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吉的三条路
最理想的状况,是德拉吉留任至2023年中再如期举行大选。如果当时改革路程成功,甚至能让民众看到成效,这有可能会阻止极右政党为主的政府上台。
然而,改革成效有疫情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并不在德拉吉可控的范围之内。于是,来年1月的总统选举,就成为了值得关注的变局。由于意大利总统在总理任命和部长任命上行使权力的空间较大,即便右翼胜选,如果德拉吉控制总统一职,他也可以尽力推举愿意保留其改革路线的政府上台。
问题是,如果德拉吉参选总统,他必须放弃总理一职,在另一威望不足德拉吉的总理主政下,提前大选,也即是极右胜选,就变得更有可能。这就造成了德拉吉至今也未肯表明自己会否参选总统的现象。
于是,这就回到了《法意条约》的逻辑,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央行行长Guido Carli对于二战后意大利经济发展史的解读——意大利政治阶层没有维持一个社会运作与发展的精神,因此该国必需国际或跨国压力去迫使意大利接受对其有利的规范。Carli称此为“外部规限”(vincolo esterno)。
有德拉塔参与的意大利加入欧元区过程如是,疫情后以改革计划换得欧盟复苏基金资助的行动亦如此,此刻德拉吉以《法意条约》规范化两国官方的合作关系亦是出于同一道理。当外部的规范存在之后,后来的意大利政客也许将无意或无力去与之争斗,最终屈于“外部规限”之下。
无论德拉吉的种种尝试最终能否重振意大利的国力和经济,此时此刻的国内外环境的确是意大利难能可贵的“大国复兴”良机。到底意大利将来能否化身为欧盟一方强国,还是继续深陷持续不断的政治肥皂剧中,未来一两年值得我们小心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