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

在美國白宮高級顧問團隊中，“白宮首席戰略師”（White House chief strategist）一直是一個優先級存在，也就是總統的“國師”。近幾十年來，能夠真的擔得起這個頭銜的人並不多，其中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前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一度重用的高級顧問班農（Steve Bannon）以及小布什（George W. Bush）時期的羅夫（Karl Rove）。兩人都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贏得大選的操盤手，並在進入白宮後享有“戰略師”的頭銜。其中，羅夫甚至被稱為小布什“大腦”和“建築師”。民主黨總統當中， 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的高級顧問阿克塞爾羅（David M. Axelrod）算是一位，他曾幫助奧巴馬兩次贏得大選。

那麼，拜登的“國師”是誰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回顧過去誰能擔得起“國師”的稱號。

之所以有“首席戰略師”或“國師”的這個頭銜，主要還是因為競選總統之人對內政外交一竅不通，不但需要政治戰略師幫助制定贏得選舉的策略，而且也要在勝選後幫助總統出謀劃策。所以，當年小布什從地方到中央、特朗普從商界一腳跨進白宮，都任用了自己的首席戰略師。

而且，這個職位可有可無，即便有，也無需國會參院審核批准，方便總統自由行使權力。所以人選基本上是總統親信，受重用程度甚至可以超越內閣大員。這也是總統權力的一種擴張（實際上是杜魯門時期和國會爭權的成果）。但正是這種不受約束，導致該職位很多情況下都會給行政機構帶來決策災難，造就了新時期的“帝王總統”。比如，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出台移民禁令，就和班農分不開；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就和其國師羅夫的輿論操作分不開。

2003年2月5日，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在聯合國安理會舉著一小瓶不明物質，公開宣揚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他的論點被當做小布什對薩達姆政權發動軍事打擊的證據。這也成為鮑威爾承認的從政生涯污點。但事實上，真正在背後炮制對伊朗可動武論點的“軍師”就是羅夫。只不過鮑威爾作為首席外交官擔著外交上說服盟邦接受這些“證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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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事入侵伊拉克前8個月，羅夫領銜“白宮伊拉克工作任務小組”，專門研究如何制定一套戰略，向美國公眾傳達“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國際恐怖主義聯系緊密，已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的輿論。小組成員包括當時的國安顧問賴斯（Condoleezza Rice）、副國安顧問哈德利（Stephen Hadley）以及白宮幕僚長和好戰派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的親信。鮑威爾和國務院人員則不在其中。

按照當時《華盛頓郵報》的說法，該小組的使命就是“教育公眾”，讓大眾接受薩達姆威脅的“真實存在”。包括小布什當年有關伊拉克“威脅”的演講稿，都出自該小組，或者至少經由該小組審核。作為“國師”，羅夫的角色完全蓋過了其他幕僚，進而導致內部好戰派占據上風，促使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

這類“國師”最大的特點是超級自信，篤信自己的戰略設計，即便存在政策誤導，也從來不認錯。而且，和班農一樣，羅夫在小布什離任之際也曾以“享有行政特權”為由拒絕國會司法委員會的調查傳票。

還有一類“國師”，不單單是“政治戰略家”，而且還是“政治科學家”、戰略理論家，典型代表就是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以及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兩人都是在擔任國安顧問時“青史留名”。不過，布熱津斯基因為其所處時代挑戰的不同，色彩更為濃厚一些。

真正造就布熱津斯基的人是民主黨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卡特雖然未能連任，但在任內讓50多歲的布熱津斯基充分發揮才幹。可以說，布熱津斯基是美國1970年代末外交政策的實際操盤手。比如，中美1978年正式建交，其實是布熱津斯基的功勞。是他瞞著當時的國務院推動了這一政治和外交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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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和中國建交，體現了他外交戰略上現實主義的一面。因為從當時的國際環境和政策運用上看，布熱津斯基身上融合了麥卡錫主義（反共反蘇）意識形態以及“冷戰之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那種主張美國不該滿足於現狀的高傲姿態。他的偶像也是凱南和麥克阿瑟等野心家，設置戰略目標時非常大膽。比如，伊朗人質危機發生時，布熱津斯基就曾負責指揮美軍執行突襲行動解救人質。只不過，最後行動失敗，布熱津斯基也引咎辭職。

在全球戰略上，布熱津斯基主張美國進行地緣擴張，將影響力擴張至全球。不過，他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強調，地緣政治仍是美國維護全球首要地位的關鍵因素，而主要的“棋盤”仍在歐亞大陸（尤其是中亞）。包括小布什發動的中東戰爭，某種程度上也是遵循布熱津斯基的理論，也就是以“反恐”之名進行地緣博弈。

當然，布熱津斯基一些戰略盤算也很容易被推翻。比如美國今日在阿富汗的遭遇，或許他能夠預料過美國所面臨的“帝國困境”，但卻沒有想到，美國打擊塔利班，反而使得俄羅斯在中東棋盤上更為靈活。美國反而無法保持基辛格主張的那種“均勢”狀態。但即便如此，他的貢獻也是歷史性的，尤其是他展現出的戰略眼光、勇氣和現實主義，值得後來者借鑒。

影響力和布熱津斯基並肩的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也算是一位馳騁美國外交舞台四十余年的戰略師。斯考克羅夫特曾在福特政府和裡根政府兩度擔任國安顧問，雖然外交立場保守，但一直能夠超越黨派界限，從戰略上思考美國戰略利益。他的現實主義理念也得到奧巴馬的青睞，並在奧巴馬選人用人方面提供了很多建設性甚至決定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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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舉的戰略家，或者“國師”級別的人物，各有各的特色與貢獻。相比班農和羅夫，阿克塞爾羅的破壞力不大。相比布熱津斯基和斯考克羅夫特，班農和羅夫很難望其項背，勉強當個投機者和陰謀家。

雖然拜登本人就是外交政策專家，也深諳國會人脈政治，原則上來說不需要專門的“首席戰略師”。但是，在他的國安隊伍當中，有一個人的角色和之前班農及羅夫角色類似。此人便是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他是能夠將美國內政外交利益相互協調、政策上統籌各部、戰略上把控方向、輿論上調解溫差的關鍵人物。而且，他和克林頓家族、奧巴馬家族關系密切，是今後民主黨政府可能的國務卿人選。

甚至有人會習慣性預測他會競選總統。但從目前他的職業生涯和研究領域來看，他的發展路線應該和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人類似。畢竟競選總統也要看時代背景（也就是天時地利因素）。但即便沒有總統之命，他也有謀士之才，而且要留下自己的歷史符號。至少從近幾年的作品來看，他是向“戰略師”或“政治理論學者”這個方向努力的。

相比國務卿布林肯，沙利文角色相對靈活。即便拜登外交上出現大的問題，首當其沖的也是布林肯。如果拜登想和中國緩和關系，也主要會通過沙利文來表達（比如最近的CNN采訪）。而且，從過去50年看，國安顧問總能在特殊時刻扮演關鍵角色。尤其在危機或緊張時刻，總統也會優先選擇國安顧問發力。

比如，兩次歐洲行之後，拜登都會迅速將視線轉向中國。每次都會由沙利文出面，向中國釋放信號。拜登第一次歐洲行結束時，沙利文宣布有意舉行中美元首對話。拜登第二次歐洲行結束後，沙利文接受CNN的專訪，所談話題包括阿富汗撤軍等決策以及美國外交政策方向，包括如何看待中國和處理對華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