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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新周刊


2018年冬天，老贺（本名贺中）去探望“退隐”诗人马高明，还在他家中翻到了1986年版的《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看到这本有着特别意义的“北京诗集”，老贺的思绪被拉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中国当代诗歌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诗人老贺。/受访者供图

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老贺回忆了《诗歌报》1986年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那次大展发表了100多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和宣言，对方兴未艾的第三代诗歌进行了一次空前的集结与展示。从那以后，更真实、更生动、更具现代性的诗歌写作，逐渐成为了诗坛的主潮。当然，在这座里程碑上，不乏顾城、食指、芒克、雪迪等一众土生土长的“北京诗人”。

80年代末，老贺在北京开始了诗歌创作。在他的记忆里，虽然诗人在各个地方均有分布，但北京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场域之一，诗歌写作的地域性非常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融成为常态，地域性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将三十年放在三个月里浸泡/多余的时间/从院墙上缓缓坠落”（老贺《六月里的无题》）。

老贺的诗里，时间总是“具象”又“虚幻”，正如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几年，当“北京诗人”的概念不自觉地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一切都恍若隔世。同时，一个疑问也产生了——作为成长地标与时间流淌的“北京诗歌”线索是不是中断了？



《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老贺编

带着这个疑问，老贺从以北京为核心的朦胧诗开始往后梳理。他发现，当80年代全国性诗歌运动开始后，更多的年轻诗人进入了新诗探索时期；90年代，全国各地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云集北京。自此以后，因为当代诗歌的渐渐边缘化，“北京诗歌”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都先后淡出了大众视野。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早年由北京青年诗人成立的“太阳纵队”“白洋淀诗群”“圆明园诗社”等继承下来的诗歌传统，一直在每个“北京诗人”身上自由地延展。

在老贺看来，诗歌创作可以有地理特点，但诗歌不应该有地域之分。如今，仍然用30多年前的方法进行收录，多少是有些对随时光已逝的“北京诗歌江湖”的追慕，但也不失为一种重新开启的角度和方式。毕竟，诗歌才是主角。

朦胧诗之后，谁是“北京诗人”？

1984年夏天，黑大春与雪迪、大仙、刑天、殷龙龙、戴杰、刘国越等一批北京青年诗人成立了“圆明园诗社”。据他们回忆，那个时候圆明园不收门票，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骑车从一零一中学穿过去，夏天的芦苇跟人一样高。福海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没水，阳光照在山坡和芦苇上，仿佛一片野景。

在这里，诗社举办了多场诗歌朗诵会，吸引了北京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继70年代末期的朦胧诗之后，“圆明园诗社”以风格迥异的诗歌创作，对诗界产生着影响。



黑大春、戴杰、刘清正(从左至右)与北大学生在“圆明园诗社”活动中留影。/受访者供图

老贺早在80年代便结识了不少“北京诗人”，正是这些诗人和诗，对老贺产生了不限于文字和审美上的影响。读黑大春的诗的时候，他的视觉与听觉生动转换，体验与想象力高度融合，现代汉语抒情诗居然可以这么美妙——“仿佛最后一次聆听漫山遍野的金菊的号声了”（黑大春《秋日咏叹》）。

2020—2021年间，老贺在选编诗集时，注意到了许多曾经被朦胧诗的光芒掩盖的“北京诗人”。他试图串联起这些“散落的珠子”，便确定了三个标准：一是朦胧诗之后的诗人，二是从小在北京成长起来的诗人，三是基本已进入创作成熟时期并且一直坚持在写诗的诗人。

在这个过程中，老贺发现了不少“遗珠”。

“比如宋逖（本名王京生），我对他的诗印象深刻，但以前不知道他是北京人，虽然我们认识。”老贺把诗歌和北京联系起来后，身边的“北京诗人”便一一浮现出来。《北京诗刊》的主编李津兰（诗人守静笃）经常让老贺给诗刊推荐诗歌作品，但其实她自己也一直在创作。作为好友，这样的“打探”也让老贺对他们多了一层了解，随着“收集”越来越多，那些自然地浸染过北京气息的诗歌，也都变得清晰起来。



近期，老贺编写完《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一书。/受访者供图

最让老贺意外的是黄燎原，在他印象里，黄燎原一直在写作、音乐节、画廊之间切换。平时不怎么关注朋友圈的老贺，无意间看到黄燎原分享了一首诗，老贺顺着时间线往前一捋，发现黄燎原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写诗。老贺喜出望外，一聊才知道，原来黄燎原14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龙潭湖参加诗歌活动了，而且他的写作最早也是受了诗歌的影响。

“如果不是因为编书，我可能意识不到，原来大家都在坚持写诗。”老贺说。在这部诗集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自成体系。除此以外，诗集还收录了3位80后、90后诗人的作品。他们的创作经历虽然短，但在老贺看来，清晰的认识和评价尚且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

如今，继朦胧诗那种集中所有焦点的“诗群”之后，“北京诗人”的创作呈现出了散点状态，没有明显的共同的语言实验和流派，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的实践。

“北京诗歌”的精神源头

胡杰的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们》（1995），记录了90年代住在北京西郊靠圆明园附近的村落里的一群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对爱情、友情、自我认同的向往和处境，在那个社会发展急剧变动的群像时代，呈现出一番更加个体和私密的景象。



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们》。

那里有湖水、树林和圆明园的废墟。年轻的艺术家们在出租房里安顿下来，买来颜料、画布进行艺术创作。然而，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凑齐每个月的房租，卖画并不是唯一的生存手段，甚至还要靠别的手艺来维持生活。他们的作品“先锋”“另类”，区别于传统美学。这在当时并不容易被大众的审美所接受。而这样的现实性，也常常被复刻在诗歌里：“圆明园之兄，你吃了吗/饥饿如虎/提前预约吧：约黑夜，约流食，约三仙岛”（殷龙龙《数量》）。

“北京诗歌从一开始就是民间的、野生的、自发的，一定有种‘诗歌精神’，将‘北京私人叙事’一路延续了下来。”这成了老贺编写新的《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最自洽的依据。

这种“诗歌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

实际上，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成汉语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便开始在北京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手中传阅，中国现代诗歌也正是诞生于此间。相较于其他城市，北京具有天然的文化接触和艺术启蒙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也牵动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展开，并构成了朦胧诗以后至90年代末当代诗歌的主体内容之一。

如今，北京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从社会性来讲，“北京诗歌”一直发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很多都没有进入作家协会体系，甚至可以说它游离于主流之外。然而，从诗歌生态来讲，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尽管诗歌的叙事语境各不相同，但“独立”的姿态却是一样的。

在老贺看来，诗歌本身应该是孤立存在的，一旦放到社会语境之下，就会产生现实意义，但并不能认为如今的诗歌完全没有现实性。这种现实性的关联，其实就是“独立精神”。

2003年，老贺在北京创办了“猜火车文化沙龙”，2010年，他又与友人联合创办了“北京新青年影像年度展”。更多的带有个人创作特征的“独立艺术作品”渐渐被大家发现。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包括独立电影、摇滚音乐、当代艺术，等等，其实都是从这条线索里来的，最早诞生的‘北京诗歌’实际上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老贺说道。

语言的尽头是诗歌，诗歌的尽头是孤独？

“总有一天，你会衰老/你生命的车栏已褪色枯朽/你在田野上孤零地散步/手中的花朵滴入疲倦的泪珠”（雪迪《总有一天》）。

2022年1月，北京的鼓楼西剧场迎来了许多久未谋面的“北京诗友”，他们读诗、怀想，并见证《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的面世。这些“虎豹行单”惯了的“北京诗人”，无论是现身的还是隐身的，都共同回答了老贺心中的追问——“北京诗人”都去哪儿了。



上世纪80年代，圆明园举行的诗歌活动。/受访者供图

黑大春虽然仍在坚持诗歌创作，但他几乎到了“超然世外”的境地，处于一种“隐居”状态，干脆连手机都不用。

谈论当代诗歌的生态，避免不了要谈论当下诗人们的创作状态。在老贺看来，从创作的角度讲，诗人往往都是越写越孤独。

“黑大春、多多、杨典等，都是越来越进入到一种孤独里去，面对自身和语言的关系、心灵和语言的关系、用语言和世界相互诞生的关系。”对老贺而言，诗歌语言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散文和小说的创作更像一种行走，有目的地、有到达，诗歌则像舞蹈，不追问去向，本身就是目的。它无限开拓了语言自身的空间，逼近语言深处的极限。”

正因如此，诗歌文本的探索才格外艰苦。坚持写下去意味着进入诗歌语言的世界里，要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走到最后，便是古今诗人都面临过的境地——没有尽头地写下去。



对老贺而言，诗歌语言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图·pexels

如今，诗歌渐渐区分于社会性叙事，回归了语言的深度，以及更加个体化和私密化的表达，甚至更加接近诗歌的本质——孤独。

“当然，孤独不是孤僻的意思。”自我的审视以及严格的表达，使得老贺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个词语做出解释。

老贺在书中的自述里写道：“诗歌写作就是在一首诗里重新发现每一个词，洗亮每一个词。”他还用诗句里的词，给诗集起了个名字叫《燃烧时间的灰烬》。诗歌再次被点燃，诗人再次被发现——“当时间成为灰烬/身体成为灰烬/不要一点人间信息/此刻，枯木逢春只是一种妄念/只有语言的微光/隐隐敲响/每一个念头上/的睡莲”（老贺《我身体里每天都有一只鸟飞向往生》）。

此外，老贺还介绍了这本选编诗集中最年轻的诗人——90后的瓶子（本名张云平）。“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时代体验所带来的新的创作思维。那些老一辈诗人感到陌生的二次元世界，对于Z世代而言，却是习以为常的经验，他们诗歌里的爱情、生活，新鲜而富有想象力。”老贺说，譬如瓶子的诗作《新身体》——“接受光滑和洁白/接受孤独和绝望/接受生涩和未来/不可知的破碎和每一瞬间的逝去/我总要面对这些疑问/当我说我只是一尊雕塑的时刻”。

当年轻一代的青年诗人成为了大家关注的对象，对于新诗的思考，以及对未来诗歌格局的思考，便成为了需要一代代人继续传递下去的精神火炬。

其实只要人类文明延续、生活继续，诗歌作为一种文体便不会消失，总有人会进入这样的语言世界，这就是最好的诗歌生态，就像最后一位九叶派诗人郑敏给诗集的寄语：“祝愿他们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