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立]

《尊 严 》 文 / 李承鹏

《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齐庄公。齐国有个大大的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款曲。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那天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们将其乱刀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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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

史官并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了史官。

史官死了，按当时惯例由其弟承继其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

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砍了新史官。

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砍。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直视着他，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并不作答，默默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
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良久，叹了口气，放掉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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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就告诉他这个故事。而我想强调的恰恰是这故事让我一开始很抗拒写作，它表明，写作纯属找死的事。我这么庸俗的人当然不会干一件吃力找死的事。加之家族从文者命运悲凉，中文系毕业后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玩一种跟文学毫无关系也毫无风险的游戏，并暗自庆幸。

可渐渐地我发现另一种风险。规则明明规定一场比赛由两支球队进行，实际并非这样。一名
球星告诉我：“那天我上场一看，快哭了，因为有队友把球往自家门踢，场上是三支队了。
可踢着踢着我又笑了，因为对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门踢，就是四支。直到散场时我才确定，
其实总共有五支队，因为，还有裁判……”

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渐渐意识到有个叫“尊严”的东西是存在的，哪怕游戏也要有尊严。我不能无视两支变成五支，更不能接受自己工作就是把五支证明成两支，证明得文采飞扬的样子。这个不断修改大脑数据的过程让我痛苦不堪，越发失去智力的尊严，我从文学躲进游戏，可在一间没有尊严的大屋子里，每一个角落都很猥琐。

又去看开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还有个结尾：年轻的史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去，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年轻史官惊讶地问：“你怎么来啦？”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几个哥哥都被杀死，担心被篡史，特意拿上竹简赶来记录了”。我觉得这个结尾
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坚持自己的工作而死，而南史氏则是典型的主动找死，这叫前赴后继。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躲无可躲，不如捧着竹简迎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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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地震，压在残垣断壁下还动着的孩子小手，花花绿绿的衣袖体温尚存，你很想冲上瓦砾救那些孩子，却怕豆腐渣工程引发二次坍塌，中断他们其实必然中断的生命，就这样，太阳慢慢西下，他们幼小的身体随瓦砾慢慢冷却，脸庞平静得仿佛只是在午睡……我终于明白，我确实该回去了。

这，就是我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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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骨子里畏惧节烈的东西，做不到南史氏手捧竹简沿青石板路向死亡迎上去的义举，那身影犹如一道彩虹直挂天穹般壮丽。我只能低头琢磨寻常巷陌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识。这些故事和常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些事、小小的常识，其实就是尊严。只不过我们曾经丢失，或假装丢失。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智力的尊严。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民族失去智力尊严。

赵高说：“这是一匹马”。人们就点头：“是啊，好快的一匹马”。赶紧修改掉脑子里的数据库：马是长角的。

后来又有人说：要大炼钢铁。于是家家砸烂家里的锅碗瓢盆，村村建起炼钢的高炉。大家欢呼：“快，炼了钢造坦克去打敌人”，假装看不见炼出来的一砣砣东西，一捏就是一个坑。

那一砣砣东西和那一匹马是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只是大脑被强行安插的木马。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钢铁量超过了欧洲，农作物产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等着我们去解放。那件事有个结尾：人们并没有炼出钢，地却荒了，饥肠辘辘回到家发现不仅没有粮食，连做饭的锅都没了。这个景象惨烈与幽默并存，全民都在热烈地干一件蠢事，并互相说服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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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饥饿的农民相信亩产两万斤，让产业工人相信柴杆炼出的钢能造坦克，这种让智力蒙羞的事延展到唱红歌能治不孕不育，一个叫阿贵的丈夫为了感恩，让妻子李彩霞拖延两天再生，以方便让自己的孩子跟领袖同一天生日。

比起思维的结果，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只是有人放弃了这过程，放弃去想，为什么世界上最快的动车可以被一记闪电击穿，世界上最幸福孩子的校舍，倒塌之后竟没发现什么钢筋。

所以尊严也是一种记忆。我看过一部韩国爱情片，名字好像叫《脑中的橡皮擦》，那个女孩子患了失忆症，时时想不起自己是谁，干过什么。有个男孩就照顾她，带她骑单车，讲浪漫的故事……这爱情片美好得一塌糊涂，因为既然失忆，个人的缺点和糟糕的回忆随之抹去，眼前尽是天使。

一个人患了失忆症也许并非坏事，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就很不妙。一个人的失忆可以是文艺片，一群人的失忆就是灾难片。多少年我们脑中一直有块橡皮擦，比如开头那个叫崔杼的人就很想做一块橡皮擦，后来有个叫赢政的人很想做一块橡皮擦，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璋的很想做橡皮擦，再再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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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到南方那座著名的高架桥，那座桥因动车追尾死过很多人。可没看见纪念碑，那个曾经莲花绽开的池塘也被坚固的水泥填平，倘走过，根本不会意识到池塘下曾掩埋过一节巨大的车头。又过了几天，北方一座桥也侧滑了，死了好几个人。经调查责任人属于临时工，在这里，临时工是万能的橡皮擦。米兰昆德拉《笑忘录》里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你连记忆都不敢，哪儿配拥有明天。

有段时间我狂妄地认为自己写作是为了追求公平，后来才懂得，渺小无知的我顶多叙述点个人体验，且这种体验大多时候也只不过是荒诞喜剧片段。

我小时候住过的成都打金街267号，一处清秀的宅子，楠木书房、镂空花厅，随处可见墨菊和丁香水仙，透过窗檩，是大慈寺巍峨的庙顶，朝闻香火夕听木鱼，滴水檐下雨水打出的一排排整齐浅洞，表明这家族来历已久。听老人说，这家族的人们和睦相处，每天上堂屋拜天地君亲师，偶有生活争纷，可从未翻过脸。这家族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抗战那会儿，院里两党精诚合作，跟随国家打跑了日本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宅子一夜间爆发了最大的内战，起因是：一些人喜欢在院子里种花，是资产阶级，另一些人主张在院子收集废铜烂铁，代表革命群众。这场内战持续很久，每次战斗起因也很奇怪。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已醒事，还记得西厢房的三伯脖子上挂着很大的牌子，被打得满脸是血，只因他在院子一隅种了些爱吃的香葱。

三伯名叫永青，解放前曾短暂担任成都侦缉队队长，他种香葱的举动加上过往黑历史使他成为院里头号敌人。儿子为了划清界限亲自主持批斗会，另外一些亲友则高呼口号。

那天，一个特别革命的亲戚高呼“打倒永青，保护江青”时，由于尾部实在太押韵，喊着喊着就成了“打倒江青，保卫永青”……家族的人们安静下来，仔细听，只剩他一个人兀自在喊，觉得不对时，已晚了。人们缓缓围过去……

不一会儿，人群散开，他已被打得满头是包，活像菠萝。此时革命的他已变成头号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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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整个院子无人幸免，人们轮流成为头号敌人。伟大领袖追悼会那天，有个孩子看大人痛哭流涕的样子很是有趣，没忍住就哈哈笑了。他成了头号敌人，站在高高的板凳上向领袖遗像承认了很久错误，才被放过。

这个来自江西的家族，抗日战争没有拆散它，竟在那场莫名其妙的文化战争中反目成仇。等我长大才知道，那时元帅女儿也公开与父亲划清界限，郭姓文豪听说儿子被迫害，并不出手搭救，眼睁睁看其夭去……

所
谓大义灭亲，是最恶毒的成语，四个字就剪灭了三千年亲情。人们被洗掉了血缘谱系，竟把其他当至亲。

我常听到两个好玩的说法：一、政府是爹妈，即使做错什么也是为我们好；二、别总批评政府，像对成绩不好的孩子，取得一点进步也该表扬。

你看，一会儿把政府当爹妈，一会儿把政府当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当政府。古今中外只有中国人发明了“再造父母”这有违人伦的词，这很没逻辑也更没尊严。

我常看到人们为官员加班吃碗泡面而感动，为城管没打人只是瞪着小贩而感动，为官车某次没横冲直闯而感动，这国家有个物种叫“感动”。其实纳税人跟政府就像消费者与自动售货机的契约关系，是业主与物业公司的雇佣关系，你看见一个人对着自动售货机大喊“妈”，对物业经理大叫“爹”，那一定是精神病院忘记了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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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表达方式会让一些人不舒服。我讲个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的议
事厅展开一场辩论，有个叫科恩的调皮青年因反对征兵， 穿着一件印有“F u c k t h e
Draft” 字样的夹克衫在洛杉矶法院走廊里晃荡，从而被定罪。可他最终赢得了官司。哈
伦法官书写的法庭意见是：“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在拥有众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会，这不失为一剂良药，时常充斥刺耳杂音的社会氛围，并不意味着软弱，它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这是表达的尊严。

几千年来这个民族没有过正常表达，要么封住嘴巴，要么割掉******，因为打磨掉你的尊严，让你没有反骨，国家才得以安全……可是你很难想像，一群连自己的尊严都不顾的人，会去顾国家的尊严。一群没有尊严的国民，却能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群猪从来不会保护猪圈，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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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不是为了真理，真理离我太远，我不过为了尊严，智力的尊严，记忆的尊严，表达的尊严，生育的尊严……

陕西邓吉元，那个孩子八个月大时被强行流产的父亲，他只是想讨个说法却被打成卖国贼，被迫跣足散发逃亡在大山里；

小贩夏俊峰，为了供孩子学画画摆了烧烤摊，就被城管围殴，最后三条命同归于尽；

北京著名的“老张”，早年为了自留地2 0元补偿差价走上了上访的路，冬天穿着报纸和塑料布保暖，饿了去菜市场找别人剩下的鸡肠肉渣煮来吃，为讨个说法，他就在北京南城的桥下住了二十五年。蔡国庆深情唱“北京的桥啊，千姿又百态……”时，一定不知道北京绚丽的桥下曾
有过老张的身影。

以及死去的尊严。那一年严凤英自杀后，军代表为了寻找根本不存在的“ 特务发报机”，用小刀慢慢割开她的身体，又用小斧一根根剥开她的肋骨。她死后被扒去全身衣服，军代表竟激动大叫，“我终于让你个反动派现出了原形”。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生得没尊严，死得也没尊严。或许只有傅雷夫妇保持了尊严，凌晨时分写下纸条交待后事：600元留给女佣作为工资，55.29元付房租，剩下的53.30元作为火葬费……自缢前忽想到踢翻凳子会吵醒楼下邻居，于是铺上一层厚厚的棉被。他们连死都要尽量优雅，怕惊动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