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

傳統中國、傳統印度和傳統西藏的空間觀念是寬闊而靈活的，三者的虛擬政治空間以不同的方式重疊，卻不沖突。英國殖民所帶來的新的地理知識和西方的空間觀念，以擴大實體空間的方式排擠虛擬空間，奠定了沖突的基礎。殖民也影響到傳統中國、傳統印度和傳統西藏的政治。殖民為印度帶來了統一，因而獨立後的印度必須繼承殖民遺產；殖民的目標在於裂解中國，因而，現代中國必須去殖民化。面對殖民的不同態度，影響到現代印度和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形成，也奠定了兩者政治文化沖突的基礎。

[逍遙]

想像空間：地理阻隔與精神認知

喜馬拉雅山阻礙了古代中國和印度的交流，使得雙方都缺乏對對方的實體空間感受，無法從地理學和歷史學的角度觀看對方；喜馬拉雅山本身又是偉大的西藏文明的地理基礎，受到中國和印度文明深刻影響的西藏文明，也受到喜馬拉雅山的制約，無法從地理學和歷史學的角度觀看中國和印度。

在上古到中古時代，中國和印度，互相知道對方的大致方位，但接下來對對方的空間認知，基本上是從精神層面的認知中創造出來的。印度對中國的空間認定，部分源自對中國所出產的絲綢等物品的認知，印度對中國的技能有所肯定，因而將中國歸類於次於婆羅門（Brahman）的“刹帝利”（Kshatriya），中國所處的空間，是一個物質化的，充滿人類欲望空間。這種認知，也成為印度人自我認知的基礎，中間透露的，是一種傳統的“東方主義”。

同期的中國，並不了解印度的中國認知，但在現實當中，坦然接受了源於印度的佛教對人類所居住的世界的定位，將自己歸位到“南贍部洲”（Jambu-dvīpa），同時將佛教的源頭印度神化，將印度想像成為“佛國”。即使是充滿歷史記述的法顯和玄奘的著作，也充滿對印度的仰視。當然這並不意味中國人完全不存在傳統的東方主義思維。

[逍遙]

產生於15到16世紀的虛構作品《西游記》，描述的是一個以玄奘為藍本的佛教僧人，前往印度取經的故事。取經的過程當中，僧人和他的徒弟──其實指的是僧人的精神、肉體和行動力──必須不斷遇到和戰勝妖怪，妖怪所指的是佛教教義當中的煩惱、執念（Obsession）。但神奇的是，妖怪並不在中國，而在接近印度的路上，甚至就在佛國本土；佛國的僧人甚至祈求下一世誕生在中國。在現實當中，這種東方主義的思維，也意味傳統中國與傳統印度之間並不存在利益連結，也不存在利益沖突。

中古時代的西藏，開始和中國以及印度創建文化連結。這個時期的西藏和同期的中國一樣，也是以仰視的目光看待印度。在地理上，西藏更接近印度。但西藏人有能力生存在喜馬拉雅山區域，而同期的印度人卻不能。這也使得西藏和印度之間難以創建利益連結，也不存在利益沖突。同時，面對平地上的中國，西藏卻發現了雙方的連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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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空間：營造“擴大的中國”

藏傳佛教是在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人口、經濟、文化和政治生態下發展出來的文化體系，它的內在核心是政治，稱其為“佛教政治”或許更為貼切。強大的吐蕃王朝分崩離析後，佛教為求生存，吸收藏語區域具有薩滿性質的“苯教”的因素，演變成為“後弘期”的“藏傳佛教”。藏傳佛教的薩滿基因，促使其演變出數量繁多的教派，而藏語區域的政治不得不與藏傳佛教結合，催生了諸多小型政治體，藏語區域政治由此必須依靠與藏語區周邊重要政治體的互動。

藏語區域各小型政治體必須尋求或接受中國王朝、內亞政權的冊封，自居中國王朝或內亞政權政治體系之下的次級實體，以換取漢地王朝及內亞政權主動或被動地推動藏地佛教在漢地及內亞區域的傳播。這種政治互利關系的模式，並為同期的西夏和此後的元、明、清所沿用。

13世紀，西藏和蒙古人達成協議，西藏加入蒙古統治集團，共同統治中國，使得雙方的政治空間發生重疊。西藏與元、明、清，尤其是清的關系之所以如此緊密，關鍵在於二者在政治空間上的重疊。面對蒙元“擴大的中國”架構，藏傳佛教政治將西藏及其周邊描述為觀世音菩薩（Bodhisattva）教化之地；將蒙古描述為金剛手菩薩（Vajra Bodhisattva）教化之地；將漢地描述為文殊師利菩薩（Manjushri Bodhisattva）教化之地。

西藏宗教─政治體將其以宗教包裝的虛擬政治空間延伸到蒙古草原和全部漢地；元、明、清則對西藏行使直接或間接的統治權。對於縱橫馳騁於歐亞大陸的蒙古人而言，控制廣闊制高點的戰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而佛教所造就的西藏政治文化生態，恰好為蒙古和西藏雙方的需求提供了一個連結點，促使蒙元將其統治空間延伸到西藏，並據此營造“擴大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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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藏傳佛教向漢地的傳播，更多地是在政治上，而非宗教上，強化了漢地與藏地的連結。與慣常的認知和想像不同，在元、明、清與西藏的關系中，西藏──而非元明清朝廷──是在政治利益方面（也是物質利益方面）受益較多的一方。鑒於西藏內部存在結構性的教派與地域之爭，執政的西藏政教上層對西藏的政治權威，亟需得到擁有強大軍事力量和政治經濟資源的蒙古大汗、明朝皇帝或者滿洲皇帝在軍事方面和法律地位方面的支持。因此，朝廷與西藏、漢地與西藏政治關系，不能被簡化地描述為宗教關系。

與此同時，元、明、清三朝的最高政治階層，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藏傳佛教在宗教方面的影響，而元、明、清三朝也都將藏傳佛教當作統治藏傳佛教文化圈輻射范圍內的蒙古人、藏人、西南以及西北各部落、土司的政治工具。從拉薩政教上層的角度看，西藏這種基於政治需要，部分出自宗教文化想像、建構的政治體系，在外觀上隱然成為與元、明、清世俗政治平行的政治體系，在現實中也創造出可以運作的政治化空間。

這種意識形態體系中實體化的部分，即落實在西藏與元、明、清皇帝的君臣關系，以及與蒙古各部的互惠政治關系之上。而這兩種關系，都是元、明、清“中國”架構中的一環。從近代西方經驗的視角看，西藏與元、明、清國家的關系，似乎不受“中國”架構的框限，但在中國政治的現實中，信仰與實務兩個空間體系的重疊，並不妨礙一個整合後的整體架構的運作。

在這裡我們看到，傳統印度、傳統中國和傳統西藏都曾經在一個尺度巨大的、精神化的空間想像中想像彼此。中國和印度之間缺乏利益聯結，也沒有利益沖突；西藏和印度缺乏利益聯結，也沒有利益沖突。但西藏和中國曾發生利益沖突，後來創建了利益聯結。在三方當中，西藏首先把精神化的空間想像轉換成虛擬的，但政治化的空間想像，並借由這個空間想像，進入中國的國家政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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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空間：喜馬拉雅山麓政治秩序

13世紀後期的這個變化，縮小了中國和印度的實體空間差距，但依然沒有消除雙方空間上的空隙，制造雙方的利益沖突。對於中國和印度的中央王朝而言，雙方都體認到橫亙在雙方之間的“雪山”──指的是喜馬拉雅山──是界定雙方位置的重要座標。雙方都沒有從法律上認定這裡就是雙方的邊界，尤其是，雙方都沒有所謂的分水嶺分界的概念。

在自然地理上，喜馬拉雅山並不是單獨的一道山脈，喜馬拉雅山的山峰並不相連，數道到數十道山體，被由青藏高原流向南亞次大陸的河流切割形成山口，可作為交通孔道。這些河谷才是喜馬拉雅山區人類生活的核心地區，透過自然流動的河流，所有使用漢藏語系語言，信仰藏傳佛教的人們皆可沿著河谷穿過喜馬拉雅山，這就是今天藏文化分布區含括整個喜馬拉雅山兩側的關鍵原因。因此，要真正理解中印邊境政治與軍事的關鍵，即在人類所居住的喜馬拉雅山的河谷、山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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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西藏和印度間界線的形成與當地人類生態的形成直接相關，人類的生活圈不同，所劃分的政治圈自然也不同。西藏與印度的生活圈主要根據“鹽”的取得方法來區隔，印度次大陸的鹽來自印度洋，西藏的鹽則是從青藏高原上的眾多鹽湖中提煉而出，以鹽湖作為鹽巴來源的藏民生活范圍廣及喜馬拉雅山的南麓。“鹽線”才真正構成了西藏和印度之間的“傳統習慣邊界線”，而它並非是一個抽象的界線，不但具體且在現實中有過數百年的實踐經驗。

歷史上，印度河平原與恒河平原的政治輻射力很難投射到平原盡頭的喜馬拉雅山脈西麓、南麓山地，更遑論這個世界最高山脈的東麓、北麓；印度不管在蒙兀兒王朝（1526至1858年，大陸譯為“莫臥兒王朝”）或是後來的英屬東印度公司時期（1858至1947年），政治勢力都無法觸及藏文化區。

同一時期，西藏地方當局與清朝政府的管轄范圍卻是含括整個西藏的“鹽線”，而且向在當地半農半牧的藏人、門巴人、珞巴人收稅。因此，山脈北／東、西／南兩坡的傳統政治生態與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在西藏高原的政治勢力影響下形成的。中世紀的吐蕃王朝長期直接統治喜馬拉雅山脈北／東、南／西兩麓山地；近古以來，在喜馬拉雅山南／西麓形成的幾個小王國，都是西藏政治─宗教體制開枝散葉的結果，在古代政治體系下都是西藏的藩屬。而在此之前，處於佛教後弘期，經濟、軍事實力脆弱的西藏，即尋求蒙古軍事─政治勢力的政治保護，因此加入蒙元王朝統治中國的體系，並與繼承元朝的明、清之間延續了這種封建性質、臣屬形式的政治關系。

17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葉，是喜馬拉雅山麓政治秩序體系的穩定期，在這一體系內，西藏是中國清朝的內藩（清朝擁有西藏內部的政治事務的最終決定權）；哲孟雄（錫金）、布魯克巴（不丹）、拉達克等是西藏的藩屬；拉達克、巴達克山等同時又是清朝的內藩；哲孟雄（錫金）和廓爾喀（尼泊爾）是清朝的外藩（臣屬於清朝，但清朝不幹涉其內部的政治事務）。

20世紀初，中華民國通過《清帝遜位詔書》和《大清國籍條例》繼承了清朝的領土和人民遺產。經過內部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的領土和人民遺產，西藏在法律上被再確認為中國領土，中國在法律上自然繼承傳統的藏印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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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空間：現代印度的國家基礎

英國的到來，打破了喜馬拉雅山麓的傳統政治秩序。英國人帶來了源自西歐的現代地理知識，更帶來了殖民主義的地緣政治思維。英國欲阻俄國朝南亞擴張，乃將西藏視作其勢力范圍，欲以之緩沖俄南進。不過在滲透西藏之前，必須首先擴大、確認和鞏固英屬印度的實際控制范圍。

面對西藏南邊的喜馬拉雅山，英國人帶來西歐殖民帝國心目中理想的“自然邊境”概念和“分水嶺”、“山脊棱線”的概念。但英國知道，喜馬拉雅山的南麓，分布著一系列屬於西藏文化─政治圈的小型政治體，而西藏乃至整個喜馬拉雅山麓都處在中國主導的政治秩序之下，欲達成進抵喜馬拉雅山“山脊棱線”，並進一步控制西藏的目標，需要先拔除“中國從喜馬拉雅山伸出的一排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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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乃於18世紀初到20世紀初期間，相繼進攻位於喜馬拉雅山南側山麓清朝和西藏藩屬以及由西藏直轄的藏南地區，還脅迫西藏依虛構的“麥克馬洪線”，簽署割讓富饒藏南地區的條約。西藏在缺乏現代地理知識下，將六世達賴在藏南的出生地一並割給英印。盡管英印並未真正控制藏南，中華民國政府則既未簽署，也不承認西藏與英屬印度之間的協議。

獨立後的印度，除將前英印統治范圍直接轉為印度國土外，也進一步將英國設想中對喜馬拉雅山麓的控制范圍，視為現代印度國家的領土。基於這種擴張性的認知和國策，印度自建國之日起，就急迫向喜馬拉雅山麓諸小國和中國藏南地區擴張。在實際控制藏南的數十年間，印度向當地大規模移民，並推動當地文化的全盤印度化和高度軍事化。英國殖民者帶來的殖民空間覆蓋了中印之間傳統的想像空間、虛擬空間和實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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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殖民遺產：中印殊途不同歸

對於印度而言，殖民帶來了統一；對於中國而言，殖民帶來的是裂解。所以現代印度的國家目標是繼承殖民遺產，而現代中國的國家目標是去殖民化。

首先，印度需要在空間上繼承殖民遺產。面對喜馬拉雅山脈，印度人自古以來只將它視為神的領域，從未檢視此地區政治生態的形成與演變，而印度人發覺，“沒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印度就根本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因此，印度在1947年獨立時，很快就變成以民粹主義為核心的現代民族主義國家，他們在國際的各個方向都要求繼承英國的殖民遺產，不僅和中國，也和其他鄰邦緬甸、斯裡蘭卡、巴基斯坦等發生沖突（與巴基斯坦的沖突最嚴重），而印度內部的阿薩姆邦、曼尼普爾邦等地也時有族群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