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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韩关系从2018年起跌至建交以来最低谷，源头便是韩国最高法院当年10月裁定，4名二战期间被强征的韩国劳工有权向日本公司索赔，引发日方强烈抗议。不过在6月7日，韩国中央地方法院明显违反最高院先例，驳回另一桩二战劳工向日企索赔的集体诉讼，甚至还明确指出此裁决存在“外交考量”。

配合近来文在寅政府不断释放与日本修复关系的信号来看，显然其正在想方设法制造日韩关系转圜的契机，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文在寅政府如此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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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中央地方法院6月7日驳回的案子是该国最大的二战一桩劳工索赔案，共有85名劳工向三菱重工、日产化学等16家日企索赔，若按照最高法院2018年判决的论点，即1965年日韩建交时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并不能阻止个人对日本帝国非法殖民行为的赔偿请求，那么该案原告无疑也获胜几率颇高。

但是，今次中央地方法院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定，其明确指出与强征劳工相关的个人损失赔偿已通过《日韩请求权协定》得到完全解决，且由于该协定属于国际条约，原告上诉行为可能违反国际法——这正是日方一贯的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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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向影响法律判决

值得瞩目的是，中央地方法院还在裁决中引用了“外交考虑”，称如果最后索赔到了强制执行的地步（正如2018年判决后日本制铁和三菱重工因拒绝赔偿，而被韩国法院强制冻结财产并进行变卖），会使韩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违反“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这一宪法根本原则”。这种地方法院直接推翻最高院先例、而且插手外交事务的做法让外界震惊，长期参与韩日战后索赔诉讼的律师李相姬就评价道，“法院做了总理和外交部应该考虑的事情，这非常罕见。”

这显然并非中央地方法院的个别行为，而是得到了文在寅政府的授意。韩国当局从去年底以来不断释放希望与日本修复关系的信号，当中央地方法院今年1月8日裁定日本政府需向12名慰安妇赔偿每人1亿韩元（约70万港元）后，文在寅1月18日直接表示他对判决“感到疑惑”，同时强调“会继续与日本谈判，以找到原告同意的解决方法”，表达以外交途径而非司法途径解决历史问题的意愿，这种论调与他一贯“尊重司法判决”的言论的大相径庭。

同时，文在寅也改变其对2015年《日韩慰安妇协议》的强烈反对，改口承认这是官方协定，一反其2018年底单方面解散协议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的强硬作风。而中央地方法院显然也受到政府压力，将一桩类似的慰安妇案子的宣判日期从1月13日延迟到4月21日，并最后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驳回原告的裁定。

在韩国行政分支对司法体系影响甚大的情况下，中央地方法院此次的判决显然反映了文在寅的政治考量。法院在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将二战劳工的裁决从6月10日提前到7日，不禁令人联想到日韩首脑将在6月11日至13日的G7首脑峰会上见面。前几日有消息透出日本首相菅义伟无意与文在寅会谈，韩国法院提前释出的这番好意，是否旨在给菅义伟政府更多时间考虑是否改而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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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立场突变

这不仅让人好奇，向来标榜不干涉司法独立、在慰安妇和二战劳工等历史问题立场强硬、而且擅长利用反日情绪聚集民心的文在寅，为何甘愿冒偏离人设的风险，如此急切地与日本改善关系？

其态度改变在韩国三一独立运动纪念日的演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刚上任后的首个纪念日，他义正言辞地指出，日本对独岛（日方称竹岛）的主权宣称以及坚称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都是东京未能直面历史和正义的证据”。而在今年的纪念日上，他语气平和地表示“韩国政府一直都愿意与日本政府坐下来谈一谈……我有信心如果我们能试图换位思考，就能明智地解决历史问题。”

在文在寅去年年底态度转变时，曾有不少观点猜测，他是希望利用本年的东京奥运会作为朝韩及美韩关系转圜的舞台，不过朝鲜在4月初已以抗疫为由明确拒绝出席，使这一打算落空。另一种解读就是，韩国面临来自拜登政府的压力。为了推进其印太战略，拜登政府正在大力撮合日韩关系升温，正如奥巴马政府当年不断居中调和安倍与朴槿惠于2015年达成《慰安妇协议》那样。5月的美韩首脑峰会声明中，就指出“美日韩三边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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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破冰实为朝韩？

不过光是来自美方的压力会让韩国如此主动吗？要知道反日情绪是调动选民的重要法宝，在日韩2019年7月爆发贸易战、日本对韩国限制出口三种关键半导体原材料后，韩国立刻掀起规模巨大的罢买日货行动，日本啤酒、服装和汽车销量大降，可见韩国反日运动动能。就算去年没有新冠疫情，文在寅利用此等情绪也能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不错成绩。在执政党支持率低迷、今年4月首尔釜山两地市长选举惨败的情况下，放弃其一贯的对日强硬立场，不禁让人感到反常。

事实上，选前打反日牌是韩国政客的潜规则之一，例如前总理李明博在2012年支持率低迷之际，为给来年大选的执政党造势，就登上独岛以凝聚民心。

因此，只能推测文在寅认为与日修复关系具更大政治利益。最具可能性的理由是拜登政府私下以日韩修复关系作为主动推进美朝对话的前提，来促使韩国主动行动，而朝韩关系是文在寅最在意的政治遗产，他自然希望在明年3月大选前能打破特朗普政府遗留下的僵局，同时给执政党累积选举资本。

但日韩关系解冻并不容易，菅义伟政府多次明确表示日韩关系恶化错在韩方，并对于文在寅政府的示好行为反应冷淡，韩国驻日大使姜昌一今年1月履新后4个月才获得向天皇递交国书（递交后才能以大使身份参加外交活动）的机会，就可见日本的态度之冷漠。为了尽快破局，文在寅政府不得不加大了示好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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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之争与经济考量

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就是执政党关于候选人的内部之争，文在寅阵营倾向风格中庸稳健的前国务总理李洛渊，但非文阵营、风格更激进左翼的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支持率明显更高，后者同时也是出名的“反日斗士”，目前正向国际奥委会（IOC）写信要求日本在圣火传递图中去除独岛的标记。如果文在寅政府放任日韩关系持续冷冻甚至去打反日牌，无疑会给李在明更多发挥空间，这并非文在寅希望看到的局面。

当然经济因素亦不容忽略。为了报复韩国，日本从2019年7月起对氟聚醯亚胺、光刻胶、氟化氢三种关键半导体原材料实行出口管制，导致位于供应链下游的韩国措手不及。虽然韩国马上推行国产化方针对抗，不过自主研发需要时间，该国目前还仅在氟化氢的国产化上取得成绩，去年从日本进口量大降七成，但在氟聚醯亚胺和光刻胶上对日本的依赖只增不减，去年的进口量与前一年同期比较增加12.4%和22.3%。

考虑到文在寅雄心勃勃的半导体强国计划，在更多地掌握供应链上游先进技术前，韩国在未来的产能扩增期间还需继续仰仗日本政府迅速审批出口凭证，以及不再实施类似的贸易管制。可以说，韩国自主研发的进度不如预期，也促使了文在寅政府态度转变。

出于以上种种考量，原本在历史问题上立场强硬、不惮于与日本交恶的文在寅政府便改弦易辙，在剩余任期内推进两国重修于好，但如此干预司法、偏离原先立场又会否招致反弹？这便是文在寅需要把握的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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