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礽耀 sfiawong]

我爱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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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生灭：香港的文艺刊物
陈智德

一九九七年的春天，在九龙最繁华而狭窄的旺角西洋菜街，有一家书店开张，名曰洪叶，翌年与该店相邻不出十步的另一幢旧厦，再有另一家书店开张，名曰东岸，为原本已是「二楼书店」集中地的旺角心脏地带，再添几列觅书者的步伐。九七年开张的洪叶稍后在港岛铜锣湾以至中环开设分店，其他二楼书店如乐文也把业务扩充至港岛，同时再有其他新的书店开业，在回归十年的前半期，即沙士爆发之前，可说是二楼书店的全盛期，零三年中之后由于自由行带动租金以倍数飙升，昔日的二楼书店或结业、或搬迁，已由二三楼搬至更高的楼层去。 

香港昔日的二楼书店除了书种精要、买书有折扣，也容纳不见容于报摊的文化刊物，以至让一些同人自资的小杂志在店里寄售或派赠，小艺团的表演活动或文化社团的文化沙龙的小海报也经常张贴，在九七回归之前，已是文化讯息集散地和同人杂志的流通处。 

九七至今十年间，一些二楼书店也在店内举办小型的文化沙龙、诗朗诵会等活动，如洪叶、东岸加上后来的紫罗兰、kurbrick和阿麦，成了一众文化人的聚脚点，他们在二楼书店交流、讨论、约稿以至催生另一本新的刊物；在诗歌方面而言，东岸设有摆放诗集的专架，又经常举办诗会，九九年开始出版「东岸诗丛」，至二零零二年间出版了八本诗集，东岸结业后，部份诗歌活动再移至紫罗兰和其他书店。 

具资历的香港文化人还会记得七八十年代的一山、传达、前卫、南山等书店，在八、九十年代，位于湾仔的青文也扮演重要角色，出售特别冷僻的书刊，自己也出版图书，二零零一年创办《青文评论》，出了四期。香港的文化刊物，除了少量在报摊和大书店发售，一向以来最主要还是在二楼书店流通。 

谈论香港的文艺刊物，必须提及二楼书店，而谈论九七年以今十年来的文艺刊物，也许还要稍为追溯至九七前数年，已有一些具一定年资的老牌刊物，由固定的机构或社团定期出版，如《明报月刊》（1966年创办）、《年青人周报》（1972年创办）、《译丛》（1973年创办）、《号外》（1976年创办）《电影双周刊》（1978年创办）、《素叶文学》（1980年创办）、《香港文学》（1985年创办）、《女流》（1987年创办）、《二十一世纪》（1990年创办），《音乐殖民地》（1994年创办），《Magpaper（新志向）》（1996年创办），当然还有其他，这里只举出至九七年仍有出版者。 

此外还有由同人合资或由学院、社团出版的刊物，如《香港文化研究》、《左右》、《工作室》、《病房》、《女．风流》、《香港作家》、《作家》、《影评人季刊》等等。一九九四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稍后推出文学杂志资助计划，九五年起开始陆续有不同的单位成功申请到资助，让新的杂志得以创办，如《读书人》（1995年创办）、《呼吸诗刊》（1996年创办）、《我们诗刊》（1996年创办。初期自资），也有让已停刊的杂志得以复刊，如《诗双月刊》（1997年复刊）、《纯文学》（1998年复刊）、《当代文艺》（1999年复刊）。 

香港有许多纯文艺刊物，在艺展局成立前，已有不同组织或同人自资出版，这方面稍后再谈，这里想先介绍另一种也许影响更大的刊物形式，就是一些综合性、评论性或商业性的刊物里，同时让文艺寄生，如七八十年代的《大拇指周报》、《年青人周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百姓》、《号外》、《博益月刊》、《星晚周刊》、《突破》，九十年代初至中期的《越界》和《过渡》等，它们都在「市场」上有一定的销量或流通量。 

以上具综合性而让文艺寄生的刊物，还可细分为青年文化刊物、大众消闲刊物、综合文化刊物、政论刊物、文化评论及资讯刊物，在九七至今十年而言，青年文化刊物有《Magpaper》、《CREAM》、《MILK》、《青年人双周刊》，基本上承接九七前同类刊物的传统，以四分三篇幅刊登青年时装、流行音乐评介、消费资讯、广告，四分一刊登文化评论和文学创作，其一以《Magpaper》比较突出，它本附属于《新报》副刊，一九九六年创办，九七年扩充内容，以杂志形式独立出版。主要编辑之一蔡志峰，本身是诗人，笔名智疯，著有诗集《停尸间》，也是一份纯诗刊物《呼吸诗刊》的创办人之一，其他编辑、记者本身也各自在音乐、艺术电影、文艺方面具相当素养，因此《Magpaper》的编辑方向在达到市场要求以外，也以独特眼光容纳文艺内容，如报纸时期已分别设立文艺理论、性别研究、另类漫画的专栏，九七年后扩充文学创作版面，刊登过董启章、韩丽珠、谢晓虹等作者的小说和其他诗歌，可惜已于九九年停刊。 

九十年代初至中的文化评论及资讯刊物，《越界》是最重要一本，由编舞家、城市当代舞蹈团创办人曹诚渊创办，内容以艺评为主，包括视艺和表演艺术的采访、评论和资讯，也刊登文学，初期为月刊，以杂志形式发售，十九期后改以小开报纸形式印刷，转为周刊，放置于书店及表演场地供免费取阅。《越界》九四年停刊，编辑之一张辉在九五年得艺展局资助，创办了《过渡》，形式接近《越界》初期的杂志模式，并加强了评论篇幅，更具学术性，也有一些文艺，如智疯的诗、董启章、韩丽珠的小说，可惜仅二期而止。九七年后的同类刊物，有九八年创办的《打开》，编辑人员包括梁文道、朱琼爱、张薇等，由艺展局资助，每周随《南华早报》附送，也独立放置于书店及表演场地供免费取阅，以中英双语刊登艺评、文化评论和书评。《打开》只办了一年，至九九年停刊。 

《打开》结束后，梁文道与友人创办牛棚书院，二零零一年起在土瓜湾牛棚艺术村办学，同年创办《E+E》，鼓励中长篇文化评论和书评，罕见地在稿约列明「来稿字数限在二千字以上，不设上限」，除了评论，也曾刊登文艺内容，如廖伟棠的诗和黄灿然翻译的卡瓦菲斯诗选，二零零五年出至第十四期。 

与《E+E》同年诞生的还有由青文书屋创办的《青文评论》，二零零一年出版创刊号，编委会成员包括叶辉、吕大乐和杨美仪，以文化及文学评论为主，第二期起增设诗页，以中间横幅拉页配合摄影及画作刊登诗歌，二零零四年出版至第四期。 

纯文学方面，最持久一份应是《香港文学》，从一九八五年至今未曾间断。创办人刘以鬯，本身是资深报人兼小说家，著有《酒徒》、《对倒》等小说。二千年九月起改版，编务由另一编者陶然接任，版面亦由直排改为横排。同样在二千年改版的还有《作家》，亦改直排为横排，同时扩充篇幅。《作家》由香港作家协会出版，另一本《香港作家》由香港作家联会出版，从九十年代出版至今。 

具资历的文艺刊物，当然还有《素叶文学》，一九八零年创办，八四年停刊，九一年复刊，至二千年出版至第六十八期。其他在九七前出版的刊物，如《呼吸诗刊》和《我们诗刊》也分别持续至二千年和二零零一年。香港一直不乏文艺杂志，由九七至今十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刊物诞生，九七年有《文学村》，九八年有《香港书评》、《纯文学》（复刊），九九年有《青果》、《当代文艺》（复刊），二千年有《文学世纪》、《z峰文艺》、《筑字室》、《执书》、《星期六诗刊》、《香港诗刊》，二零零一年有《诗潮》、《明报．世纪诗页》和《百合》，二零零二年有《诗网络》、《香江文坛》、《香港文艺报》、《浪花》，二零零三年有《秋萤诗刊》（复刊）、《圆桌诗刊》，二零零四年有《读好书》，二零零六年有《城市文艺》、《字花》、《月台》、《文学研究》等。 

每一份刊物有它的独特性、它的编辑者、读者群、它的倾向、作风，但背后还有一双无形之手来左右，它不是政治却又可以说是，就是那紧随香港都市性的本质，像鬼魅缠扰众人的市场。香港的二楼书店现象其实也是基于市场的限制：一种高地价政策产物。由于卖书（特别是文史哲图书）的利润少，大多书店无法负担高昂的m租，因而转往租金较廉的旧楼二三楼。同样是市场的道理，销量和利润偏低的文艺杂志，也难以负担大型发行商的发行费，因而很少发到报摊，多数交由毋须发行费而从折扣差价获利的书店发行，但同样由于利润和销量的问题，即使在二楼书店的范围，那发行网依然很小，职是之故，一些刊物莫说销路，连可供读者「发现」的机会亦很少，可能从创刊至停刊，对常逛书店的读者来说仍然陌生，或根本从未见过。 

香港文艺杂志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九七回归之前已讨论多次，但背后的市场、文化环境、文化政策、文学教育等问题始终存在，文艺杂志的「蓬勃」现象，其实是由各年代里那些愿意承担、有坚持同时带几分「傻气」的编者，前仆后继地自发传承。这世界以销量和市场衡量一切，也左右一切刊物的存亡，可文艺杂志编者根本无意囿于「市场」的思路，他想的是营造风气、引介思潮、鼓励佳作，以至用刊物集体构成的声音，凝聚文化力量，嚮往鲜活、新颖和沟通� 

销量、市场、发行等问题困扰编者，然而香港文学杂志长期在建制和商业夹缝间，用自己的方法挣扎求存，最大困难其实不在于经济，而是经验无法累积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认知上（不是历史本身）的空白和匮乏。一九九四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把文学纳入资助行列，造就更多文学杂志的出版，然而因著主事单位的人事更迭，资助政策并不一贯，而获资助的杂志一般只能维持一至两年，当然最理想处境是刊物能达到收支平衡，毋须资助也能办下去，但由于以上提及的销路和发行等问题，不论是回归前或回归之后，在香港办文艺杂志不可能自给自足。真实情况是，一群编者不顾一切地办了几个月、一或两年，当资金不继，他们亦m尽心力和个人热诚以至m尽健康之后即告结束，这时又会有另一群体获得资助，准备办另一份全新刊物，直至另一个循环又结束为止，香港文艺杂志就这样前仆后继、旋起旋灭，前者辛苦建立的经验、网络和关系都无法累积，出版者每次都要从零开始。文艺刊物向来都是一种断裂的记忆，谈论现有的文学杂志，说的是现在，却不期然说起过去，因为谈论香港的文学杂志，几乎等于谈论记忆：总有急速的变幻、出乎意料的遥远过去。 

一直以来，文艺刊物与相关活动，绝大部份由民间自发组织，部份具社团性或同人刊物性质，「官方」或政府或学院的参与成份很少，不论在回归前或回归后，政府政策重心一向都是财经、地产，以金融服务和基建来吸引外资、以移植文化和建造「景点」来取悦[客，对本土文化不甚了了。若有学生真正认识文艺，往往是从正规教育以外，透过报纸副刊、文艺刊物而接触。香港文艺的面貌，无论在政府政策、行政举措、社会活动、教育建制、大众传播、市民生活等等各方面，全皆不著半丝痕迹，而几乎全部集中表现在民间自办的文艺刊物当中，是以香港文艺的面貌其实一直都与文艺刊物的性质密切相关，文艺刊物面对的问题，往往即是香港文坛共同面对的问题，它的困境很少来自意识形态方面，而是与刊物相关的资金、市场、发行、认受性以至社会的忽视、无视或因应市场或生存问题的「从俗」要求。 

从二三十年代开始，香港作家已在文艺杂志上组建或想像一个本土的文坛，只由于战前人口流动性大而难以凝聚文化环境。自五十年代以还，由于作者群和承传途径已基本稳定，香港本土的文坛面貌，在多种刊物上已可见其形，唯各年代不同作家的努力，在教育建制中长期缺席，大部份青年学生从中学至大学都不知香港有文学，既存历史说明香港早非「沙漠」，但这历史一直没有重视，「文化沙漠」之名仍像强迫性自我偏执症一般，从内部散播蔓延，以自虐和自戕的形式不断重提。 

谈论城市文化总离不开杂志，它是一个城市以一周、双周或最慢一个月为单位变化的面相，文艺杂志是编辑眼界和文学视野的反映，也是编、作、读者三方的沟通，以至出版者、发行商、书店各方的纠缠，香港文艺杂志更是文艺和文坛运转的载体，在二零零七年的香港，就是今天，仔细访寻的话，可以在几家书店找到《城市文艺》、《字花》、《月台》、《文学研究》、《香港文学》、《作家》、《香港作家》、《秋萤诗刊》、《圆桌诗刊》等文艺杂志和《明报月刊》、《号外》、《读书好》、《众独》等综合文化杂志，一两年之后，这组合又会再改变，香港的文艺刊物就这样以一月、双月或最慢一至两年为单位，也暗地里参与改变城市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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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共产党不爱

[黃礽耀 sfia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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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共产党不爱

中共没有了文化啦，⋯对他们来说是对牛弹琴！

[黃礽耀 sfiawong]

似乎中文书店有商机呢？皆因外国中文书店在过去十年以来纷纷结业，令华侨找不到买中文书的地点之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