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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娘娘 搬板凳听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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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来自上海的中国女子郑念凭借其英文自传体回忆录《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夜之间成为在英语文坛最出名的华裔女作家。她在书中揭示了中国“文革”十年的血泪真相。她犀利的文笔像一把利剑刺破天空，直指暴政下人性的丑陋与不堪，并给予人们追求希望和真相的勇气。

　　该书在英美一举成为畅销书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中国大陆也将其译为《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之后，该书又以其它译名被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在大陆掀起了一个“以个人回忆录形式来解读‘文革’”的高潮。当然，现在这本书在中国已经成了禁书。

今天，我们的故事主角就是这位被称为中国最后的贵族，姚念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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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故事》油管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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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画报》封面姚念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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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一家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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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中产之家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民国外交部，驻澳大利亚长达7年。驻澳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梅萍出生。澳洲7年是她最快乐的日子。1948年带着6岁的女儿回国，丈夫供职于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1957年丈夫郑康琪因癌症病逝。此后，42岁的郑念接替丈夫担任壳牌石油公司英籍总经理助理，开始了9年独立工作养家的日子。

　　除了丈夫过早离世，郑念的生活基本上是风和日丽的。1949年后在上海这个当时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仅有十几户的家庭，还能勉强维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住在原来的宅第里，家里雇有几个佣人。她的生活依旧体面，她穿旗袍和定制洋装，能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和英语，却有众多的人将她视为上海淑女名媛的代表。家中陈设明清古董，独立的三层小洋楼，家里仆人、厨师、园丁等俱全。这也多半因她身为当年绝无仅有的外资公司雇员的特殊背景。而壳牌石油公司在共产中国，也是硕果仅存。郑念一家便得以游离在政治运动之外，还没有受到冲击。甚至邻里对郑念也知之甚少。然而，这一切美好，在1966年被打破了。1966年，壳牌结束了其在中国的业务。与此同时，荒诞暴力的“文革”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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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乌鲁木齐路郑念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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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3年噩梦：6年半狱中生涯

　　1966年的某一天，两个陌生人敲开了郑家的大门，通知郑念参加批判会。个性直率的郑念表示自己对此不感兴趣。不料其中一个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郑念脱口而出：“‘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

　　历史在此刻发出了一声冷笑。由于郑念曾经留学英国，又长期供职外商公司，她被指控为英国间谍。8月，红卫兵来抄家没收财产，将郑念软禁在家中。9月，在经历了一场批斗会后，郑念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在狱中，郑念受到多次审讯、拷打和单独监禁，但她拒绝承认那些被指控的所谓罪行，倔强的她因此饱受皮肉之苦。她的双手长时间被反铐在背后，勒得血肉模糊，以致每次如厕后，想要拉上裤侧的拉链，手都会痛如刀割。在狱中，曾有人好心提醒她可以放声大哭来引发同情。但郑念却一次也没这么去做，因为她实在不知道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号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此外，她觉得那些在她面前不断晃动的红卫兵们，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尚未开化的野蛮生物”，她与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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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是一个淑女，但这并不代表她懦弱。相反，她看透了造反派骨子里的欺软怕硬，她的抗争行动非常顽强。每次在狱中，看守人员强迫她递交揭发别人的材料，她从来不肯揭发任何人，也从不承认自己有罪，最后的落款本是“犯罪分子郑念”，她每次都要在前面再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之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郑念在监狱中被监禁了六年半，但是监牢却无法困住她的灵魂。在阴暗的牢房里，唯一被允许阅读的是《毛选》。郑念每天都要读上几个小时，直到视力模糊为止。有一天午后，因为用眼过度，她发现自己无法辨认字迹，就从书中抬起头，凝视窗户。一只小蜘蛛就在这个当口进入她的视野。

　　多年后，郑念在其自传体回忆录《上海生死劫》一书中写道：“我刚好看到一个极为熟练的艺术家的一次建筑壮举，我心里充满了疑问。谁教这蜘蛛织网？难道它真的是通过进化获得了技能，或上帝创造蜘蛛并赋予它织网能力，以便它能获取食物并延续其物种吗？这么小的生灵的大脑有多大呢？难道其行为只是出于本能，或者它以某种方式学会了存储织网的知识?也许有一天，我会问一个昆虫学家。就目前而言，我知道我刚才目睹了这件事，格外美丽，令人振奋……”

　　正是这一积极乐观的灵魂，使郑念熬过了肉体上的痛苦，在五十八岁那年重获自由。然而，当宣布释放她时，她却不愿走了。

　　林彪事件后，郑念被带出来，有人向她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郑念感到很气愤，因为她需要的不是宽大处理，而是道歉。于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要求宣布她无罪，并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道歉是不可能的。后来郑念也意识到，先走出监狱总是没错的。事实上，郑念一直等到1978年10月，才等到了有关官员就她被错误逮捕和监禁所表示的那一声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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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右四：郑念女儿郑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