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心理上的抗拒和調試,可能是影響相關報道和反應的一個重要因素,“一直都是我(美國)給你劃線的,什麼時候我(美國)淪落到你們給我劃線的地步了。他們沒有勇氣面對一個現實,就是現在中國的底氣已經可以向美國提出糾錯清單了。他們連把這個事實說出來的勇氣都沒有。”
《紐約時報》並沒有一一列舉兩份清單上的具體內容,只是模糊地寫道,“內容包括撤銷對中共黨員的簽證限制、取消對中方官員的制裁,以及撤銷將主要的中國新聞機構登記為‘外國代理’等等。”
沈逸表示,這裡的“清單”內容翻譯含糊不清,只挑選了其中意識形態的部分,沒有提關於停止打壓企業的部分,撤銷對孟晚舟的引渡等其他部分內容。“這反應了美國在中美關系上表現出來的錯誤政策和舉動,在整個美西方世界是有深層的心理和思想認知原因的。”
“他們不是由於被錯誤信息誤導而導致錯誤行動,他們的這些舉動是基於一種陳舊的認知結構和過時的知識體系,其中隱含的是‘白人至上、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沈逸補充道。
“這次如果是美國來給中國劃線,那麼歐美媒體肯定會壓倒性的報道這個消息。但是現在反過來了,他們就不敢報道,甚至沒有勇氣去列清楚這些要求的細節。從新聞價值來看,有什麼比中國給美國列清單更具轟動效應的新聞呢?美媒為啥不報道呢,不就是他們在心理上比美國政府更受不了嘛,反映了西方媒體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整個世界居高臨下的傲慢。”
此外,在“天津會談”結束後,不少媒體將這次會談和中美3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的會談做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