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能力下降。
一方面,主要向全球输出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部分大宗商品的产能受到限制。例如,铜产量超过全球四分之一的智利疫情发生恶化,工人集会抗议和罢工频发,导致全球铜供应十分不稳定,铜价也因此创下历史新高。
另一方面,产业链的全球化放大了局部供应断裂或短缺对整体供给的冲击。例如,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的芯片制造时断时续,导致产业链下游的各类终端产品缺“芯”,尤以汽车产业最为严重。芯片制造商趁机提高售价,而福特、通用、大众等多家车企则纷纷被迫减产。
二是,美元信用仍处于扩张期。
货币政策方面,为了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的下限调整为零,且每月购买800亿美元的国债和400亿美元的资产支持证券(MBS)。财政政策方面,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上台后通过了约1.9万亿美元的疫情援助法案,随后又推出了总计4万亿美元左右的长期财政支出计划。
此前,发达经济体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的效果主要是推升资产价格。也就是说,超发的美元大部分流入了虚拟经济,体现更多的是其交易属性而非支付属性。然而,本轮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大宗商品市场产生交集。超发的美元加剧了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投机行为,进而通过产业链传导至整个实体经济。
三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已经陷入一种顺周期的自我实现机制。
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引发市场恐慌和投机行为,而市场恐慌和投机行为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这种自我实现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会扭曲供需关系。例如,国际铜研究小组(ICSG)预测,随着矿山供应的增加,到2022年金属铜供应将会超过需求,而这一预测与当前市场的看法正相反,表明市场或许高估了当前大宗商品供需之间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