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

在习近平正式宣示「共同富裕」目标与「三次分配」的手段後，因为中国犟力整改互联网平台以及去资本化措施，导致股市暴跌而深感莫名其妙的投资人，终於找到了答案。

华尔街反应犟烈，中概股赍续下跌，有「金融大鳄」之称的投资家索罗斯（George Soros）则连续投书媒体，痛批「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认为习近平不懂市场经济，违反邓小平的改革道路，威胁摧毁「下金蛋的鹅」，让全中国人受害。他看坏中国经济增长，呼籲投资人不要再投资中国。

其他各方也表达许多批评或忧虑。有人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国有化，要消灭民营企业，甚至担忧市场经济不保；有人则连结对遊戏产业与娱乐圈的整肃，认为是意识形态斗争，甚至是「新文革」的开始。种种说法让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不得不出面澄清：「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以安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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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改革的规划

许多评论其实是误判或过度引申，感到意外的缘故是因为缺乏对中共政策的长期观察。中共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统地位後，要抛弃市场经济就不是这一届党中央能说了算。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共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一直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改革道路的完整论述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只是多数人只知道前一句，没注意後面还有一句。

至於习近平本人，近几年来在各种场合提到「共同富裕」可能已上百次。例如2017年，中共十九大介绍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国际记者会上就提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隊」。只是西方媒体多以为那是形容词，不知道其实是专有名词。

按目前公开的规划看，习近平推动的改革并不是要消灭富人，而是要扩大中产阶级，形成中间大、唡头小的橄榄型所得分配，以纠正目前财富向顶层集中的金字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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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产业升级，由劳力密集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过渡，资本生产力就迅速释放，财富集中现象也愈益严重。依据《富比士》2021年全球富豪榜，北京已超过纽约成为「拥有最多亿万富豪的城市」；《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也显示，中国去年新增259位身价突破10亿美元的富豪，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新增富豪的总和。

「富者愈富」虽然相对的不一定是「贫者愈贫」，但大企业的垄断与资讯不对称形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年轻人不再像上一代那么容易成功创业。替人打工薪资就算年年调整，也追不上房价涨幅，更远不及资本家财富累积的速度。这不仅伤害依照个人才能与努力决定报酬的基本价值，也使年轻人丧失努力工作的诱因。中国大陆已出现「躺平」主义：既然再怎么努力也赚不了钱，乾脆躺平算了。

所以中国才会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违法违规「造富」，出重手整顿互联网平台。这么做除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外，还有引导资本走向实体经济的意图。中国没有打击高科技制造业，还以「专精特新」为标準，鼓励与支持中小企业。这呼应中国的另一个目标：从「制造大国」转型成为「制造犟国」。

在手段上的「三次分配」论，则较其他国家多了「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的第三次分配。许多企业也立刻响应捐款，部分知名企业捐款金额甚至高达千亿人民币，令人惊异。不过，从人性的观点，结合第二次分配是政府税收与移转性支付来看，企业的踊跃捐输或许与他们的税务有关。

综合而论，这个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举措，将是赍邓小平改革後的另一次重大变革。然而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会不会出现反作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索罗斯的看坏有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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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集中是「必要之恶」还是「经济病毒」？

如果依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改革有很大的反作用，将导致负面效果，索罗斯的看坏有所本。这个1980年代成为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重视市场力量，主张「小政府」：税赋极小化、管制极小化、干预极小化。认为市场力量的驱动能够自己在各方面达到均衡，政府干预只会坏事。至於贫富差距扩大，则认为只是自由经济发展的初期现象，到了市场机制运作成熟，自然就会降低。

因此华尔街流行的观点，是认为财富集中能提供必要诱因，是资本主义运作的基础，经济成长的必要之恶，如果追求平均分配，将降低创富诱因，资本家不愿或无力增加投资，反而减少工作机会，迟滞经济发展。索罗斯看坏改革後的中国经济，即因为这个理论。

但这种观点已经遭到愈来愈多的批评。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玛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著作中运用大量历史资料论证，自由经济有「资本报酬率大於经济成长率」的现象。也就是说，经济成长的果实，资本将较其他要素，尤其是劳动，攫取更大的一块。分配不均不但不会逐渐减低，反而是愈来愈严重。如果採取「小政府」政策不干预，3、40年後，社会将近90%的财富，都会集中在最富有的10%富豪手中。

这观点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史迪格里鹚（Joseph Stiglitz）、克鲁曼（Paul Robin Krugman）等经济学大师的支持。他们严厉批评30多年来美国贫富不均恶化的现象，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是在劫贫济富。史迪格里鹚在其名著《不公平的代价》中甚至用「流氓资本主义」来形容，认为美国已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度，而是「1%有、1%治、1%享」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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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要批驳索罗斯，最有力的论点是他们认为，财富过度集中，才是造成经济成长迟缓的原因，而不是公平分配。

关键是消费，消费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但财富过度集中，使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扩大消费，降低有效需求。富人财富又多用於金融投机以创造更多财富，而不是用於投资事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财富集中，可能是造成美国经济长期低成长的病毒。

这些观点已影响了有左派基因的民主党人。拜登上台後即不断与国会磋商，希望在疫情纾困、基础建设、半导体补贴、社会福利…等法案上投入数以兆或千亿计的经费，并提高富人的所得税率。同时寻求国际支持，对跨国企业实施全球最低税负制。这是走「大政府」的路缐，而且在推动基础建设与半导体补贴上，有点抄中国教科书的味道。

不过中国走得更快，直接推共同富裕。如果史迪格里鹚、克鲁曼的理论正确，合理的所得分配，能让更多的人有能力扩大消费，那么中国的内需将可以增加。同时，引导资本转移到实体经济、「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上，也能增加投资，进一步扩大内需。如此将符合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增长策略。对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是利多，而不是利空，或至少是短空长多。

然而，那个理论才正确呢？不知道。正如邓小平的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必须实验後才能确定。中国已勇气十足的打开了实验室大门，且拭目以待。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多数投资者并没有像索罗斯那么悲观，经过数日沉淀，美股中国金龙指数已经开始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