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立]

《尊 嚴 》 文 / 李承鵬

《左傳》裡講了這麼一個故事：齊國有個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齊莊公。齊國有個大大的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齊莊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終和她暗通款曲。可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覺。那天他趁齊莊公與棠姜幽會時，安排武士們將其亂刀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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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杼是齊國重臣，他對前來記載的史官說：“你就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

史官並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氣，拔劍殺掉了史官。

史官死了，按當時慣例由其弟承繼其位。崔杼對新史官說：“你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

新史官也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劍砍了新史官。

然後更小的弟弟寫下同樣的話，同樣被砍。最後是最小的弟弟。崔杼直視著他，問：“難道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年輕的史官並不作答，默默寫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
杼憤怒地把竹簡扔到地上，良久，歎了口氣，放掉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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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就告訴他這個故事。而我想強調的恰恰是這故事讓我一開始很抗拒寫作，它表明，寫作純屬找死的事。我這麼庸俗的人當然不會幹一件吃力找死的事。加之家族從文者命運悲涼，中文系畢業後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玩一種跟文學毫無關系也毫無風險的游戲，並暗自慶幸。

可漸漸地我發現另一種風險。規則明明規定一場比賽由兩支球隊進行，實際並非這樣。一名
球星告訴我：“那天我上場一看，快哭了，因為有隊友把球往自家門踢，場上是三支隊了。
可踢著踢著我又笑了，因為對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門踢，就是四支。直到散場時我才確定，
其實總共有五支隊，因為，還有裁判……”

我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漸漸意識到有個叫“尊嚴”的東西是存在的，哪怕游戲也要有尊嚴。我不能無視兩支變成五支，更不能接受自己工作就是把五支證明成兩支，證明得文采飛揚的樣子。這個不斷修改大腦數據的過程讓我痛苦不堪，越發失去智力的尊嚴，我從文學躲進游戲，可在一間沒有尊嚴的大屋子裡，每一個角落都很猥瑣。

又去看開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還有個結尾：年輕的史官保住性命，撿起竹簡走了出去，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記載歷史的人。年輕史官驚訝地問：“你怎麼來啦？”南史氏說：“我聽說你幾個哥哥都被殺死，擔心被篡史，特意拿上竹簡趕來記錄了”。我覺得這個結尾
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堅持自己的工作而死，而南史氏則是典型的主動找死，這叫前赴後繼。有種命運永遠屬於你，躲無可躲，不如捧著竹簡迎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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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地震，壓在殘垣斷壁下還動著的孩子小手，花花綠綠的衣袖體溫尚存，你很想沖上瓦礫救那些孩子，卻怕豆腐渣工程引發二次坍塌，中斷他們其實必然中斷的生命，就這樣，太陽慢慢西下，他們幼小的身體隨瓦礫慢慢冷卻，臉龐平靜得仿佛只是在午睡……我終於明白，我確實該回去了。

這，就是我的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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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是一個庸俗不堪的人，骨子裡畏懼節烈的東西，做不到南史氏手捧竹簡沿青石板路向死亡迎上去的義舉，那身影猶如一道彩虹直掛天穹般壯麗。我只能低頭琢磨尋常巷陌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識。這些故事和常識，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這些事、小小的常識，其實就是尊嚴。只不過我們曾經丟失，或假裝丟失。在我看來，尊嚴首先是智力的尊嚴。很長一段時間，這個民族失去智力尊嚴。

趙高說：“這是一匹馬”。人們就點頭：“是啊，好快的一匹馬”。趕緊修改掉腦子裡的數據庫：馬是長角的。

後來又有人說：要大煉鋼鐵。於是家家砸爛家裡的鍋碗瓢盆，村村建起煉鋼的高爐。大家歡呼：“快，煉了鋼造坦克去打敵人”，假裝看不見煉出來的一砣砣東西，一捏就是一個坑。

那一砣砣東西和那一匹馬是不存在於物質世界的，只是大腦被強行安插的木馬。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鋼鐵量超過了歐洲，農作物產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等著我們去解放。那件事有個結尾：人們並沒有煉出鋼，地卻荒了，饑腸轆轆回到家發現不僅沒有糧食，連做飯的鍋都沒了。這個景象慘烈與幽默並存，全民都在熱烈地幹一件蠢事，並互相說服這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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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饑餓的農民相信畝產兩萬斤，讓產業工人相信柴杆煉出的鋼能造坦克，這種讓智力蒙羞的事延展到唱紅歌能治不孕不育，一個叫阿貴的丈夫為了感恩，讓妻子李彩霞拖延兩天再生，以方便讓自己的孩子跟領袖同一天生日。

比起思維的結果，思維本身就是一種尊嚴。只是有人放棄了這過程，放棄去想，為什麼世界上最快的動車可以被一記閃電擊穿，世界上最幸福孩子的校舍，倒塌之後竟沒發現什麼鋼筋。

所以尊嚴也是一種記憶。我看過一部韓國愛情片，名字好像叫《腦中的橡皮擦》，那個女孩子患了失憶症，時時想不起自己是誰，幹過什麼。有個男孩就照顧她，帶她騎單車，講浪漫的故事……這愛情片美好得一塌糊塗，因為既然失憶，個人的缺點和糟糕的回憶隨之抹去，眼前盡是天使。

一個人患了失憶症也許並非壞事，可發生在一個民族身上就很不妙。一個人的失憶可以是文藝片，一群人的失憶就是災難片。多少年我們腦中一直有塊橡皮擦，比如開頭那個叫崔杼的人就很想做一塊橡皮擦，後來有個叫贏政的人很想做一塊橡皮擦，再後來還有個叫元璋的很想做橡皮擦，再再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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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到南方那座著名的高架橋，那座橋因動車追尾死過很多人。可沒看見紀念碑，那個曾經蓮花綻開的池塘也被堅固的水泥填平，倘走過，根本不會意識到池塘下曾掩埋過一節巨大的車頭。又過了幾天，北方一座橋也側滑了，死了好幾個人。經調查責任人屬於臨時工，在這裡，臨時工是萬能的橡皮擦。米蘭昆德拉《笑忘錄》裡說：人與強權的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斗爭……你連記憶都不敢，哪兒配擁有明天。

有段時間我狂妄地認為自己寫作是為了追求公平，後來才懂得，渺小無知的我頂多敘述點個人體驗，且這種體驗大多時候也只不過是荒誕喜劇片段。

我小時候住過的成都打金街267號，一處清秀的宅子，楠木書房、鏤空花廳，隨處可見墨菊和丁香水仙，透過窗檁，是大慈寺巍峨的廟頂，朝聞香火夕聽木魚，滴水簷下雨水打出的一排排整齊淺洞，表明這家族來歷已久。聽老人說，這家族的人們和睦相處，每天上堂屋拜天地君親師，偶有生活爭紛，可從未翻過臉。這家族有國民黨也有共產黨，抗戰那會兒，院裡兩黨精誠合作，跟隨國家打跑了日本人。

上世紀五十年代，這個宅子一夜間爆發了最大的內戰，起因是：一些人喜歡在院子裡種花，是資產階級，另一些人主張在院子收集廢銅爛鐵，代表革命群眾。這場內戰持續很久，每次戰斗起因也很奇怪。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已醒事，還記得西廂房的三伯脖子上掛著很大的牌子，被打得滿臉是血，只因他在院子一隅種了些愛吃的香蔥。

三伯名叫永青，解放前曾短暫擔任成都偵緝隊隊長，他種香蔥的舉動加上過往黑歷史使他成為院裡頭號敵人。兒子為了劃清界限親自主持批斗會，另外一些親友則高呼口號。

那天，一個特別革命的親戚高呼“打倒永青，保護江青”時，由於尾部實在太押韻，喊著喊著就成了“打倒江青，保衛永青”……家族的人們安靜下來，仔細聽，只剩他一個人兀自在喊，覺得不對時，已晚了。人們緩緩圍過去……

不一會兒，人群散開，他已被打得滿頭是包，活像菠蘿。此時革命的他已變成頭號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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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整個院子無人幸免，人們輪流成為頭號敵人。偉大領袖追悼會那天，有個孩子看大人痛哭流涕的樣子很是有趣，沒忍住就哈哈笑了。他成了頭號敵人，站在高高的板凳上向領袖遺像承認了很久錯誤，才被放過。

這個來自江西的家族，抗日戰爭沒有拆散它，竟在那場莫名其妙的文化戰爭中反目成仇。等我長大才知道，那時元帥女兒也公開與父親劃清界限，郭姓文豪聽說兒子被迫害，並不出手搭救，眼睜睜看其夭去……

所
謂大義滅親，是最惡毒的成語，四個字就剪滅了三千年親情。人們被洗掉了血緣譜系，竟把其他當至親。

我常聽到兩個好玩的說法：一、政府是爹媽，即使做錯什麼也是為我們好；二、別總批評政府，像對成績不好的孩子，取得一點進步也該表揚。

你看，一會兒把政府當爹媽，一會兒把政府當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當政府。古今中外只有中國人發明了“再造父母”這有違人倫的詞，這很沒邏輯也更沒尊嚴。

我常看到人們為官員加班吃碗泡面而感動，為城管沒打人只是瞪著小販而感動，為官車某次沒橫沖直闖而感動，這國家有個物種叫“感動”。其實納稅人跟政府就像消費者與自動售貨機的契約關系，是業主與物業公司的雇傭關系，你看見一個人對著自動售貨機大喊“媽”，對物業經理大叫“爹”，那一定是精神病院忘記了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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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表達方式會讓一些人不舒服。我講個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的議
事廳展開一場辯論，有個叫科恩的調皮青年因反對征兵， 穿著一件印有“F u c k t h e
Draft” 字樣的夾克衫在洛杉磯法院走廊裡晃蕩，從而被定罪。可他最終贏得了官司。哈
倫法官書寫的法庭意見是：“一個人的粗話，卻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在擁有眾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會，這不失為一劑良藥，時常充斥刺耳雜音的社會氛圍，並不意味著軟弱，它恰恰是力量的體現。”

一個人的粗話，卻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這是表達的尊嚴。

幾千年來這個民族沒有過正常表達，要麼封住嘴巴，要麼割掉******，因為打磨掉你的尊嚴，讓你沒有反骨，國家才得以安全……可是你很難想像，一群連自己的尊嚴都不顧的人，會去顧國家的尊嚴。一群沒有尊嚴的國民，卻能建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一群豬從來不會保護豬圈，就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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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寫作不是為了真理，真理離我太遠，我不過為了尊嚴，智力的尊嚴，記憶的尊嚴，表達的尊嚴，生育的尊嚴……

陝西鄧吉元，那個孩子八個月大時被強行流產的父親，他只是想討個說法卻被打成賣國賊，被迫跣足散發逃亡在大山裡；

小販夏俊峰，為了供孩子學畫畫擺了燒烤攤，就被城管圍毆，最後三條命同歸於盡；

北京著名的“老張”，早年為了自留地2 0元補償差價走上了上訪的路，冬天穿著報紙和塑料布保暖，餓了去菜市場找別人剩下的雞腸肉渣煮來吃，為討個說法，他就在北京南城的橋下住了二十五年。蔡國慶深情唱“北京的橋啊，千姿又百態……”時，一定不知道北京絢麗的橋下曾
有過老張的身影。

以及死去的尊嚴。那一年嚴鳳英自殺後，軍代表為了尋找根本不存在的“ 特務發報機”，用小刀慢慢割開她的身體，又用小斧一根根剝開她的肋骨。她死後被扒去全身衣服，軍代表竟激動大叫，“我終於讓你個反動派現出了原形”。這樣的事情發生很多，生得沒尊嚴，死得也沒尊嚴。或許只有傅雷夫婦保持了尊嚴，凌晨時分寫下紙條交待後事：600元留給女傭作為工資，55.29元付房租，剩下的53.30元作為火葬費……自縊前忽想到踢翻凳子會吵醒樓下鄰居，於是鋪上一層厚厚的棉被。他們連死都要盡量優雅，怕驚動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