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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声2021年11月5日】（本台记者楚云珒综合报导）近日，去年在武汉封城期间，担任社区工作人员的人士用化名在美国出版了反映武汉封城实况的《武汉封城日记》。与方方的《武汉日记》比起来，这部日记的作者在一线工作，所以信息更加真实，具有史料价值。日记中提到在封城期间老人、病人无处就医的困境，以及在中共极权体制下，小区的保安和看守对违反防疫规定的人只想实施暴力。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近日一位中国作家出于安全原因化名“风中葫芦”在美国博登书屋出版了反映武汉封城实况，尤其是次生灾害的《武汉封城日记》。这是他以社区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去年疫情爆发初期在武汉街头工作期间记录下来的。该书的整理出版者，身居海外的独立学者、武汉人张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谈到他对这本书的看法。

去年武汉封城期间，中国作家方方撰写的《武汉日记》让全球看到武汉人在封城期间所面临的痛苦，其中一些字句更被媒体广泛转载，像是方方在最广为流传的一篇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中学同班同学因中共bing毒去世，她写道：“今天的中学同学群，都在为她哭泣。一向为盛世而高歌的同学们，这次却说：‘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

“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社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她说：“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张杰表示，“风中葫芦”的《武汉封城日记》与方方日记不同之处在于现场感。他说，因为方方作为前湖北省作协主席，她住在文联大院，她是不能出门的，因为当时封城了，不能出去。她的信息来源来自于网络，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分析演绎，发表自己的感想。

“风中葫芦”则是天天在外面，穿行于大街小巷，为社区的居民买药，买菜，涉及到方方面面，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所以具有史料价值。

张杰说，风中葫芦从去年2月15日开始写的日记（封城是1月23日），那时候方方日记已经开始发表了。风中葫芦的日记主要是在海外发表。“现在，我们觉得关于疫情的事情，需要一个说法，所以就整理出来”。

日记中重点是描述和分析了武汉封城的次生灾害，包括封城期间，人们无法买药看病造成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等等。很多细节很生动，比如作者有一天早上去帮母亲取重症药，结果排了一上午队，药房告诉他没药了，他气得当场骂娘，不得不下午跑到另外一家药房取药。他还提到，有一次他看到商贩把一袋袋蔬菜放在小区门口等居民购买，上前一看，也就是一些白菜、萝卜之类的， 居然要80元，物价居高不下，困难居民没有什么补贴。

作者还称，有老人和病人因为得不到救治只能死亡。他举例说，有患癌症的老人被120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结果三家医院不接收，然后家属联系社区，但社区司机怕感染，也不愿意出车，然后再打110求救。作者说，像这种事情很多，政府似乎总是在说要做出牺牲，但他不认为这是所谓的牺牲。

张杰认为，造成武汉次生灾害的原因就是中共举国体制，其背后是极权主义制度。在封城之前是没有预案的，也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说封就封。那么老百姓生活怎么解决，吃什么，穿什么，都没有给出说法。

“有些人认为，中国人死得很少，中国人抗疫成功，其实他们不知道，有很多无辜的人死亡，包括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尿毒症患者，他每周要去透析，但突然停了，最后他就死在家里。他妻子发信跟我说，百般哀求，百般哭告，但是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死了”。

书中讲到一个话题，大陆媒体上有一种说法，说武汉人民做出了牺牲。张杰称，这种说法是对武汉人民的侮辱。牺牲必须是自愿的。这实际是突然来的一种灾难。这是强加给武汉人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严酷的方式。没有必要关交通，也没有必要关超市，让生活正常，然后加强一些管制，戴口罩、消毒等等方面的管制，是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次生灾害的。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机关下沉干部在社区的做法。比如，有管小区出入口的一个下沉干部，有临产孕妇去医院结果被他拦住不能出门，还表示皇帝老子也不能出去；社区小保安非常严肃地讨论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办法就是诉诸暴力，谁不听话就抓起来暴打一顿；而社区的工作人员却饱受压力。首先是工作繁重，有一次作者在日记里写到，他一整天都在搬运物品，一百份十元十斤的蔬菜，价值4万元的居民通过社区团购的各种物资，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小区的。所有人一直忙到傍晚6点。但与此同时，他们还饱受来自上下的压力。政府严令街道、社区必须及时做好一切防疫工作，对不作为、懈怠和失职行为要严惩，政府还派出督查干部去检查督导。另一方面居民也对社区的工作很多不满，社区工作者每天疲于奔命，但仍然被居民骂。

张杰认为，出现这个现象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因为社区作为政府末端的一个组织，是一种很扭曲的设置，界定不明，没有权力。但是遇到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扮演了主角。

“就不像纽约，纽约市政府发放免费食品、医药，是多个机构共同承担。而武汉呢，却是把重责交给了社区。而社区有的几个人，有的十几个人，它怎么可能面对这几千个家庭呢？它当然做得不到位。而且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才两千元人民币，你想想这种工作负担与收益相比，他们自然情绪不高。老百姓的抱怨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在政府”。

作者通过对封城期间的观察也对中国的文化有反思。其中提到，就连天然气公司给社区下达帮助居民购买天然气的通知，文字也写得让人不容置疑。权力无处不在，每位市民都要聆听来自各部门、各行业的指令。但同时，中国人十分向往权力，即使是获得了看守出入口的权力，也可以呵斥必须从这里出入的人们。

张杰称，因为中国人一向崇拜权力，成时王侯败时贼，不追问灵魂的归宿，这些是中国文化里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需要大量地向西方政治文明，向西方国家学习。

“这个里面根子是很深的，所以有人形容，中国社会是一个从上往下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所以，改变中国社会，对中国进行民主化，结束中共的暴政，或许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要像美国这样达到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和政治文明，可能还需要一两百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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