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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年1月3日。上海市。

这天上午还是艳阳当空，午后就阴云罩头了。当外滩那口著名的海关大钟敲响六下时，下起了蒙蒙细雨，如丝如缕地把数十米以外的景物都包上了一层朦胧的外壳。这使位于外滩附近四川路上的“江南春饭馆”老板阮绍轩颇为郁闷：这种又寒冷又潮湿的天气，谁还有兴致下馆子。

不过，饭馆还得照常做一应准备，不但店堂里灯火通明，厨房里也必须灶上厨师、灶下杂役一一到位，不烧菜肴也得把锅碗瓢盆整出一首交响曲来，使路人以为里面那班弟兄折腾得正红火，立马要摆出一桌桌酒席来了。饶是如此，六点过后还是没有一个主顾登门。缩在厨房旁边那个三平方米的小间里守着收音机听苏州评弹的阮老板再也沉不住气了，穿过店堂踱到门口去察看马路上是否有行人。

刚到门口，一辆三轮车款款而至。跑堂阿多早已迎上前去，对着车上那个正在付车钱的主顾点头哈腰，一迭声说着当时餐饮业的迎客套话，把那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迎入店堂，引领至店堂里侧角落的那副双人座头，奉上茶水，送上菜单，照客人吩咐放上了一套餐具。

事后知道，这个客人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区天目中路“立通机器制造厂”的老板。柳承方落座后，点了爆鱼、虾仁跑蛋、油豆腐粉丝暖锅、加饭黄酒一斤，吩咐酒要热得烫一些，加两片生姜。阿多用一连串抑扬顿挫、疾缓有致的吆喝向厨房报送客人点的菜肴后，转身见有两个女食客在门口探头探脑，连忙快步过去热情招呼，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把那两位原本还犹豫不决的女子说动了心，迎进店堂，安置于一副靠窗口的座头。这时，柳承方要的爆鱼、虾仁跑蛋和黄酒端上来了，柳承方开始自斟自饮。阿多正在向两个女食客介绍本店特色菜肴的时候，另一跑堂阿鑫双手端着柳承方点的那个暖锅，一路像唱山歌样地吆喝着菜名从后面厨房里走出来，嘴里的词儿还未念完，忽然像留声机断了电似的戛然而止。阿多情知有异，转身一看，柳承方竟然已经歪倒在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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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堂里顿时大乱，那两个女顾客见此情形，哪里还有吃饭的兴致，嘴里嘀咕着“倒霉”出门而去。两个跑堂阿多、阿鑫和阮老板也顾不上跑了生意，过来围着柳承方一迭声乱叫。阮老板经营“江南春”已有三十个年头，还是第一次遭遇这等情况，只道这个客人生了急病，不是心脏病就是脑冲血（当时民间对脑溢血、中风的叫法）。那时候社会上没有“科学普及”之说，一旦遇上猝然昏倒的病人，第一要紧的不是送医院，而是先把人弄醒了再说，似乎只要醒过来，这毛病就不碍事。阮老板也是这样，当下和两个跑堂一边唤“先生”，一边掐人中。厨师听见店堂里动静不对，也跑出来，见状便让阿多去端碗冷水过来，含上一口对准柳承方的脸面便喷。
可是，饭倌方面施尽了手段，柳承方却并未苏醒过来。这时，阮老板方知不妙，便命阿多速去隔壁那家英商洋行借用电话向附近的公济医院（即后来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要救护车。洋行的一个曾在公共租界做过巡捕的中国雇员老顾听说情况后，指点阿多：“这件事情好像有些蹊跷，你们要向公安局报告，还应当保护好现场。”阿多连声道谢，也不返回饭馆向老板请示了，自作主张给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打了电话。

【信笔由墨】案发地“江南春饭馆”及相关地点图。北站区天目中路在苏州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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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济医院的救护车铃声“当当”地赶到“江南春饭馆”，一检查，柳承方呼吸、脉搏全无。那时候医学界尚未推出“脑死亡”概念，所以医生就直接宣告此人已经死亡。阮老板问医生这个客人是患什么毛病死亡的，回头他也好对找上门来的家属有个交代。医生说这就吃不准了，除非解剖，但那是公安局法医干的活儿，我们普通医生未经授权是不能作这种检验的。阮老板正犯愁的时候，南京东路派出所的两个民警张维道、尤子兴赶到了。张、尤两人问了问情况，觉得柳承方死得蹊跷，便让阮老板通知全饭馆的员工都集中到店堂来，先把厨房封了，又让把酒菜放到一边桌上，说这些可能都需要进行化验。

民警的认真态度提醒了还没有离开现场的医生，寻思看这两个警察的架势，明明是怀疑死者是被害死的嘛!于是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先前检查死者时好像闻到其口鼻部位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难道他是服食了氰化物死亡的。医生越想越觉得可疑，于是就悄悄对张维道、尤子兴说了自己的怀疑。那二位不禁一惊：这难道真是一起谋杀案？

医生比刚参加公安工作不过几个月的张维道、尤子兴要冷静些，说即使是服食氰化物身亡，也不一定就是谋杀，也可能是自杀呀。两个民警商量了一下，说先看看死者身上带了什么东西吧，自杀的话多半是会有遗书的。于是就翻查死者的衣服口袋，掏出了一个钱包、一串钥匙、一个厚厚的信封。检视钱包，内有十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新版人民币十元。下同）和一张电车月票。信封是封口的，不过是象征性地用少许糨糊黏上，一扯就开了，里面装着一厚沓钞票，后来点了点，是三百万元，并无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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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老板在一旁看到这个结果，一颗心便在胸腔里怦怦乱跳，寻思饭馆可能得接受公安局的严查，看来这几天生意做不成了。

张维道留在饭馆现场，尤子兴去隔壁洋行打电话向所里汇报了情况。派出所接到电话后，随即向黄浦分局报告。

黄浦分局离“江南春饭馆”不远，片刻工夫就有两个刑警骑着自行车赶到了。这二位一个叫韩大雨，一个叫宋其刚，都是破案的内行。韩大雨自1946年在山东老区一参加工作就进了公安局，负责侦查政治和刑事案件，I948年时已是当地县公安局的股长。本来现在在黄浦分局也应该有个一官半职的，只因在老家犯过一点儿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领导就把他的股长撸了，让他作为南下干部充实即将解放的上海的公安队伍，于是就在黄浦分局当了一名普通刑警。老宋是上海人，已经干了整整十年的旧刑警，上海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

韩大雨、宋其刚来到现场后，听张维道、尤子兴介绍了情况，又问了饭馆阮老板，还跟公济医院那位医生聊了几句，最后作出决定：饭馆方面自阮老板以下包括厨师、跑堂，杂工在内的六人全部前往派出所，由韩大雨、张维道逐个讯问，制作笔录；宋其刚、尤子兴留守现场；医生写一份出诊经过后可以离开；饭馆这边已经送上桌的酒菜和桌上所有的东西即时全部封存，以供检验，厨房里的食材和一应调料也作同样处理；立刻报告刑警队领导，请示从市局调法医对死者进行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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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作同时进行。调查死者身份是留守现场的宋其刚的顺手之举。刚才检查死者的钱包时，他记下了那张电车月票的号码，然后去隔壁洋行打电话给电车公司，告知那张电车月票的号码，要求查明持有者购买月票时留下的登记资料。不久对方回复说，该号码的月票持有者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区天目中路“立通机器制造厂”的人。

宋其刚又把电话打到“立通机器制造厂”，接听电话的是该厂厂长汪蒙。汪厂长听对方自报身份说是黄浦分局的刑警后颇觉意外，还有些紧张，客气地问来同志有什么事。宋其刚没提柳承方的名字，只说有个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贵厂是否有一个体态肥胖、大腹便便的男子，四五十岁，左腮有一块直径一厘米左右、形状不规则的疤痕。汪蒙脱口而出：“那是本厂老板柳承方柳先生啊”

宋其刚请对方立即到四川中路九江路口的“江南春饭馆”，警方有情况需要向他核实。

回到现场，法医已经抵达，正在做解剖前的准备工作。如果阮老板在场，他一定会对法医的做法提出异议，因为法医在饭馆没有找到适宜作解剖台的木板，只好就地取材，把几张店堂里的桌子拼在—起作为解剖台了。解剖结果证实了之前那位公济医院医生的估测死者系服食氰化钾中毒身亡。

这时，“立通机器制造厂”厂长汪蒙赶到了，经其辨认，确认死者确系该厂老板柳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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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提取饭馆的酒菜、佐料等样品离开后，宋其刚和尤子兴就在饭馆店堂内守着柳承方的遗体向汪蒙了解死者的情况——

柳承方，四十五岁，浦东奉贤县邬家桥人氏，十四岁时来上海市区谋生，经一位亲戚介绍进入江南制造局当学徒，最初学的是被沪人称为“外国铜匠”的钳工手艺。当时的制造业分工不像后来那样精细，只有钳工由于工作范围比较宽，已经分为机修钳工，划线钳工、装配钳工等。柳承方学的是机修钳工，这是钳工中技术含金量最高的一门手艺。因为机修钳工需要修理所有机器，修理好后又得调试，待确认性能完全达标方可交付使用，这样，钳工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其他工种如车工、铣工、刨工、钻工、磨工等的操作技能。柳承方生性聪明，动手能力颇强，几年钳工学下来，待满师时不但能够熟练掌握诸般机修活儿，对车、铣、刨、钻、磨等机床的操作也能运用自如。之后，柳承方在江南制造局一口气又干了十年，其技艺已经达到了技师水平。这时，有个名叫云中鹤的宁波人找到他，提出合伙创办一家机器制造厂，得到柳承方的赞同。于是，“立通机器制造厂”就在天目路开张了。柳承方占了—半股份。

虽然名唤机器制造厂，其实生产的不过是那种手动的背携式喷雾器。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算是一种冷门产品，市场需求量有限，利润也薄，所以大厂是不屑制作的，而小作坊又缺乏生产能力，“立通厂”正好钻了这个空子，柳承方于是掘到了第一桶金。四年后的1936年，国民政府鉴于日本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不但占了东北，还在华北部分地区驻军，于是开始着手应付极有可能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其制订的计划中有大量定制喷雾器作为战备物资贮存的内容。于是，“立通厂”就开始生产军用品，由于订单数量巨大，柳承方和云中鹤便追加投资，添置设备，扩大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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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立通厂”因生产军用品被没收。不过，日方看中了该厂的产品，指令继续生产，要柳承方主持。柳承方坚决拒绝，说为养家糊口可以留在厂里做工，但决不担任任何职务。日方知道柳承方手艺了得，不得不同意。就这样，柳承方在“立通厂”当了八年工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鉴于柳承方的表现，未将“立通厂”定为敌产，而是发还给了原主。那个合伙人云中鹤自上海一开战就举家去了南洋，后来杳无音信，这样，全部资产就划归柳承方的名下。这时厂里的设备已经全部由日方换成了日本产品，而且规模扩大了三倍，能够生产汽车、摩托车、船舶的配件，工人也由原先的五六十人增加到二百多人。

之后，“立通厂”在柳承方手里正常经营，收益不错。上海解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战争和时局等原因，私营工厂经营状况普遍不景气，像“立通厂”这种类型的厂家，还受着原料供应不足的困扰。当时私营工厂的老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经营不善，还不能倒闭，不能裁员。好不容易有了订单，弄到了原料，可以好好干一番了，却难以放开手脚，因为用电、用煤都是计划分配的。而向银行或者私人借贷的资金却每天都要计算利息。所以，柳承方作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颇不好过，不但每天都有债主上门逼债，还因偷电、逃税被供电、税务部门屡屡传讯，甚至面临着被逮捕判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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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阵儿，柳承方为躲避债主，白天基本不露面，隔两三天才在深更半夜到厂里来一次，跟汪蒙见见面，也不过逗留半个小时，主要是叹叹苦境，发发牢骚。至于生产，那是无须过问的了，因为厂里已经停产将近半年，工人不上班，待在家里拿七成薪水。

汪蒙说完，看着一旁柳承方的尸体连声叹气。这时，黄浦分局局长崔路、刑警队队长刘大贵带着刑警小丁、小金走进了饭馆。宋其刚向崔局长、刘队长汇报了一应情况。崔路跟刘大贵低声商量几句后，再令让宋其刚和小丁随同汪蒙去“立通厂”查看柳承方的办公室。

宋其刚、小丁这一去，竞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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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枪和电台

“江南春饭馆”阮老板以下包括厨师、跑堂、杂工在内的六人随同韩大雨、张维道去了南京东路派出所分别接受调查，逐个做了询问笔录。韩大雨、张维道未发现他们的陈述中有什么疑点，而且其内容互相之间都能得到印证。凭经验，韩大雨认为柳承方之死应该跟饭馆方面没有关系。

果然，法医对从饭馆带走的酒菜、作料进行化验后，未发现含有氰化钾或者其他有毒物质。

不过，由于殡仪馆的车辆迟迟未至，柳承方的尸体还在饭馆店堂里搁着，所以还不能让阮老板等人返回饭馆，韩大雨、张维道就在派出所里跟阮老板他们喝着茶闲聊天。

宋其刚和小丁两人随同汪蒙抵达“立通厂”后，用柳承方身上的钥匙打开了老板办公室。这间位于二楼的十七八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玻璃窗也擦拭得纤尘不染。汪蒙说柳先生是个特别讲究洁净的人，原先这屋子是由厂里雇用的一个宁波娘姨负责打扫卫生的，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娘姨并非正式职工，柳先生为了节省开支，就把她辞掉了。娘姨离开后，柳承方就自己动手打扫办公室，照样弄得清清爽爽。最近一阵儿，柳承方为躲避债主，经常在晚上才来厂里待一待，也是一面打扫房间一面跟汪蒙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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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陈设简单，也就一张写字台一把皮转椅、一张三人沙发和几把折椅，都是旧的，此外就是那口硕大的保险柜了，汪蒙说那是日本人留下的。写字台上有玻璃台板，在宋其刚的印象中，通常玻璃台板下面都是放一些乱七八糟的纸制品，从照片到过期的戏票电影票、饭菜票、邮票，他自己在黄浦分局刑警队办公室的那张写字台也是如此。可柳承方这里却是例外，台板下压的东西算算也不少，林总总加起来不下十几样，有电影明星的玉照、主人自己在杭州西湖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几张名片、一幅剪纸等，却是布局得当，整整齐齐，宋其刚出于谨慎，没揭起玻璃查看这些纸制品，而是把整个玻璃台板拿起来看了看，底下没有压任何东西。然后，宋其刚就让小丁把写字台一侧的那三个未上锁的抽屉拉出来检查，他自己则用柳承方的那串钥匙打开了中间那口锁着的大抽屉，一个印着“立通机器制造厂”落款的牛皮纸信封赫然显现。拿起信封，下面竟然有一支勃朗宁手枪和放在一个小纸盒里的十发子弹！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张印有厂名、地址、电话的信笺，上面写着——

我与这世界永别矣！电台、手枪请交公安局，所系责任概由我承担。

柳承方绝笔

一九四九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