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余華的小說屬於先鋒文學。
先鋒派的文字帶有一種天然的對傳統的挑戰，誇張、異化，甚至充滿“荒唐走板”的腔調。
而他的成長史似乎也是一個“先鋒派”作家的預演。
● 年輕時的余華
余華從小就調皮，一闖禍就跑得很遠，過了不久，父親來尋，因為怕父親找不到他，他往往以哭聲作為“信號彈”，暗示父親他所在的方向，並為此自鳴得意。
但有時父親分身乏術，無暇顧及他，他就訕訕地溜回去。
由於父母都是醫生，余華的童年是在醫院度過的。
在他們家的對面就是太平間，太平間很小，裡面有一張水泥床。每隔幾個晚上，他就能聽到淒楚悲慟的哭聲。最多的時候，每個晚上可以聽見好幾次。
那些哭聲有的像漫長的序曲，有時會時斷時續，直至最後喑啞下去，融入到那些星子明滅可見的暗夜裡……
那時的夏天溽熱難耐，余華有時午睡醒來，會發現自己流出的汗水能浸出身體的輪廓。
有一次，余華偷偷蹩進了太平間，第一次發現太平間裡極其涼爽，他於是在那張幹淨的水泥床上躺了下去。
● 余華談及自己在太平間睡午覺
他頓時感到一種遍布周身的沁涼蔓延開來，這讓他燥熱的心得到了妥帖的安放。
後來，余華讀到了德國抒情詩人海涅的詩句：
“死亡是涼爽的夜晚。”
仿佛和多年前他躺在太平間冰涼的水泥床上的體驗如出一轍。
但他的“頑劣”不止於此。
有一次，悠閒地在槐樹下乘涼的余華，聽到身為外科醫生的父親給哥哥講自己在手術台上的戰績：最快的一台闌尾手術只用了15分鍾。
後來父親闌尾炎病發那天，為了見證父親的“壯舉”，他和哥哥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讓父親自己給自己做手術。
兄弟倆於是“合謀”去醫院，當他們將手術工具“偷”回來時，“我們希望父親像個英雄那樣給自己動手術，可他卻哭了……他向我們瞪圓了眼睛，罵了一聲：‘畜生。’”
或許是處置不當，父親經歷過這次手術後，身體每況愈下，幾年後，從外科轉到了內科。
而余華自己的闌尾，也在一次裝病中，被父母聯合起來切除了。幾年前在《朗讀者》裡， 他提到了這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他們已經把我的手腳給綁住了，你們能不能讓我下來，我說我現在不疼了。”
但為時已晚。
後來，余華悻悻道：“我們家已經沒有闌尾了。”
但命運對人類是有補償的。
在他即將升入初中時，父親給他和哥哥在縣圖書館辦了一張借書證。
這是余華與文學結緣的開始。
余華對故事性的文字很感興趣。但因為特殊年代的敏感與禁忌，除了魯迅的作品，大部分經典都已被雪藏起來，因而他讀過的書要麼有頭無尾，要麼興味索然。
讀得不盡興的余華，就經常給那些無厘頭的故事附上一個合理的解釋，或者為那些“未完待續”的文字續好一個理想中的結局。
冥冥之中，這便成為了余華走上文學之路的草蛇灰線。
3、
1977年，余華高中畢業，經歷了兩次高考，均落榜，後被分配到了縣醫院當牙醫。
那時很多的鄉鎮醫生大多屬於“赤腳醫生”，沒有接受過什麼正規的專業訓練。
當時已年邁的師父給他演示了兩次，就讓毫無經驗的余華，開始動手給人拔牙了。
初次給人拔牙，余華有些茫然無措，混雜著膽戰心驚的恐懼，但箭在弦上，只能引而發之。
後來，他從最初的戰戰兢兢給別人拔牙，直至“鉗起齒落”，游刃有余，5年裡，他總共拔下了10000顆牙齒。
那些形態各異的牙齒，最後都以腐爛的、猙獰的面貌被扔到了垃圾桶裡，他感覺，也像自己潰敗的人生，被無情遺棄。
這樣的人生，不再是他想要的，甚至是深惡痛絕的，因為“每天看著別人張開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那時他很羨慕在文化館裡上班的人，看到他們成天在街上走來走去，優哉游哉，於是，他也萌生了去文化館上班的想法，但當時要想去成文化館，只能寫小說。
所以，他提筆成文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宏願，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這樣憂患深重的創作背景更不可能出現在他的生命中，對於當時的余華而言，他只是想改變現狀而已。
1998年，有四個中國作家去意大利參加遠東地區文學論壇，主辦方給出的題目是為什麼寫作。
到了余華發言，他說，“不願意做牙醫，想睡懶覺，想不上班。”
但“曲線救國”之路並不好走。
“當時那個郵遞員，他也不會敲門把信遞給我，每次都把我的退稿從圍牆外面扔進來，只要一聽到‘啪嗒’一聲，我父親就跟我說，退稿來了。
我心理素質不錯，撿回來以後，稍稍失落一下，然後再找一個比它更低一檔的雜志寄。”
創作5年，退稿無數，直至他的小說陸續得以發表。
1987年，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在《北京文學》上發表。
《北京文學》的副主編李陀看了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之後，很興奮，並對他做出了高度的評價：
“已經走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前列。”
這位惜才若渴的伯樂對余華說，你的小說寫得很好，我給你推薦到《收獲》去。
被譽為“五十年中國文學的剪影”的《收獲》，是由巴金先生和靳以先生創辦的，在當時的中國文壇極具權威性。
《收獲》在1987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連著發表了余華的兩個中篇小說：《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
後來，《收獲》就成了余華發表作品的主戰場。
他的很多小說都是寄過去以後就發表，不需要修改，只有《在細雨中呼喊》是例外。
● 余華朗誦《在細雨中呼喊》
當時余華的責編是巴金先生的女兒李小林，李小林對他說，“這部小說要是別人寫的，我現在簽發，下一期就出來了，因為是你寫的，你就得回去給我改好了。”
余華改完之後，李小林直接拿給旁邊的人說，這個長篇，下一期發頭條頭版。
1991年，余華的首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一經發表，就成了“先鋒小說”的經典之作。
4、
在余華的小說中，寫的最多的，就是人們談之為之色變的生死故事，因為那是他過往的經歷中最司空見慣的體驗。
在漫長的成長期，他曾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會、還有隨時爆發的街頭群架，在時代大環境之外，他更習慣了醫院走廊裡消毒水的氣味，習慣了病房裡痛苦的呻吟和太平間傳來的號哭之聲，習慣了患者臉上蒼白與無助的神情。
“生活和命運，同情和憐憫，這些貫穿了我所有的小說。”
因此，在《在細雨中呼喊》後，他又創作出了具有強烈現實主義風格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
● 余華作品集
其中，《活著》榮獲了意大利文學最高獎——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而《許三觀賣血記》則獲得了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
憑借兩部寫盡人世苦難的作品，余華再次震驚了文壇。沉寂已久的文學市場上，也刮起了一股“余華熱”。
1994年，《活著》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獲得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最佳男演員獎等7個大獎。
● 電影《活著》劇照
但作為一部傳世之作，《活著》的篇幅只有13萬多字，大概是余華寫得最短的長篇，卻成為一根凜然的長刺，扎進了無數讀者的心裡。
在小說裡，余華寫有慶的死，鳳霞的死，苦根的死……寫到家珍的死時，他感覺“胸口的熱氣像是從我指縫裡一點一點漏了出來”。
有人說，“一個人生，真不可能遭遇不斷接踵而來的那麼密集的苦難。陪伴他的親人全死了，最後只剩下他命最硬，余華把這歷程極端化了。”
但很多時候， 極端化的，也許未必是文學，而是生活本身。
到了《許三觀賣血記》裡，“活著”則成了以血續命的救贖。在余華舉重若輕的文字裡，滲透出來的，是濃稠的悲苦和求生的意志。
小說一開始，阿方就告訴許三觀：
“力氣有兩種，一種是從血裡使出來的，還有一種是從肉裡使出來的，血裡的力氣比肉裡的力氣值錢多了。”
在小說高潮處，為救一樂，許三觀蒼涼地說：
“我三個月賣了三次，把身上的力氣賣光了，只剩下熱氣了。前天在林浦賣了兩碗，今天又賣了兩碗，就把剩下的熱氣也賣掉了。”
苦難本身不忍卒睹，但余華意圖展示的，其實是那些掙扎於土裡、泥裡和死亡線上的人們，所傳達出的一種對苦難的隱忍與超越，而這，未嘗不是一個歷經五千年滄桑的民族生生不息的縮影。
這也正如他在自序中申明的初衷：
“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的樂觀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美國《華盛頓郵報》曾如此盛贊這部小說：
“《活著》是不失樸素粗糲的史詩，斗爭和生存的故事，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殘忍與善良的形象。”
莫言曾不無羨慕地說：“他的《活著》已經發行2000萬冊了。要知道，一輩子有一部書如此暢銷，對一個作家來說是很幸運的事。”
但他也很擔憂：“同時也是一種不幸，因為有了這麼暢銷的書，余華的創作動力明顯減退。”
5、
正如莫言所料，有一部《活著》立於群山之巔，余華的超越之旅，舉步維艱。
● 莫言（右）與余華合影
繼輝煌之後，余華沉澱了多年。
千禧年之際，他接受了一次外媒的采訪。當記者提出關於中國時代變化的相關問題時，余華說打算創作一部能夠展現改革前後中國變化的小說。
其實，在此之前，他曾在一位歐洲記者的啟發下，開始寫《兄弟》。但過程並不順利，在寫了大概10萬字時，便擱置了一段時間。在從美國訪問歸來後，他便決定完成這部長篇小說。
然而這部五十萬字的鴻篇巨制發行後，雖於2008年獲得第一屆法國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但在國內卻引起了巨大爭議。
東方網評，這部小說顯示了余華的魄力與勇氣，這畢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需要作家提供因果的階梯，使得人物命運的發展和轉變扎根於個性和社會的現實土壤中。
《天涯》雜志主編李少君則認為，《兄弟》與余華以往的作品相比，顯得十分復雜和雜亂。
可是余華不止一次表達過，“我最愛的書是《兄弟》。”
七年後，余華的另一部長篇《第七天》問世。
余華通過《第七天》，想打通死亡世界和現實世界的的通道，以此來展示時代變遷下，社會現實中至善溫暖和冷酷絕望並存的一面。
暴力拆遷、災禍後有關方面瞞報死亡人數、醫院將死嬰做醫療垃圾處理、冤假錯案、刑訊逼供……當這些奇幻詭譎、充滿著黑色幽默的故事，宛如“浮世繪”般一一呈現出來時，他的小說再一次被批判“像新聞的部分”。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為余華正名：“網友之所以會認為余華在做新聞剪報，是因為余華寫的是我們已經視而不見的日常生活，太真實，觸及了我們這個時代一些我們遠遠沒有講清楚、不願意講的東西。”
這或許就是一個作家的使命感，摒除那些浮華與粉飾，將筆觸夯進現實的土壤，下方或許藏污納垢，或許白骨累累，但只有將其挖掘出來，或許才能讓活著的人清醒地面對真實的世界和自己。
對於一貫寫實的余華而言：“《第七天》是我距離現實最近的一次寫作，以後可能不會有這麼近了，因為我覺得不會再找到這樣既近又遠的方式。”
除了《兄弟》、《第七天》，包括他去年出版的《文城》也引來不少熱議。
但外界對其作品的毀譽參半並沒有沖淡他去看球的興趣，在五棵松吹著空調，看進球的舒爽就像一陣風，吹落了他心中聚攏的幾團烏雲。
倏忽間，它們就不見了。
他仿佛天生就具備一種自我療愈的能力。甚至，有時在傷口尚未結痂之前，他就自動阻遏了這一切的發生。
“天下唯庸人無咎無譽”，想想頓覺釋然。
這幾年，每到諾貝爾文學獎揭獎之時，很多人都為余華感到意難平。
他也經常被問及，如何看待自己是否能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余華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心聲：
“我要是告訴你不想要這個獎顯然是假話，但我說我想要這個獎就變成了笑話，又拿不到。”
我們總以為一個寫盡了人間悲慘的人，臉上應該自有一種苦大仇深的穆然，言談舉止間一派蕭索之氣。
然而余華每次和外界的對話，總能讓人忍俊不禁。
譬如，他談起當年調轉去文化館的情形：
“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我故意遲到了兩個小時，我就知道這個單位來對了。”
“《活著》這本書，你給打幾分？”
“9.4。”
“剩下的0.6分去哪了？”
“這個你得問問豆瓣。”
有人說，余華將幽默留給了自己，悲傷留給了讀者。
但我想，知“莊重”者，才明白“諧趣”的點在哪裡；也唯有懂得“諧趣”，才通曉，最大的“莊重”未必不是笑著流淚。
因此，人生不需要刻意解構，每個人都可以是悲喜劇大師。
● 余華的家鄉，現在的海鹽縣
我們一次次選擇“出逃”，又一次次被裹挾“入場”。
而當時代的大潮與命運的洪流都可能成為一種吞噬時，每一個輾轉於生活槍彈“攢射”之下的人，都是勇士。
步履趑趄，向死而生。
就像余華說的：“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隨下活著。”
這大雨傾盆的夜晚，這山花盈野的春天，都是人間。
活著，終於，成為了我們每個人最大的幸運。文/薺麥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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