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龄老人,傅高义如何保持旺盛的精力,去介入那些“大”的事情,驱动力又是什么?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傅高义一方面直接表达了对美国学界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还是在强调了解的重要性。“我并不满意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大概是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这两门学科,有过分科学化的倾向,过度使用定量研究的方式。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样做远远不够,这么做无视研究对象的现实语境,无视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无视他们拥有的历史记忆。所以我更喜欢真正去了解研究对象,真正去了解历史背景,以及思考更大的语境。”
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了解与交流的前提,是对方真的愿意聆听,聆听不同国别、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群体的心声。在采访中,傅高义很无奈的假设,“如果我真的拥有权力,我会借鉴日本和中国的经验,让美国政府承担更多自己的角色,但在美国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不是后发国家,人们已经变得非常傲慢。”
美国的傲慢与偏见,这是常常见诸中国媒体端口的表达,而且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对美国的愤懑和抨击情绪。但现在同样的傲慢与偏见,也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潜滋暗长。
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项飚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对中国当下境况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国很复杂,但中国中心的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有一些人,理解政治化也是从抽象理念出发,从一种激情出发,不是从今天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里出发。”
傅高义在访谈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2011年,傅高义出版《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两年后,该书在中国大陆以《邓小平时代》的书名出版,傅高义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