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皮]

我朋友的弟弟正在念初三。一天他突然問我說：“這個社會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我回答是：“這很難說，當祥林嫂剛開始講她的傷心故事，聽眾中是好人多。而後來的事實是，那些好人都最終成了對祥林嫂的加害者。”
我的回答，一個初三學生未必能完全理解。但他至少從我的回答中讀出了：“人的好壞很難說”這個結論。
後來想想，這個問題是很可以展開的，就人性而言，不可否認，人皆有其善惡兩面。按禪宗的說法：善念生即是天堂，惡念動即是地獄。而就於社會功能下結成群體的社會人而言，有時他們可以成為集體的行善者，如對災區的慈善募捐；有時他們卻又可以成為集體的加害者，大如二戰中的日本和德國，小如目睹歹徒行凶袖手旁觀的圍觀者。
我看過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兩件事，一件是在一戰前，作者身居德國，所接觸到的都是禮貌而友善的德國人，難以想象他們後來竟然成了施害者。另一件是作者提到的一部電影（或是小說我記不太清了），表現了一個集中營的負責人，“工作”時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夫，而回到家中，他卻又成了他女兒慈愛的父親。人的善惡兩方面是如此不露痕跡地結合在一起。比照日本，在二戰前包括在侵略戰爭進行當中，那些將要揮起屠刀和正在揮舞中屠刀的，他們中的大多數本來也能成為好人，實際上他們也一直在自己的國人、親人面前表現出好人的一面。而嚴酷的事實是，在那場所謂的“大東亞聖戰”中，在所謂“為天皇效忠的崇高”目標的指引下，他們都堅定的拿起殺人的屠刀。好父親們把刀砍向了別人家的孩子；好兒子們用刀劈下了別人家父母的頭顱；好兄弟們狂笑著污辱著別人家的姐妹。怪不得日本人至今不願意承認那些罪惡，他們當然寧願相信他們在自己國民當中所扮演的好人的角色，寧願相信自己是那場戰爭的愛害者。——我想過為什麼面對自己曾經犯下的罪惡日本和德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反省態度。德國人之所以能夠懺悔，那是因為在西方宗教裡，人生來就是一個罪人，必須用一生的苦難來向主贖罪，向主懺悔正是他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日本社會是典型的父權社會，長輩的榮光就是子孫的榮光，長輩的丟人情同滅頂。父輩的恥辱是會使子孫永遠抬不起頭來的。
同樣是聖戰，我們已經數不清在當今的世界各地人們以宗教信仰的名義進行的大大小小的聖戰制造了多少殺戮。同樣說為了“崇高”的信仰，就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國度裡，曾又有多少卑鄙因之而行。而其中的當事者和我們的東洋鄰居一樣，選擇了拒絕懺悔。因為人們仍然相信還是好人多，大多數人都是那場浩劫的受害者，而施害者的面孔似乎就永遠是那一個昏君和幾個佞臣。東方文化的繼承者看來是概莫能外的。
從一定程度上說，我也是偏向於認為世上還是好人多的。如果給人分類，大略可分為好人，不好不壞人和壞人。分類的上層——好人，是真正一些社會良心。他們起著社會表率和引導道德取向的作用。當然也包括許多踏踏實實憑良心做人而並無太大影響力的人。分類的下層，是真正一些為害社會的人。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屬於社會人的少數，就說各占10%吧。而介於二者之間占80%大多數的中間人即不好不壞人，一般而言應該是整體偏善的。這是因為在一般情況下，社會輿論和公共道德准則是向善的，這一定意義上限制和引導了人們的行為走向。
這80%決定了人類社會善惡的成色。但同時，這80%其實又是很容易被影響和導向的。也許正是因為人們相信“還是好人多”，或者是做為社會人歸屬集體以求安全的心理，“從眾”成為多數人的選擇——鴨子雖然多卻好趕——如果社會輿論導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社會道德導向是正確的，則社會的發展將是良性的，相反，當社會輿論或道德導向指向了錯誤的方向，80%加10%的破壞力將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歷史上每一次大的錯誤導向無不是以“善”的名義，這恐怕又可以進一步說明人心是向善，還是好人多了吧。
我還想再進一步說說這80%的絕大多數。如果行善和行惡的成本和收益是一至的，多數人當然會選擇行善。然而行善通常是要付出成本卻難說有收益，那麼在通常狀態下，大多數人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也就不足為奇了。相反，行惡是以損害他人利益而獲取自身利益的行為。但由於它極可能付出被群體鄙視唾棄，甚至受到法律制裁這樣的代價，因此通常那也不是大多數人的選擇。然而一旦行惡不容易被人發現，社會監督和制裁機制有漏洞可鑽甚而形同虛設，那麼利益的誘惑必將使得更多的人成為行惡者。而更容易被忽略其實卻是更可怕的是，由於行小惡易被諒解，行小惡的人增多到了占大多數，則不跟著行小惡的人就成了異類，而有了被群體拋棄的危險了。如果有人還膽敢挑戰那些大多數，下場的可悲更是可以想見的。
正如那幅有名的漫畫所描繪了，不闖紅燈的小孩成了集體闖紅燈的大人們的笑柄。
善惡的模糊化是社會的毒瘤，人們總是希望建立起一套懲惡揚善的機制，籍以道德和法律的力量予人以約束。一個真正讓善得以宏揚，惡受到相應制裁的社會是理想的社會。
西方的立法者相信人性自私。於是他們建立的政體在給人以權力的同時必給予相應的約束，並制定的完善的競爭機制，爭取實現能者治人。這樣還不夠，他們還確保了新聞輿論的自由。而恰恰是有了約束機制、競爭機制和輿論監督機制的存在，對政治家而言，行惡付出高成本的比率增大，而行善卻能為自己撈取更大的從業資本。因此，西方社會的政治體制才呈現良性的態勢。
相反，在我們這兒，由於用人機制沒有透明可言，競爭機制無從談起（過年過節，省城、首都大包小包送禮的地方官員說明著一切），約束機制名存實無，新聞嚴格的審查制度決定了新聞媒體首先是被監督者。我們主觀上認為黨的幹部都是好幹部，還希望他們更好，最好個個都是孔繁森、焦裕祿。於是給了他們權力和信任，然後就一切放手——這樣說有點不公平，至少還有要求他們加強自身思想建設，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要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等等、等等——結果如何，，中國人都知道。
我們可以從古書中讀到許多封建社會跑官、買官、賣官的趣聞。在封建制度已毀變近一個世紀的今天，其許多“優良”傳統竟得以繼承，中華民族的孝子賢孫們看來真是沒有忘祖啊。
不透明的用人制度，使巴結上司成為升官必由之路。省城的出租車司機故事多。他們經常會和你心情復雜地描述節前各地方官晉省送禮給他們帶來的生意興隆。這樣的風氣豈是中央下一兩個通知就可以解決的？君不見“慕馬”案後不敢收禮的遼省官員立刻臉就難看了麼？
再說說那個“禮”，自然不是什麼常人探親訪友的“禮”可以相提並論的。現行的體制造就了這樣一盤妙局。真正有能力又有良心的人容易受到排擠，因為他們是官場唾棄的少數，而善於跑關系的人左右逢源。一定的權力是用一定的金錢投入換來，如同一樁包賺不賠的生意，獲得權力者自然是用得到的權力去換取更大的金錢、利潤的一部分則繼續向上投資以換取更大的權力，再去求得更高的利潤。這一切就是官場規則的精髓。要在其中生存，你就得遵守，別無選擇。
這兩年來，打擊****的力度似乎是在增大，隨著兩聲槍響，胡長清和成克傑倒下了。他們都是施害者，可以說是罪有應得。但我以為他們同時甚至說首先是受害者，是現行官僚體制的受害者。不記得有誰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兩個人犯錯誤，就是他們自己的錯，而許多人犯同樣的錯誤，則必然是在他們身後能使他們犯錯誤的某個體制的錯。
承認人性自私，並不等於說人性都是惡的。人性是善惡的綜合體，好的體制能使善占上風，甚至使得惡人因之行善，反之亦然。請立法者三思。

完稿於2002年11月26日

[redman]

各人的行為，跟各人的品性有關；體制的好壞，與群體的品性有關。在體制的建設上，更能體現歷史文化的慣性。

[笨笨辣妹子]

幸運的人，遇見的好人多。不幸的人，遇見的壞人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