻叩门，里面没有反应，再叩重些，仍没动静。这种情况平时也经常出现，比如有的浴客入浴前先小憩片刻，自然听不到敲门声。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老丁通常会过一会儿再来。但他被先前韦焕第的那番生硬态度惹得有些不爽，解放六年多了，劳动人民早就翻身了，再牛的资本家来“逍遥池”，对服务员也是客客气气的，一口一个“师傅”，不像从前那样凶声霸气地大呼“茶房”，你一个落魄主儿算什么东西！现在，既然“请勿打扰”的信号没亮，那打扰你一下也不算违规。

　　老丁就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出乎意料的是，外间躺椅上并无那浴客，里间的水龙头却是“哗哗”有声。老丁寻思别发生了什么意外，当即敲响里间的房门。敲了几下没反应，他便推门而入，结果惊骇地发现浴缸中泡着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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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分局的刑警赶到现场时，里间那口放满了热水的特大号浴缸里，水龙头尚未关闭，还在“哗哗”流水，散发的热气笼罩了整间浴室，粉红色地砖铺就的地面、白色瓷砖贴成的墙面以及浴缸边沿等所有可能会遗留脚印、指纹的地方，到处都是水汽凝结的水珠，可想而知什么痕迹也没提取到。好在里间的门是关闭着的，外间并未受到影响，不过刑警只提取到了一个人的指纹和脚印，后经鉴定证实，系死者本人所留。外间还有死者入浴前脱下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些零钱，以及一张竖体印刷的释放证明书。

　　市局派来的法医赶到了，随即对尸体进行解剖。死者全身无任何外伤，皮下也未见淤青痕迹，颈部无勒痕，气管内有少量积水，但肺内并无积水。法医推断，死者的心脏应是猝然停止跳动的。当时他泡在浴缸里，心脏骤停后失去知觉，身体歪倒致使口鼻进水。这时死者已经失去了呼吸功能，所以水并未进入肺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心跳骤停的呢？法医排除了心肌梗死，但以当时的医学水平，不能确认是否有其他心脏隐疾，因此，最后的结论是：不能排除某种心脏隐疾在闷热、潮湿的条件下被诱发导致心脏骤停的可能。

　　市局法医有了上述鉴定结论，提篮桥分局的刑警就退出了这项调查，剩下的收尾工作交给派出所去做了。由于死者口袋里遗留了那份释放证明书，所以警方无须费时费神识别死者身份或寻找其家属。按照当时上海市的治安工作规定，刑满释放返沪者之前所在的服刑单位应于该犯释放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其住所的管段派出所，因此，协助封锁现场的唐山路派出所民警当然知道韦焕第其人及其家属的情况。当下，民警就把联系殡仪馆接收尸体之事交由“逍遥池”去做。

　　“逍遥池”开张二十五年以来还是头一回撞上这等倒霉事儿，自是想早点儿了结，刚把民警送出门，就立刻给西宝兴路殡仪馆打电话让派殡葬车把尸体运去。民警呢，按照当时办此类事儿的惯例，也不必亲自出马去通知家属或者让居委会转告（居委会没电话），而是根据户口底卡上的信息，给死者妻子韩少珍供职的“宝隆汽车修理厂”打电话，委托厂方转告噩耗，让家属前往西宝兴路殡仪馆联系火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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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隆汽车修理厂”是一家私营企业，倒不像“逍遥池”那样径直走下坡路，新中国成立后，业务反倒蒸蒸日上。当时中国还不能自造汽车，使用的都是外国车。这些车使用时间长了，发生故障或零部件磨损，就得送厂维修，所以该厂的活儿多得不得了，客户常常要提前一段时间预约才能排上号。户籍警的电话打到厂里，接听电话的庶务科长彭正明大吃一惊，说别弄错了吧，老韦上午才回家，午后我受钱厂长委派还去他家看了看，当时蛮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

　　警察当然不会跟他开玩笑，彭正明便去向董事长兼厂长钱复毅报告。钱外出了，联系不上，于是彭正明就决定直接通知韩少珍。韩少珍在“宝隆厂”食堂工作，这天上午请了半天假去北站接丈夫，午后就上班了。可彭正明去食堂一问，食堂的大师傅却说她已经回家了。彭一怔，难道她已经知晓噩耗了？大师傅说，膳食科长知道她丈夫今天回来，就让她提前下班了。

　　这样，彭正明只好跑一趟了。好在路不远，而且“宝隆厂”有的是修理好后需要试车的汽车、摩托车，他是有驾照的，就开了辆摩托车直奔公平路。途中，秋雨又淅淅沥沥下了起来，彭正明没穿雨衣，顶风骑着摩托，身上弄得透湿。他寻思，这报丧的活儿本是派出所的职责范围，警察图省事叫厂里办，我何不如法炮制，让居委会通知韩少珍，也省得面对韩少珍那番哭哭啼啼的场面。打定主意，他就去了居委会。居委会干部倒是乐意干这事儿的，听彭正明如此这般一说，治保委员刘嫂立刻叫上居民组长沈大妈，两人赶到韦家门口，却吃了闭门羹——门上挂着一把铜锁，韩少珍不在家。问了邻居，邻居说先前看到韦师母回家的，还说了几句话，她说要去菜场买菜，晚上包馄饨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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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沈便去了菜场，转了一圈，也没看见韩少珍。两人只得重返韦家。韦家还是锁着门，两人有点儿着急了——报丧这事，既然已经答应了，就要尽快通知本主，总不成拖到明天再说吧？这时，住在附近的黄婶过来了。四十多岁的黄婶面慈心善，六年前韦焕第折进局子后，许多人听说会被判死刑，便对韩少珍冷眼看待，有的是为“划清界限”，有的是因为迷信，担心沾上晦气一辈子倒霉。只有黄婶念着韦焕第以前经常热心帮邻居干一些诸如修电灯、修自行车一类的杂活，认为现在人家遭了难，她应当帮一把。所以，当韩少珍接到“宝隆厂”的招工通知，却为一对双胞胎子女上托儿所的接送问题发愁时，黄婶主动把这事承担下来。六年来，两个孩子一直由她接送，直到今年上了小学。

　　六十年前的上海街头，车辆远不如现今多，如同吃了兴奋剂一样横冲直闯的司机也比较少见，人贩子更是基本绝迹，所以小学生上学放学都是自己步行前往的。不过，黄婶还是继续提供帮助。那时学生学业轻松，放学早，回家的时候家长多半还没下班。黄婶担心孩子贪玩误了家庭作业，就让这对双胞胎放学后先到她家做功课，下午五点多韩少珍下班后，顺路再把孩子接回家。

　　可是，今天却有点儿反常。此刻已经六点了，韩少珍还没出现。再说韦焕第这当儿也该回家了，夫妻俩却都没露面。黄婶觉得纳闷，便来一探究竟。

　　三个女人打着雨伞站在韦家门口议论，其他的邻居也围拢过来。七嘴八舌正说着，对面弄堂的胡嫂经过这里，她说大约三点半时亲眼看见韩少珍提了一篮子菜开锁进门的，两人还聊了几句。韩少珍说准备晚上包馄饨，再烧几个菜给老韦接风洗尘。这会儿她应该在家烧菜包馄饨呢，怎么门又锁上了？胡嫂这么一说，一干邻居更觉得奇怪，隐隐怀疑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儿。当时还没有《物权法》，也没有110，发现邻家情况有异不必找派出所，况且还有居委会的治保委员在场，众人干脆破门而入。

　　女主人韩少珍果然在家，不过，她已经是个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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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家住的是平房，进门一间是客堂，客堂右侧是里外两个卧室，大人小孩儿各居一间；客堂的里间亦即卧室的隔壁是厨房，厨房后面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院子，沪上称为“天井”。韩少珍就死在这里，她是触电身亡的。菜篮子原本是拎在她手里的，触电时被甩飞出去，撞在墙上再弹落到地上，墙上的石灰都被磕掉了一大片，可见其触电时身体受到的电流冲击是何等强烈，菜篮子里的猪肉、豆腐干、河鲫鱼、香葱以及馄饨皮等，散落一地。

　　分局刑警接到报案迅速赶来，市局法医再次出动。法医听了一干邻居提供的情况后推断，女主人买菜回来，收起雨伞脱下套鞋（即胶鞋），拎着菜篮子去厨房。她收雨伞时，手上肯定沾到了雨水，湿手触及厨房门的一瞬间，发生了触电事故。

　　推厨房门怎么会触电呢？这里先要说一下韦家的门窗。韦焕第入狱前是汽车修理厂的技工，整天经手的就是各种型号的金属薄板，即汽车的“车皮”，破损的拆下来，新的换上去。拆下来的旧“车皮”和换新“车皮”时裁剪下来的边角料，就是废金属。不过，这种废金属跟一般意义上的破铜烂铁有区别，不但不锈不烂，而且颜色各异，放在一起五颜六色煞是好看。韦焕第是“外国铜匠”（旧时沪上对钳工的称谓），入住伊始就向厂里买了些换下的各色“车皮”，拿回家裁剪后钉在门窗表面，既结实又美观。

　　他怕是没料到，韩少珍的触电就是由此引发的——有人从厨房电灯的灯头部位接出一截电线，裸露的那一头系在一枚铁钉上，铁钉的前半段砸进了厨房里侧的门板，后半段连同缠绕在上面的导线横砸在紧贴门板表面的“车皮”上。这样一来，整扇厨房门就通上了电。当天下着雨，地面本来就是湿的，韩少珍的手上又沾了水，触电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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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估计，凶手做了这番手脚后并没离开，就藏在韦家屋里。待确认韩少珍死亡，这才离开现场，而且把门锁上了。

　　韦家的地面是泥地上铺了一层青砖，由于家人每天多次走进走出，鞋底的灰土甚至油污就会附着在砖地上，形成一层黑色油泥，沪上将其称为“脚泥”。1958年“大跃进”时，政府号召城市居民为郊区农民提供肥料，家家户户都用菜刀铲下脚泥，集中到一起，统一运往近郊农村。正因为这种地面对脚印比较“留恋”，刑警现场提取到了数枚跑鞋鞋印，当下就有人怀疑，这可能是死者的丈夫留下的。

　　先前法医在“逍遥池”就地解剖韦焕第的尸体后，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不可能把从尸体上脱下的衣衫鞋子再给穿上，而是白布一卷就由殡葬车拉走了。待到死者家属确认尸体后，自会置办寿衣鞋帽请殡仪馆给死者穿戴齐整。韦焕第遗留在“逍遥池”现场的衣衫鞋子，则由民警带回派出所了，回头再通知家属去取。刑警到派出所看了韦焕第的衣物，其中有一双崭新的皮鞋。量了量，尺码倒是跟韦家现场提取的鞋印接近，不过，这双皮鞋的鞋底几乎未沾尘土，应该是刚买的。

　　当天晚上，提篮桥分局决定对韩少珍被害案立案侦查，当即抽调了四名刑警加上派出所的一名民警组建了一个专案组。专案组长袁辉友系分局刑侦队副队长，山东淄博人，初中文化，1946年参加革命，从事情报工作，1948年3月淄博全境解放后，调往淄博特区公安局担任侦讯组长，上海解放后来沪，先在市局刑侦处，两年后调提篮桥分局刑侦队。袁辉友接到任务后，随即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了首次案情分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