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谈美加]

自从江晚舟的妈妈来到温哥华之后，包饺子，并且请江阿姨到家里来吃饭，成为邓安安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这既是江晚舟的“拜托”，也是因为这位阿姨真的非常喜欢到邓安安家里来。在她自己的“家”，BILL是个“闷葫芦”，沟通不起来，两个小孙子跟她之间则有明显的代沟和文化差异，没有什么好沟通的。

而在邓安安家里就很不一样，江红军是“大家闺秀”，懂得琴棋书画，自己不仅喜欢唱歌，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手风琴、口琴也都玩得娴熟，邓安安和贝益民两个人都可以陪着她玩，大家“情趣相投”，当然也就玩得高兴，更不要说，邓安安包的饺子，也是老人家特别喜爱的一口。

江晚舟之前曾经要给自己的妈妈也买一架钢琴，被她妈妈拒绝了，说一个人在家里弹琴憋得慌，于是江晚舟就想出了一个“绝招”，趁着过春节，给邓安安家送了一套高级组合音响，加卡拉OK。

邓安安明白江晚舟的心思，不仅把礼物“笑纳”了下来，之后也就常在自己空闲的时候，把老人家接过来，两家人一起吃个饭，然后弹弹琴，唱唱歌，把老人家“幸福”得不行。

这个周末，邓安安特意包了饺子，请江晚舟的母亲、BILL以及他的两个孩子来家里吃饭。

BILL把前两天喝剩下的五粮液带了过来，趁着两家人一起吃晚饭，和贝益民一起畅快淋漓地把它给喝完了。

等吃完饭，照例是两个孩子自己回家玩，其它人则陪着江母弹琴唱歌。

江母歌唱的很好，会的曲子也很多，从60年代到80年代，几乎没有她不会的，很显然，江晚舟嗓子好会唱歌，是接了妈妈的遗传。

贝益民和邓安安都能跟住江母的“节奏”，可是BILL就显得很“掉队”，他从小在农村里长大，属于基本上五音不全的那种，所以这个时候，邓安安家里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场面：三个“表演的”的，加一个“看戏的”。

这一天，四个人玩到晚上八九点钟，贝益民提醒说：现在天晚了，有些邻居差不都该睡觉了，我们不要吵到人家，咱们歇一会吧。

邓安安会意，马上到厨房烧开水泡茶。

其他三个人在桌边坐下来，江母长叹一口气，遗憾地说：哎，真可惜，这帮老外怎么每天会睡得这么早？这要是在国内，大家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要是我们既可以享受加拿大美好的自然环境，优越的生活品质，还能每天晚上想唱歌到什么时候，就唱到什么时候，那该多好呀。

贝益民说：可惜呀，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江阿姨您这样有文艺素质，你看看BILL，我们刚才都在那里唱呀跳的，他却只能在一旁当听众，还打起了哈欠。

BILL一听，赶紧解释说：没有没有，我还挺享受的，你们个个唱歌都唱得那么好，我都当是在听明星演唱会呢。

江母和贝益民笑起来。

贝益民问BILL：你平时不爱讲话，又没有什么娱乐爱好，你都怎么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呢？

BILL先是愣了一下，看着贝益民说：说实话，我最怀念在奶茶店工作的时间，还有在那里遇见的人，我觉得我工作的时候最充实，人生过得最有意义。

江母和贝益民两人都愣了一下，默默地点点头。

BILL接着说：我来加拿大还不算长，但是我发现加拿大人其实完全不是我原来在国内想象的那样，这里的人都很天真单纯朴实，即使是我们中国同胞，来到加拿大后，也多半变得很勤奋，很独立，很顾家，甚至增添了很多的爱心。

贝益民笑着插嘴道：你原来是不是以为西方国家是花花世界，灯红酒绿，醉生梦死？

BILL说：对呀，就像崔永元说的“你以为的美国其实是中国，你以为的中国其实是美国”。

贝益民点头说：对，加拿大这里其实很规矩很平淡，中国才是真正的“醉生梦死的花花世界”。

江母听了批评道：我始终还是觉得西方国家不如中国太平，你看昨天在多伦多就发生了枪击案，两个无辜的老百姓被打死，还有不少人受了伤，据说美国的枪击案更严重，每年都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贝益民和BILL听了没有吭声。

这时候，邓安安从厨房里走过来，端来泡好的茶叶。

江母于是问邓安安：ANNIE，你是议员，你肯定了解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邓安安说：加拿大虽然偶尔也发生枪击案，但是加拿大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西方国家中，控枪最严格的国家，所以枪击案发生的比例比起美国来还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生活的这一大片小区，你什么时候听说发生过枪击案的事件？至少，我和PETER来这里超过十年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加拿大是“天堂级”的国家。

江母说：但是我来这里并不久，就听说在素里那边，时不时是会发生枪击案的呢。

邓安安说：素里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那里发生的绝大多数枪击案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火拼”，这种叫“有目标的枪杀”，跟美国的那种暴力枪杀还是有所不同的。

江母听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贝益民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指一指邓安安，又看着江母说：您知道吗，这就叫加拿大式的“虚伪”，什么叫“有目标的枪杀”？明明就是“谋杀”嘛，加拿大人真不知道，中国社会才是玩这种“虚招”的祖师爷，跟大陆比，加拿大政客这点 “文过饰非” 的手法只能叫“儿童版”。

江母兴趣陡增，眉毛不经意间轻轻一挑，目光盯在了贝益民的脸上。

贝益民接着说：加拿大是全世界西方国家中控枪最严格的国家，这是没错，但是你们知道吗，多伦多在今年1月到5月的五个月里，总计发生了160起枪击案，平均每天超过一次，今年跟去年相比，枪击案差不多增长了12%，还有另外一个统计资料，今年5月27日晚至28日夜，24小时内，多伦多地区接连发生7宗枪案，加拿大人用鲜血和生命，戳破了“解决枪击暴力犯罪的关键是控枪”的大谎言。

江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问：原来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控枪？

贝益民想一想，说：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如果小孩子走路撞到桌子了，受了伤害，哭了，我们假装打一打桌子，说“你这个坏东东”，然后小孩子就不哭了，为什么呢？因为找到了可以归罪的对象，而且它不会说话。

大家都被贝益民的比喻逗得哈哈笑起来。

BILL拍着巴掌说：PETER，你的这个比喻讲的太好了，枪这个东西，就是个不能讲话的“坏东东”，枪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去使用它，它自己是不会动的，枪不杀人，是人在杀人。

贝益民说：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嘛，然而，这么频繁的枪击案件发生了，加拿大的政客和主流媒体，却清一色的谴责枪支管控不严，没有人去责问一下，政府在其它方面，比如犯罪人控制和犯罪防范机制建设方面，做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问题，大家想一想，如果政府和大众传媒机构，刻意强调枪击案件发生的根源在枪支上，那不就等于是在做犯罪分子的“帮凶”吗，他们其实就是在哄骗一些天真的人，让他们相信，枪支本身的控制，比对人的教育和管理，比对犯罪控制机制的建设更重要嘛。

江母问：怎么做才能更好地管理暴力犯罪呢？

贝益民说：对于社会上发生的，由个体引发的恶性犯罪事件，从科学上讲，只需要检讨三个方面的问题，就能把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一这个人的犯罪动机是怎么产生的，第二大规模的伤害他人的工具是如何获得的，第三为什么防止犯罪事件发生的机制不能有效工作。

江母点头说：如此说来，那帮媒体和政客，其实是眼见着大规模的枪杀案件发生，却故意不肯讨论引发事件的最核心的问题。

贝益民说：对了嘛，你看，前段时间，也是在多伦多，一名男子故意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上多伦多的一条主干道的人行道，活活碾死了至少10个人，伤了15个人，这是不是比机关枪扫射还厉害？所以，不管是刀也好，还枪也好，炸弹也好，卡车也好，都只是不会讲话的被人使用的工具嘛。

江母又问：那么加拿大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贝益民笑着说：其实不光是加拿大政府这么做，所有宣扬“枪支有罪”的政党或者政府都一样，目的就是为政府管理的腐败无能开脱责任，并且通过“枪支管控”，让政府管控社会的能力“绝对化”，美国的民主党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积极。

江母长长地“哦”了一声，一边不住地点头，一边看着邓安安说：PETER说的对，这么说来，中国才是世界上“天堂级”的国家呢。

她接着又看着贝益民问：中国应该算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了吧？我知道，我们中国政府对待枪支管理的态度一向都是坚定明确的，“枪杆子”和“刀把子”这两样东西，无论如何都必须要绝对地掌握在党的手里，还是中国把控制暴力犯罪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好。

贝益民笑一笑，说：美国这些年死于跟枪支有关的人数将近4万人，加拿大是6千人，但是这其中有超过60%是自杀，而不是他杀，也就是说，在美国，每年在枪杀案中被抢打死的人数大约是1.5万人，如果仅仅只是计算枪击案死亡人数的话，中国可能算是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邓安安反驳说：PETER，你不要错误地引导人家，你应该知道，枪杀案并不是唯一衡量社会安全程度的重要标准嘛。

贝益民瞟了一眼邓安安，有扭头看着江母说：安安讲的对，造成社会暴力案件和意外死亡的因素很多，绝不只是一个“枪杀案”，而且您刚才也说了，我党把“枪杆子”和“刀把子”看管得那么紧，国庆节的时候，北京城里买把刀都要实名制，枪击案当然就少了，但是，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据，就明确地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安全程度其实非常低。

江母惊讶地说：真的吗，都是些什么数据？

贝益民拿出手机，在谷歌上快速地搜索了一下，然后念道：根据2017年中国官方自己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各类刑事案件的死亡人数年均为7万，每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是1万，另外，中国每年因过劳而死亡的人数是60万，因大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38.5万，因自杀死亡的人数是28.7万 ，因医疗事故而死亡的人数是20万，因工伤事故死亡的人数是13万，因校园意外事件死亡的人数，中小学生是1.6万，大学生是5千，这些，都是全世界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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