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心理上的抗拒和调试,可能是影响相关报道和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直都是我(美国)给你划线的,什么时候我(美国)沦落到你们给我划线的地步了。他们没有勇气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现在中国的底气已经可以向美国提出纠错清单了。他们连把这个事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纽约时报》并没有一一列举两份清单上的具体内容,只是模糊地写道,“内容包括撤销对中共党员的签证限制、取消对中方官员的制裁,以及撤销将主要的中国新闻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等等。”
沈逸表示,这里的“清单”内容翻译含糊不清,只挑选了其中意识形态的部分,没有提关于停止打压企业的部分,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其他部分内容。“这反应了美国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出来的错误政策和举动,在整个美西方世界是有深层的心理和思想认知原因的。”
“他们不是由于被错误信息误导而导致错误行动,他们的这些举动是基于一种陈旧的认知结构和过时的知识体系,其中隐含的是‘白人至上、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沈逸补充道。
“这次如果是美国来给中国划线,那么欧美媒体肯定会压倒性的报道这个消息。但是现在反过来了,他们就不敢报道,甚至没有勇气去列清楚这些要求的细节。从新闻价值来看,有什么比中国给美国列清单更具轰动效应的新闻呢?美媒为啥不报道呢,不就是他们在心理上比美国政府更受不了嘛,反映了西方媒体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整个世界居高临下的傲慢。”
此外,在“天津会谈”结束后,不少媒体将这次会谈和中美3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会谈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