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木辛：崇明农场三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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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5 月 28 日 由
舟巷
1. 开场白
1975年1月，逍遥四年的中学生活，终于结束。对走向社会，养活自己的成年礼，却没有太多的生理，心理以及经济准备。九年前，1966年，如众多黑帮家庭一样，家里有幸遭遇红太阳的红卫兵抄家洗劫，从此家徒四壁，艰难度日。正在长身体期间，由于缺乏营养，长得非常瘦弱，1米81的身高，体重不到110斤。经济上，一贫如洗，如需出门远行，甚至连买一个普通箱子的钱都凑不齐。
如斯窘境下，1975年4月16日，18岁另1个月9天的我，只能带着外婆七拼八凑，用旧木板拼接而成的箱子，告别了在上海的外婆，父母，和妹妹们，如乞丐般地被发配至崇明长江农场修理地球。
中学毕业，虽然自学了不少文科，理科方面的知识，但文革期间所有大学都关门大吉，继续深造，自然是白日做梦。但世事无常，只要有运气，万事皆有可能。譬如当时就学的新成中学，就有二位根正苗红的同学，毕业前夕，被学校保送推荐去二年制的大学外语培训班，以为未来的外交官人选。很可惜的是，二位均没有投身世界革命的远大理想，以及解放全人类的高尚情操，最终辜负了领导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栽培，情愿留沪务工赚现钞。在钟爱他们的班主任老师的偏袒青睐下，都被分配至当时最好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但意想不到的是，一位虽然分配到顶级的上海五金交电公司，公司却没眼色，随意打发去公司食堂做大厨。另一位虽则分到南京理发店，上海最高档的专为外宾高干美发的门店，却只能从小小的理发师做起。虽然对二位很好奇，是否后来为自己的短视而后悔，没去外语培训班深造，但也不得而知了。于我而言，为新成中学情愿浪费这二个宝贵名额，而不愿眷顾我这类的狗崽子(该鄙称出自华夏文摘出版的拙作
“我的外公”)，有些许可惜遗憾之感。其实，对不能入班主任任大成老师法眼，甚至不屑一顾，也能理解。毕竟，任老师想的是，你狗崽子居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太没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了。说起不自量力，本人在1973年期间，可曾荣获新成中学74届，有550多名学生参赛的数学竞赛第一名。当年，邓小平上台后，曾掀起过一阵整顿学校教学秩序的反动逆流，为配合形势，新成中学复辟了一系列的竞赛活动。但这只是昙花一现，短暂的教育逆流，最终交白卷才是大英雄。是以，这样的名次，过后也就默默无闻，没人注意，只能自娱自乐，聊以自慰。
放下继续求学的痴心妄想，奔赴农村是我被迫的，唯一的选择。固然，这也是一种自食其力的出路，在其时本也无可厚非，但心中的屈辱感却深入骨髓。盖因，唯成份论，在当年是名正言顺的歧视，无人能挑战。坏成份的人，唯有引颈就戮，心安理得地接受由歧视带来的一切后果，根本无处伸冤。引伸一下，美帝的BLM可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正确哦，谁若不服，坚持歧视，监狱伺候。黑兄弟若想在厉害国伸冤控告歧视，门都没有。再回正题，当时稍有门路的同学，均可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留在上海，过上朝九晚五，阖家平安的城市生活。文革期间，本来也没有什么前途一说，是以，留在上海，孝顺父祖辈，既是他们的奢望，也是我的白日梦。
至今尚记得4月16日是个阴雨天。毛毛细雨加上阴云密布，心情就像这天气一般，阴郁无比。吴淞码头处，曾经心高气傲的我，带着破碎的梦想及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送行伴随的父母。随着一大群如我这般的中学毕业生，按照各自分配的地点集合。然后，在接收部门的领导带领下，依次循序登船。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第一次出门远行的我们，心情沉重，均都默默无言。经过沉闷的一个半小时航程，来到几十里外，位于长江北岸的崇明堡镇港。下船后，大家跌跌撞撞步行一里多路，然后七手八脚爬上等在该处的卡车，像一群待宰的猪狗般，运载至长江农场粮站总站，简称三库。胡乱吃了点中饭，三四十多人又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农场西北角的六库，进行集中培训。一间大约一百多平米的仓库，充当了我们的临时卧房。简易床铺由水泥地上的稻草作底，铺上自己带来的塑料布，床单，及被子枕头即成。
培训持续一个礼拜，讲场史，站史，加上必修的忆苦思甜课，穿插个人的斗私批修，认识与讨论。为了修理我们这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训期间的劳作，对我是当头一棒，让我知道自己与真正的劳动阶级差距何在。现在回想起，当年对高中生即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觉荒唐，实在是太高看了我们。要知道，十二年教育，在美帝处，是强制性的，并且免费的全民性教育。也就是说，全美国所有人口，按厉害国的定义，100%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
粮站的主要功能是囤积，加工粮食。在电影里，经常看到农民兄弟们，肩挑背扛交公粮的场景。类似地，我们在粮站，日常的基本工作便是如此。标准的稻子麻袋包，一般在160斤左右。轧除稻壳的米包，重约180斤。来到粮站的第二天的一早，我们就被安排去卸空一艘装有约二百袋稻谷包的水泥运输船。三十多人，平均每人需从船上扛上六，七包左右麻袋，搬到二百多公尺远的仓库。
具体过程是，安排二臂力超群的员工，在船仓下面抬麻袋。其余扛包的人依次排队，走下船仓，钻入他们抬起的麻包下面。一旦麻袋置于肩膀，该人就挺腰站稳。然后从船仓，沿着高低不平的麻袋跨上船甲板。船甲板与河岸间有一条宽约20多厘米，长约10多米的跳板相连。大部分时间，这块跳板不是平置的，约有3至25度的倾斜角度。可想而知，在这块晃晃悠悠的跳板上，扛着个超过体重的赘物往上行走，是怎样的艰难。一个不小心摔下跳板，轻则四肢折断，重则麻包压顶，当场殒命。令人哑然的是，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干这种活，粮站却从始至终，都没有安排循序渐进的训练，以及由老员工解说的安全注意事项。大概把我们等同于早年卖至北美的猪仔，生死自理。
当时，鄙人尽量排在扛包队伍的后面，观察前面的人是怎么做的。可是，没有稻包在身的体验，再怎么观察，实际上也是白搭。本来想象中，只要麻包在肩，我挺身就能行走。可现实是，一旦麻袋压身，超过体重50多斤的负担，压得我根本没力气挺直腰杆。试了几次不成后，只能要求抬包的二位同事，把麻袋放在背上，我双手背着它，弯腰驼背而行。过跳板时，双腿颤抖，随着跳板的上下起伏，艰难地移动到了岸上。如此往复，背完这六包麻袋后，本人二眼发黑，金星乱冒。只觉得浑身发抖，冷汗淋漓，腰痛得就像与整个身子分离了一般，只想瘫在地上不起来。还没等到疼痛消失，隔了一天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地狱之行。几次三番的折磨，知道无人可以依靠，只能咬紧牙关坚持。靠着这种打断牙齿和血吞的意志，终于撑到培训结束。可腰部的暗伤，由此伴随终生，平时稍不小心，弯腰拣拾东西，就如电击般，僵在某个姿势，不得动弹。最严重的一次，只能平躺床上，连翻身都痛不可言。为了上洗手间，太太女儿们三人必须齐心协力搀扶我起来，自己再慢慢移动。说到这里，对某伟人能扛二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感到钦佩莫名，确实技不如人。虽然都是凡体肉身，伟人有红色基因传承，自有其不同凡响处，甘拜下风。
好在，整个过程中，有不少人如我这般，只能背驼麻包，不能肩扛。虽然有些丢人现眼，但大家半斤八两，五十步笑百步，没什么好耻笑的。出了校门，终于尝到人生艰难的第一课。
培训期间，有一崇明本地复员军人，年纪约4,50岁左右，任六库负责人，粗识文字，负责我们忆苦思甜的洗脑教育。此人粗鄙不堪，拿着鸡毛当令箭，自以为掌握着我们的生死大权。整天骂骂咧咧，以满足他大权在握，睥睨天下，唯我独尊的优越感。他满脑子想的是怎样整人，偷窥别人的隐私，盘算着以此为进一步爬升的进阶。想必在他过去的经历中，以如此的劣性，反而得到不少甜头和好处。故此，反复的故技重演。刚到农场，以前的中学好友寄来了一封信，主要回忆同窗之情，及在学校时的一些小乐趣，并附有一首怀念小诗。一不小心，此信被该人偷取。他如获至宝，在刚入站的新员工前，结结巴巴地读完此信。然后，加上他的注解，认为此信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与我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豪爽精神唱反调，不应该是革命新一代所应有的精神面貌。尤其是那一首文诌诌的诗词，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红太阳才能有的特权。随意胡乱写诗，是藐视领袖。上纲上线到这种地步，把我这初入社会，什么都不懂的政治白痴，给吓得魂不附体。幸好，粮站的党支部老楼书记和二位付书记，老万和老金，都是原上海大公司的下放干部，比较开明，知道此人的劣根性，没把此事当真。虽然有惊无险，但从此，在政治上，本人始终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生怕有任何把柄被人拿住。
评论: 此类人物，在文革期间，不计其数。也正因为他们，文革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千年的礼义廉耻，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再也难见谦谦君子，实在令人叹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小水珠们，为满足私欲，力图掀起滔天巨浪，改变文明进程的方向。但终究力不从心，湮没无闻。譬如上文中的卑劣小丑，除了在我心中留下一丝尚存的厌恶感外，连他的名字都已忘记。也相信，除我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会记得他的存在，或他留下的任何值得回忆的痕迹。这批人是真正的社会渣滓，心中充满了卑鄙龌龊的心思。除了充作某位伟大舵手的恶棍打手，为非作歹外，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任何价值或贡献。
2. 农场简介篇
沿着崇明岛北岸，一字排开，共有八个国营农场，每个农场都是一个准军事化编制的独立王国。其中之一的长江农场，位于八个农场的中部，东临前进农场，西靠东风农场(见下面附图)。全场员工三万多人，编成100多个农业连队和若干辅助单位。每个连队有员工二百多人，配有连长，指导员等领导。除农业连队外，辅助性单位包括商店，医院，学校，工厂，粮站，电影队，机耕队，运输队，养猪/鸡场，兽医站，文工团等。
除非有特殊的音乐才华，文工团不对外开放，就算是皇亲国戚也没用。中学后期，预计到自己有大概率去务农，曾临时抱佛脚，学了一阵小提琴。希望就算是发配，也能凭一技之长，混进文工团之类的。但半吊子功夫，却也不能糊弄哪些专业人士，无缘入团。同赴粮站的，有一新成中学杨姓同学，音乐世家出身。从小就学小提琴，一技压身，果然没多久就摆脱扛大包的命运，离开粮站，高就农场文工团，令人羡慕。
至于能进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的，均有背景，基本上都是场部领导的皇亲国戚。场办工厂方面，五花八门，什么都生产，譬如生产分立电子元器件的电阻，电容，电感器，变压器，扬声器等。曾通过关系，购买到一个本场自己生产的10吋喇叭，用于自己组装的OTL音频放大器。当年，配有10吋喇叭的这种放大器，是一个很时髦的玩具。工厂的生活条件，要比农业连队好太多，毕竟工厂能赚钱，花一些小钱改善职工生活，鼓舞士气，如建浴室，补贴食堂等，也是应该的。大部分农业连队都是赔钱的货，除了土里刨食，也就没有其他的赚钱买卖。交给粮站的粮食，水份杂质扣除后，一百斤也就剩下八，九十斤。所以农场只能以赚钱的单位，来补贴哪些赔钱的部门，勉强维持总场的收支平衡。
至于运输队，自然是一份美差。虽然忙的时候也很辛苦，但由于有这份运输特权，可以交换很多东西，是众人巴结的对象。司机们交友广泛，凡是有利益的地方，他们均有门道。在农场后期，曾认识一司机。当时，时鲜大米也是紧俏物资，而粮站的特权是可酌量批售大米给关系客户。曾帮助该司机弄到一百斤大米。作为交换，去上海时，他曾开车礼送本人至堡镇码头，然后交待他在渡轮上的朋友，带本人直接上船，不用排队等侯。这样的便利，免除了回上海时的一大堆麻烦，譬如，不用等一小时一班的长途公交车，然后下车后，携带重物步行一里多路程至堡镇港码头，排队买船票，上船等。
农业连队，是农场各单位中，最辛苦的部门。全场三万多人，二万人分在农业连队，耕耘全场三，四万亩可耕地。农忙季节，早上4,5点，就要出工下地插秧或收割，直到晚上8,9点，才能收工回屋睡觉。记得有一次插秧季节，粮站必须安排人手，下连队帮助插秧，每人轮一天。轮到我时，开始还不以为意，权当散心。可在烈日下，弯腰插秧近二个小时，就已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接着就不顾形象，干脆坐在齐踝深的水田里滑行插秧。一天下来，汗水泥水血水(水田里有不少蚂蝗)，把整个人弄的狼狈不堪，好在也就是一天的苦差。
冬季农闲时，农业连队也不得空，必须挖河开沟。由于工地往往不在本连队的所在地，所以整个连队必须开赴几十里外，搭建临时帐篷住宿。帐篷搭建处，背靠工地，本就泥泞不堪。里面的床铺，由稻草直接铺在泥地作底，盖上塑料布隔水，再铺上沾满泥巴的床单棉被即成。更糟的是，由于没有充足稳定的供水，洗手洗脸洗脚都属奢侈。晚上只能带着疲惫的身体和浑身的泥巴，赶紧钻入冷如冰窖的被窝睡觉，以迎接第二天的挑战。至于厕所，那更是简陋，挖一大坑便是，黄白之物到处横流，臭不可闻。拉撒之事本属隐私，可在那个年代，羞耻之心全部让位于生存之道。众目睽睽之下，脱裤光腚方便，见怪不怪。当年文革的悲剧，众蒙蔽群众的无知，以及物资的极度匮乏，让成千上万弱冠少男，及笄稚女浪费了宝贵青春，并由此蹉跎一生，实无任何赞美可取之处。可现在某人却以一种诗情画意的情调，美化文革，故意忽略其对人性的摧残。居心险恶，其心可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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