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重視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更加注重精神層面的健康問題。而人們若沒有提前了解死亡，在死神敲門後，他們或許會陷入抑郁、暴躁的情緒中，甚至會有創傷後應激反應的症狀（PTSD）。
成年人如果不懂得面對死亡，賴以時間的力量磨平情緒與記憶，長此以往，當他們回想起與逝者的記憶，只剩下模糊的記憶碎片，生命的空虛感卻以此增加。
而當孩子面對死亡時，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假設一個小男孩的奶奶去世了，他和父母可能會有如下對話：
“奶奶去哪了？”
“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
“奶奶出遠門了？那什麼時候回來呀？“
“奶奶不會回來了。”
“為什麼不回來了？為什麼不帶上我一起去？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
當孩子不理解死亡，卻又遭受死亡的痛苦時，他們或產生愧疚感，認為是自己做錯了事，所以有家人去世了；或產生更大的恐懼，害怕更多的親人會去世，再也不回來。
英國學者Jewett表示，孩子若在童年時期遭受親友離世，卻沒有人正視他們的情緒，與他們談論死亡，如此會引發孩子的焦慮、抑郁情緒，自殺傾向以及成年後的酗酒傾向。
這就是死亡教育的意義。
2019年年底，所有人對2020年都有無限的向往，然而一場疫情帶走了300多萬人的生命。
而在疫情之前，無數天災人禍都在世界各地上演。
死亡教育不是讓你把每天都當作生命的最後一天，而是正視死亡必然發生這個事實，從而真正意義上地珍惜生命的價值。
那些以談論生死為工作的人們
郭慧娟，台灣死亡咖啡館的創辦人，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也在中國台灣各大學做生死教育的教學。
在四五年的時間裡，她辦了超過300場“死亡座談會”，與上萬人談論死亡。
● 郭慧娟
“最小的參與者從9歲到93歲，每次活動結束，都能看到每個人對自己或者是對生命感受更圓滿的神情，非常感人。"
郭老師的父親幾年前去世，然而在父親在世時，她與父親有過一次深夜長談，關於父親這一生，以及他的身後事該怎麼處置，她靜靜聽完，記在心裡。後來父親病逝，她便開始處理父親的身後事。
許多人會在喪葬場合上與其他親屬爭吵，他們各自認為自己最了解逝者，所以他們最懂如何處理逝者的身後事。而郭慧娟與他們不同，她知道父親的心願。
“後來我爸爸走的時候，我當然還是很難過，但我真的慶幸我們有好好的談過，我知道爸爸的心願，我也知道我為他做到了他希望的事情，這讓我和爸爸之間沒有留下太多遺憾，一想到這點，我就覺得不那麼痛了，比較心安。”
也是與父親最後的這段故事，堅定了郭慧娟發展死亡教育的心願，希望通過一己之力，使更多人避免終身的遺憾。
悲傷輔導師，是另一個配合死亡教育發展的產業。悲傷輔導師也是心理輔導的一種，但他們更針對於病人在痛失親友之後的心理治療。
在2019年盛夏，我有幸見了台灣的兒童悲傷輔導師李曉芬，她見過無數個心靈受傷的孩童，聽過無數個令人心碎的故事。世人與小孩談童話，她卻與小孩談死亡。這份獨特的工作，讓她對生命充滿使命感。
● 來源：台灣毛蟲藝術心理咨商所
她曾經輔導過一個小男孩，小男孩在出車禍後進醫院，在醫院幾天，一次偶然機會到樓下的醫院理發店洗頭，旁邊的人們看到他，竊竊私語，“這個小男孩怎麼了？”通過偷聽旁人的對話，小男孩才知道，在車禍中，他的爸爸和姐姐去世了。
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使他的家人倍受打擊，沒有一個成年人站出來，告訴他爸爸與姐姐去世的消息。對他來說，如果死亡如此不值一提，那自己對死亡的情緒，也不值一提。
所以整個悲傷輔導的流程變得更艱難。李曉芬問這個小男孩，你覺得爸爸現在在哪裡呢？
小男孩猶豫之後說，應該在地獄吧。
小男孩淡淡地說出這個令人震驚的答案，李曉芬遲疑了下，問他，“為什麼你覺得爸爸在地獄？”
“因為爸爸講臓話，這是壞事。做壞事的人要下地獄。”
在車禍發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小男孩都覺得自己的父親在地獄受苦，而他一心想要救他。
傳統的神話故事，或者是電視上的動畫片，向受眾描述了天堂與地獄的場景，在地獄中受苦的人形狀慘烈，讓不少人信以為真。
對兒童的死亡教育，是要澄清這些虛構的畫面，讓他們知道，屏幕上對死亡的解釋並不准確。
在許多動畫片或者童話故事中，死去的人物還會活過來，也正是有這些媒介的存在，我們才更該重視死亡教育，讓小孩子知道，死亡是不可逆的。
或許生命中最溫馨的事，是談生死
死亡教育是個新興的，卻發展困難的研究領域。因為沒有所謂正確的、錯誤的方式去與別人談論死亡，無論是借助宗教、信仰或是童話故事，沒有人能給出一個關於死亡的正確答案。
如此，談論死亡有何意義？死亡教育讓我們接受死亡終將發生的事實，當我們認清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不可逆轉性，我們再不斷地談論自己關於死亡的感受，在死亡發生時，我們才知道該如何面對。
11年前，Jennifer帶著Mike去醫院與哥哥道別，他害怕極了，站在離病床遠遠的地方，旁邊是父親低著頭歎氣，眼角噙著淚；
而母親在旁邊歇斯底裡、幾乎尖叫般的哭泣，他就這樣呆滯著看著病房裡發生的一切，他本來有機會改寫他與哥哥說的最後一句話，但他渾身失去知覺，就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地看著哥哥離開人世。
我見到Mike的那天，他匆匆出門踢球。Jennifer看著他離開，告訴我，“他很少提起他哥哥的事情，我想他也很難過。”
去年疫情期間，Jennifer發郵件給我：
好久不見，希望你還好。
因為倫敦封城，我與Mike待在家，每天在新聞上看著死亡人數上漲。有一段時間，我覺得Mike很不開心，我想他又想起了Henry。
Mike已經到了合法喝酒的年齡，於是一個晚上，我帶著兩瓶啤酒到他房間，和他聊聊哥哥去世的事情。
我意識到，我當初沒有處理好他的情緒，又或者是當時的我悲傷不能自已，忽略了他。
那晚聊天之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對死亡多了點理解，但是我們能夠談論這個話題了，我很高興。
這件事讓我想起你來，如果不是你來我家與我說話，我或許不會意識到，Henry的離去對Mike會有這麼長時間的、不同程度上的影響。
謝謝你提醒我，談論死亡很困難，甚至別扭，但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談下去。
談論死亡，很難；讓死亡教育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更難。
非常諷刺的是，這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各大媒體和民眾，反思自己缺乏的投資理財的能力，無法應對經濟危機，卻依舊忽略了死亡教育的缺失。
而死亡教育到底能教給我們什麼呢？其實並沒有確切的答案。
但通過思考、討論死亡，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生命的價值，以及我們一生的目標和期待；把“活在當下”，當作行動指南和人生信條，而不是說說而已。文/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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