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肆桀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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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沒死，只是你不再相信了


撰文：張潔平 （Matters 創辦人）

[放肆桀驁]

一個獨裁者，要對付一個有影響力的異議者，最有效的辦法是什麼？

幹掉他？不。突然消失只會令他影響力更大。死亡引發的集體哀悼，常是言論轉化為政治行動的開始。對獨裁者來說，一個異議者的處境無關緊要，真正要緊的，是那些相信他的人——怎樣重新掌控他們的心，才是重點。

怎樣減弱、消除異議者對群眾的影響力？隔離。競爭。抹黑。不消滅他，但限縮他發揮影響、及為自己辯駁的能力。派十個人與他競爭，分薄支持者注意力，並爭奪粉絲。尋找弱點、痛腳，想辦法抹黑他，破壞群眾對他的信任。至此，異議者肉身仍在，甚至仍發聲，但人們已聽不見他，即使聽見，也不再相信他。他就不再是威脅。

對極權政府的觀察者來說，以上過程並不陌生。也許你們還能想起好些名字——多年來一度在民間叱吒風雲的異議者，那些反賊頭目，他們都去哪兒了？

在極權國家，最具威脅力的異議者，不是任何個人，而是真相。

上述推演，是獨裁者對付異議者的方式，也是極權政府壓制真相的方式。

不過，真相無處不在，並不只封鎖一個人、一支筆就可以簡單隔離或抹黑。所以在過去，對付“真相”不像對付單獨幾個“異見者”這麼容易。傳統輿論管控模式，以阻截真相傳播為主要方式——通報禁令、刪文刪帖，是最常見的。但這種操作，在大范圍滅聲同時，也會在特定圈層，令事件因禁令反而引發更多關注、更急速傳播。到今天，有了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演算法能力，得到信息技術加持的極權政府，有了比以往更大的能力，去精細化控制言論、壓制真相。

所謂精細化的信息統治術，指的究竟是什麼？如何逐步發生？

我想起自己在中國輿論環境遇到的三個事例，或能折射這種細致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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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2008年前後，中國傳媒界出現的一支特殊力量：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它前身是官媒“人民網”創辦的雜志，叫《政策信息》，後改名《網絡輿情》。雜志封面一句話，清晰陳述它的立場：“幫領導幹部讀網”。主編祝華新，是有豐富官方媒體經驗的傳播學者，後來輿情監測室的副主任。

輿情監測室副主任祝華新 （網絡圖片）

當時，一邊，是中國互聯網使用者總人數達2.5億，是世界網民規模首位；另一邊，是web2.0潮流方興未艾，社交網絡初興，互聯網去精英化、釋放了“人人可以言說”的能量，也帶來信息爆炸、熱點放大、公共事件短時間快速匯集民意、形成群體事件的現象。站在公民社會的立場，人們視之為莫大機會，可通過網絡參與，引導重要事件公共議程的設定，“圍觀改變中國”，挾民意以倒逼政府改變。站在管治者角度，他們體會到官方聲音在社交網絡的迅速式微，沒人要看那些官式語言，政府成了嘲笑對象，擅長“用常識說人話”的市場化媒體、辛辣有趣的公共知識分子，成了網絡公共輿論場的明星。

這種情形下，管治者意識到危機，確定官方要積極介入互聯網輿論場的方向。致力“幫領導幹部讀網”的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成了重要的，給各級官方機構提供輿情分析服務、輿情解決方案的官方智庫。

有趣的是，他們的輿情監測報告，數據資料豐富，主體內容也向社會公開，盡管出發點是“幫助官方掌握輿論，並研究怎麼疏導輿論”，但《南方周末》等不少自由主義立場的市場化媒體，甚至會給他們“年度致敬”的新聞獎項。

2011年7月，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主任祝華新提出一個重要說法：“打通兩個輿論場”。意思是，官方聲音在社交網絡不斷被邊緣化，已形成官方、民間兩個輿論場，這是管治者無法忍受的，因而須“打通兩個輿論場”。

怎麼打通？具體的措施，在之後幾年間，大家看到了迅疾的展演。

北京成立了中央級別、習近平親自領導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2014年2月第一次會議，就提出“要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隨即的清網行動，以賣淫嫖娼、偷稅漏稅、造謠誹謗等罪名，抓捕一批微博最活躍的大V，薛蠻子是著名一例。殺雞儆猴效果明顯，《2014年中國網絡輿論生態環境分析報告》指，這一年，微博大V整體發博量少了四成。微博的公共輿論生態，開始朝娛樂、明星化方向轉變，公共事件、公共知識分子，漸不再是熱門話題。

同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提出，要“著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包括澎湃新聞，諸多頗受歡迎的官方新媒體集團，“學習小組”“俠客島”這樣用新鮮語言的時政公號，都在這一階段出現。

對民間輿論場殺雞儆猴，對官方輿論場著力培養。兩個輿論場這樣慢慢“打通”。

令我具體意識到這一變化的，是另一件不起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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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北京一場暴雨，奪走79條人命。盡管暴雨數十年罕見，但中心大城市竟多人溺死，基礎設施弊病一時令輿論震驚，議論紛紛。北京市府也大為緊張。雨後，許多媒體前往調查，其中《南方周末》尋訪到所有死者家屬，用八個版面制作《你的名字，你的故事》，寫出可確認的每個死者名單、個人故事，預計頭七面市。

當時，官方並未公布死亡名單。面市前一天，報紙送印路上，接到官方禁令，八個版面從印刷廠被攔住，強行撤下。次日一早，市民收到的報紙，從頭版開始，調查報導消失不見，連續幾個版面由廣告匆匆填塞。

這本是個尋常的審查、撤稿故事。但這時已是微博年代，八個版面制作完成時，頭版編輯已拍照，發在自己頗有人氣的帳戶上。而後，深夜收禁令，撤稿，版面打紅叉，換廣告，全程也有編輯在微博直播，引起群情激憤。荒誕過程被曝光，禁令效果大打折扣。

故事並未到此為止。撤稿當晚，我例行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被畫面裡黑衣的主播吸引注意力：國家電視台突然插播特別新聞，由主播以肅穆表情，一個一個，念出死者名單和簡要介紹。

央視報導引發空前好評，許多人視之為政府機制透明、官媒人性化的進步。而《南方周末》被畫紅叉的版面只在微博小圈子流傳，畢竟影響有限。

這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游戲規則變了：以前封殺真相——“你閉嘴”，現在是“你閉嘴，然後搶過你的話，我來說。”

如果說信息管制1.0時代，是以監管、消滅特定信息和源頭為第一目標 —— 控制說真話的人，真相就不會流出去；那信息管制2.0時代，則是回到官方媒體自身，大量制造新式宣傳故事，搶奪粉絲，積累群眾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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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initial](圖：AP Photo / Mark Schiefelbein)[/align]

2015年，祝華新說“打通兩個輿論場”的三年後，看微信公號、微博影響力排名，效果已明顯：人民日報、人民網、環球時報等官媒，在大量聘用年輕人，經營青春化網絡語言後，成了新的最具影響力網紅，粉絲量數一數二。以前的市場化媒體，在懸殊的資源戰中，影響力跌出前十、前二十，飛速邊緣化。

官方輿論幾年調整步伐，重新奪回主流，並借由信息技術加持，比傳統媒體時代，影響力更為深遠。

也是這時開始，我見識了第三個故事，信息管制3.0時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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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香港爆發以爭取《基本法》所承諾的民主普選為目標的“占領中環”行動，演變成79天的雨傘運動。運動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著稱，有理有據有節，無數感人新聞畫面，觸動全球觀眾，包括身在大陸的人。這也引發大陸管治者極大的緊張憂慮。

為避免“和平占領爭取民主”形象深入人心，防止民心思變，處理香港新聞時，中國信息策略不再僅是封鎖真相、也不再是宣傳己方，而更進一步，以“污染”為主導：大量制造謊言，攪渾水，放大運動瑕疵，污名化“爭普選”為“謀港獨”，污名化“和平游行”為“香港文革”、“顏色革命”，將民主訴求污名化為“經濟不行了，優越感下降”的利益動機，放大中港矛盾，煽動中港之間的憤恨情緒。

當時一位資深官方媒體工作者告訴我，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他見過最大規模的一次、由官方媒體不遺余力策動的信息污染。污染效果很成功：大量制造假話，真話就聽不見了，就算聽見了，也沒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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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後，中國普通人相信：香港人現在經濟實力不如中國，心態不平衡了，開始鬧騰，要獨立，要英美勢力支持，以為獨立可以解決問題，不僅可惡，而且可憐、可悲。香港普通人，則遠望大陸媒體歪曲自己和平單純的示威行動，覺得心寒憤怒，面對抽象的“中國”罅隙日深，越來越不願區分當權者與民眾、政府與文化。在情緒對立中，真相就算未被全面封殺，也舉步維艱。

2014年我們見過的這套信息管制3.0模式，在2019年香港更大規模，也更大破壞性、顛覆性的激烈抗議運動時，發揮得登峰造極。“污染”已升級為資訊戰，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輿論機器武器化、資訊戰開幕的年代。

此前信息統治術精細迭代、升級的十年鋪墊，逐漸收編的輿論環境，為資訊戰打造了絕佳孵化器。

資訊戰的目標，從不是抹黑單一對象，更是讓你什麼都不信，進而分化、極化社會，掀動仇恨與敵意，令民主失去基礎。資訊戰的武器，不是禁令、不是謊言、不是給審查加持的人工智能等技術，而是相信了謊言、被它調起憤怒或厭倦情緒的我們每一個人。資訊戰的武器，就是失去了自覺的我們。

回到開頭的問題，一個獨裁者，要對付一個有影響力的異議者，最有效的辦法是什麼？就是讓我們在紛擾信息中，失去誠實自主的判斷，進而失去對價值的信任。一切統治術都建基於此，動搖一切的種子，同樣深埋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