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約在先]

在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一萬多人被打成特務。圖為1942年毛澤東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上世紀30年代，延安曾是中共大本營。根據後來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講，在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有多達15,000人被打成特務，而李銳也因此被關押一年零兩個月。

康生成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

1942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中華民國臨時首都重慶，遭到日軍飛機狂轟亂炸。而中共的大本營延安，卻很少被日軍飛機轟炸。這讓毛澤東有條件發動一場持續三年的延安整風運動。目的是整肅黨內異己勢力，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康生及其手下的人在此期間是不擇手段。根據1994年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透露，當時延安清出的“特務”多達15,000人。

康生是毛澤東搞延安整風最重要的“政治打手”。1942年2月，延安整風開始時，康生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康生是1937年11月底從蘇聯回國的。讓他獲得毛澤東信任的原因有三，其中包括：康生在蘇聯悉心照料過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與毛岸青；第二，1938年，45歲的毛澤東想跟24歲的江青結婚時，不少人因為江青在上海男女關系混亂表示反對，但康生堅決支持；第三，在蘇聯待了四年多的康生，親歷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還親自參加了一系列整人事件，整人“經驗”很多，正好能被毛澤東毛所用。

王實味被秘密殺害

在延安整風中，被當成“特務”清洗的最著名人物，當數被扣上“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等罪名的王實味，而他隨後被開除黨籍、逮捕、長期關押，直至1947年7月，在山西興縣被康生下令槍斃。

王實味曾是一名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學生時期就在發表小說，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過小說集，翻譯過五本西方文學作品。1937年奔赴延安前，已已經是一位作家、翻譯家。在延安的頭四年，翻譯過上百萬字的馬列著作。

至於王實味挨整原因，和他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野百合花》等雜文有關。王實味認為，很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是為了尋求“美麗與溫暖”，但卻在延安遭遇一些“丑惡與冷淡”，因此，“忍不住”要“發牢騷”。

國難當頭，延安卻經常舉辦舞會，讓王實味十分反感。王實味還反對中共官員搞特權。他認為藝術家更重要的工作，是“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肮臓和黑暗”。他主張，做人應有“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

根據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回憶說，當毛澤東看到《解放日報》連載王實味的《野百會花》後，氣憤地“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毛澤東當即給《解放日報》打電話，“要求報紙做出深刻檢查”。

毛澤東在後來召集的高幹會議中，作出決定，拋出王實味來當靶子，徹底打下了延安文化人中所謂的“自由化”。

抓“特務”被推向高潮

王實味被打倒後，中共對延安文化人的打壓形成一個高潮。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機關召開“搶救失足者”動員大會，康生進行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並宣布，延安已逮捕200多人，他要求延安所有黨員都行動起來，“清除特務，挽救特區”。

中央直屬機關成為“搶救”重點。中央辦公廳當時有60多名工作人員，這些人調入中辦時都受過嚴格審查，但在“搶救運動”中，還是有10多人被打成特務。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總共100多名工作人員，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占70%。中央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人中，170人被打成特務。

時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的徐向前，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談到康生等人抓特務時寫道：“‘示范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鍾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卜’（外紅內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真是駭人聽聞。”

抗日軍政大學總校共有6,000人，1,052名排以上幹部中，挖出“嫌疑分子”、“特務分子”602人，占總人數的57.2%。中央黨校第三部集中了當時在延安的幾乎所有比較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是“搶救”的重中之重，由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領導，並直接向校長毛澤東匯報，最後整體被打入另冊。行政學院除一人外，教員、職員全部被打成“特務”，過半數的學生則被打成了“特務”。

每晚都有人在鬼哭狼嚎

針對整人，康生有自己的一套邏輯：“有材料還需要審問嗎？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就是為弄清問題。”先逮捕人，後逼口供，這是康生的慣用伎倆。關在窯洞裡的人，除夜間連軸轉逼供外，還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為特務，對他們精神上的打擊太大，超過對肉體的折磨。自殺的、逼瘋的、哭喊的，各種情況都有。

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中，寫到了讓他無法難忘的往事：“那時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訴我：他們都是被‘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另外，據悉有兩三個人在刑訊逼供之下，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然後編造說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青年和宣傳工作的李銳是他們的上級。李銳隨後因此被捕。康生更信口開河表示，紅軍殺掉了李銳的父親，李銳與中共有殺父之仇。

然而，李銳的父親早在1922年就去世了，那時候根本還沒有紅軍。李銳則回憶說：“在棗園，保安處等地關了幾百上千人……當時逼供很厲害，我經歷過五天五夜不准睡覺，不准眨眼睛，認為這樣就可能失去控制講出真話來。我當時挺住了，沒有亂講。這種辦法有長到半個月的。”“受審時，通常是長時間立正站著（以至腿腫）和坐矮板凳；有時加帶手銬，時間長短不定。”而曾因此挨過耳光的李銳說，自己手上的傷痕，過了幾年才消去。

師范內的小特務

根據中共內部檔案記錄，1943年9月，綏師連續召開9天控訴坦白大會，在會上自動坦白者280多人，被揭發者190多人。一個14歲的小女孩劉錦梅，“坦白”她參加了國民黨的“復興社”；16歲小男孩馬逢臣，手裡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自己是石頭隊的負責人，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殺人用的武器。

綏師整風領導小組還“破獲”一個“特務美人計”組織。這些女學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叫“美人計”，三年級叫“春色隊”。最後，綏師竟挖出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

後來逃亡蘇聯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曾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說，延安整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此說甚有理。1949年中共發動的幾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各種栽贓陷害手法，都可以從延安整風時無中生有將15,000人打成特務找到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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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就是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