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

在這個中美戰略互信的低谷、新冷戰的陰霾的深淵中，該書有著穿透歷史誤解與文明沖突重重迷障的思想光芒與實踐上的指南意義。

思想性寫作離不開個人豐富的成長經驗和持之以恒的道德責任感。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作為新加坡資深外交官與外交哲學家的長期思考與寫作，展現了一種真正的、跨文化的、介乎中西之間的、理解與調解並存的思想氣質與道德抱負。他出生於新加坡的印度裔貧民家庭，早期生活於華人及馬來人的沖突語境之中，在新加坡威權政府體制的保護性教育體系下成長並與西方精英群體建立了密切的互動關系。他以獨特的“新加坡視角”來理解和調解中美關系，將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引向理性和建設性的方向。他已有的國際關系與外交哲學著作有著鮮明的個人印記和連貫的終極關懷，立足於“亞洲性”與“亞洲價值觀”的證立及對西方“和平衰落”的冷峻診斷與建議。他出版了《亞洲人會思考嗎？》、《西方失敗了嗎？》《新亞洲半球》、《大融合》、《走出純真年代》等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在中西之間產生了較大的沖擊力和想象力，不僅得到基辛格、亨廷頓等美國戰略思想大師的青睞與肯定，更是在中國的決策層與民間社會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在中美關系無可避免地走向具有“新冷戰”因素的“戰略競爭”階段，馬凱碩的閱讀、視角、理解與調解框架，值得中美雙方認真對待。

從思想上調解中美關系是一個超級的學術難題，更是一個超級的國際政治難題。中美關系，就其體量、性質、斗爭強度與全球性影響而言，已經不是簡單的冷戰框架可以分析和容納，更不是“文明沖突論”的機械套用可以奏效，也不能泛泛地以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差異加以定位，而是具有文明總體競爭性質的全球化秩序之爭。是的，坦率一點，中美爭的就是“天下/世界”。中國關心的是“天下如何”，而美國僅僅關心“誰之天下”。比如，美國根本不關心“一帶一路”帶來的人類和平發展的長期福利，僅僅關心的是“誰”在推動和領導“一帶一路”。美國在戰略驚慌和倉促反應中，最終以2021年的《戰略競爭法案》給出了總體的框架性思考，基本思維仍然是冷戰性質的，這是馬凱碩最為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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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凱碩當然理解到承擔這一思想性調解任務的巨大難度，但他亦受到長期的個人經驗與道德使命的驅動，不避艱險，在特朗普主義肆虐和中美新冷戰陰雲密布的挑戰下，集中思考和推出了最新的戰略分析力作《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馬凱碩的戰略思考受到美國冷戰大師喬治?凱南的極大影響，但又具有立足亞洲立場和人類利益的調和取向，並認為特朗普主義的“倉促應對戰略”偏離了凱南的穩健戰略框架，導致美國國內治理的混亂與全球軟實力的急劇下降。馬凱碩以其敏銳和直率，對中美的最大戰略失誤分別進行診斷：中國的最大戰略失誤是保護主義政策挫傷和疏遠了美國商界及友華的美國建制力量；美國的最大戰略失誤是始終缺乏應對中國的全面戰略框架。比較而言，馬凱碩認為盡管中國也存在需要檢討的戰略失誤，但總體上有著明智的發展戰略和強大的政治領導力，有著民族復興及參與全球治理的巨大潛力，而美國則囿於“山巔閃光之城”的例外論和神聖使命論，無法誠實地檢討現實的戰略處境和道德缺失，從而無法進行合理的戰略調適和最佳利益配置。中國堅定而智慧，美國迷思而沖動，導致即便按照冷戰歷史代入，中國更像彼時的美國，而美國更像曾經的蘇聯。

馬凱碩腦洞大開，其直截了當和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對美國的刺激比中國更大。也許他認為只有當頭棒喝怯除美國例外論的神話和魔咒，美國才能有真正的戰略新思維和轉機，而中美和解及全球和平才有希望。因此，盡管書名是“中國的選擇”，但全書過半篇幅是在批評和勸導美國進行一種史無前例的戰略假設即美國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第二”，然後以此為合理的起點重構美國的國家理想與全球戰略。當然，馬凱碩對中國體制剛性與發展風險的提示也是直率的，在肯定中國體制的“哲學王”轉型的正當性的同時，也提示了繼任機制與權力交接真正制度化的要害和風險性。在馬凱碩看來，美國的真正危機在於戰略陳舊，缺乏自我反思和調整的意願和能力，利益集團捆綁和精英自負阻礙了美國的變通與機動性，美國曾經引以為傲的體制與文化的優越性似乎僵化和“內卷了”。因此，馬凱碩給美國的建議主要不是制度性的，而是觀念性的，即美國需要擺脫“例外論”的迷思，回到戰略的大地上現實、專業而清醒地思考。馬凱碩相信，一旦美國在戰略上真正清醒和現實起來，其調整能力和效果是立竿見影的。但問題是，美國願意以“世界第二”為戰略起點重新布局嗎？如果美國擺脫不了例外論的迷思，如果“美國必勝”的集體無意識阻礙了美國政治家和人民說真話，思考有用和有益的戰略措施，那麼以美國的自負、霸道與面對現實威脅的機械式反應，中美關系的“新冷戰”或“修昔底德陷阱”就很可能成為約瑟夫?奈所謂的“自我實現的預言”。比較而言，中國似乎更易於聽取馬凱碩的某些關鍵性的戰略建議，原意與美國就共同利益展開積極協商和機制安排，中國在戰略上也確實這樣去做了。但中美仍然是戰略錯位與極不合拍的，拜登成了“特朗普+”，貿易戰升級為科技戰、金融戰及文化戰爭，《戰略競爭法案》試圖整體性表達和鎖定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戰略恐懼和冷戰思維。《戰略競爭法案》預設的不是美國作為“世界第二”的任何可能性以及對中國文化與發展利益的任何理解與尊重，而是固執地以“美國第一”和“美國優先”為前提進行一場全體系的“霸權保衛戰”。於是，我們看到了中國的戰略反應，看到了阿拉斯加的“平視交鋒”，中國的高級外交代表對美國的“戰略競爭”的預設、邏輯和行為模式表達樂強烈的不滿甚至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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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凱碩當然理解，他的新書不可能給出中美關系和解的圓滿答案，甚至搭建中美和解對話的基礎性共識與平台都極為艱難。盡管新加坡有“小國大外交”的傳統和優勢，而且中美也非常看重新加坡的“斡旋者”角色，但中美關系深層次的文明與政治沖突，並非簡單的利益分析和對話意願就可以解決的。中國的民族復興不可阻擋，美國的霸權保衛不可逆轉，作為最聰明的“第三方”的新加坡自然是憂心如焚，既為自己，也為人類。馬凱碩此書最根本的關懷，不是中國，也不是美國，而是“第三方”利益，他認為中美斗爭不能無視龐大的第三方國家與地區的利益，而第三方在戰略上的覺醒和穩健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制衡與塑造中美關系的新秩序。馬凱碩知其分寸，在第九章開頭提出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結論：“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重大地緣政治競爭，既不可避免，也可以避免。”無論馬凱碩多麼睿智和富有經驗，中美關系的沖突後果仍然是高度風險性和不確定的，是否可以避免的決定性力量不在任何“第三方”，而在當事方即中美的戰略選擇。從全書的對比性分析來看，馬凱碩提示的風險性甚至絕望氣氛遠超理性回歸與和解的期待。在絕望大於希望的條件下進行“絕地思考”，就是馬凱碩所謂的“想象不可能之事”，這種思維品質是真正哲學的和戰略性的。而作為“第三方”利益的最佳代表，馬凱碩在全書結尾處提出了針對中美雙方的嚴峻的戰略性、靈魂性拷問：“歸根結底，世界上其他50多億人期望美國和中國能做到：致力於拯救地球並改善人類的生活條件，尤其是本國人民的生活條件。因此，最終的問題將不再是美國贏了還是中國贏了，而是人類是否會贏得勝利。”是的，中美斗爭，全球波動，神仙打架，無處可免，但是人類怎麼辦呢？這是需要中美戰略家和政治家始終思考的大問題。而且從真正的人類大歷史和全球秩序斗爭的經驗來看，任何超級大國，如果不能給本國人民與人類利益以道德的、平衡的且可持續的文化答案與制度答案的話，就不可能建立合法且持久的文化領導權與制度權威。事實上，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給了中美兩國維護人類整體利益的絕佳合作機遇，然而由於美國的戰略“迷信”及道義責任的嚴重衰退，甚至對華“疫情遏制”的對抗訴求，導致美國自身疫情泛濫及對全球抗疫的極端不負責任。盡管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承擔了力所能及的抗疫責任，對國民健康和人類健康做出積極貢獻，但缺乏美國的合作與共同承擔，抗疫的全球“公共品”就始終是殘缺不全的。看看印度，看看非洲，淒慘狀況觸目驚心。因此，馬凱碩的“第三方利益觀”與“人類利益觀”是正當合理的，可以得到中國實踐的回應，但在美國既定的戰略和文化上卻遭到了冷遇。

全書的論述邏輯就是圍繞中美各自的最大戰略失誤及其文明與政治根源展開的。中美各自的戰略失誤導致雙方在處理利益攸關的重大戰略問題時沖突頻頻，斗爭大於合作。顯然，中美都沒有做好充分的戰略准備來應對彼此及全球化之“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馬凱碩在第一章開門見山，提及自己從新加坡外交工作經驗得出的一個戰略性的教誨：提出正確的問題是制定任何長期戰略的第一步。實際上馬凱碩此書的最大貢獻正是集中於從“第三方”視角提出了中美關系的“正確的問題”，這些問題被歸結為十個方面，構成中美戰略關系的核心研究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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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經濟實力（GDP），當中國經濟實力超過美國時，雙方的戰略如何調適？美國能夠從“世界第二”這一驚世駭俗的殘酷起點出發進行誠實的戰略反思與重構嗎？

第二，帝國霸權與國家利益的沖突問題，到底是“美帝國優先”還是“美國優先”，這是獨特的“特朗普問題”，但解法不對，可是正確的道路在哪裡呢？

第三，軍備競賽問題，美國在戰略上應當更加迷戀軍事實力還是回歸外交路線？軍事預算及其大規模對外擴張會像拖垮蘇聯一樣掏空美國嗎？

第四，盟友體系問題，即美國如何處理與協調與盟友之間的價值和利益關系？是壓榨和疏遠盟友，還是保護和支持盟友？以及如何界定盟友義務的邊界和強度？這些不是簡單的問題。

第五，美元霸權問題，即美國主權貨幣充當世界儲備貨幣，導致美國濫用美元武器制裁他國及破壞全球金融穩定，倒逼各國尋求美元替代方案，美國在戰略上如何節制美元霸權以重建各國對美元體系的信任？美元武器化帶來美元霸權的終結，符合美國戰略利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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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軟實力問題，即美國如何重新營造一種國內成功形象及精神活力，以及對國際法的審慎尊重而不是肆意破壞，需要戰略上的嚴格檢討。

第七，意識形態問題，即自由民主與威權專制的二分法給了美國充分的道德優越感和國際話語權，但並不符合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的實際，甚至遭到了嚴重的濫用，美國在戰略與思想上能夠進行必要的更新嗎？

第八，種族主義問題，即美國戰略思維中根深蒂固的“白人種族優越論”，不僅損害國內團結，也破壞了國際相互理解與合作，這種思維元素如何清理是重大的挑戰。

第九，對中國的文明認知問題，即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到底是“中國共產黨”（Chinese Communist Party）還是“中國文明黨”（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美國一直沒有搞清楚，嚴重低估了中國共產黨根植自身文明的程度與力量。

第十，戰略哲學問題，即美國的戰略哲學基於類似“國際象棋”的思維，以“找到最快的途徑來俘獲國王”作為指導原則，尋求“卡脖子”與“極限施壓”，而中國的戰略哲學基於類似“圍棋”的思維，“致力於慢慢地、耐心地積累資產，以打破游戲的平衡，使局勢變動利於己方”。最後這一點最是要害，涉及到美國戰略哲學對中國的最大盲點，而美國戰略的功利化和短期化構成與中國長期戰略競爭的嚴重短板。馬凱碩發出振聾發聵的警示：“美國是否為長期競爭預備了足夠的資源？美國社會是否有內在力量和耐力來應對與中國的長期博弈？”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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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十大問題”來看，馬凱碩主要是對美國戰略家和政治家提出“靈魂拷問”。但他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令他沮喪的：美國例外論，美國必勝。馬凱碩在書中提到，蘇聯最大的失敗是從未在戰略上設想過蘇聯會失敗。今天的美國也遇到類似處境了，甚至更加“執迷不悟”。美國必勝的戰略邏輯，馬凱碩歸納為五點：其一，美國在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中必勝，就像曾經戰勝德國、日本和蘇聯一樣；其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不可持續，必然崩潰，因為共產主義必然失敗；其三，美國擁有豐富的資源體系，無需在競爭中作出重大調整；其四，美國有優良的憲法和法治，建立了一個基本公正和秩序良好的社會；其五，中美決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會選擇與美國合作。筆者相信，這五點所支撐的“美國必勝論”及其戰略迷信，不僅在美國具有跨黨派和全社會共識，更是俘獲了無數的中國知識分子乃至於技術官僚。然而，這種建立在“迷信”基礎上的戰略框架太過陳舊，形成了美國強大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正確的屏障，嚴重劫持和挫敗了美國戰略反思與轉型的機會窗口。美國習慣收取的全世界的“崇美”效忠，也進一步“安慰”了美國必勝的戰略心理，導致美國戰略心智的僵化、遲鈍、內卷甚至“巨嬰化”。馬凱碩在這裡毫不留情面，以“美國戰略諍友”的身份一一破解上述五點迷思（中譯本第146—149頁）。筆者認為這是馬凱碩此書最為難能可貴的地方。中美沖突以來，很多人擔心中國被“捧殺”，以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復興、戰狼外交、全球治理計劃會重蹈德國、日本、蘇聯式的歷史覆轍，但馬凱碩在書中多次從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政治體制韌性、自省與糾錯機制角度給出了坦率的分析與辯護。相反，馬凱碩倒是非常擔心美國被“捧殺”，被美國必勝論及各國“崇美公知們”捧殺。與中國文化及戰略上的自我節制相比，美國文化與戰略嚴重欠缺節制性元素和傳統，而一味吹捧美國例外論與必勝論只能導致美國戰略“內卷”及嚴重的內外戰略消耗，帝國骨架日益衰朽，而國民福利無人照看。美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包括民主制度下影響美國命運的“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能聽得懂馬凱碩的“逆耳”的批判之音嗎？

馬凱碩因此陷入了兩難：不同於流俗，同時向中美領導人和兩國人民進言，但其整體分析並不帶有顯著的西方價值觀，而是立足東西之間提出純粹的戰略利益分析和哲學分析，會被任何一方接受嗎？他的諸多分析盡管非常深刻及具有建設性，但難以被美國的“政治正確”兼容，或者即便美國有些戰略家和政治家認同他的分析，也未必敢說真話，敢真正亮明殘酷的現實和趨勢。比較而言，處於戰略上升期的中國領導人及其國民，對馬凱碩的相對客觀中立的分析倒更可能聽取和借鑒。馬凱碩的個人經驗、知識視野與道德使命感，造成了他的相對超脫與客觀的分析優勢。也因此，他的這本書極具戰略價值，是中美關系復雜博弈與激烈斗爭氛圍中的“一股清流”。

以上就是馬凱碩此書的立意、價值與獨特性所在。作為資深外交官與國際政治家，他的思想與建議具有“兩面調解”的獨特價值，是中美雙邊對話與斗爭之外的“背景音”，來自“第三方”利益圈的、極具代表性的聲音。當中國在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尋求和平崛起之穩健道路時，當美國戰略恐慌之下以“戰略競爭”式的新冷戰重新分裂世界之際，馬凱碩呼吁的是中美深層次的相互理解與制度創新，並引入了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利益和人類利益作為規范性的價值基礎，來評判中美各自戰略選擇的道德與政治正當性。全書在此背景與方法論框架下還廣泛討論了“一帶一路”與“印太戰略”的關系問題、中國民主道路自主性問題、美國的美德假設問題、中國的擴張性問題以及中美各自的戰略失誤與戰略調整問題。整體來看，全書初步建構了一個立足2020年代的最新歷史時間尺度分析中美關系的議題框架和價值框架，相對客觀公正，對中美都有批評和建設性意見，並呼喚“第三方”的利益自覺與行動。筆者相信，該書中英文版的相繼推出，在這個中美戰略互信的低谷、新冷戰的陰霾、戰略競爭的邊緣及疫情肆虐的深淵中，有著穿透歷史誤解與文明沖突重重迷障的思想光芒與實踐上的指南意義。當然，這是21世紀中美關系及以此為基礎的新全球化秩序的一個戰略思考的起點，馬凱碩的議題與框架需要他自身及無數後來者的反復辯駁、填充、建構與定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